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6 上海市生死傳奇(下)
關山奪路：回憶錄四部曲之三 作者：王鼎鈞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一九四九年四月我在上海的時候，國共內戰未歇，大家仍然幻想和平。那時李宗仁主政謀和，以李宗仁為首的桂係和中共有交情，抗戰期間，桂係人馬常說，國民黨藍色，共產黨紅色，我們桂係是紫色。那時大家的印象是，中共一向主張和平，全是蔣介石要打。
但是中共把李宗仁列為內戰的第二號戰犯（第一號是蔣介石），李宗仁上台努力謀和，中共的電台仍然天天廣播四十三名戰犯名單，要求嚴懲戰犯，沒有緩和的跡象。
本來“戰犯”是國際戰爭才有的罪名，國內戰爭用不上。那時抗戰勝利未久，審判日本戰犯的經過深入人心，中共宣傳家乘勢襲用這個名詞，搶占正統上風。中共推出的和平條件“八條二十四款”，也是模仿盟軍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現在可以讀到張治中的回憶錄，他是國府派出和談的首席代表，一向親共，主和最力，連他也在回憶錄裏說，中共的條件“苛刻”。
可憐的北方難民，可憐的南方百姓，猶在巴望和平。霹靂一聲，四月廿一日夜間，解放軍在安徽荻港渡江，他們事先挖了一條運河，準備船隻，國軍毫無所知，而渡江前一連三個月，氣象台向解放軍提供天氣風向風力預報，中央地質調查所提供了五萬分之一的地圖。說什麽“長江無邊，燕子也要飛三天”，說時遲那時快，西起九江，東至江陰，兩天之內，三十萬解放軍全線強渡成功。
那時依我們可憐的、有限的常識推想，江防既已不守，兩軍應在江南決戰。可是國軍紛紛不戰而走，那時報紙使用次數最多的字就是“撤退”，劉汝明在他的回憶錄裏麵說，那時國防部命令他在第二線布防，他找不到第一線在哪裏。
後來台灣的曆史教授編寫教科書，把這一連串撤退寫成“不守”。十幾歲的少年學生問老師“你們為什麽不守”，二十幾歲的青年教員怔住了，無法回答。李宗仁在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曆史，指責當年蔣介石故意放棄東南的半壁江山，使他無法收拾殘局，時人有雲：蔣介石把門交給李宗仁，自己帶走鑰匙。今天回顧曆史，他那時想“守”也不成。四月二十一日，江陰要塞投共。二十二日，海軍第二艦隊投共，浦口失守，我想起朱自清在浦口車站望著他父親的“背影”。二十三日國軍放棄南京，流民趁機搶糧店布店。京杭公路上，撤退的軍隊搶汽車汽油。南京中央廣播電台有一位女播音員，長於播報新聞，那天晚上九點鍾的廣播新聞仍然由她播出，隻是換了不同的立場和口吻。
南京是首都，依傳統觀念，首都失守就是“亡國”。安慶也失守了，軍方曾指示潰散官兵都到安慶報到，抓到散兵遊勇也送到安慶編訓，安慶顯然是整軍經武的基地，除此之外，無錫、鎮江、宜興（我弟弟妹妹讀書的地方啊）、嘉興、常熟、常州、蘇州紛紛告“失”。杭州也失守了，那是上海的大後方。解放軍已在陸上三麵包圍上海，我頓覺呼吸迫促，氧氣不足。
在那一片崩潰聲中，每天晚上，我在那局促的“蝸居”裏和父親相對，整晚不說一句話，任時間流過，命運逼近。那時我隻有“無用的知識”，我坐在父親麵前，想到唐詩“千尋鐵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我也想起《桃花扇》裏的名句：“俺曾見金陵玉殿鶯啼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道容易冰消。眼見他起朱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樓塌了！”我偏愛《桃花扇》裏那首七言排律：“龍鍾閣部啼梅嶺，跋扈將軍噪武昌。九曲河流晴喚渡，千尋江岸夜移防。南內湯池仍蔓草，東陵輦路又斜陽。全開鎖鑰江淮泗，難整乾坤左史黃！ ……”
我回想“插柳學詩”的時候，瘋爺涕泗橫流朗誦《哀江南》。瘋爺安在？《桃花扇》有一折《沉江》，劇情是史可法投江自盡，瘋爺也偏愛。他以大清遺民自命，不用中華民國年號，在這個年號之下，他還可以西軒南圃，喝酒罵人，共產黨來了，他逃到徐州，徐州告急，他逃到浦口，浦口不守，他下落不明。一九八○年後，我千方百計找到他的女公子，也沒問出究竟，傳說他老人家拒絕渡江南逃，跳進長江去了！
我常猜謎：那時，父親心裏想些什麽呢？上海是父親的舊遊之地，民國十四年（公元一九二五年）父親“宦遊”上海，那時軍閥割據，上海是孫傳芳的地盤。孫傳芳，山東泰安人，他控製福建、浙江、江蘇、安徽、江西五省，自稱五省聯軍總司令，兼任江蘇省督軍。他的總部下設八個處，有四個處長是臨沂同鄉，父親也投奔孫傳芳幕中，擔任秘書，在上海辦公。我見過他早年的照片，儀表稱得上英俊，十裏洋場的繁華，他是個過來人。他，二十多年以後，重來上海，淪為衣食不周的難民，沒有說過一句“想當年”。他幾乎沒歎過一口氣。
民國十五年（公元一九二六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民國十六年八月龍潭之役，孫傳芳全軍覆沒，父親隻提了一個小小的手提箱回家。都說軍閥時代的官吏和貪汙畫等號，父親的手提箱裏卻裝滿了上等的白紙！我曾寫過一篇《白紙的故事》略述其事。
父親讀過山東法政專門學校，所謂“法政”，就是今天的政治經濟，這個學校專門訓練那個時代的官僚。抗戰發生後，他的同學紛紛在淪陷區出任偽政權的官吏，也就是當了漢奸，那時當漢奸是脫貧致富的捷徑，可是父親從來沒動過心。那時偽政權把國民政府設置的專員公署改成“道”，委派“道尹”，臨沂是沂州道，我父親的同班同學來做道尹。我記得有一次，這位道尹坐小轎車經過蘭陵，事先通知八區區長要和我父親見麵，區長在歡迎道尹的隊伍裏給父親安排了最好的位置。我記得那天街巷特別安靜，幾乎所有的人都去列隊歡迎道尹，父親卻留在家裏和我一起讀《荀子·勸學篇》。抗戰勝利時，我家在經濟上已是貧民，論政治成分仍是地主，他帶著未成年的子女離鄉逃亡，困苦顛連，沒有錢的人走不遠，最後來到上海束手無策，很多老人後悔他當年做過的好事，父親從未說過一句“悔不該”。
格言說“小心的人一直後悔”，父親似乎從未後悔。
南京失守以後，四月二十四日，失太原，五月初，失西安，五月十四日，失武漢。我說過，父親一向重視資訊，他有個朋友在複旦大學教書，那人是父親通往外界的一扇窗子，唯一的窗子。父親常去找他談時局，我到上海以後也跟著同去。這人的態度還算和氣，他說你來了、父子團聚就好。我們從他那裏得到的，很少是消息，多半是意見。他說，老蔣打算死守上海，守到逐屋巷戰，把上海守成二次大戰時的斯大林格勒，倘若那樣，上海市就要遭受很大的破壞。上海人本來很害怕，後來一想，湯恩伯不是能“死守”的人，老蔣把上海交給他，大家就放心了。
他強烈反對內戰，他說：“也許我的一個學生正在向另一個學生開槍。”抗戰勝利後， 陳誠揚言六個月內消滅共軍，複旦大學這位“進步人士”就說，國民黨在寫神話。上海保衛戰開始，他說：守，上海是守不住的，逃，你們也逃不掉。他說，其實又何必逃？你換一頂新帽子還有三天不舒服呢，兩星期後就習慣了。談到中共的作風，他認為打天下的人照例不擇手段，一旦打下江山，必定換一個做法，至少至少他要善待及早歸順為他出力的人，所以識時務者為俊傑，逃得越遠，罪孽越重。他介紹一首順口溜：“走不如留，留不如投，晚投不如早投。不留有禍，不投有過，早投沒錯。”
那時民心如此，這位教授（？）的看法代表很多人的想法。保衛上海期間，上海影劇界拒絕勞軍。國民黨辦的中央電影公司撤往台灣，電影廠的一切器材都沒撤出來，員工“護廠”，工人拒絕搬運。人人閉口無言，連鴿子也是沉默的，可是，每天又幾乎可以看見流言從家家門窗裏流出來，裏巷成河。你不是希望和平嗎，“結束戰爭最好的方式就是投降”。解放軍圍城，中共的工作人員在市內深入家庭，教婦女扭秧歌，拿南方的圓形枕頭當腰鼓，解放軍入城，立即有萬人秧歌隊出來歡迎。標語畫像也早已準備好，鬧區和大道貼滿。
商店櫃台上的收音機裏總是有周璿的歌： <blockquote>
五月的風吹在天上
朵朵的雲兒顏色金黃
假如呀雲兒確有知
懂得人間的興亡
它該掉過頭去離開這地方 </blockquote>
上海的確守不住了，我們最後一次去複旦大學，他問我們有什麽打算，父親表情彷徨，教授說人到上海，回頭是岸。他不斷上下打量我，好像代表解放軍看我是個什麽材料。那時多少人猶豫不決，很像是叔本華說的那個寓言，一頭驢子麵前有兩堆草，它不知道該吃哪一堆，結果餓死了。
父親默然無語。上海不守，我們僥幸脫走，而且越走越遠，中國接連發生鎮反，反右，“文革”，如果我們父子留在大陸上，以我們的性格和背景，恐怕是沒法過關。
五月十二日，共軍開始攻打上海，他們手中有上海防衛工事的詳圖。上海南有黃浦江，北有長江，中間由西到東有蘇州河，都是天然防線。軍械庫在蘇州河以北，靠近“上海的脖子”吳淞口，出海方便。解放軍從南部進攻，我們到二十二日聽見炮聲。我完全不知道戰況發展，辦公室裏，每個人都不慌不忙，好像一切如常。到了二十四日這天，我看見每一位同事都袖手閑坐，停止辦公，他們也不談天，辦公室異常寂靜。我發現這天郵差沒來，送報生也沒來，由早晨到中午，電話沒有響過，氣氛詭異。後來知道，這天共軍已越過黃浦江，攻打蘇州河以南。
二十四日這天下午，同事們一個一個減少。中校分庫長沒來上班，少校庫員上午來過，下午不見了。然後是尉官悄悄消失，我看見某上尉往皮帶裏插一把手槍，順手撈起一支氣槍，大步出門，他抬頭看電線上的小鳥，舉起氣槍射殺了一隻。他怎麽還有這份閑情！到了這個時候，怎麽還不多積一點德！人走光了，空空的辦公室裝滿惶恐，我知道我不能留下，可是我也不知道怎樣離開，軍人在“敵前”擅離職守，也許殺頭！
多年後，我知道有一首樂曲叫《告別交響曲》。據說當年某一樂團的團員很想回家過節，可是出錢支持樂團的“老板”要他們演奏，樂團的指揮特別寫了這首曲子。我也從電視上看見演奏的場麵，每隔一段時間，就有一兩個團員放下樂器，退出舞台，最後所有參加演奏的人都走了，隻剩下音樂指揮。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四日，上海江灣軍械庫辦公室的情景宛然如此，不同的地方是：指揮先退，最後剩下的是我。後來知道此時湯恩伯已退到軍艦上指揮作戰，上海市長陳良已委派工務局長趙祖康代理市長，準備向中共辦理移交，隻做了七天市長的趙祖康，後來寫了一篇文章，為上海的“末日”留下速寫。母親常說：“我要你安全，不要你偉大。”她老人家不知道要偉大才有安全，那是“生男埋沒隨百草”的時代，我不去找危險，危險會來找我。
且說那時，軍械庫辦公室門外出現大隊國軍，一個氣宇軒昂的人來到門外，左右隨從打開地圖，聽他東指西畫。他轉頭看見我：“你在這裏幹什麽？”他朝我的符號看了一眼：“你如果要走，那就趕快離開，如果你還不走，我就永遠不讓你再走。”看樣子他是帶著軍隊來布防，他現在有最高發言權。我能判斷蘇州河以南的陣地不保，江灣已成前線。
好吧，戰地指揮官教我走、我就走，帶著我的父親。此時已是夕陽西下，父親問我：“往哪裏走？有路嗎？”我說，“沒有路也得走。”父親連忙用麵粉口袋裝了一點白米，這是他逃難養成的習慣。他提起米袋，環顧四壁，掉下一滴眼淚，好大一滴淚，隻有一滴。我心頭震動，原來父親也有滄桑之感，家國之痛，炎涼之憾。
通往吳淞口的公路上有成群結隊的軍人，路旁多少拋錨的汽車和坦克，東倒西歪。那時故鄉的王氏家族四散奔逃，有二十幾個年輕人逃到上海做難民，“上校爺爺”把他們一一安插在軍械庫的“監護營”裏看守倉庫，領餉吃糧，免受饑寒之苦，我在路上和他們相遇，他們和我一樣，茫茫然往可能有船的地方走。他們有人和妻子訣別，告訴妻子說“你等我兩年”，意思是兩年以後我會回來，如果我不回來，你可以改嫁。妻子慨然回答：“我等你二十年！”那時以為二十年就是天長地久了，誰知這一等就是三十五年。
一路上右方和後方遠處幾處火頭，後來知道國軍燒毀了汽車千輛和機場倉庫裏的物資。眾人走到一處軍用碼頭旁邊停住了，我們也停住，後來知道這個地方叫張華濱，位置鄰近吳淞口，上海市出海的咽喉。眾人怔怔地望著江水，誰也不知道為什麽要到這裏來，站在這裏有什麽希望。路已走到盡頭，大海蒼茫，前景遼闊天地一望無盡，但是我們寸步難移。“在家怕鬼，出門怕水”，水是我們的屏障，也是我們的絕路。
暮色變夜色，炮聲震動碼頭，看見炮彈爆炸的火光。海麵電光閃閃，海軍軍艦發炮射擊共軍的陣地，掩護國軍撤退。碼頭上堆著無數木箱，沒有閑情推測裏麵是什麽物資，隻盼望它能擋炮彈的碎片。來時路在我們腳下騷動，好像隨時可以豎起來，把我們舉高，使我們紛紛滑落回到原點。以後許多年，我每逢看見“上海撤退”四個字，我就回想這天夜晚的情景，這是撤退嗎？這是逃亡！上將先逃，以後按官階高低、職權大小、分成梯次脫逃，上帝遺棄了將軍，將軍遺棄了下級官兵。
後來知道，這天夜裏，蘇州河以南地區完全失守，負責守河的五十一軍連夜開會，商討起義投共。說時快那時慢，就在守軍“找關係”向中共輸誠的時候，張華濱海麵駛來一艘船，起初我以為是幻覺，可是看眾人的反應，證明那是事實。船緩緩靠岸，甲板上已經坐滿了軍人，它分明剛剛離開上海，為什麽去而複返？這個偉大的謎、慈悲的謎，至今沒人解得開。船離碼頭還有兩三英尺遠，岸邊的人就往船上衝，大家都是軍人，個個跳過木馬。守船的部隊也有準備，舷邊甲板上站了一排強壯的士兵，你衝上來，他把你推下去，接二連三有人掉進江裏，我聽見類似下餃子的聲音。還是有很多人往上衝，到了這般時分，你就是銅牆鐵壁，也要來個魚死網破。
輪船趕緊後退，離碼頭更遠一些，守船的軍隊開槍鎮壓，子彈從我們頭上掠過。人群稍稍安靜下來，據說岸上的高級軍官和船上的高級軍官展開協商。大概協商有了結果，由船舷到碼頭架上一條長長的木板，好像一座獨木橋，我們可以從木板上走過去。可是又有變數，甲板上早已坐滿了官兵，他們本來已經脫離戰場，又要回來冒這莫名其妙的險，簡直火冒三丈。更何況摸黑上船的人可能踩著他們的腿，踢著他們的頭。第二波推擠出現，先上船的人朝船外推後上船的人，船外就是江水。
我緊緊抓住父親，我們裹在人流裏，父親跨上甲板，我的身體猛烈震蕩，站立不穩，撒手下墜。我絕望中伸出一臂，幸而鉤住了欄杆。我聽見父親低聲喚我。可憐當初在新兵連咬牙切齒練過的單杠有了用處，我慢慢把身體舉上來，這時候最怕有人再推我，這是我的最後關頭。甲板上有隻手拉了我一把，我轉危為安，那天晚上這一推一拉，我曆盡生死禍福。我們擠上甲板，隻能在靠近碼頭的一邊就地插針，以致船身開始傾斜，守船官兵再度開槍驅退碼頭上的人群，輪船急忙開入江心，駛向大海。天亮以後，我發現父親是甲板上僅見的老人。我們周圍都是憤憤的臉色。我小聲探問昨天晚上是誰拉了我一把，居然沒人回應，咳，他大概要避免觸犯眾怒吧，我想結一個生死之交的念頭落空。
許多年後，我看電影《紅塵滾滾》，這部戲因三毛編劇而知名，因第一次把漢奸塑造成正麵人物而引起討論。這部戲裏有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撤退的場麵，一切如我親身經曆。但是我得指出，那天晚上，張華濱碼頭隻有軍人，沒有平民。國軍撤退，一向受難民拖累，到上海撤退的時候，上海的老百姓看清局勢，沒人再跟著一同顛沛流離。
船上的滋味真好，“苦厭塵沙隨馬足，卻思風浪拍船頭。”我並不知道船往哪裏開，隻要開走就好。行走比停留好，道路比房屋好，海水比陸地好，漂浮比沉沒好。三年半我奔波了六千七百公裏，累了！而今而後，但願能找到一尺土地可以站著不動，我再也不打算向外邁出一步。
第二天，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上海易手。中共史家以解放上海為段落作了一個小結：解放軍以農村起家，費時三年九個月奪得全國城市的百分之五十一（一千零六十一座），然後解放軍僅僅以半年時間，再占領城市九百五十三座，合計為全國城市總數的百分之九十八。這最後半年，解放軍進展之速，可以想見。
國軍失去上海，時在抗戰勝利、湯恩伯由柳州飛上海接收之後三年零八個月，我經過上海轉往沈陽之後兩年零十一個月。還得指出，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租界召開，共產主義在中國萌生，二十八年後，中共軍隊占領了上海。
此地一為別，正合了後來隱地的詩句： <blockquote>
擁抱我們的人
最後 都成為
看不見的背影 </blockquote>
但是中共把李宗仁列為內戰的第二號戰犯（第一號是蔣介石），李宗仁上台努力謀和，中共的電台仍然天天廣播四十三名戰犯名單，要求嚴懲戰犯，沒有緩和的跡象。
本來“戰犯”是國際戰爭才有的罪名，國內戰爭用不上。那時抗戰勝利未久，審判日本戰犯的經過深入人心，中共宣傳家乘勢襲用這個名詞，搶占正統上風。中共推出的和平條件“八條二十四款”，也是模仿盟軍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現在可以讀到張治中的回憶錄，他是國府派出和談的首席代表，一向親共，主和最力，連他也在回憶錄裏說，中共的條件“苛刻”。
可憐的北方難民，可憐的南方百姓，猶在巴望和平。霹靂一聲，四月廿一日夜間，解放軍在安徽荻港渡江，他們事先挖了一條運河，準備船隻，國軍毫無所知，而渡江前一連三個月，氣象台向解放軍提供天氣風向風力預報，中央地質調查所提供了五萬分之一的地圖。說什麽“長江無邊，燕子也要飛三天”，說時遲那時快，西起九江，東至江陰，兩天之內，三十萬解放軍全線強渡成功。
那時依我們可憐的、有限的常識推想，江防既已不守，兩軍應在江南決戰。可是國軍紛紛不戰而走，那時報紙使用次數最多的字就是“撤退”，劉汝明在他的回憶錄裏麵說，那時國防部命令他在第二線布防，他找不到第一線在哪裏。
後來台灣的曆史教授編寫教科書，把這一連串撤退寫成“不守”。十幾歲的少年學生問老師“你們為什麽不守”，二十幾歲的青年教員怔住了，無法回答。李宗仁在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曆史，指責當年蔣介石故意放棄東南的半壁江山，使他無法收拾殘局，時人有雲：蔣介石把門交給李宗仁，自己帶走鑰匙。今天回顧曆史，他那時想“守”也不成。四月二十一日，江陰要塞投共。二十二日，海軍第二艦隊投共，浦口失守，我想起朱自清在浦口車站望著他父親的“背影”。二十三日國軍放棄南京，流民趁機搶糧店布店。京杭公路上，撤退的軍隊搶汽車汽油。南京中央廣播電台有一位女播音員，長於播報新聞，那天晚上九點鍾的廣播新聞仍然由她播出，隻是換了不同的立場和口吻。
南京是首都，依傳統觀念，首都失守就是“亡國”。安慶也失守了，軍方曾指示潰散官兵都到安慶報到，抓到散兵遊勇也送到安慶編訓，安慶顯然是整軍經武的基地，除此之外，無錫、鎮江、宜興（我弟弟妹妹讀書的地方啊）、嘉興、常熟、常州、蘇州紛紛告“失”。杭州也失守了，那是上海的大後方。解放軍已在陸上三麵包圍上海，我頓覺呼吸迫促，氧氣不足。
在那一片崩潰聲中，每天晚上，我在那局促的“蝸居”裏和父親相對，整晚不說一句話，任時間流過，命運逼近。那時我隻有“無用的知識”，我坐在父親麵前，想到唐詩“千尋鐵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我也想起《桃花扇》裏的名句：“俺曾見金陵玉殿鶯啼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道容易冰消。眼見他起朱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樓塌了！”我偏愛《桃花扇》裏那首七言排律：“龍鍾閣部啼梅嶺，跋扈將軍噪武昌。九曲河流晴喚渡，千尋江岸夜移防。南內湯池仍蔓草，東陵輦路又斜陽。全開鎖鑰江淮泗，難整乾坤左史黃！ ……”
我回想“插柳學詩”的時候，瘋爺涕泗橫流朗誦《哀江南》。瘋爺安在？《桃花扇》有一折《沉江》，劇情是史可法投江自盡，瘋爺也偏愛。他以大清遺民自命，不用中華民國年號，在這個年號之下，他還可以西軒南圃，喝酒罵人，共產黨來了，他逃到徐州，徐州告急，他逃到浦口，浦口不守，他下落不明。一九八○年後，我千方百計找到他的女公子，也沒問出究竟，傳說他老人家拒絕渡江南逃，跳進長江去了！
我常猜謎：那時，父親心裏想些什麽呢？上海是父親的舊遊之地，民國十四年（公元一九二五年）父親“宦遊”上海，那時軍閥割據，上海是孫傳芳的地盤。孫傳芳，山東泰安人，他控製福建、浙江、江蘇、安徽、江西五省，自稱五省聯軍總司令，兼任江蘇省督軍。他的總部下設八個處，有四個處長是臨沂同鄉，父親也投奔孫傳芳幕中，擔任秘書，在上海辦公。我見過他早年的照片，儀表稱得上英俊，十裏洋場的繁華，他是個過來人。他，二十多年以後，重來上海，淪為衣食不周的難民，沒有說過一句“想當年”。他幾乎沒歎過一口氣。
民國十五年（公元一九二六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民國十六年八月龍潭之役，孫傳芳全軍覆沒，父親隻提了一個小小的手提箱回家。都說軍閥時代的官吏和貪汙畫等號，父親的手提箱裏卻裝滿了上等的白紙！我曾寫過一篇《白紙的故事》略述其事。
父親讀過山東法政專門學校，所謂“法政”，就是今天的政治經濟，這個學校專門訓練那個時代的官僚。抗戰發生後，他的同學紛紛在淪陷區出任偽政權的官吏，也就是當了漢奸，那時當漢奸是脫貧致富的捷徑，可是父親從來沒動過心。那時偽政權把國民政府設置的專員公署改成“道”，委派“道尹”，臨沂是沂州道，我父親的同班同學來做道尹。我記得有一次，這位道尹坐小轎車經過蘭陵，事先通知八區區長要和我父親見麵，區長在歡迎道尹的隊伍裏給父親安排了最好的位置。我記得那天街巷特別安靜，幾乎所有的人都去列隊歡迎道尹，父親卻留在家裏和我一起讀《荀子·勸學篇》。抗戰勝利時，我家在經濟上已是貧民，論政治成分仍是地主，他帶著未成年的子女離鄉逃亡，困苦顛連，沒有錢的人走不遠，最後來到上海束手無策，很多老人後悔他當年做過的好事，父親從未說過一句“悔不該”。
格言說“小心的人一直後悔”，父親似乎從未後悔。
南京失守以後，四月二十四日，失太原，五月初，失西安，五月十四日，失武漢。我說過，父親一向重視資訊，他有個朋友在複旦大學教書，那人是父親通往外界的一扇窗子，唯一的窗子。父親常去找他談時局，我到上海以後也跟著同去。這人的態度還算和氣，他說你來了、父子團聚就好。我們從他那裏得到的，很少是消息，多半是意見。他說，老蔣打算死守上海，守到逐屋巷戰，把上海守成二次大戰時的斯大林格勒，倘若那樣，上海市就要遭受很大的破壞。上海人本來很害怕，後來一想，湯恩伯不是能“死守”的人，老蔣把上海交給他，大家就放心了。
他強烈反對內戰，他說：“也許我的一個學生正在向另一個學生開槍。”抗戰勝利後， 陳誠揚言六個月內消滅共軍，複旦大學這位“進步人士”就說，國民黨在寫神話。上海保衛戰開始，他說：守，上海是守不住的，逃，你們也逃不掉。他說，其實又何必逃？你換一頂新帽子還有三天不舒服呢，兩星期後就習慣了。談到中共的作風，他認為打天下的人照例不擇手段，一旦打下江山，必定換一個做法，至少至少他要善待及早歸順為他出力的人，所以識時務者為俊傑，逃得越遠，罪孽越重。他介紹一首順口溜：“走不如留，留不如投，晚投不如早投。不留有禍，不投有過，早投沒錯。”
那時民心如此，這位教授（？）的看法代表很多人的想法。保衛上海期間，上海影劇界拒絕勞軍。國民黨辦的中央電影公司撤往台灣，電影廠的一切器材都沒撤出來，員工“護廠”，工人拒絕搬運。人人閉口無言，連鴿子也是沉默的，可是，每天又幾乎可以看見流言從家家門窗裏流出來，裏巷成河。你不是希望和平嗎，“結束戰爭最好的方式就是投降”。解放軍圍城，中共的工作人員在市內深入家庭，教婦女扭秧歌，拿南方的圓形枕頭當腰鼓，解放軍入城，立即有萬人秧歌隊出來歡迎。標語畫像也早已準備好，鬧區和大道貼滿。
商店櫃台上的收音機裏總是有周璿的歌： <blockquote>
五月的風吹在天上
朵朵的雲兒顏色金黃
假如呀雲兒確有知
懂得人間的興亡
它該掉過頭去離開這地方 </blockquote>
上海的確守不住了，我們最後一次去複旦大學，他問我們有什麽打算，父親表情彷徨，教授說人到上海，回頭是岸。他不斷上下打量我，好像代表解放軍看我是個什麽材料。那時多少人猶豫不決，很像是叔本華說的那個寓言，一頭驢子麵前有兩堆草，它不知道該吃哪一堆，結果餓死了。
父親默然無語。上海不守，我們僥幸脫走，而且越走越遠，中國接連發生鎮反，反右，“文革”，如果我們父子留在大陸上，以我們的性格和背景，恐怕是沒法過關。
五月十二日，共軍開始攻打上海，他們手中有上海防衛工事的詳圖。上海南有黃浦江，北有長江，中間由西到東有蘇州河，都是天然防線。軍械庫在蘇州河以北，靠近“上海的脖子”吳淞口，出海方便。解放軍從南部進攻，我們到二十二日聽見炮聲。我完全不知道戰況發展，辦公室裏，每個人都不慌不忙，好像一切如常。到了二十四日這天，我看見每一位同事都袖手閑坐，停止辦公，他們也不談天，辦公室異常寂靜。我發現這天郵差沒來，送報生也沒來，由早晨到中午，電話沒有響過，氣氛詭異。後來知道，這天共軍已越過黃浦江，攻打蘇州河以南。
二十四日這天下午，同事們一個一個減少。中校分庫長沒來上班，少校庫員上午來過，下午不見了。然後是尉官悄悄消失，我看見某上尉往皮帶裏插一把手槍，順手撈起一支氣槍，大步出門，他抬頭看電線上的小鳥，舉起氣槍射殺了一隻。他怎麽還有這份閑情！到了這個時候，怎麽還不多積一點德！人走光了，空空的辦公室裝滿惶恐，我知道我不能留下，可是我也不知道怎樣離開，軍人在“敵前”擅離職守，也許殺頭！
多年後，我知道有一首樂曲叫《告別交響曲》。據說當年某一樂團的團員很想回家過節，可是出錢支持樂團的“老板”要他們演奏，樂團的指揮特別寫了這首曲子。我也從電視上看見演奏的場麵，每隔一段時間，就有一兩個團員放下樂器，退出舞台，最後所有參加演奏的人都走了，隻剩下音樂指揮。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四日，上海江灣軍械庫辦公室的情景宛然如此，不同的地方是：指揮先退，最後剩下的是我。後來知道此時湯恩伯已退到軍艦上指揮作戰，上海市長陳良已委派工務局長趙祖康代理市長，準備向中共辦理移交，隻做了七天市長的趙祖康，後來寫了一篇文章，為上海的“末日”留下速寫。母親常說：“我要你安全，不要你偉大。”她老人家不知道要偉大才有安全，那是“生男埋沒隨百草”的時代，我不去找危險，危險會來找我。
且說那時，軍械庫辦公室門外出現大隊國軍，一個氣宇軒昂的人來到門外，左右隨從打開地圖，聽他東指西畫。他轉頭看見我：“你在這裏幹什麽？”他朝我的符號看了一眼：“你如果要走，那就趕快離開，如果你還不走，我就永遠不讓你再走。”看樣子他是帶著軍隊來布防，他現在有最高發言權。我能判斷蘇州河以南的陣地不保，江灣已成前線。
好吧，戰地指揮官教我走、我就走，帶著我的父親。此時已是夕陽西下，父親問我：“往哪裏走？有路嗎？”我說，“沒有路也得走。”父親連忙用麵粉口袋裝了一點白米，這是他逃難養成的習慣。他提起米袋，環顧四壁，掉下一滴眼淚，好大一滴淚，隻有一滴。我心頭震動，原來父親也有滄桑之感，家國之痛，炎涼之憾。
通往吳淞口的公路上有成群結隊的軍人，路旁多少拋錨的汽車和坦克，東倒西歪。那時故鄉的王氏家族四散奔逃，有二十幾個年輕人逃到上海做難民，“上校爺爺”把他們一一安插在軍械庫的“監護營”裏看守倉庫，領餉吃糧，免受饑寒之苦，我在路上和他們相遇，他們和我一樣，茫茫然往可能有船的地方走。他們有人和妻子訣別，告訴妻子說“你等我兩年”，意思是兩年以後我會回來，如果我不回來，你可以改嫁。妻子慨然回答：“我等你二十年！”那時以為二十年就是天長地久了，誰知這一等就是三十五年。
一路上右方和後方遠處幾處火頭，後來知道國軍燒毀了汽車千輛和機場倉庫裏的物資。眾人走到一處軍用碼頭旁邊停住了，我們也停住，後來知道這個地方叫張華濱，位置鄰近吳淞口，上海市出海的咽喉。眾人怔怔地望著江水，誰也不知道為什麽要到這裏來，站在這裏有什麽希望。路已走到盡頭，大海蒼茫，前景遼闊天地一望無盡，但是我們寸步難移。“在家怕鬼，出門怕水”，水是我們的屏障，也是我們的絕路。
暮色變夜色，炮聲震動碼頭，看見炮彈爆炸的火光。海麵電光閃閃，海軍軍艦發炮射擊共軍的陣地，掩護國軍撤退。碼頭上堆著無數木箱，沒有閑情推測裏麵是什麽物資，隻盼望它能擋炮彈的碎片。來時路在我們腳下騷動，好像隨時可以豎起來，把我們舉高，使我們紛紛滑落回到原點。以後許多年，我每逢看見“上海撤退”四個字，我就回想這天夜晚的情景，這是撤退嗎？這是逃亡！上將先逃，以後按官階高低、職權大小、分成梯次脫逃，上帝遺棄了將軍，將軍遺棄了下級官兵。
後來知道，這天夜裏，蘇州河以南地區完全失守，負責守河的五十一軍連夜開會，商討起義投共。說時快那時慢，就在守軍“找關係”向中共輸誠的時候，張華濱海麵駛來一艘船，起初我以為是幻覺，可是看眾人的反應，證明那是事實。船緩緩靠岸，甲板上已經坐滿了軍人，它分明剛剛離開上海，為什麽去而複返？這個偉大的謎、慈悲的謎，至今沒人解得開。船離碼頭還有兩三英尺遠，岸邊的人就往船上衝，大家都是軍人，個個跳過木馬。守船的部隊也有準備，舷邊甲板上站了一排強壯的士兵，你衝上來，他把你推下去，接二連三有人掉進江裏，我聽見類似下餃子的聲音。還是有很多人往上衝，到了這般時分，你就是銅牆鐵壁，也要來個魚死網破。
輪船趕緊後退，離碼頭更遠一些，守船的軍隊開槍鎮壓，子彈從我們頭上掠過。人群稍稍安靜下來，據說岸上的高級軍官和船上的高級軍官展開協商。大概協商有了結果，由船舷到碼頭架上一條長長的木板，好像一座獨木橋，我們可以從木板上走過去。可是又有變數，甲板上早已坐滿了官兵，他們本來已經脫離戰場，又要回來冒這莫名其妙的險，簡直火冒三丈。更何況摸黑上船的人可能踩著他們的腿，踢著他們的頭。第二波推擠出現，先上船的人朝船外推後上船的人，船外就是江水。
我緊緊抓住父親，我們裹在人流裏，父親跨上甲板，我的身體猛烈震蕩，站立不穩，撒手下墜。我絕望中伸出一臂，幸而鉤住了欄杆。我聽見父親低聲喚我。可憐當初在新兵連咬牙切齒練過的單杠有了用處，我慢慢把身體舉上來，這時候最怕有人再推我，這是我的最後關頭。甲板上有隻手拉了我一把，我轉危為安，那天晚上這一推一拉，我曆盡生死禍福。我們擠上甲板，隻能在靠近碼頭的一邊就地插針，以致船身開始傾斜，守船官兵再度開槍驅退碼頭上的人群，輪船急忙開入江心，駛向大海。天亮以後，我發現父親是甲板上僅見的老人。我們周圍都是憤憤的臉色。我小聲探問昨天晚上是誰拉了我一把，居然沒人回應，咳，他大概要避免觸犯眾怒吧，我想結一個生死之交的念頭落空。
許多年後，我看電影《紅塵滾滾》，這部戲因三毛編劇而知名，因第一次把漢奸塑造成正麵人物而引起討論。這部戲裏有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撤退的場麵，一切如我親身經曆。但是我得指出，那天晚上，張華濱碼頭隻有軍人，沒有平民。國軍撤退，一向受難民拖累，到上海撤退的時候，上海的老百姓看清局勢，沒人再跟著一同顛沛流離。
船上的滋味真好，“苦厭塵沙隨馬足，卻思風浪拍船頭。”我並不知道船往哪裏開，隻要開走就好。行走比停留好，道路比房屋好，海水比陸地好，漂浮比沉沒好。三年半我奔波了六千七百公裏，累了！而今而後，但願能找到一尺土地可以站著不動，我再也不打算向外邁出一步。
第二天，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上海易手。中共史家以解放上海為段落作了一個小結：解放軍以農村起家，費時三年九個月奪得全國城市的百分之五十一（一千零六十一座），然後解放軍僅僅以半年時間，再占領城市九百五十三座，合計為全國城市總數的百分之九十八。這最後半年，解放軍進展之速，可以想見。
國軍失去上海，時在抗戰勝利、湯恩伯由柳州飛上海接收之後三年零八個月，我經過上海轉往沈陽之後兩年零十一個月。還得指出，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租界召開，共產主義在中國萌生，二十八年後，中共軍隊占領了上海。
此地一為別，正合了後來隱地的詩句： <blockquote>
擁抱我們的人
最後 都成為
看不見的背影 </blockquo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