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5 山東青年的艱苦流亡
關山奪路：回憶錄四部曲之三 作者：王鼎鈞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一九四八年，解放軍在山東戰場上節節勝利，占領區不斷擴大。那時中共要徹底改造中國社會，對原有的價值標準、生活方式、倫理結構完全顛覆，而且手段極端激烈，原有的中上層階級難以繼續生存，所以每逢國軍敗退的時候，照例有大批難民跟隨逃亡。這些難民原以為國軍可以收複失地，他們可以重整家園，可是失地越來越多，他們卻沒有能力越逃越遠。
在他們逃亡的時候，許多學校也隨著戰局的變化遷出山東，成為流亡學校，孩子們離開父母，另外去過集體生活，他們的父母家庭坐地認命等候解放，他們的學校還能奔向天涯海角。中國人有一個傳統的想法，即使剿家滅門，隻要有一個孩子逃出去，這個家庭就有一條根留下來，對祖先有個交代。於是難民家庭紛紛把孩子送進流亡學校，這就是為什麽山東有那麽多流亡學生。
依王誌信、陶英惠兩位先生合編的《山東流亡學校史》，那時山東省政府在江南一帶成立了三十二所學校，收容學生三萬多人。其後輾轉遷移，山東省教育廳長李泰華，繼任者徐軼千，主任秘書李梅生，加上全體督學，他們千辛萬苦，各校校長更是曆盡艱險。
父親住在徐州的時候，有人介紹他到鄉下農家去教家教，也就是私塾。父親知道資訊重要，每逢星期天進城打聽新聞，他聽說山東省政府在江蘇宜興成立“海岱中學”，收容魯南魯西的流亡學生，決定把弟弟妹妹送進去讀書。那時妹妹和弟弟都沒讀過中學，資格不合，父親步行北上到嶧縣，拜訪嶧縣中學校長宋東甫，請他證明弟弟妹妹都是嶧縣中學的學生。徐州到嶧縣大約七十公裏，父親從這條路逃出家鄉，現在又走回去，一路上隻見屍體，不見行人，村莊裏有槍聲，沒有炊煙，共軍國軍或還鄉團都可能殺死他。他老人家一向行為謹慎，為了子女，這是他平生最大的冒險。
父親是個守舊的鄉紳，嚴厲而沉默，平時和兒女沒有什麽溝通，更不相信 “以鼓勵代替責難”之類的誡條，用今天的標準衡量，他有許多缺點。但是他的道德勇氣也是從舊環境舊人生觀培養出來，他在激湍中堅定地撐著一艘又小又破的船，沒有幫手，隻有載重，他有高度的毅力和責任心，臨難應變，大勇大怯，能屈能伸。
宋校長慨然答應父親的請求，他是一個有遠見的教育家，相信年輕人“讀書便佳”。他不久就率領嶧縣中學師生南遷，行前擴大招生，帶出來一千多名家鄉子弟，那時山東是全國流亡學生最多的一省，嶧縣則是山東全省流亡學生最多的一縣。宋校長和他的學生加入濟南第四聯合中學，共軍渡江，情況緊急，他帶領師生經湖南廣州到台灣，學校帶出來一部“萬有文庫”，連一本也沒丟掉，他治校的能力可見一斑，學生至今對他感念不忘。
海岱中學校長先為馬觀海，後為劉洪九。校本部設在江蘇常州，第二分校設在宜興，上海、宜興兩地不遠，中間隔著蘇州。這些地方都在長江南岸，著名的徐蚌會戰（淮海戰役）就在江北一大片土地上進行，那時父親住在長江北岸的浦口，國軍失利，京滬一帶的秩序已經亂了，十五歲的妹妹孤身一人，穿過一群一群散兵和難民，把六十二歲的父親從浦口接到宜興。妹妹去見校長，要求學校暫時收留父親，妹妹還去見宜興縣長，要求縣政府給父親安插工作。平津戰役結束，堂弟東才隨軍械補給庫撤退到上海，妹妹跟他聯絡，要求他暫時照顧父親。這位堂弟答應了，所以父親到了上海，住在江灣。
讀《山東流亡學校史》，據劉朝賢、祁國祥撰文記述，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軍渡江南下，各流亡學校並沒有完善的應變計劃，倉促之間，有些學校陷入解放軍的大包圍圈，無路可逃，有些學校的師生認為走到這一步，流亡學校的人事已盡，今後隻有各憑天命。海岱中學校長出差還沒回來，校中無人定奪大計，出走的時機稍縱即逝，海岱中學校本部教務主任單一之對學生振臂一呼：“誰願意走？跟著我！”八十幾個人站到他的身邊來，我的弟弟妹妹都在其中，第三分校訓導主任王遜卿來了，他決定走，學生兩百人緊隨不舍。人在這個時候是孤獨的，十幾歲的孩子隻有自己作出決定，自己負擔後果。
這時南京不守，上海保衛戰開始，由宜興到上海的路斷了。他們繞了一個大圈子，上海在他們東邊，他們不向東走，向南走，經過五晝夜奔波，到達杭州。海岱中學原有師生兩千七百人，杭州集合隻剩下六百多人，這時杭州已是空城。
單一之、王遜卿兩位老師再一次追問：大家誰願意繼續往前走？有些學生意誌動搖，有些學生實在走不動，他們離開杭州的時候，隻有兩百多名男女學生一同上路，我的弟弟妹妹仍在其中。他們繞道蕭山、紹興、餘姚、寧波，冒險前進，炮聲中進入上海市。一路快跑慢跑都在“真空地帶”，他們經過村莊，國軍剛剛退走，他們離開村莊，共軍跟著進來，這才明白什麽叫“勢如破竹”，用刀劈竹子，刀刃未到，竹已裂開，解放軍未到，村鎮城市已經解放了。那年弟弟十三歲，妹妹十五歲，年齡那麽小，他們怎麽能走過來，他們餓了吃什麽，渴了喝什麽，累了怎麽休息，夜裏怎麽睡，萬一病了怎麽辦，他們怎麽能不掉隊，掉了隊落了單怎麽還能找到路，我不敢想也不敢問，他們對這一段經曆永遠永遠不能忘記。
海岱中學師生兩百多人五月八日到上海，當天晚上，弟弟妹妹來江灣見麵。那時我逃到上海大約四十天，通貨膨脹的壓力沉重，我和父親度日十分拮據，口袋裏的錢隻能請他們在路邊攤喝開水吃燒餅。弟弟和妹妹長大了，還不夠大，需要有人布置環境供他們順利成長，共軍渡江，流亡學生星散，他們能通過百分之九十的淘汰率，奮勇出線，也許在心理上、在下意識裏，上海還有一個哥哥做了無形的牽引吧，但是我能做什麽，“與君一世為兄弟，隻是相逢在道旁！”
我是流亡學生過來人，知道弟弟妹妹多麽需要零用錢。我穿著解放軍士兵的“麻袋裝”到江灣，連一根皮帶也沒有，腰裏捆著繩子，上海難民區有蘭陵王族二十多家，沒人請我喝過一杯開水。軍情緊急，上海隨時可以失陷，銀行已停止貸款，商家已拒收期票，我如何能向同事借錢？我任他們空手而來，空手而去，我雖然麻木了，仍然覺得羞愧，比我在青島外圍收容所裏偷雞摸狗更羞愧。我隻能暗中思想，以後，如果還有以後，我再努力補償。
短短十六年，中國出現三代流亡學生，短短十二年，我家出現兩代流亡學生。我以第二代流亡學生看第三代流亡學生，弟弟出生對我十分重要，父親一生唯謹慎，他有了第二個兒子才敢放走第一個兒子。他老人家的規劃沒有錯，隻可恨從第一個兒子流亡到第二個兒子流亡，命運給的時間太短了，我想我們是在張皇失措中挫傷了心靈，以後許多年，我們都不懂得怎樣使別人快樂，也不懂得怎樣使自己快樂。
單、王兩位老師求見指揮上海戰役的湯恩伯，湯將軍馬上接見，也馬上給他們調度船位。五月十九日，他們在機槍聲中駛入大海，前往台灣，這時是上海失守前七天，普通人等乘船已不可能。抗戰時期，湯恩伯辦過流亡學校，他有觀念，知道學生重要，“任何一層地獄裏都有天使！”可是這些流亡學生到了廣州，想去台灣，坐鎮台灣的陳誠就另是一副麵孔了。
放眼看山東流亡學校的大流，煙台聯合中學才是高潮。山東學生離鄉流亡有兩個出口，一條路南下到江蘇徐州，一條路東進到青島，青島是山東全境最後的孤島，青島撤退前，省政府把流亡學生兩千多人送往上海，成立煙台聯合中學。
煙台聯合中學由五所學校合成，其中兩位校長爭著做總校長，相持不下，教育廳決定另外請一位更有聲望、更有能力的教育家出山擺平，以免組織的裂縫擴大，他們想到張敏之。
據《煙台聯中師生罹難紀要》張敏之先生年譜，他是山東牟平人，複旦大學畢業。他從二十六歲起即擔任教育工作，三十一歲出任山東第六聯合中學校長，有率領千餘師生遷出戰地的經驗。李仙洲將軍成立流亡學校（國立第二十二中學），聘他為教務主任，他三十五歲。山東省政府成立流亡學校（山東第一臨時中學），聘他擔任校長，他三十六歲。抗戰勝利，共軍擴充解放區，張敏之又率領第一臨時中學師生走避徐州，希望遷回山東。他在戰爭威脅下一麵流動一麵推行正常教育，校風和教學成績都是一等一。
抗戰時期，風聞山東省教育界有一“共識”，抗戰勝利，第一臨時中學當然就是山東省立山東中學，校址當然設在濟南。可是爆竹一聲勝利了，收複區發生政治利益分配的問題，連學校的校址也成為籌碼，張敏之到了徐州，才知道“省立山東中學”已在濟南成立，他一怒辭職，跑到青島市政府去做參事。
山東省教育廳主任秘書李梅生鄉長對我談起張敏之，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山東省教育廳長李泰華為煙台聯中物色校長，唯恐張敏之心中尚有“前嫌”，不肯答應。李梅生認為張敏之是個肯做事的人，青島市政府的那個參事是個閑差，他不會戀棧，如果他知道這裏有兩千多名山東子弟需要他，他的使命感會超過一切。
可不是？電報打過去，人立刻飛過來。他十一月十五日帶隊出發，半個月後，也就是次年一月，煙台聯中在湖南開學，這時張校長四十二歲。
張校長真的跳了火坑，國軍守不住江南，他把學生帶到台灣澎湖，山東流亡學生到澎湖者約八千人，澎湖軍方硬把五千多男生編入野戰部隊，各校推張敏之為總代表，為學生受教育的權益力爭，澎湖軍方為他量身定做了一個“煙台聯中匪諜組織”，置他和分校長鄒鑒等七人於死地。而今而後，談教育史必定談到流亡學生，談流亡學生必定談到山東，談山東流亡學生必定談到張敏之、鄒鑒，談張、鄒兩位校長必定談到煙台聯合中學，先烈之血，教育之花。我常想，如果他留在青島做他的參事，七個月後青島也撤退了，他到台灣弄個中學校長幹諒也不難，那些年，在台灣當中學校長是很舒服的差事。可是“他是一個肯做事的人”，老天這樣對待他！難怪那是一個無神論的時代。
張敏之校長就職四個半月，解放軍渡江南下，各路流亡學生倉皇向廣州集中，“地經七省，跋涉萬裏”（陳子雷語），三萬流亡青年經過疾病的篩檢，恐懼的篩檢，饑餓的篩檢，懷鄉病的篩檢，多少人陷入解放軍的包圍圈，那也是一種篩檢。最後還有大約一萬人奔到廣州，那已是一九四九年六月，上海已經失守。
那時山窮水盡，中國大陸勢將沒有他們的容身之地，在國民政府眼中，這些人應該是非常難得的“餘數”，如果國民政府還有價值標準的話，這些人應該是千挑萬選的精金美玉。各校校長天天開會，天天奔走請願，要求國民政府把全體師生接到台灣，居然很難，很難。
那時台灣由陳誠當家，他禁止學生入境，除非學生先當兵。政治大學和國民黨淵源極深，陳誠拒絕他們的申請，他們隻好退到四川。教育部青年輔導委員會要在台灣設立台灣辦事處，竟然也辦不到。我手邊有長白師範學院學生楊道淮的《流亡學生日記》，海軍擅自把他們由海南島送到澎湖，陳誠大發雷霆，他們的院長奔走交涉，受盡委屈，最後還是必須把學生送進青年訓練團。
內戰發生前後，全國各地不斷發生學潮，學生的口號和行動幾乎都是配合中共的鬥爭路線，學潮成了中共的戰術工具。國民政府處理學潮焦頭爛額，既喪失顏麵又消耗元氣，多少軍政要人對學生的看法情緒化了，陳誠不但把學生當做禍水，就他拒絕教育部的青年輔導委員會設立辦事處來看，簡直把教育看成亂源，可以說是這種情緒的代表，他“虐待”現在看得見的學生，當做是懲罰以前鬧學潮的學生。後來澎湖軍方對山東流亡學生打壓摧殘，特務和軍隊聯手構陷，手段毒辣，恐怕也都同樣出於“情緒失常”。
那時秦德純來到廣州，他是軍界前輩，以國防部次長兼山東省主席，他和陳誠對話，打開了流亡學校的申訴之門。聰明人想出一條妙計：山東的流亡學生不入台灣本島，隻到澎湖，而澎湖島事實上是台灣的一部分。澎湖防衛司令部負責收容這些學生，十七歲以上的男生文武兼修，半天受戰鬥兵訓練，半天受中學教育，如果解放軍打過來，這些青年拿起槍杆進戰壕，如果太平無事，這些青年將來拿著文憑去考大學，這批流亡學生既是兵也還是學生。另外軍方成立“澎湖防衛司令部子弟學校”，供女生和十七歲以下的男生讀書，陳誠的意誌貫徹了，山東人的要求也沒落空。
無論如何這是把學生送進軍隊，軍隊怎樣對待學生，老師們平素都有所見所聞，但是除此之外再也沒有別的辦法。這時一個幻覺出現了，日暮窮途的人靠幻覺支持。澎湖防衛司令李振清也是山東人，而且他的另一個名字也叫李仙洲，山東人稱為“小李仙洲”。抗戰時期，“大李仙洲”收容山東的流亡青年，教育的目標也曾以文武合一為名，實際上卻是偃武修文，“大李仙洲”雖是軍人，他對流亡學生的培育嗬護儼然有大學校長之風，那個叫大李仙洲的山東人可靠，這個叫小李仙洲的山東人也應該可靠，於是大家由無可奈何變成心安理得，登上輪船。山東流亡學生原有三萬多人，廣州集結一萬多人，登船去澎湖者八千多人。
大難來時各自飛，怎麽飛也飛不出苦難的網羅。那年代事情總是向壞的一麵發展，澎湖防衛司令部把五千多名學生強迫編入步兵團，“文武兼修”根本是個騙局，騙局！學生抗議，他們暗殺學生，校長抗議，他們槍斃校長，這個“白色恐怖第一大案”在台灣發生，我的下一本回憶錄寫台灣歲月，勢必有個下回分解。大李仙洲做夢也沒想到，他留下信用，小李仙洲的幹部拿去惡性倒閉，“每一層天堂裏都有一個魔鬼”！天下事誰能先知，善因常結惡果，休怪我也有過無神論時代。
這一群流亡學生雖然再經過銷磨折損，還是出了許多人才。張敏之校長夫人王培五女士在特務監管、親友疏離、生活貧困之中，把兒女教養成國際知名的學人，她並且在回憶錄《十字架上的校長》裏，縷述山東流亡學生日後的成就，計有：
將級軍官近百人，佼佼者如“國防部”副部長王文爕，“海巡部”司令王若愚，“陸軍總司令”李禎林。
文教界多人，佼佼者如政大校長歐陽勳，“中央研究院”院士張玉法，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陶英惠、呂實強、張存武，“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於宗先，國民黨黨史會主委李雲漢。台大文學院長朱炎，台大教授孫同勳、韓複智。文化大學史學係主任馬先醒，政大教授李瞻、楊懋春、徐炳憲、薑占魁，花蓮師範學院校長鮑家聰，師大視聽教育館長陳永昭。
政界學界兩棲人物，佼佼者如台大校長、“國防部”部長孫震，台大教授、考試院秘書長王曾才，“內政部”主任秘書莊惠鼎。
警界出身的佼佼者，如“警政署”署長顏世錫，“出入境管理局”副局長劉蓬春，警務處長於春豔，“營建署”署長潘禮門。
藝文界人士也極多，眾人熟知者有編劇家張永祥、趙琦彬，畫家於兆漪。
科學方麵有核子專家莫瑋，昆蟲學家程顯華，太空醫學中心主任王文景，三軍總醫院副院長杜方等多人。
這麽長的一串名字，證明當初禁止流亡學生入台，決策人犯了大錯。不僅如此，這一串名單也提醒我們，人在壓抑之下、憂患之中，仍然要勇猛精進。澎湖的生活一言難盡，吃不飽，穿不暖，挨打受罰，冒著強勁的海風翻山越嶺，修路築碉，時時準備橫屍海灘，保衛台灣，正如某政論家所說，政府對他們“待之不如牛馬，所望有過於聖賢”。他們依然立誌，依然進修，決不自暴自棄，壓傷的蘆葦自己不肯折斷，將殘的燈火那是自己熄滅。天助人助者，人助自助者，這群流亡學生無論成就大小，知名度高低，都成社會上的有用之材，“苦其心誌，餓其體膚，空乏其身，動心忍性”，都發生了正麵的作用，這“八千子弟”是八千個證人，證明咱們受中華文化陶冶的人可以具有這般韌性，青年朋友可以從中尋找大勉勵、大啟發。誰來從青年成長的角度寫山東第二代流亡學生的曆史？恨我不能。
事後回想，我替“小李仙洲”可惜。一九四九年，澎湖，如果他能培養這批青年，上麵這一張耀眼的名單，都是他的學生，其中任何一個人的成就都是他的成就，這一群人對他的感念，足可使他的晚年享到天國的幸福。這張名單上，如果有任何一人不朽，足以使他不朽。在這方麵，他的機會比“大李仙洲”好。他無須不擇手段維持軍權，可惜他沒有智慧，無計兩全。
在他們逃亡的時候，許多學校也隨著戰局的變化遷出山東，成為流亡學校，孩子們離開父母，另外去過集體生活，他們的父母家庭坐地認命等候解放，他們的學校還能奔向天涯海角。中國人有一個傳統的想法，即使剿家滅門，隻要有一個孩子逃出去，這個家庭就有一條根留下來，對祖先有個交代。於是難民家庭紛紛把孩子送進流亡學校，這就是為什麽山東有那麽多流亡學生。
依王誌信、陶英惠兩位先生合編的《山東流亡學校史》，那時山東省政府在江南一帶成立了三十二所學校，收容學生三萬多人。其後輾轉遷移，山東省教育廳長李泰華，繼任者徐軼千，主任秘書李梅生，加上全體督學，他們千辛萬苦，各校校長更是曆盡艱險。
父親住在徐州的時候，有人介紹他到鄉下農家去教家教，也就是私塾。父親知道資訊重要，每逢星期天進城打聽新聞，他聽說山東省政府在江蘇宜興成立“海岱中學”，收容魯南魯西的流亡學生，決定把弟弟妹妹送進去讀書。那時妹妹和弟弟都沒讀過中學，資格不合，父親步行北上到嶧縣，拜訪嶧縣中學校長宋東甫，請他證明弟弟妹妹都是嶧縣中學的學生。徐州到嶧縣大約七十公裏，父親從這條路逃出家鄉，現在又走回去，一路上隻見屍體，不見行人，村莊裏有槍聲，沒有炊煙，共軍國軍或還鄉團都可能殺死他。他老人家一向行為謹慎，為了子女，這是他平生最大的冒險。
父親是個守舊的鄉紳，嚴厲而沉默，平時和兒女沒有什麽溝通，更不相信 “以鼓勵代替責難”之類的誡條，用今天的標準衡量，他有許多缺點。但是他的道德勇氣也是從舊環境舊人生觀培養出來，他在激湍中堅定地撐著一艘又小又破的船，沒有幫手，隻有載重，他有高度的毅力和責任心，臨難應變，大勇大怯，能屈能伸。
宋校長慨然答應父親的請求，他是一個有遠見的教育家，相信年輕人“讀書便佳”。他不久就率領嶧縣中學師生南遷，行前擴大招生，帶出來一千多名家鄉子弟，那時山東是全國流亡學生最多的一省，嶧縣則是山東全省流亡學生最多的一縣。宋校長和他的學生加入濟南第四聯合中學，共軍渡江，情況緊急，他帶領師生經湖南廣州到台灣，學校帶出來一部“萬有文庫”，連一本也沒丟掉，他治校的能力可見一斑，學生至今對他感念不忘。
海岱中學校長先為馬觀海，後為劉洪九。校本部設在江蘇常州，第二分校設在宜興，上海、宜興兩地不遠，中間隔著蘇州。這些地方都在長江南岸，著名的徐蚌會戰（淮海戰役）就在江北一大片土地上進行，那時父親住在長江北岸的浦口，國軍失利，京滬一帶的秩序已經亂了，十五歲的妹妹孤身一人，穿過一群一群散兵和難民，把六十二歲的父親從浦口接到宜興。妹妹去見校長，要求學校暫時收留父親，妹妹還去見宜興縣長，要求縣政府給父親安插工作。平津戰役結束，堂弟東才隨軍械補給庫撤退到上海，妹妹跟他聯絡，要求他暫時照顧父親。這位堂弟答應了，所以父親到了上海，住在江灣。
讀《山東流亡學校史》，據劉朝賢、祁國祥撰文記述，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軍渡江南下，各流亡學校並沒有完善的應變計劃，倉促之間，有些學校陷入解放軍的大包圍圈，無路可逃，有些學校的師生認為走到這一步，流亡學校的人事已盡，今後隻有各憑天命。海岱中學校長出差還沒回來，校中無人定奪大計，出走的時機稍縱即逝，海岱中學校本部教務主任單一之對學生振臂一呼：“誰願意走？跟著我！”八十幾個人站到他的身邊來，我的弟弟妹妹都在其中，第三分校訓導主任王遜卿來了，他決定走，學生兩百人緊隨不舍。人在這個時候是孤獨的，十幾歲的孩子隻有自己作出決定，自己負擔後果。
這時南京不守，上海保衛戰開始，由宜興到上海的路斷了。他們繞了一個大圈子，上海在他們東邊，他們不向東走，向南走，經過五晝夜奔波，到達杭州。海岱中學原有師生兩千七百人，杭州集合隻剩下六百多人，這時杭州已是空城。
單一之、王遜卿兩位老師再一次追問：大家誰願意繼續往前走？有些學生意誌動搖，有些學生實在走不動，他們離開杭州的時候，隻有兩百多名男女學生一同上路，我的弟弟妹妹仍在其中。他們繞道蕭山、紹興、餘姚、寧波，冒險前進，炮聲中進入上海市。一路快跑慢跑都在“真空地帶”，他們經過村莊，國軍剛剛退走，他們離開村莊，共軍跟著進來，這才明白什麽叫“勢如破竹”，用刀劈竹子，刀刃未到，竹已裂開，解放軍未到，村鎮城市已經解放了。那年弟弟十三歲，妹妹十五歲，年齡那麽小，他們怎麽能走過來，他們餓了吃什麽，渴了喝什麽，累了怎麽休息，夜裏怎麽睡，萬一病了怎麽辦，他們怎麽能不掉隊，掉了隊落了單怎麽還能找到路，我不敢想也不敢問，他們對這一段經曆永遠永遠不能忘記。
海岱中學師生兩百多人五月八日到上海，當天晚上，弟弟妹妹來江灣見麵。那時我逃到上海大約四十天，通貨膨脹的壓力沉重，我和父親度日十分拮據，口袋裏的錢隻能請他們在路邊攤喝開水吃燒餅。弟弟和妹妹長大了，還不夠大，需要有人布置環境供他們順利成長，共軍渡江，流亡學生星散，他們能通過百分之九十的淘汰率，奮勇出線，也許在心理上、在下意識裏，上海還有一個哥哥做了無形的牽引吧，但是我能做什麽，“與君一世為兄弟，隻是相逢在道旁！”
我是流亡學生過來人，知道弟弟妹妹多麽需要零用錢。我穿著解放軍士兵的“麻袋裝”到江灣，連一根皮帶也沒有，腰裏捆著繩子，上海難民區有蘭陵王族二十多家，沒人請我喝過一杯開水。軍情緊急，上海隨時可以失陷，銀行已停止貸款，商家已拒收期票，我如何能向同事借錢？我任他們空手而來，空手而去，我雖然麻木了，仍然覺得羞愧，比我在青島外圍收容所裏偷雞摸狗更羞愧。我隻能暗中思想，以後，如果還有以後，我再努力補償。
短短十六年，中國出現三代流亡學生，短短十二年，我家出現兩代流亡學生。我以第二代流亡學生看第三代流亡學生，弟弟出生對我十分重要，父親一生唯謹慎，他有了第二個兒子才敢放走第一個兒子。他老人家的規劃沒有錯，隻可恨從第一個兒子流亡到第二個兒子流亡，命運給的時間太短了，我想我們是在張皇失措中挫傷了心靈，以後許多年，我們都不懂得怎樣使別人快樂，也不懂得怎樣使自己快樂。
單、王兩位老師求見指揮上海戰役的湯恩伯，湯將軍馬上接見，也馬上給他們調度船位。五月十九日，他們在機槍聲中駛入大海，前往台灣，這時是上海失守前七天，普通人等乘船已不可能。抗戰時期，湯恩伯辦過流亡學校，他有觀念，知道學生重要，“任何一層地獄裏都有天使！”可是這些流亡學生到了廣州，想去台灣，坐鎮台灣的陳誠就另是一副麵孔了。
放眼看山東流亡學校的大流，煙台聯合中學才是高潮。山東學生離鄉流亡有兩個出口，一條路南下到江蘇徐州，一條路東進到青島，青島是山東全境最後的孤島，青島撤退前，省政府把流亡學生兩千多人送往上海，成立煙台聯合中學。
煙台聯合中學由五所學校合成，其中兩位校長爭著做總校長，相持不下，教育廳決定另外請一位更有聲望、更有能力的教育家出山擺平，以免組織的裂縫擴大，他們想到張敏之。
據《煙台聯中師生罹難紀要》張敏之先生年譜，他是山東牟平人，複旦大學畢業。他從二十六歲起即擔任教育工作，三十一歲出任山東第六聯合中學校長，有率領千餘師生遷出戰地的經驗。李仙洲將軍成立流亡學校（國立第二十二中學），聘他為教務主任，他三十五歲。山東省政府成立流亡學校（山東第一臨時中學），聘他擔任校長，他三十六歲。抗戰勝利，共軍擴充解放區，張敏之又率領第一臨時中學師生走避徐州，希望遷回山東。他在戰爭威脅下一麵流動一麵推行正常教育，校風和教學成績都是一等一。
抗戰時期，風聞山東省教育界有一“共識”，抗戰勝利，第一臨時中學當然就是山東省立山東中學，校址當然設在濟南。可是爆竹一聲勝利了，收複區發生政治利益分配的問題，連學校的校址也成為籌碼，張敏之到了徐州，才知道“省立山東中學”已在濟南成立，他一怒辭職，跑到青島市政府去做參事。
山東省教育廳主任秘書李梅生鄉長對我談起張敏之，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山東省教育廳長李泰華為煙台聯中物色校長，唯恐張敏之心中尚有“前嫌”，不肯答應。李梅生認為張敏之是個肯做事的人，青島市政府的那個參事是個閑差，他不會戀棧，如果他知道這裏有兩千多名山東子弟需要他，他的使命感會超過一切。
可不是？電報打過去，人立刻飛過來。他十一月十五日帶隊出發，半個月後，也就是次年一月，煙台聯中在湖南開學，這時張校長四十二歲。
張校長真的跳了火坑，國軍守不住江南，他把學生帶到台灣澎湖，山東流亡學生到澎湖者約八千人，澎湖軍方硬把五千多男生編入野戰部隊，各校推張敏之為總代表，為學生受教育的權益力爭，澎湖軍方為他量身定做了一個“煙台聯中匪諜組織”，置他和分校長鄒鑒等七人於死地。而今而後，談教育史必定談到流亡學生，談流亡學生必定談到山東，談山東流亡學生必定談到張敏之、鄒鑒，談張、鄒兩位校長必定談到煙台聯合中學，先烈之血，教育之花。我常想，如果他留在青島做他的參事，七個月後青島也撤退了，他到台灣弄個中學校長幹諒也不難，那些年，在台灣當中學校長是很舒服的差事。可是“他是一個肯做事的人”，老天這樣對待他！難怪那是一個無神論的時代。
張敏之校長就職四個半月，解放軍渡江南下，各路流亡學生倉皇向廣州集中，“地經七省，跋涉萬裏”（陳子雷語），三萬流亡青年經過疾病的篩檢，恐懼的篩檢，饑餓的篩檢，懷鄉病的篩檢，多少人陷入解放軍的包圍圈，那也是一種篩檢。最後還有大約一萬人奔到廣州，那已是一九四九年六月，上海已經失守。
那時山窮水盡，中國大陸勢將沒有他們的容身之地，在國民政府眼中，這些人應該是非常難得的“餘數”，如果國民政府還有價值標準的話，這些人應該是千挑萬選的精金美玉。各校校長天天開會，天天奔走請願，要求國民政府把全體師生接到台灣，居然很難，很難。
那時台灣由陳誠當家，他禁止學生入境，除非學生先當兵。政治大學和國民黨淵源極深，陳誠拒絕他們的申請，他們隻好退到四川。教育部青年輔導委員會要在台灣設立台灣辦事處，竟然也辦不到。我手邊有長白師範學院學生楊道淮的《流亡學生日記》，海軍擅自把他們由海南島送到澎湖，陳誠大發雷霆，他們的院長奔走交涉，受盡委屈，最後還是必須把學生送進青年訓練團。
內戰發生前後，全國各地不斷發生學潮，學生的口號和行動幾乎都是配合中共的鬥爭路線，學潮成了中共的戰術工具。國民政府處理學潮焦頭爛額，既喪失顏麵又消耗元氣，多少軍政要人對學生的看法情緒化了，陳誠不但把學生當做禍水，就他拒絕教育部的青年輔導委員會設立辦事處來看，簡直把教育看成亂源，可以說是這種情緒的代表，他“虐待”現在看得見的學生，當做是懲罰以前鬧學潮的學生。後來澎湖軍方對山東流亡學生打壓摧殘，特務和軍隊聯手構陷，手段毒辣，恐怕也都同樣出於“情緒失常”。
那時秦德純來到廣州，他是軍界前輩，以國防部次長兼山東省主席，他和陳誠對話，打開了流亡學校的申訴之門。聰明人想出一條妙計：山東的流亡學生不入台灣本島，隻到澎湖，而澎湖島事實上是台灣的一部分。澎湖防衛司令部負責收容這些學生，十七歲以上的男生文武兼修，半天受戰鬥兵訓練，半天受中學教育，如果解放軍打過來，這些青年拿起槍杆進戰壕，如果太平無事，這些青年將來拿著文憑去考大學，這批流亡學生既是兵也還是學生。另外軍方成立“澎湖防衛司令部子弟學校”，供女生和十七歲以下的男生讀書，陳誠的意誌貫徹了，山東人的要求也沒落空。
無論如何這是把學生送進軍隊，軍隊怎樣對待學生，老師們平素都有所見所聞，但是除此之外再也沒有別的辦法。這時一個幻覺出現了，日暮窮途的人靠幻覺支持。澎湖防衛司令李振清也是山東人，而且他的另一個名字也叫李仙洲，山東人稱為“小李仙洲”。抗戰時期，“大李仙洲”收容山東的流亡青年，教育的目標也曾以文武合一為名，實際上卻是偃武修文，“大李仙洲”雖是軍人，他對流亡學生的培育嗬護儼然有大學校長之風，那個叫大李仙洲的山東人可靠，這個叫小李仙洲的山東人也應該可靠，於是大家由無可奈何變成心安理得，登上輪船。山東流亡學生原有三萬多人，廣州集結一萬多人，登船去澎湖者八千多人。
大難來時各自飛，怎麽飛也飛不出苦難的網羅。那年代事情總是向壞的一麵發展，澎湖防衛司令部把五千多名學生強迫編入步兵團，“文武兼修”根本是個騙局，騙局！學生抗議，他們暗殺學生，校長抗議，他們槍斃校長，這個“白色恐怖第一大案”在台灣發生，我的下一本回憶錄寫台灣歲月，勢必有個下回分解。大李仙洲做夢也沒想到，他留下信用，小李仙洲的幹部拿去惡性倒閉，“每一層天堂裏都有一個魔鬼”！天下事誰能先知，善因常結惡果，休怪我也有過無神論時代。
這一群流亡學生雖然再經過銷磨折損，還是出了許多人才。張敏之校長夫人王培五女士在特務監管、親友疏離、生活貧困之中，把兒女教養成國際知名的學人，她並且在回憶錄《十字架上的校長》裏，縷述山東流亡學生日後的成就，計有：
將級軍官近百人，佼佼者如“國防部”副部長王文爕，“海巡部”司令王若愚，“陸軍總司令”李禎林。
文教界多人，佼佼者如政大校長歐陽勳，“中央研究院”院士張玉法，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陶英惠、呂實強、張存武，“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於宗先，國民黨黨史會主委李雲漢。台大文學院長朱炎，台大教授孫同勳、韓複智。文化大學史學係主任馬先醒，政大教授李瞻、楊懋春、徐炳憲、薑占魁，花蓮師範學院校長鮑家聰，師大視聽教育館長陳永昭。
政界學界兩棲人物，佼佼者如台大校長、“國防部”部長孫震，台大教授、考試院秘書長王曾才，“內政部”主任秘書莊惠鼎。
警界出身的佼佼者，如“警政署”署長顏世錫，“出入境管理局”副局長劉蓬春，警務處長於春豔，“營建署”署長潘禮門。
藝文界人士也極多，眾人熟知者有編劇家張永祥、趙琦彬，畫家於兆漪。
科學方麵有核子專家莫瑋，昆蟲學家程顯華，太空醫學中心主任王文景，三軍總醫院副院長杜方等多人。
這麽長的一串名字，證明當初禁止流亡學生入台，決策人犯了大錯。不僅如此，這一串名單也提醒我們，人在壓抑之下、憂患之中，仍然要勇猛精進。澎湖的生活一言難盡，吃不飽，穿不暖，挨打受罰，冒著強勁的海風翻山越嶺，修路築碉，時時準備橫屍海灘，保衛台灣，正如某政論家所說，政府對他們“待之不如牛馬，所望有過於聖賢”。他們依然立誌，依然進修，決不自暴自棄，壓傷的蘆葦自己不肯折斷，將殘的燈火那是自己熄滅。天助人助者，人助自助者，這群流亡學生無論成就大小，知名度高低，都成社會上的有用之材，“苦其心誌，餓其體膚，空乏其身，動心忍性”，都發生了正麵的作用，這“八千子弟”是八千個證人，證明咱們受中華文化陶冶的人可以具有這般韌性，青年朋友可以從中尋找大勉勵、大啟發。誰來從青年成長的角度寫山東第二代流亡學生的曆史？恨我不能。
事後回想，我替“小李仙洲”可惜。一九四九年，澎湖，如果他能培養這批青年，上麵這一張耀眼的名單，都是他的學生，其中任何一個人的成就都是他的成就，這一群人對他的感念，足可使他的晚年享到天國的幸福。這張名單上，如果有任何一人不朽，足以使他不朽。在這方麵，他的機會比“大李仙洲”好。他無須不擇手段維持軍權，可惜他沒有智慧，無計兩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