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11 秦皇島上的文學因緣
關山奪路：回憶錄四部曲之三 作者：王鼎鈞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當你寫不出文章來的時候，你就該閱讀或旅行。”那幾年我南船北馬，心中渴求安定，旅行二字，味同嚼蠟。那時我讀文藝小說義憤填膺（主流文藝作家愛寫現實人世的愁苦不平，鼓勵抗爭），讀愛情小說愁腸百結，幾乎沒力氣揭開書本，沒奈何，我找上武俠。
那年代，文學界極力貶低武俠小說，認為寫武俠的不是小說家，讀武俠的不是文學人口，我在學校讀書的時候，武俠是“禁書”。我以“反抗期”的心情走進小說出租的商店，挑選了王度廬的《寶劍金釵》，這是我第一次仔細閱讀武俠小說，沒想到，他寫得很好嘛！休要再說武俠小說有敘事而無抒情，《寶劍金釵》的愛情筆到情到，筆不到的地方情也到，而且常在情何以堪時調門突然拔高，我至今沒有忘記他說，人際關係像瓷器，一旦出現裂縫，無論怎樣修補也不能完整如初。他寫的是武俠，總有一股柔情灌注其間，感動我，又不使我像雪人一樣溶掉，我對武俠的看法立即改變。
王度廬真正把我引進武俠的大門，接著我讀了他的《鶴驚昆侖》、《臥虎藏龍》，這樣的小說為何有人口誅筆伐？我左看右看找不出理由。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導演李安在好萊塢把《臥虎藏龍》拍成電影，奪得奧斯卡金像獎，王度廬再度受人注意。聽說還珠樓主是承先啟後的大師，我喜歡他的《青城十九俠》，他創作豐富，雖然多半結構有缺點，他筆下的臉譜、身段、場景、奇功異能，給後來的武俠小說建立了許多原型。我也看了向愷然的《江湖奇俠傳》，鄭證因的《鷹爪王》，白羽的《十二金錢鏢》，他們文筆簡練遒勁，句句到位，我覺得順心可口。
文章寫到這裏停筆尋思，世上確有一些惡行，道德不能防止，法律不能製裁，人們盼望武俠手段能夠救濟。“俠”是“人間天理”，信俠和信神有相通之處，“武俠和神話”，可有人拿這個題目做論文？初期的俠士好像沒有私生活，他們是理想化的人物，可稱“神格武俠”，後來武俠也有自己的社會，那個社會裏也有種種不公平，俠士彼此之間也有鬥爭，俠士也可能受欺淩陷害，有些武俠中人也做壞事，他們是“人格武俠”。神格武俠隻須關心弱者的痛苦，而人格武俠，讀者也得關心他們的痛苦。人格武俠比較好看，是武俠小說的進步，似乎同時也是對武俠人物的解構。
我想，武俠小說算是一種“情節小說”，情節掛帥，情節密集，以情節之優劣定作品之優劣。嚴格而論，海明威的《老人與海》隻有一個情節：老漁夫出海，好不容易捕到一條大魚，回航途中，大魚的肉被鯊魚吃光了，隻剩下一副骨頭架子。若是武俠，中文三萬字總得寫出十幾個情節來，情節密集，把自然風景、人物心理、哲理思考、美感經驗擠出去，全力訴諸好奇心的滿足，所以武俠小說能使人廢寢忘餐，堪稱“殺時間”的利器。後來我到台北，聽說台灣大學一位名教授不幸喪女，教授和夫人整天看武俠小說度過最悲痛的日子，他們把當時能找到的武俠小說統統讀完了。
那時代的武俠小說也許禁不起嚴格的文學檢驗，但是左翼陣營徹底否定武俠，我仍然覺得很難理解。武俠浪跡江湖，“江湖”向來與“廟堂”相悖，武俠除暴安良，濟弱扶傾，又和“社會主義良心”可以掛鉤，毛澤東能從《紅樓夢》中看出階級鬥爭，為何忽視了武俠小說中的“階級意識”？左翼文壇欣賞《血濺鴛鴦樓》，推薦《打漁殺家》，怎能比武俠刀山血海、快意恩仇？中共宣傳革命，利用一切“民族形式”，唯獨放過武俠小說，真想知道他們當年是怎麽考量的。武俠小說是沒有受“紅粉沾染”的文學門類。
由武俠切入，我找到偵探，它也是一種“情節小說”。福爾摩斯是這一門類的魁首，必然要瞻仰，我一本一本看完他的“大全集”。我看了英國女作家克裏斯蒂的《東方快車謀殺案》，後來知道她是西方偵探小說黃金時代的開創者之一。我看過《俠盜亞森羅賓》，法國作家的作品，他的全名裏也有一個“莫裏哀”。
我認為還是福爾摩斯最迷人。原來一隻腳印，一個煙鬥，一張看來隨手亂畫的便條，都可以是險穀入口，高峽棧道。原來人生的重巒疊嶂經不起這樣單刀直入。原來我們的行為都會留下證據，而證據就在受人忽視的日常瑣事之中。讀福爾摩斯探案和讀《聖經啟示錄》差不多，都能產生因果恐懼，隻是福爾摩斯比耶穌曲折有趣。
《施公案》、《彭公案》、《海公案》是本國古典，當然要拜讀。這些奇案雖然知名度很高，一拿來跟福爾摩斯比就索然乏味了！包公、彭公那樣武斷草率，任意推理，信任神話和巧合，過程簡單粗糙，也是一種可怕。包公、彭公的確破了許多冤案，但是用他的方法一定破不了那些冤案，也許還會製造冤案！寫小說的人為才情功力所限，隻能預設破案的結局，支持包公、彭公的行為，為了目的正義、犧牲程序正義。我後來知道，它正好反映了、助長了中國人論斷是非的態度：經驗主義優於證據主義。軍中流行一句話，凡是幹過三年軍需的人一律可以槍斃，保證沒有一個是冤枉的。福爾摩斯若是聽到這句話，一定嗤之以鼻。
我也讀到程小青的《霍桑探案》，他模仿福爾摩斯，還有孫了紅的《魯平奇案》，他模仿亞森羅賓（魯平、羅賓，連名字都近似）。我後來知道，就文學創作而言，模仿低於原創，但是這兩位民國作家畢竟使用了較為嚴謹的推理，反映了比較複雜的社會結構，勝過《包公案》、《彭公案》、《海公案》多多，但“三公”是朝廷命官，民間向往公正廉能、不畏權勢的好官，所以愛聽三公斷案。後來《包公案》改編成電視連續劇，故事重新設計，原有的缺點完全改正過來，收視率自始至終居高不下。
我覺得武俠小說和偵探小說有共同點，兩者都是“俠”，一個武俠一個文俠（我到台灣後一度鼓吹文俠）。也可以說，武俠是體製外的偵探，偵探是體製內的武俠，兩者都情節密集，都必須設計情節與情節間的鉤連糾結，需要緊密的結構。我後來知道了結構和邏輯的關係，邏輯觀念發達的社會才產生福爾摩斯。
胡適博士說《紅樓夢》不好看，因為沒有 plot，《基度山恩仇記》才好看。武俠和偵探都很注重 plot，偵探小說發展為推理小說，我也逐漸定型為理性的讀者。我也讀二流的、速朽的武俠和偵探。那時有人說，武俠訴諸人們的報複心，偵探訴諸人們的好奇心，報複和好奇都不是人類高尚的情操，所以……又過了好多年，我知道武俠也罷，偵探也罷，都是作品的題材，作家的藝術是把題材處理成某種高級象征，道在天地、道也在螻蟻，作品不以他的敘寫分大小，而以它的隱藏分大小。那時候武俠偵探沒人做到，我懷疑他們也沒人知道，直到金庸出現……
基於模仿衝動，我也編過幾個情節掛帥的故事。
我們奉命闖入建在深山裏的一座迷宮，任務是把躲藏在裏頭的人全部殺死，不許留一個活口。那夜是中秋節，月光照得見每個人的眉毛，但迷宮是黑暗的。我們冒險點亮所有的火把，沒想到裏麵的人業已逃走，沒留下半絲半縷線索，連桌椅床鋪茶杯草紙都消失得幹幹淨淨，我們希望地上有腳印，門把上有指紋，也都落了空。看樣子他們知道首領要下毒手。
首領非常憤怒，他下達嚴厲的指令，必須追殺所有的逃犯。這幾乎是一樁不能完成的任務，我們根本不知道住在裏麵的人是誰，首領沒有任何具體指示。我們重回迷宮搜查，隻見一片虛空死寂，唯一的動態是迷宮裏麵有一道流泉溢出宮外，形成一條小溪，躲在裏麵的人無須出來取水，行蹤就更為隱秘，我們的調查工作就更為困難。
我們住在迷宮裏研究案情，早晨到溪旁捧起水來洗臉，水明如鏡，照見每個人的影子，我們聽一位巫師說過，每一個拿流水當鏡子的人，他的麵相永遠留在水裏，如同照相機的底片感光，高明的巫術能使隱沒的人影顯現。
千方百計找到那巫師，帶他到溪旁察看，他說水中人影都戴著麵具，隻有一人例外。我們教他把那人的相貌畫出來，真令人驚駭莫名，那人就是我們的首領。我們立刻殺死了巫師，有人發抖，他知道首領必定殺死我們，我們決定分頭逃亡，終身戴著麵具，即使和情婦上床也不取下來。我們永遠不用溪流洗臉，我們都立誌使自己永遠消失，使自己消失比使別人消失更難，你得殺死一個自己，再長成一個自己。
我們約定，三十年後的中秋節，再到別墅後麵的小溪旁聚晤，取下麵具洗臉，那時首領應該已經死了。小溪依然清澈，可是沒想到首領突然出現，不消說他一直偵察搜尋我們的行蹤，雖然他已老態龍鍾，我們還是魂飛魄散。可是……大家重逢以後，情節怎麽發展呢？我沒有能力把故事完成。
我還設計過一個故事，作家在攤開的稿紙前麵坐了很久，他想寫一個故事，心中空空，不能落筆。忽然發生了奇怪的事情，紙上自動顯出字來，速度很快，立刻連成一行，馬上占滿一頁兩頁。那並不是他要寫的文章，但是那是一篇很好的文章，預料有許多人愛讀，一個作家很難抵抗這樣的誘惑，他簽上自己的名字。……然後呢？然後應該發生驚人的事件，對吧？我也不能把它完成。
算是開卷有益吧，偵探小說給我許多邏輯訓練。那時社會普遍缺乏邏輯思考，用意識形態論事。他們口中筆下的事實不是事實本身，而是對事實的詮釋。事實的發展永遠是合乎邏輯的，事實的“詮釋”卻往往違反邏輯，這裏那裏都是意識形態正確、邏輯錯誤的頑童或玩童。
舉例來說，那時流行的口號是“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可是共軍一麵說，一麵攻打國軍，國軍也還擊反攻或主動攻擊。這一方說，國軍是美帝走狗，不是中國人，另一方說，共軍是蘇聯的爪牙，不是中國人。事實上都是中國人，一經詮釋都成了外國人。當初提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真正的意思是：我可以打你，你不能打我。那時我的同儕都不能發現其中的謬誤。
三民主義有句話：“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於是有人宣傳，三民主義就是共產主義。我的同儕竟不能發覺，民生主義隻是三民主義的一部分，部分是共產主義，並不等於全部是共產主義，原典的意思是，三民主義可以包含共產主義，並非共產主義可以包含三民主義。何況下麵緊接著說，“共產主義是民生主義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實行”，國民黨要實行的仍是民生主義。我的同儕幾乎都不能這樣條分縷析。國民黨敗退台灣，痛定思痛了二十年後，黨國元老梁寒操還在黨員代表大會上發出驚人之論，他說國民黨反中共，反俄共，並不反對共產主義，因為總理說過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他老人家還是三民主義理論家呢！全場愕然，後台“把場”的蔣經國氣得麵無人色。
那時有人批評知難行易，認為人的行為並不根據他的知識，而是根據他取得利益的方法。他也舉出許多例證，其中一個是針對當時的通貨膨脹而發，人人知道“囤積”使市麵上物資短缺，使通貨的流通量增加，使貨幣貶價的速度更快，但是人人都急忙把手中的錢拋出去，買更多的柴米油鹽回來。報紙以半版的地位刊出這人寫的論文，可見他並非等閑之輩。但是我不服氣，古往今來，分明有多少人為了抽象目標自動拋棄了現實利益！照他的說法，這些人為名，而名也是利，這就混淆了“名”和“利”兩個名詞的界限，他說道德滿足也是利，他又混淆了理想和現實的界限。他對“利益”一詞沒有嚴格的定義，他的大前提也就模糊不清。
我悶在心裏有口難開。我想盡辦法找《中央日報》看，希望有人反駁澄清，似乎沒有。我不自量力，自己寫文章寄去，當然也沒登出來。我到台灣以後認真讀了幾本講述邏輯的書，我本來沉默寡言，我的邏輯癖把我變成一個喜歡辯論的人。
另一方麵，武俠使人果斷，偵探使人冷酷，對我的寫作大概有負麵影響。至少寫小說不能快刀斬亂麻，馬上把結論提出來。小說，尤其長篇小說，常常要糾纏不清，渾沌不明，敘述的過程即是風景，過程比目的更重要，“感覺”比理解更重要，這些並不能從那時我讀的武俠或偵探中學到。那個租書店的東牆擺武俠偵探，西牆擺著秦瘦鵑的《秋海棠》，張恨水的《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劉雲若的《紅杏出牆記》。那時徐和張愛玲受委屈，他們的小說也被打入通俗作品，和以上諸人同列。我常想，如果我那時不看東牆看西牆，把那半牆社會言情、鴛鴦蝴蝶一氣讀完，我又會怎麽樣？
那年代，文學界極力貶低武俠小說，認為寫武俠的不是小說家，讀武俠的不是文學人口，我在學校讀書的時候，武俠是“禁書”。我以“反抗期”的心情走進小說出租的商店，挑選了王度廬的《寶劍金釵》，這是我第一次仔細閱讀武俠小說，沒想到，他寫得很好嘛！休要再說武俠小說有敘事而無抒情，《寶劍金釵》的愛情筆到情到，筆不到的地方情也到，而且常在情何以堪時調門突然拔高，我至今沒有忘記他說，人際關係像瓷器，一旦出現裂縫，無論怎樣修補也不能完整如初。他寫的是武俠，總有一股柔情灌注其間，感動我，又不使我像雪人一樣溶掉，我對武俠的看法立即改變。
王度廬真正把我引進武俠的大門，接著我讀了他的《鶴驚昆侖》、《臥虎藏龍》，這樣的小說為何有人口誅筆伐？我左看右看找不出理由。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導演李安在好萊塢把《臥虎藏龍》拍成電影，奪得奧斯卡金像獎，王度廬再度受人注意。聽說還珠樓主是承先啟後的大師，我喜歡他的《青城十九俠》，他創作豐富，雖然多半結構有缺點，他筆下的臉譜、身段、場景、奇功異能，給後來的武俠小說建立了許多原型。我也看了向愷然的《江湖奇俠傳》，鄭證因的《鷹爪王》，白羽的《十二金錢鏢》，他們文筆簡練遒勁，句句到位，我覺得順心可口。
文章寫到這裏停筆尋思，世上確有一些惡行，道德不能防止，法律不能製裁，人們盼望武俠手段能夠救濟。“俠”是“人間天理”，信俠和信神有相通之處，“武俠和神話”，可有人拿這個題目做論文？初期的俠士好像沒有私生活，他們是理想化的人物，可稱“神格武俠”，後來武俠也有自己的社會，那個社會裏也有種種不公平，俠士彼此之間也有鬥爭，俠士也可能受欺淩陷害，有些武俠中人也做壞事，他們是“人格武俠”。神格武俠隻須關心弱者的痛苦，而人格武俠，讀者也得關心他們的痛苦。人格武俠比較好看，是武俠小說的進步，似乎同時也是對武俠人物的解構。
我想，武俠小說算是一種“情節小說”，情節掛帥，情節密集，以情節之優劣定作品之優劣。嚴格而論，海明威的《老人與海》隻有一個情節：老漁夫出海，好不容易捕到一條大魚，回航途中，大魚的肉被鯊魚吃光了，隻剩下一副骨頭架子。若是武俠，中文三萬字總得寫出十幾個情節來，情節密集，把自然風景、人物心理、哲理思考、美感經驗擠出去，全力訴諸好奇心的滿足，所以武俠小說能使人廢寢忘餐，堪稱“殺時間”的利器。後來我到台北，聽說台灣大學一位名教授不幸喪女，教授和夫人整天看武俠小說度過最悲痛的日子，他們把當時能找到的武俠小說統統讀完了。
那時代的武俠小說也許禁不起嚴格的文學檢驗，但是左翼陣營徹底否定武俠，我仍然覺得很難理解。武俠浪跡江湖，“江湖”向來與“廟堂”相悖，武俠除暴安良，濟弱扶傾，又和“社會主義良心”可以掛鉤，毛澤東能從《紅樓夢》中看出階級鬥爭，為何忽視了武俠小說中的“階級意識”？左翼文壇欣賞《血濺鴛鴦樓》，推薦《打漁殺家》，怎能比武俠刀山血海、快意恩仇？中共宣傳革命，利用一切“民族形式”，唯獨放過武俠小說，真想知道他們當年是怎麽考量的。武俠小說是沒有受“紅粉沾染”的文學門類。
由武俠切入，我找到偵探，它也是一種“情節小說”。福爾摩斯是這一門類的魁首，必然要瞻仰，我一本一本看完他的“大全集”。我看了英國女作家克裏斯蒂的《東方快車謀殺案》，後來知道她是西方偵探小說黃金時代的開創者之一。我看過《俠盜亞森羅賓》，法國作家的作品，他的全名裏也有一個“莫裏哀”。
我認為還是福爾摩斯最迷人。原來一隻腳印，一個煙鬥，一張看來隨手亂畫的便條，都可以是險穀入口，高峽棧道。原來人生的重巒疊嶂經不起這樣單刀直入。原來我們的行為都會留下證據，而證據就在受人忽視的日常瑣事之中。讀福爾摩斯探案和讀《聖經啟示錄》差不多，都能產生因果恐懼，隻是福爾摩斯比耶穌曲折有趣。
《施公案》、《彭公案》、《海公案》是本國古典，當然要拜讀。這些奇案雖然知名度很高，一拿來跟福爾摩斯比就索然乏味了！包公、彭公那樣武斷草率，任意推理，信任神話和巧合，過程簡單粗糙，也是一種可怕。包公、彭公的確破了許多冤案，但是用他的方法一定破不了那些冤案，也許還會製造冤案！寫小說的人為才情功力所限，隻能預設破案的結局，支持包公、彭公的行為，為了目的正義、犧牲程序正義。我後來知道，它正好反映了、助長了中國人論斷是非的態度：經驗主義優於證據主義。軍中流行一句話，凡是幹過三年軍需的人一律可以槍斃，保證沒有一個是冤枉的。福爾摩斯若是聽到這句話，一定嗤之以鼻。
我也讀到程小青的《霍桑探案》，他模仿福爾摩斯，還有孫了紅的《魯平奇案》，他模仿亞森羅賓（魯平、羅賓，連名字都近似）。我後來知道，就文學創作而言，模仿低於原創，但是這兩位民國作家畢竟使用了較為嚴謹的推理，反映了比較複雜的社會結構，勝過《包公案》、《彭公案》、《海公案》多多，但“三公”是朝廷命官，民間向往公正廉能、不畏權勢的好官，所以愛聽三公斷案。後來《包公案》改編成電視連續劇，故事重新設計，原有的缺點完全改正過來，收視率自始至終居高不下。
我覺得武俠小說和偵探小說有共同點，兩者都是“俠”，一個武俠一個文俠（我到台灣後一度鼓吹文俠）。也可以說，武俠是體製外的偵探，偵探是體製內的武俠，兩者都情節密集，都必須設計情節與情節間的鉤連糾結，需要緊密的結構。我後來知道了結構和邏輯的關係，邏輯觀念發達的社會才產生福爾摩斯。
胡適博士說《紅樓夢》不好看，因為沒有 plot，《基度山恩仇記》才好看。武俠和偵探都很注重 plot，偵探小說發展為推理小說，我也逐漸定型為理性的讀者。我也讀二流的、速朽的武俠和偵探。那時有人說，武俠訴諸人們的報複心，偵探訴諸人們的好奇心，報複和好奇都不是人類高尚的情操，所以……又過了好多年，我知道武俠也罷，偵探也罷，都是作品的題材，作家的藝術是把題材處理成某種高級象征，道在天地、道也在螻蟻，作品不以他的敘寫分大小，而以它的隱藏分大小。那時候武俠偵探沒人做到，我懷疑他們也沒人知道，直到金庸出現……
基於模仿衝動，我也編過幾個情節掛帥的故事。
我們奉命闖入建在深山裏的一座迷宮，任務是把躲藏在裏頭的人全部殺死，不許留一個活口。那夜是中秋節，月光照得見每個人的眉毛，但迷宮是黑暗的。我們冒險點亮所有的火把，沒想到裏麵的人業已逃走，沒留下半絲半縷線索，連桌椅床鋪茶杯草紙都消失得幹幹淨淨，我們希望地上有腳印，門把上有指紋，也都落了空。看樣子他們知道首領要下毒手。
首領非常憤怒，他下達嚴厲的指令，必須追殺所有的逃犯。這幾乎是一樁不能完成的任務，我們根本不知道住在裏麵的人是誰，首領沒有任何具體指示。我們重回迷宮搜查，隻見一片虛空死寂，唯一的動態是迷宮裏麵有一道流泉溢出宮外，形成一條小溪，躲在裏麵的人無須出來取水，行蹤就更為隱秘，我們的調查工作就更為困難。
我們住在迷宮裏研究案情，早晨到溪旁捧起水來洗臉，水明如鏡，照見每個人的影子，我們聽一位巫師說過，每一個拿流水當鏡子的人，他的麵相永遠留在水裏，如同照相機的底片感光，高明的巫術能使隱沒的人影顯現。
千方百計找到那巫師，帶他到溪旁察看，他說水中人影都戴著麵具，隻有一人例外。我們教他把那人的相貌畫出來，真令人驚駭莫名，那人就是我們的首領。我們立刻殺死了巫師，有人發抖，他知道首領必定殺死我們，我們決定分頭逃亡，終身戴著麵具，即使和情婦上床也不取下來。我們永遠不用溪流洗臉，我們都立誌使自己永遠消失，使自己消失比使別人消失更難，你得殺死一個自己，再長成一個自己。
我們約定，三十年後的中秋節，再到別墅後麵的小溪旁聚晤，取下麵具洗臉，那時首領應該已經死了。小溪依然清澈，可是沒想到首領突然出現，不消說他一直偵察搜尋我們的行蹤，雖然他已老態龍鍾，我們還是魂飛魄散。可是……大家重逢以後，情節怎麽發展呢？我沒有能力把故事完成。
我還設計過一個故事，作家在攤開的稿紙前麵坐了很久，他想寫一個故事，心中空空，不能落筆。忽然發生了奇怪的事情，紙上自動顯出字來，速度很快，立刻連成一行，馬上占滿一頁兩頁。那並不是他要寫的文章，但是那是一篇很好的文章，預料有許多人愛讀，一個作家很難抵抗這樣的誘惑，他簽上自己的名字。……然後呢？然後應該發生驚人的事件，對吧？我也不能把它完成。
算是開卷有益吧，偵探小說給我許多邏輯訓練。那時社會普遍缺乏邏輯思考，用意識形態論事。他們口中筆下的事實不是事實本身，而是對事實的詮釋。事實的發展永遠是合乎邏輯的，事實的“詮釋”卻往往違反邏輯，這裏那裏都是意識形態正確、邏輯錯誤的頑童或玩童。
舉例來說，那時流行的口號是“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可是共軍一麵說，一麵攻打國軍，國軍也還擊反攻或主動攻擊。這一方說，國軍是美帝走狗，不是中國人，另一方說，共軍是蘇聯的爪牙，不是中國人。事實上都是中國人，一經詮釋都成了外國人。當初提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真正的意思是：我可以打你，你不能打我。那時我的同儕都不能發現其中的謬誤。
三民主義有句話：“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於是有人宣傳，三民主義就是共產主義。我的同儕竟不能發覺，民生主義隻是三民主義的一部分，部分是共產主義，並不等於全部是共產主義，原典的意思是，三民主義可以包含共產主義，並非共產主義可以包含三民主義。何況下麵緊接著說，“共產主義是民生主義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實行”，國民黨要實行的仍是民生主義。我的同儕幾乎都不能這樣條分縷析。國民黨敗退台灣，痛定思痛了二十年後，黨國元老梁寒操還在黨員代表大會上發出驚人之論，他說國民黨反中共，反俄共，並不反對共產主義，因為總理說過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他老人家還是三民主義理論家呢！全場愕然，後台“把場”的蔣經國氣得麵無人色。
那時有人批評知難行易，認為人的行為並不根據他的知識，而是根據他取得利益的方法。他也舉出許多例證，其中一個是針對當時的通貨膨脹而發，人人知道“囤積”使市麵上物資短缺，使通貨的流通量增加，使貨幣貶價的速度更快，但是人人都急忙把手中的錢拋出去，買更多的柴米油鹽回來。報紙以半版的地位刊出這人寫的論文，可見他並非等閑之輩。但是我不服氣，古往今來，分明有多少人為了抽象目標自動拋棄了現實利益！照他的說法，這些人為名，而名也是利，這就混淆了“名”和“利”兩個名詞的界限，他說道德滿足也是利，他又混淆了理想和現實的界限。他對“利益”一詞沒有嚴格的定義，他的大前提也就模糊不清。
我悶在心裏有口難開。我想盡辦法找《中央日報》看，希望有人反駁澄清，似乎沒有。我不自量力，自己寫文章寄去，當然也沒登出來。我到台灣以後認真讀了幾本講述邏輯的書，我本來沉默寡言，我的邏輯癖把我變成一個喜歡辯論的人。
另一方麵，武俠使人果斷，偵探使人冷酷，對我的寫作大概有負麵影響。至少寫小說不能快刀斬亂麻，馬上把結論提出來。小說，尤其長篇小說，常常要糾纏不清，渾沌不明，敘述的過程即是風景，過程比目的更重要，“感覺”比理解更重要，這些並不能從那時我讀的武俠或偵探中學到。那個租書店的東牆擺武俠偵探，西牆擺著秦瘦鵑的《秋海棠》，張恨水的《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劉雲若的《紅杏出牆記》。那時徐和張愛玲受委屈，他們的小說也被打入通俗作品，和以上諸人同列。我常想，如果我那時不看東牆看西牆，把那半牆社會言情、鴛鴦蝴蝶一氣讀完，我又會怎麽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