十年燈:張道藩創辦小說研究組
文學江湖：回憶錄四部曲之四 作者：王鼎鈞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天翻地覆”，我由上海乘船，基隆登岸，台北居住，雖然踏上土地，我的感受卻像是上了另一條船，這條船漏水，羅盤失靈，四周都是驚濤駭浪。
那時我讀到一個故事，汪洋大海中，一艘輪船快要沉沒了，船上有一位科學家，他遠洋航行作調查研究，他趕緊把此行研究的結論封在“海漂”專用的瓶子裏，丟進海中。船沉以後可能無人生還，可能沒有幾個人知道有這麽一條船，他希望天涯海角有人撈起瓶子，享有他的成果。
受文學潮流影響，那時我們都崇拜小說，尤其是寫實主義的長篇小說。長篇小說字數多，訊息量大，反映大時代需要這種“大塊文章”。那時批評家說，如果你看見一條河，你把它寫下來，你要使讀到文字的人真的看到那條河，跟你所看到的一模一樣。那時創作者說，小說家不忍他的經曆被“時間的流沙”掩埋，他要使那景象永遠受後人諦視。如此這般正是我的願望，我的野心，我在崩盤幻滅之中能夠抓住的人生意義。
可是小說是怎樣寫成的呢？那時我沒聽見任何人討論這個問題，我從未看到傳授小說寫作技巧的書，甚至沒看過一篇自述創作心得的散文。那時前輩作家把“方法”當做不傳之秘，“江湖一點訣，休與旁人說。”我開始讀小說，常言道“會看的看門道，不會看的看熱鬧”，我隻看見熱鬧，沒看見門道。
天無絕人之路，“中國文藝協會”開辦的“小說創作研究組”招考學員，我趕快報名。小說組的大學長程盤銘每天寫日記，保存了一些重要的記憶，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一日，文協對報名參加小說組的人舉行筆試，試場設在南海路國語實驗小學，共一二○人應考。我記得應考人要寫一篇自傳，還要“列舉小說名著十篇並略述其藝術價值”（出手與眾不同，沒教我們略述思想主題）。我記得還有一道題目也很特殊，測驗考生的聽寫能力，考試委員念了朱自清的一段《背影》，我跟著記錄下來。
依程盤銘日記，筆試錄取五十六人，二月二十五日進行口試，試場借用“中廣”公司台灣電台會客室和發音室，每一個應試者經過兩位考試委員問話。輪到我，先是蔣碧薇，張道公的愛人，我隻記得她的神態嫻雅柔和。世事難料，她後來和張道藩分手，口述《我與道藩》一書爆料，態度相當強悍。後是李辰冬，他問我：“如果你在一篇作品中寫幾個人物，你能不能把自己的心分裂了、分給每一個人物？”我的回答是不能，那時當然不能，那是利用小說口誅筆伐的時代，我讀到的小說沒有幾本做得到冤親平等。
三月一日放榜，正取三十名，我總算擠了進去。小說組借用公園路台北市女子師範附屬小學上課，李辰冬為教務主任，趙友培為總務主任，他倆都是台灣師範學院教授，抗戰時期追隨張道公做文化運動工作，直到台灣，張氏創辦小說組，李、趙是實際上的負責人。三月十二日、星期一報到，同學們互相自我介紹，推舉張雲家為班長，程盤銘為副班長（正式名稱好像是總幹事和副總幹事）。三月十五日在台灣電台會議室舉行開學典禮，張道藩主持，記得來賓很少，用今天的話來說這是“低調處理”。
開課典禮沒有多少事可以記述，倒是開課之前、三月十二日那天，開課前的預備集會，趙友培出場講話，有“新生訓練”的意味。他首先說，小說組的正式名稱是“中國文藝協會文藝創作研習部小說組”，全名太長，簡稱“小說組”。他用聲明的語氣說，小說組不是文協的附屬組織，前來參加研習創作的人可以不是文協會員，結業以後也不必參加文協做會員，為什麽要用文協的名義辦呢，他說因為經費是以“中國文藝協會”的名義籌措的。“文藝創作研習部”的架構很大，“小說組”僅是其中一個門類，以後可能繼續辦戲劇組、詩歌組、繪畫組。他這番話澄清了某一些人的疑慮。
既是“文藝創作研習部”，當然強調“創作”。他說，以前這一類活動總是談文學的主義流派，作品的思想意識，先生講，學生聽，發講義，記筆記，參加學習的人得到很多文學知識，對創作的幫助很小。現在創作第一，不談主義，不發講義，直接閱讀作品吸收技巧、領略風格、體會意境，按時交出作品給大家看，歡迎批評，不怕修改。這一套做法，當時確是創舉，許多人將信將疑，後來夏濟安教授從美國愛荷華大學歸來，對我們演說“國際寫作班”辦理的情形，恰和小說組心同理同，大家才認可小說組的做法。
趙公還有警句，他說小說組教大家怎樣寫小說，並非要大家一定寫反共小說，“不管你提倡什麽小說，都得先有小說！”我那時還不了解他的話，小說千古事，反共隻在一時，有人想把千秋大業交給我們。隻聽得他說，“每一堂課，我們要求講座從小說創作的層麵發揮，如果講座沒能完全做到，我們希望大家從小說創作的角度領受。”我立時通體舒泰，耳聰目明，自從我懂得“尋找”以來，第一次找到我要找的東西。
最後他說，我們不是師生關係，我們是朋友關係。他給大家定位，站著授課的人叫講座，坐著聽課的人叫學員，學員交出作品，講座指導改進，學員質疑問難，講座教學相長，同學間切磋啟發，互為師友，“學員皆講座，講座亦學員。”這番話說得非常中聽。
關於小說組的課程，我箱中保存了一份“本組課程概要”，學長程盤銘的日記裏也逐日記下受教的情形。課程分成五個單元，“中外小說名著研究”取法前賢，“人生哲學及文藝思潮”探源求本，“創作心理和創作經驗”反身觀照，“基本訓練”規矩方圓，“藝術欣賞指導”觸類旁通，“作品批改”切磋琢磨，“討論座談”腦力激蕩，“分組指導”師生交流。授課時間共二百五十個小時，其中“基本訓練”、“討論座談”占去一百六十小時，那時，這是小說組的創意和特色。
講座陣容“極一時之選”，國民黨眼中的“泰山”，如高明、李曼瑰、羅家倫、張其昀、陶希聖、羅剛、陳雪屏固然承先啟後，一向居高臨下俯視國民黨文化活動的“北鬥”，如胡秋原、王玉川、何容、齊如山、梁實秋、沈剛伯也有教無類。今天拿“本組課程概要”和程盤銘的日記兩相對比，隻有任卓宣沒來講課。
國民政府失去大陸，撤到台灣，國民黨檢討失敗的原因，認為遠因是思想戰、宣傳戰先輸給了中共，近因才是政治軍事，所以任命反共理論家任卓宣為“宣傳部”副部長，任氏也很想有一番作為。那時我結識了任卓宣一位老部下，他告訴我，任先生倡議國民黨要走群眾路線，提出方案，要把文藝作家組織起來。這位老部下憤憤不平地說：“誰料這個工作給張道藩搶去了！”今天回想，任先生曆經滄桑，國民黨的事應該看個清楚明白，從一九三九年起，張道藩就是國民黨文藝工作的專業領導人，他怎麽會搶你的工作，黨中央又怎會把組織文藝作家的工作交給你做。
今天檢點舊時課程，並未邀請當時的小說作家前來傳燈。我猜，設計課程的人拉高了層次，隻給我們“第一手”的東西。那時台灣當令的小說作家穆穆、王藍、孟瑤、魏希文，應該列為“二手”，這些人都是文協要角，李辰冬、趙友培的朋友，取舍之間破除了情麵。那時新的文學傳統尚未形成，不但白先勇、林海音、七等生、陳映真還沒有“出頭天”，鍾肇政、楊念慈、朱西寧、司馬中原、彭歌也“初試啼聲”。三年後，張愛玲才拿出《秧歌》，五年後，薑貴才拿出《旋風》。青黃不接，我們似乎是承接傳統的種子，倘若如此，我們應該慚愧。
正式上課以後，發現政大教授王夢鷗也是重要人物，他的學術聲望高，張道藩特別請他出山，補李趙二人之不足。他住在木柵，來往奔波，“基本訓練”循循善誘，“分組指導”因材施教，那正是我最渴求的課程。那時我們稱張道藩為“道公”，稱李辰冬為“李公”，稱趙友培為“趙公”，稱王夢鷗為“夢老”，今天重溫最初的稱謂，發現我們不知不覺對他們四位作了區分。那年夢老四十五歲，李公四十六歲，趙公三十八歲，即便是道公，也不過五十五歲，他們有精力有熱情，小說組六個月的教育，他們十分投入，每逢上課開講，李公趙公一定在座細聽，隨手筆記。以後小說組又辦第二期，上課的時間減少了一半，不但道公很少參與，趙公李公和夢老也未能與他們朝夕相伴。
不消說，我用心聽講，勤苦學習。夢老曾經告訴他的學生他如何“發現”了我，他說他講課的時候，看見後排有一個剃光頭的大腦袋，兩眼發直，皺著眉頭傾聽，不停地寫筆記，他借故把筆記要來看，既抓住要點也顧到特殊的細節。這個“剃光頭的大腦袋”就是我！朋輩之間傳為笑談，我則覺得很溫暖。結業以後，夢老繼續對我有很多照顧。
小說組舉行過幾次討論會，其中一次以“小說中的口語”為主題，同學們推我草擬大綱。恰巧我對這個問題有了解、有思考，也恰巧那次討論會由道公主持，他當場對趙公說：“以後每一次討論會都要有這樣一份大綱。”他注意到有我這麽一個青年，以後發展出一些因緣。現在我手中還有一份“大綱”的原件。
我也曾連續缺課一個多月，幸而沒有開除。那時我在“中國廣播公司”節目部資料室上班，公司沒有單身宿舍，特準我夜晚睡在辦公桌上。節目部，小說組上課的女師附小，“總統府”，三個地方距離很近，有一天，大批軍警從天而降，封鎖附近的街道，把走路的人、買東西的人都抓起來。這地段是台北市鬧區，入網的人很多，當年這叫“抄把子”，用意在震懾人心，有時也湊巧抓到罪犯。軍方對抓來的人略加訊問，中年人和老年人提出身份證，或者由他們的家人送來身份證，立時釋放，青年壯丁下落不明，這就是有名的“抓壯丁”。半夜查戶口，由家中抓出來的叫“家丁”；順手牽羊，把正在田裏耕種抓來的叫“田丁”；突擊包抄，從路上抓來的叫“路丁”，我們資料室有一位同事就這樣“失蹤”了！多虧公司有位老先生知道門徑，他拿著“中廣”公司的公文，前往可能關押的處所一一尋找，終於把這位同事保出來。
我那時心中還有許多“餘悸”，三年怕草繩，不敢出門。節目部有大鍋夥食，吃飯沒有問題；胡子頭發隻有任它生長，行徑怪異，招惹治安機關調查，有些同事以為我家中出了重大變故。等我冷靜下來，恢複學習，出門第一件事是理發，那理發師悄悄問我“有什麽冤屈”，他以為我是剛從牢獄裏放出來的犯人。小說組的同學也用離心離德的眼神看我，那時候，若有人突然缺席，事先沒請假，事後無說明，“被捕”是最合理的推斷。以訛傳訛，小道消息在空氣中蕩漾很久。
這件事，耽誤學習事小，它影響我的思想，我開始往“自由主義”傾斜。有人說，如果一個自由主義者在馬路上遇見強盜遭受洗劫，他會馬上變成保守主義者。（反過來說，一個保守主義者如果無緣無故挨了警察一棍，他會馬上變成自由主義者？）後來我讀甘地傳，甘地在火車上挨了英國人一個耳光，從此發憤推行印度的獨立運動。這些說法也許太強調曆史發展的偶然因素了吧，不過我當時的心情確是如此。
一九五一年九月三十日小說組舉行結業考試，考試成績有三個第一名：廖清秀“寫作”第一名，他在結業前提出長篇小說《恩仇血淚記》；賈玉環“全勤”第一名，她在一百多裏外的楊梅中學教書，每天坐火車來台北聽課，沒有請過一天假，從未遲到早退；我是“筆記”第一名。
依程盤銘日記，小說組的結業典禮延遲到十二月十六日舉行，張道公主持。我記得張道公越來越忙，大家等他抽出時間。那天來賓官式發言，無甚可記，倒是“文協”二把手陳紀瀅（大家尊稱紀老）幾句話餘音嫋嫋，他的意思是： <blockquote>
文學創作好比跑道，起跑的人多，到達終點的人少。有些人，文學是他的洋娃娃，長大了就丟。有些人，文學是他的繡花枕頭，起床了就推開。有些作家是候鳥，文學好比大戶人家的屋梁，做個窩過春天，文學好比長滿蘆葦的池塘，歇歇腳住一宿。有些作家好比三春的蝴蝶，留在遊客的照相簿上，不留在文學史上。不必羨慕他們，不必批評他們，問題不在他們是什麽，而在我們自己是什麽。 </blockquote>
小說組第一期錄取學員三十人，中途退出者三人，開課後要求“插隊”研究者三人，結業時參加大考者二十八人。台灣省籍的同學男生一人，女生一人，那位女同學未提出作品，那位男同學在結業前完成一部十四萬字的長篇小說，於是成為我們的明星。這位男同學就是廖清秀。
廖清秀麵龐清秀，平時很少和別人交談，座談會上也沒聽見他發言，長篇出手，一鳴驚人。小說的名字叫《恩仇血淚記》，以日本統治台灣的惡法苛政為背景，反映台灣同胞的困苦歲月，今天看資料，都說它是台灣作家用國語寫成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譽為“台灣小說家中文創作的開路先鋒”，在文學史上有特殊的意義。
《恩仇血淚記》經趙友培推薦，得到中華文藝獎金小說獎，當時為了避“師生”之嫌，商請葛賢寧寫推薦理由，審查會上趙教授未發一言，順利通過。依“文獎會”作業慣例，得獎小說要出版成書，《恩仇血淚記》卻一直存在文獎會的檔案裏。後來我請趙公催促，趙說他早跟張道公談過，道公的反應是：“咳，這個人麻煩。”我說廖清秀為人一如其名，哪會給人添麻煩？趙公說，“廖清秀無論有多麻煩，他又豈能麻煩到道公頭上？分明是有人進讒！”文獎會也有人事矛盾，大人物都有“聽小話”的習慣，“小話”使一樁美事虎頭蛇尾，直到文獎會結束了，廖清秀這才取回原稿，自費印行。
今天談論五十年代反共文學的方家們沒人提到駱仁逸，他也參加了小說組，後來用筆名“依洛”完成長篇《歸隊》，寫國軍官兵在反共戰鬥中的挫折，描述國軍被俘官兵逃出解放區回到國軍陣營的故事。當時小說家處理正麵反共的主題，似乎隻有他做到如此真實細致，貼近人心。他也得到中華文藝獎小說獎。
想起駱仁逸說來話長。我和他差不多同時來到台灣，都有一段時間流浪台北街頭，我倆都常有文章在中央副刊發表，偶然在新公園那棵傘蓋形的大樹下相識。我勸他給《掃蕩報》副刊寫稿，介紹他和副刊主編蕭鐵見麵，不久《掃蕩報》停刊，員工遣散，留下我一人看守印刷廠，有時候我倆就睡在排字房的拚版台上。後來蕭老編把我和老駱都介紹進“中廣”公司，一先一後緊緊銜接。
那時“中廣”公司節目部的新聞組、編審組合在一個大辦公室裏上班，中間用甘蔗板隔開。我和駱仁逸都未成家，台北市民也還沒有什麽夜生活，下班以後守在昏黃的電燈光裏看書。駱仁逸把《歸隊》的原稿交給我看，我讀了放聲大哭，我正是被俘以後又逃出來的軍官，讀他的描述深受震撼，悲從中來。這一哭驚動了坐在甘蔗板後麵的一位老者，他走過來慰問察看，他因此也讀了那部小說。後來知道他在節目部擔任安全工作，負責查察同仁言行，我和仁逸兩個小青年結伴而來，他當然很關心，在他的考量下，我這一把眼淚暫時保證了我和駱仁逸的忠貞。
那時編審組長由王健民擔任，他讀過《歸隊》，認為它的語言淺白生動，娓娓動聽，就廣播編審的觀點看不可多得。他等不及小說出版，便用原稿在“小說選播”節目中播出，時在一九五二年三月。它可能是中國第一部以原稿播出的小說，你可以稱它是第一部專為廣播而創作的小說。在它之前，“中廣”播出鈕先鍾翻譯的《一九八四年》，應是中國第一部專為廣播而翻譯的小說。
一九五三年，《歸隊》由拔提書店出版單行本，那時出書的機會極少，證明駱仁逸已有相當的人脈。他贈我一冊，並在扉頁上寫下一句話：“這本書有你這樣一個讀者我就值得了。”我前後寫了三篇書評送報刊發表，並非所有的反共小說都能走紅，即使寫得相當好，《歸隊》並未引起文壇的注意。
施魯生，筆名師範，他在一九五○年出版長篇小說《沒走完的路》，敘述一個年輕人自學校到社會的衝擊和適應，小說組的同學們紛稱他為“施兄”（師兄）。
師範與金文、魯鈍、辛魚、黃楊五位作家合資創辦《野風》半月刊，位列《野風》五君子之首。《野風》於一九五○年十一月創刊，由創刊號到第四十一期，可稱為“師範時期”，那時內戰未歇，政論家以“危疑震撼”形容台灣政局，文藝多憤怒慷慨之詞，批評家以“逼迫熱辣”形容當時文風。《野風》獨能“著重內心抒發、個人情感及生活經驗”，如暑熱中一陣清風，成為文藝青年的最愛，在文學雜誌中銷路第一，今日研討五十年代台灣文學的論著紛紛高舉《野風》，歎為難能可貴。
師範之外要數吳引漱（水束文），一九五○年十二月出版長篇小說《紫色的愛》，以內戰時期上海的學潮為背景。那時大學生有人向往共產黨，有人擁護國民黨，兩派人馬劍拔弩張，所謂紫色的愛，就是共產黨信徒和國民黨信徒在鬥爭中產生了愛情，紅藍溶合成紫色。
包喬齡、陳玉川、程盤銘也都發表過小說，程盤銘、陳玉川、李仲山都曾在小說組的晚會上朗誦自己寫的小說，程盤銘的作品叫《結婚費》，他上台表演，不看文稿，有聲音表情、麵部表情和肢體動作，介乎相聲和戲劇之間，大受老師們讚賞。
王複古同學以“煙酒上人”筆名寫武俠小說，一九六一年改名“慕容美”。那時武俠小說盛行，人民大眾的口頭禪：“先看武俠小，後看世界大。”無武俠不成副刊，有叫座的武俠才拉得到訂戶，名將周至柔有兩大軼事，下圍棋和讀武俠，上行下效，圍棋難學，武俠易讀。那時我們把武俠小說看得輕，我笑王複古是小說組的“窯變”。
後來武俠小說價值提高，批評家葉洪生談俠論劍，稱王複古為“詩情畫意派”的王牌，他說王複古的作品充滿詩情畫意，飽富生命力與人情味，擅長以對話推動故事情節，從這些評語可以看出正規文藝教育的痕跡。
小說組結業後，同學們有幾次集體創作。最早的一次由包喬齡發動，他約幾位同學喝茶，記得有褚緒、張炳華、羅德湛、駱仁逸在座。他提議大家分工合作寫一本“理想小說”，以小說的形式想象反攻勝利了，大陸光複了，中國社會出現哪些變化，海峽兩岸會發生什麽樣的故事。那時崇尚寫實，大家斤斤計較已經發生的事，不顧可能發生的事，何況不會發生的事？老包的構想衝破了條條框框。
這種題材脫離生活經驗，或者說過分延伸生活經驗，我們根本拿不動，可是消息上了報紙，“七青年作家寫理想小說”，蔣經國看到新聞，約我們七人到“總統府”見麵。那時八字還沒一撇，老包召開緊急會議，問計於我，我建議他提出“寫作計劃”，每人寫一個短篇，每篇小說一個主題，分工合作，表現中國大陸的破壞和重建。當時議定七個主題是：軍事、政治、經濟、司法、教育、家庭、宗教，我分到的主題是司法。
那時“介壽館”人跡罕到，牆外行人汽車不準逗留，不準站在馬路上對著大門觀望照相。堂奧深深，連汗毛都會豎起來，入館手續多，所幸沒有搜身。蔣經國態度謙和，他說人生必須有理想，可惜今天的人喪失了理想，文學作品能幫助人建立理想，我們要寫“理想小說”引起他的注意，“有沒有我可以幫忙的地方？”
我們在老包催促下一一交卷，那一次，老包表現了組織才能，後來小說組辦第二期，李公趙公退居二線，老包擔綱。那次寫作我們失敗了（當然我們得到磨練），技巧幼稚，見解也陳腐，例如司法，我還猜想國民政府采取報複主義，我不知道報複主義使社會動蕩，如果國民政府有機會重整山河，他最需要的是安定。幾年以後，政府公布了一條消息，光複大陸以後土地由現耕農繼續擁有，不再歸還原來的地主，那些費盡心思保存著土地所有權狀的難民哭了，我恍然大悟。
王夢鷗教授帶動了最大的一次集體寫作，他建議《暢流》半月刊的主編吳裕民開了一個專欄，刊載用唐宋傳奇改寫而成的新式白話小說，每月一篇，一年為期，這十二個執筆人竟然都是我們小說組的同學！我已經不能說出全部的名單，記得第一期學員有師範（施魯生）、水束文（吳引漱）、羅盤（羅德湛）、程扶（楚茹），第二期學員有蔡文甫、劉非烈、舒暢。那時我們沒見過影印機，買書借書都不容易，有些原材得從夢老的藏書裏剪下來用，我們用過之後再貼回去。夢老提示我們怎樣寫，再指導我們怎樣修改，我們對小說素材的發育、擴充、放大、照明，這才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改寫那一係列的傳奇故事，夢老分給我碾玉的崔寧，現在想想他含有深意。他在寫給我的信裏說，玉匠崔寧看似魯鈍，其實別有一番專注與執著，他在他願意投入的工作中必定既精且能。夢老說，我的性格有近似崔寧之處，對崔寧這個人物的了解體會應該比別人深刻，適合寫這個故事。夢老的信大意如此，他老人家是在隨機施教。但我那時剛剛走出軍隊，軍隊教人的時候總是耳提麵命，棒喝錐刺，不需要自己有悟性。我竟回信要求換一個故事，結果我寫了入山求仙的杜子春。多年以後，名導演李行把崔寧的故事拍成電影，我看了李行詮釋的崔寧，想起夢鷗老師詮釋的崔寧，有感於他老人家的深心厚愛，潸然淚下。我寫了一篇極其抒情的影評，我的“變體”影評，比我的變體杜子春寫得好。
那年代，僑務委員會為了推行海外華僑的文教工作，常找趙友培做事，趙公建議他們出一套小冊子，用連環圖畫的方式向僑胞說明某些事實的真相。製作這一套小冊子要先有文字稿，撰寫文字稿的人要用畫麵思考，必須特別約稿，他從小說組內選出十個作者來。僑委會欣然同意，委員長還鄭重其事請我們吃了一頓飯。由於工作上沒有橫的聯係，我現在對十位撰稿人的印象模糊，隻清楚記得有李鑫矩。毫無疑問，“用畫麵思考”是對我們的新啟示、新訓練。後來僑委會人事變動，也不知這套書出版了沒有。
有幾位同學不再創作，仍在文學的世界裏徜徉。程盤銘提倡偵探推理小說，那時這是小說的新品種，他耕鬆了土壤。他後來研究福爾摩斯，有專門著述和長久影響。羅德湛（羅盤）起初寫當代小說批評，後來興趣轉向古典文學研究，《水滸傳》、《西遊記》、《三國演義》不在話下，並順利進入“紅學”之林。程扶（楚茹）翻譯英美的小說，楊思諶轉入兒童文學。
小說組第一期學員還有多位才俊，他們在學界、軍界、外交界發展，躋入一時名流。他們多半另有大誌，隻是初到台灣，進小說組停停看看，然後“袖手”。我跟他們沒有交往，他們是“在另一張桌子上打麻將的人”。第二期小說組的學員本來生疏，其中有幾位誌趣相投，職業接近，像舒暢、劉非烈、蔡文甫，後來反倒成了朋友。
那時我讀到一個故事，汪洋大海中，一艘輪船快要沉沒了，船上有一位科學家，他遠洋航行作調查研究，他趕緊把此行研究的結論封在“海漂”專用的瓶子裏，丟進海中。船沉以後可能無人生還，可能沒有幾個人知道有這麽一條船，他希望天涯海角有人撈起瓶子，享有他的成果。
受文學潮流影響，那時我們都崇拜小說，尤其是寫實主義的長篇小說。長篇小說字數多，訊息量大，反映大時代需要這種“大塊文章”。那時批評家說，如果你看見一條河，你把它寫下來，你要使讀到文字的人真的看到那條河，跟你所看到的一模一樣。那時創作者說，小說家不忍他的經曆被“時間的流沙”掩埋，他要使那景象永遠受後人諦視。如此這般正是我的願望，我的野心，我在崩盤幻滅之中能夠抓住的人生意義。
可是小說是怎樣寫成的呢？那時我沒聽見任何人討論這個問題，我從未看到傳授小說寫作技巧的書，甚至沒看過一篇自述創作心得的散文。那時前輩作家把“方法”當做不傳之秘，“江湖一點訣，休與旁人說。”我開始讀小說，常言道“會看的看門道，不會看的看熱鬧”，我隻看見熱鬧，沒看見門道。
天無絕人之路，“中國文藝協會”開辦的“小說創作研究組”招考學員，我趕快報名。小說組的大學長程盤銘每天寫日記，保存了一些重要的記憶，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一日，文協對報名參加小說組的人舉行筆試，試場設在南海路國語實驗小學，共一二○人應考。我記得應考人要寫一篇自傳，還要“列舉小說名著十篇並略述其藝術價值”（出手與眾不同，沒教我們略述思想主題）。我記得還有一道題目也很特殊，測驗考生的聽寫能力，考試委員念了朱自清的一段《背影》，我跟著記錄下來。
依程盤銘日記，筆試錄取五十六人，二月二十五日進行口試，試場借用“中廣”公司台灣電台會客室和發音室，每一個應試者經過兩位考試委員問話。輪到我，先是蔣碧薇，張道公的愛人，我隻記得她的神態嫻雅柔和。世事難料，她後來和張道藩分手，口述《我與道藩》一書爆料，態度相當強悍。後是李辰冬，他問我：“如果你在一篇作品中寫幾個人物，你能不能把自己的心分裂了、分給每一個人物？”我的回答是不能，那時當然不能，那是利用小說口誅筆伐的時代，我讀到的小說沒有幾本做得到冤親平等。
三月一日放榜，正取三十名，我總算擠了進去。小說組借用公園路台北市女子師範附屬小學上課，李辰冬為教務主任，趙友培為總務主任，他倆都是台灣師範學院教授，抗戰時期追隨張道公做文化運動工作，直到台灣，張氏創辦小說組，李、趙是實際上的負責人。三月十二日、星期一報到，同學們互相自我介紹，推舉張雲家為班長，程盤銘為副班長（正式名稱好像是總幹事和副總幹事）。三月十五日在台灣電台會議室舉行開學典禮，張道藩主持，記得來賓很少，用今天的話來說這是“低調處理”。
開課典禮沒有多少事可以記述，倒是開課之前、三月十二日那天，開課前的預備集會，趙友培出場講話，有“新生訓練”的意味。他首先說，小說組的正式名稱是“中國文藝協會文藝創作研習部小說組”，全名太長，簡稱“小說組”。他用聲明的語氣說，小說組不是文協的附屬組織，前來參加研習創作的人可以不是文協會員，結業以後也不必參加文協做會員，為什麽要用文協的名義辦呢，他說因為經費是以“中國文藝協會”的名義籌措的。“文藝創作研習部”的架構很大，“小說組”僅是其中一個門類，以後可能繼續辦戲劇組、詩歌組、繪畫組。他這番話澄清了某一些人的疑慮。
既是“文藝創作研習部”，當然強調“創作”。他說，以前這一類活動總是談文學的主義流派，作品的思想意識，先生講，學生聽，發講義，記筆記，參加學習的人得到很多文學知識，對創作的幫助很小。現在創作第一，不談主義，不發講義，直接閱讀作品吸收技巧、領略風格、體會意境，按時交出作品給大家看，歡迎批評，不怕修改。這一套做法，當時確是創舉，許多人將信將疑，後來夏濟安教授從美國愛荷華大學歸來，對我們演說“國際寫作班”辦理的情形，恰和小說組心同理同，大家才認可小說組的做法。
趙公還有警句，他說小說組教大家怎樣寫小說，並非要大家一定寫反共小說，“不管你提倡什麽小說，都得先有小說！”我那時還不了解他的話，小說千古事，反共隻在一時，有人想把千秋大業交給我們。隻聽得他說，“每一堂課，我們要求講座從小說創作的層麵發揮，如果講座沒能完全做到，我們希望大家從小說創作的角度領受。”我立時通體舒泰，耳聰目明，自從我懂得“尋找”以來，第一次找到我要找的東西。
最後他說，我們不是師生關係，我們是朋友關係。他給大家定位，站著授課的人叫講座，坐著聽課的人叫學員，學員交出作品，講座指導改進，學員質疑問難，講座教學相長，同學間切磋啟發，互為師友，“學員皆講座，講座亦學員。”這番話說得非常中聽。
關於小說組的課程，我箱中保存了一份“本組課程概要”，學長程盤銘的日記裏也逐日記下受教的情形。課程分成五個單元，“中外小說名著研究”取法前賢，“人生哲學及文藝思潮”探源求本，“創作心理和創作經驗”反身觀照，“基本訓練”規矩方圓，“藝術欣賞指導”觸類旁通，“作品批改”切磋琢磨，“討論座談”腦力激蕩，“分組指導”師生交流。授課時間共二百五十個小時，其中“基本訓練”、“討論座談”占去一百六十小時，那時，這是小說組的創意和特色。
講座陣容“極一時之選”，國民黨眼中的“泰山”，如高明、李曼瑰、羅家倫、張其昀、陶希聖、羅剛、陳雪屏固然承先啟後，一向居高臨下俯視國民黨文化活動的“北鬥”，如胡秋原、王玉川、何容、齊如山、梁實秋、沈剛伯也有教無類。今天拿“本組課程概要”和程盤銘的日記兩相對比，隻有任卓宣沒來講課。
國民政府失去大陸，撤到台灣，國民黨檢討失敗的原因，認為遠因是思想戰、宣傳戰先輸給了中共，近因才是政治軍事，所以任命反共理論家任卓宣為“宣傳部”副部長，任氏也很想有一番作為。那時我結識了任卓宣一位老部下，他告訴我，任先生倡議國民黨要走群眾路線，提出方案，要把文藝作家組織起來。這位老部下憤憤不平地說：“誰料這個工作給張道藩搶去了！”今天回想，任先生曆經滄桑，國民黨的事應該看個清楚明白，從一九三九年起，張道藩就是國民黨文藝工作的專業領導人，他怎麽會搶你的工作，黨中央又怎會把組織文藝作家的工作交給你做。
今天檢點舊時課程，並未邀請當時的小說作家前來傳燈。我猜，設計課程的人拉高了層次，隻給我們“第一手”的東西。那時台灣當令的小說作家穆穆、王藍、孟瑤、魏希文，應該列為“二手”，這些人都是文協要角，李辰冬、趙友培的朋友，取舍之間破除了情麵。那時新的文學傳統尚未形成，不但白先勇、林海音、七等生、陳映真還沒有“出頭天”，鍾肇政、楊念慈、朱西寧、司馬中原、彭歌也“初試啼聲”。三年後，張愛玲才拿出《秧歌》，五年後，薑貴才拿出《旋風》。青黃不接，我們似乎是承接傳統的種子，倘若如此，我們應該慚愧。
正式上課以後，發現政大教授王夢鷗也是重要人物，他的學術聲望高，張道藩特別請他出山，補李趙二人之不足。他住在木柵，來往奔波，“基本訓練”循循善誘，“分組指導”因材施教，那正是我最渴求的課程。那時我們稱張道藩為“道公”，稱李辰冬為“李公”，稱趙友培為“趙公”，稱王夢鷗為“夢老”，今天重溫最初的稱謂，發現我們不知不覺對他們四位作了區分。那年夢老四十五歲，李公四十六歲，趙公三十八歲，即便是道公，也不過五十五歲，他們有精力有熱情，小說組六個月的教育，他們十分投入，每逢上課開講，李公趙公一定在座細聽，隨手筆記。以後小說組又辦第二期，上課的時間減少了一半，不但道公很少參與，趙公李公和夢老也未能與他們朝夕相伴。
不消說，我用心聽講，勤苦學習。夢老曾經告訴他的學生他如何“發現”了我，他說他講課的時候，看見後排有一個剃光頭的大腦袋，兩眼發直，皺著眉頭傾聽，不停地寫筆記，他借故把筆記要來看，既抓住要點也顧到特殊的細節。這個“剃光頭的大腦袋”就是我！朋輩之間傳為笑談，我則覺得很溫暖。結業以後，夢老繼續對我有很多照顧。
小說組舉行過幾次討論會，其中一次以“小說中的口語”為主題，同學們推我草擬大綱。恰巧我對這個問題有了解、有思考，也恰巧那次討論會由道公主持，他當場對趙公說：“以後每一次討論會都要有這樣一份大綱。”他注意到有我這麽一個青年，以後發展出一些因緣。現在我手中還有一份“大綱”的原件。
我也曾連續缺課一個多月，幸而沒有開除。那時我在“中國廣播公司”節目部資料室上班，公司沒有單身宿舍，特準我夜晚睡在辦公桌上。節目部，小說組上課的女師附小，“總統府”，三個地方距離很近，有一天，大批軍警從天而降，封鎖附近的街道，把走路的人、買東西的人都抓起來。這地段是台北市鬧區，入網的人很多，當年這叫“抄把子”，用意在震懾人心，有時也湊巧抓到罪犯。軍方對抓來的人略加訊問，中年人和老年人提出身份證，或者由他們的家人送來身份證，立時釋放，青年壯丁下落不明，這就是有名的“抓壯丁”。半夜查戶口，由家中抓出來的叫“家丁”；順手牽羊，把正在田裏耕種抓來的叫“田丁”；突擊包抄，從路上抓來的叫“路丁”，我們資料室有一位同事就這樣“失蹤”了！多虧公司有位老先生知道門徑，他拿著“中廣”公司的公文，前往可能關押的處所一一尋找，終於把這位同事保出來。
我那時心中還有許多“餘悸”，三年怕草繩，不敢出門。節目部有大鍋夥食，吃飯沒有問題；胡子頭發隻有任它生長，行徑怪異，招惹治安機關調查，有些同事以為我家中出了重大變故。等我冷靜下來，恢複學習，出門第一件事是理發，那理發師悄悄問我“有什麽冤屈”，他以為我是剛從牢獄裏放出來的犯人。小說組的同學也用離心離德的眼神看我，那時候，若有人突然缺席，事先沒請假，事後無說明，“被捕”是最合理的推斷。以訛傳訛，小道消息在空氣中蕩漾很久。
這件事，耽誤學習事小，它影響我的思想，我開始往“自由主義”傾斜。有人說，如果一個自由主義者在馬路上遇見強盜遭受洗劫，他會馬上變成保守主義者。（反過來說，一個保守主義者如果無緣無故挨了警察一棍，他會馬上變成自由主義者？）後來我讀甘地傳，甘地在火車上挨了英國人一個耳光，從此發憤推行印度的獨立運動。這些說法也許太強調曆史發展的偶然因素了吧，不過我當時的心情確是如此。
一九五一年九月三十日小說組舉行結業考試，考試成績有三個第一名：廖清秀“寫作”第一名，他在結業前提出長篇小說《恩仇血淚記》；賈玉環“全勤”第一名，她在一百多裏外的楊梅中學教書，每天坐火車來台北聽課，沒有請過一天假，從未遲到早退；我是“筆記”第一名。
依程盤銘日記，小說組的結業典禮延遲到十二月十六日舉行，張道公主持。我記得張道公越來越忙，大家等他抽出時間。那天來賓官式發言，無甚可記，倒是“文協”二把手陳紀瀅（大家尊稱紀老）幾句話餘音嫋嫋，他的意思是： <blockquote>
文學創作好比跑道，起跑的人多，到達終點的人少。有些人，文學是他的洋娃娃，長大了就丟。有些人，文學是他的繡花枕頭，起床了就推開。有些作家是候鳥，文學好比大戶人家的屋梁，做個窩過春天，文學好比長滿蘆葦的池塘，歇歇腳住一宿。有些作家好比三春的蝴蝶，留在遊客的照相簿上，不留在文學史上。不必羨慕他們，不必批評他們，問題不在他們是什麽，而在我們自己是什麽。 </blockquote>
小說組第一期錄取學員三十人，中途退出者三人，開課後要求“插隊”研究者三人，結業時參加大考者二十八人。台灣省籍的同學男生一人，女生一人，那位女同學未提出作品，那位男同學在結業前完成一部十四萬字的長篇小說，於是成為我們的明星。這位男同學就是廖清秀。
廖清秀麵龐清秀，平時很少和別人交談，座談會上也沒聽見他發言，長篇出手，一鳴驚人。小說的名字叫《恩仇血淚記》，以日本統治台灣的惡法苛政為背景，反映台灣同胞的困苦歲月，今天看資料，都說它是台灣作家用國語寫成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譽為“台灣小說家中文創作的開路先鋒”，在文學史上有特殊的意義。
《恩仇血淚記》經趙友培推薦，得到中華文藝獎金小說獎，當時為了避“師生”之嫌，商請葛賢寧寫推薦理由，審查會上趙教授未發一言，順利通過。依“文獎會”作業慣例，得獎小說要出版成書，《恩仇血淚記》卻一直存在文獎會的檔案裏。後來我請趙公催促，趙說他早跟張道公談過，道公的反應是：“咳，這個人麻煩。”我說廖清秀為人一如其名，哪會給人添麻煩？趙公說，“廖清秀無論有多麻煩，他又豈能麻煩到道公頭上？分明是有人進讒！”文獎會也有人事矛盾，大人物都有“聽小話”的習慣，“小話”使一樁美事虎頭蛇尾，直到文獎會結束了，廖清秀這才取回原稿，自費印行。
今天談論五十年代反共文學的方家們沒人提到駱仁逸，他也參加了小說組，後來用筆名“依洛”完成長篇《歸隊》，寫國軍官兵在反共戰鬥中的挫折，描述國軍被俘官兵逃出解放區回到國軍陣營的故事。當時小說家處理正麵反共的主題，似乎隻有他做到如此真實細致，貼近人心。他也得到中華文藝獎小說獎。
想起駱仁逸說來話長。我和他差不多同時來到台灣，都有一段時間流浪台北街頭，我倆都常有文章在中央副刊發表，偶然在新公園那棵傘蓋形的大樹下相識。我勸他給《掃蕩報》副刊寫稿，介紹他和副刊主編蕭鐵見麵，不久《掃蕩報》停刊，員工遣散，留下我一人看守印刷廠，有時候我倆就睡在排字房的拚版台上。後來蕭老編把我和老駱都介紹進“中廣”公司，一先一後緊緊銜接。
那時“中廣”公司節目部的新聞組、編審組合在一個大辦公室裏上班，中間用甘蔗板隔開。我和駱仁逸都未成家，台北市民也還沒有什麽夜生活，下班以後守在昏黃的電燈光裏看書。駱仁逸把《歸隊》的原稿交給我看，我讀了放聲大哭，我正是被俘以後又逃出來的軍官，讀他的描述深受震撼，悲從中來。這一哭驚動了坐在甘蔗板後麵的一位老者，他走過來慰問察看，他因此也讀了那部小說。後來知道他在節目部擔任安全工作，負責查察同仁言行，我和仁逸兩個小青年結伴而來，他當然很關心，在他的考量下，我這一把眼淚暫時保證了我和駱仁逸的忠貞。
那時編審組長由王健民擔任，他讀過《歸隊》，認為它的語言淺白生動，娓娓動聽，就廣播編審的觀點看不可多得。他等不及小說出版，便用原稿在“小說選播”節目中播出，時在一九五二年三月。它可能是中國第一部以原稿播出的小說，你可以稱它是第一部專為廣播而創作的小說。在它之前，“中廣”播出鈕先鍾翻譯的《一九八四年》，應是中國第一部專為廣播而翻譯的小說。
一九五三年，《歸隊》由拔提書店出版單行本，那時出書的機會極少，證明駱仁逸已有相當的人脈。他贈我一冊，並在扉頁上寫下一句話：“這本書有你這樣一個讀者我就值得了。”我前後寫了三篇書評送報刊發表，並非所有的反共小說都能走紅，即使寫得相當好，《歸隊》並未引起文壇的注意。
施魯生，筆名師範，他在一九五○年出版長篇小說《沒走完的路》，敘述一個年輕人自學校到社會的衝擊和適應，小說組的同學們紛稱他為“施兄”（師兄）。
師範與金文、魯鈍、辛魚、黃楊五位作家合資創辦《野風》半月刊，位列《野風》五君子之首。《野風》於一九五○年十一月創刊，由創刊號到第四十一期，可稱為“師範時期”，那時內戰未歇，政論家以“危疑震撼”形容台灣政局，文藝多憤怒慷慨之詞，批評家以“逼迫熱辣”形容當時文風。《野風》獨能“著重內心抒發、個人情感及生活經驗”，如暑熱中一陣清風，成為文藝青年的最愛，在文學雜誌中銷路第一，今日研討五十年代台灣文學的論著紛紛高舉《野風》，歎為難能可貴。
師範之外要數吳引漱（水束文），一九五○年十二月出版長篇小說《紫色的愛》，以內戰時期上海的學潮為背景。那時大學生有人向往共產黨，有人擁護國民黨，兩派人馬劍拔弩張，所謂紫色的愛，就是共產黨信徒和國民黨信徒在鬥爭中產生了愛情，紅藍溶合成紫色。
包喬齡、陳玉川、程盤銘也都發表過小說，程盤銘、陳玉川、李仲山都曾在小說組的晚會上朗誦自己寫的小說，程盤銘的作品叫《結婚費》，他上台表演，不看文稿，有聲音表情、麵部表情和肢體動作，介乎相聲和戲劇之間，大受老師們讚賞。
王複古同學以“煙酒上人”筆名寫武俠小說，一九六一年改名“慕容美”。那時武俠小說盛行，人民大眾的口頭禪：“先看武俠小，後看世界大。”無武俠不成副刊，有叫座的武俠才拉得到訂戶，名將周至柔有兩大軼事，下圍棋和讀武俠，上行下效，圍棋難學，武俠易讀。那時我們把武俠小說看得輕，我笑王複古是小說組的“窯變”。
後來武俠小說價值提高，批評家葉洪生談俠論劍，稱王複古為“詩情畫意派”的王牌，他說王複古的作品充滿詩情畫意，飽富生命力與人情味，擅長以對話推動故事情節，從這些評語可以看出正規文藝教育的痕跡。
小說組結業後，同學們有幾次集體創作。最早的一次由包喬齡發動，他約幾位同學喝茶，記得有褚緒、張炳華、羅德湛、駱仁逸在座。他提議大家分工合作寫一本“理想小說”，以小說的形式想象反攻勝利了，大陸光複了，中國社會出現哪些變化，海峽兩岸會發生什麽樣的故事。那時崇尚寫實，大家斤斤計較已經發生的事，不顧可能發生的事，何況不會發生的事？老包的構想衝破了條條框框。
這種題材脫離生活經驗，或者說過分延伸生活經驗，我們根本拿不動，可是消息上了報紙，“七青年作家寫理想小說”，蔣經國看到新聞，約我們七人到“總統府”見麵。那時八字還沒一撇，老包召開緊急會議，問計於我，我建議他提出“寫作計劃”，每人寫一個短篇，每篇小說一個主題，分工合作，表現中國大陸的破壞和重建。當時議定七個主題是：軍事、政治、經濟、司法、教育、家庭、宗教，我分到的主題是司法。
那時“介壽館”人跡罕到，牆外行人汽車不準逗留，不準站在馬路上對著大門觀望照相。堂奧深深，連汗毛都會豎起來，入館手續多，所幸沒有搜身。蔣經國態度謙和，他說人生必須有理想，可惜今天的人喪失了理想，文學作品能幫助人建立理想，我們要寫“理想小說”引起他的注意，“有沒有我可以幫忙的地方？”
我們在老包催促下一一交卷，那一次，老包表現了組織才能，後來小說組辦第二期，李公趙公退居二線，老包擔綱。那次寫作我們失敗了（當然我們得到磨練），技巧幼稚，見解也陳腐，例如司法，我還猜想國民政府采取報複主義，我不知道報複主義使社會動蕩，如果國民政府有機會重整山河，他最需要的是安定。幾年以後，政府公布了一條消息，光複大陸以後土地由現耕農繼續擁有，不再歸還原來的地主，那些費盡心思保存著土地所有權狀的難民哭了，我恍然大悟。
王夢鷗教授帶動了最大的一次集體寫作，他建議《暢流》半月刊的主編吳裕民開了一個專欄，刊載用唐宋傳奇改寫而成的新式白話小說，每月一篇，一年為期，這十二個執筆人竟然都是我們小說組的同學！我已經不能說出全部的名單，記得第一期學員有師範（施魯生）、水束文（吳引漱）、羅盤（羅德湛）、程扶（楚茹），第二期學員有蔡文甫、劉非烈、舒暢。那時我們沒見過影印機，買書借書都不容易，有些原材得從夢老的藏書裏剪下來用，我們用過之後再貼回去。夢老提示我們怎樣寫，再指導我們怎樣修改，我們對小說素材的發育、擴充、放大、照明，這才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改寫那一係列的傳奇故事，夢老分給我碾玉的崔寧，現在想想他含有深意。他在寫給我的信裏說，玉匠崔寧看似魯鈍，其實別有一番專注與執著，他在他願意投入的工作中必定既精且能。夢老說，我的性格有近似崔寧之處，對崔寧這個人物的了解體會應該比別人深刻，適合寫這個故事。夢老的信大意如此，他老人家是在隨機施教。但我那時剛剛走出軍隊，軍隊教人的時候總是耳提麵命，棒喝錐刺，不需要自己有悟性。我竟回信要求換一個故事，結果我寫了入山求仙的杜子春。多年以後，名導演李行把崔寧的故事拍成電影，我看了李行詮釋的崔寧，想起夢鷗老師詮釋的崔寧，有感於他老人家的深心厚愛，潸然淚下。我寫了一篇極其抒情的影評，我的“變體”影評，比我的變體杜子春寫得好。
那年代，僑務委員會為了推行海外華僑的文教工作，常找趙友培做事，趙公建議他們出一套小冊子，用連環圖畫的方式向僑胞說明某些事實的真相。製作這一套小冊子要先有文字稿，撰寫文字稿的人要用畫麵思考，必須特別約稿，他從小說組內選出十個作者來。僑委會欣然同意，委員長還鄭重其事請我們吃了一頓飯。由於工作上沒有橫的聯係，我現在對十位撰稿人的印象模糊，隻清楚記得有李鑫矩。毫無疑問，“用畫麵思考”是對我們的新啟示、新訓練。後來僑委會人事變動，也不知這套書出版了沒有。
有幾位同學不再創作，仍在文學的世界裏徜徉。程盤銘提倡偵探推理小說，那時這是小說的新品種，他耕鬆了土壤。他後來研究福爾摩斯，有專門著述和長久影響。羅德湛（羅盤）起初寫當代小說批評，後來興趣轉向古典文學研究，《水滸傳》、《西遊記》、《三國演義》不在話下，並順利進入“紅學”之林。程扶（楚茹）翻譯英美的小說，楊思諶轉入兒童文學。
小說組第一期學員還有多位才俊，他們在學界、軍界、外交界發展，躋入一時名流。他們多半另有大誌，隻是初到台灣，進小說組停停看看，然後“袖手”。我跟他們沒有交往，他們是“在另一張桌子上打麻將的人”。第二期小說組的學員本來生疏，其中有幾位誌趣相投，職業接近，像舒暢、劉非烈、蔡文甫，後來反倒成了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