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12 由學運英雄於子三看學潮
關山奪路：回憶錄四部曲之三 作者：王鼎鈞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秦皇島環境安定，工作簡單，適合寫作，但是我寫不出文章來。我常常麵對稿紙躊躇，同事好奇，有人跑過來問我看什麽。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我屢次在夢中畫鈔票，一麵畫、一麵惴惴不安，唯恐人家發現是偽鈔。從生活經驗到文學創作，應該有“轉化”的過程，這才是“將真事隱去”、“滿紙荒唐言”。在理論上一切經驗都對作家有用，難言之隱，“無可如何之遇”，都能升華為極好的作品，那時候，我完全沒有機緣聽到或者讀到這般指點。
山重水複疑無路，忽然想到，報紙文章常常跟著新聞走，我何不一試？生活經驗有限，新聞生滅無窮，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草原如海，何愁沒有食物？回想起來，我後來為日報工作，配合新聞，寫了三十年的小專欄，正是這一念種下的因。
那時各地不斷發生學潮，學生遊行，軍警彈壓，發生流血衝突，是新聞也不是新聞。有一天，我在浙江學潮的新聞中看見“於子三”的名字，心中大動：於子三是國立第二十二中學的同學，我在初中部，他在高中部，為人個性外向，口才敏捷，有領導能力，是一顆明星。那時國民黨約束學生的課外活動，他嫌二十二中封閉保守，遠走重慶，高中並未讀完，以“特殊方法”進入浙江大學農學院，那時浙江大學設在貴州。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浙大年底複員，遷回杭州。他領導學潮，被警察逮捕，死於保安司令部看守所中，今考其時，已是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我對學潮有感傷，感傷自己失學，於子三給我強烈的寫作動機，我借學潮酒杯，澆自己塊壘。我以母親的口吻寫了一篇對愛子的呼喚，我說求學的機會難得，何不及時努力？我引用當時教育部發表的統計資料，民國元年至三十二年，全國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生十二萬人，僅占全國青年的三千分之一。那時華北各省有水災，有旱災，有戰禍，餓死病死了多少人，多少難民賣兒賣女，社會上有千千萬萬失學的青年，你們領公費，讀大學，為什麽要罷課？罷課就是自己製造失學啊！你是在爬梯子，多少人暗中嫉妒你，等著看你們的笑話，隻有母親揪著一顆心，怕你們掉下來。
我沒能把那篇文章寫好，如果十年以後寫，我會加上“孩子的體重增加一磅，母親的壽命減少一年”，我會加上“兒行千裏，母擔萬裏憂”。我的母親對我說過：“這是亂世，我不指望你偉大，隻盼望你安全。”當年為勸阻學潮，浙大教務長張紹忠發表公開信：“縱諸同學不惜以身犧牲，如何對父母師長？”什麽時候天下子女才知道體貼他們的母親？
於子三，浙江大學為他出了特刊，杭州文史資料為他出了專輯。據鍾伯熙《於子三運動回憶片斷》，曲言訓《青山不老，英名長存》，他是山東牟平人，一九二五年出生，大概和我同年，死時二十三歲，正讀四年級畢業班。他有兄弟姊妹十一人，父親做小學教員，家境十分艱苦。他的父母好不容易盼到兒子就要畢業，大概總希望兒子找一份工作，給這個家庭添幾擔柴、幾升米吧，他跟我背景何其相似，選擇又何其不同！但是於子三因緣際會成為英雄，英雄隻要偉大，不要安全，他雖然不能給父母麵包，卻能給父母光榮。他葬在西子湖畔，與嶽飛、秋瑾同列，墓園一派烈士氣象，入選浙江大學創校以來的“百年人物”，儼然不朽。然而卷入學潮的青年無數，幾人能感天動地？單說因於子三之死而引發的一連串學潮，全國二十九座學校、十五萬多學生遊行支援，持續四個多月，挨打被捕流血喪命的人輕如鴻毛，於子三隻能有一個，這就是運動。
那時候我的文章內容單薄，如果現在寫，我會提到一九四五年的戰地服務團，於子三入團為前方官兵服務，他在團內常受特務“騷擾”，心中憤憤不平，沒人告訴他捐血之前先要驗血。他的手掌溫軟，凡是和他握過手的人都久久不能忘記，國民黨埋沒他的才華，左派滿足他的自尊心，他因此投入學潮。於子三是龍，左派是水，學潮是驚濤駭浪，龍的舞台。一九四七年五月，左派學生擁立他做浙大學生自治會長，那是他自信心最強的時候，也是對學校的權力最藐視的時候，沒人告訴他，人生如戲，演員入戲，張翼德真以為自己喝斷了當陽橋。
如果文章現在寫，我會說，“大時代”的青年是資本，是工具。我們振翅時，空中多少羅網；我們奔馳時，路標上多少錯字；我們睡眠時，棉絮裏多少蒺藜；我們受表揚時，玫瑰裏多少假花。渴了，自有人向你喉中灌酒，死時，早有人為你準備好墓誌銘。天曉得，因為熱血，多麽狹隘的視界，多麽簡單的思考，多麽僵硬的性情，多麽殘酷的判斷，多麽大的反挫，多麽苦的果報。
如果是現在，我會說，學潮由中共授精，國民黨授乳，中共與學潮之間曲曲折折的線，明明暗暗的人，閃閃爍爍的話，國民政府的情治人員隻會逼上梁山。我會說，這是下一代反抗上一代，這是未來反抗現在，你的兒女反抗你、而你的看家護院打死他，你有再好的理由也難心平。情治機關很難捕到真正組織策動學潮的共產黨員，以浙江大學而論，現在知道，真正指揮學潮的地下黨負責人姓呂，事發之後，“安全轉移”，他是牧人，於子三是引路的“頭羊”，他們背後還有“東家”。中共開國以後，各路英雄寫史料，誇功績，直言不諱。那時各界都說學潮是學生自發的愛國行動，都說愛國學生被構陷栽贓，中共對學潮發出那麽多文告指示，後來輯成那麽厚一本書，當年“各界”有誰讀過一行一字。中共對學潮用心之專，用力之勤，當年“各界”有誰知道。學生爭民主，要和平，他們怎知道學潮是“解放戰爭的第二陣線”，於子三的九牛二虎之力，無非“策應蘇北解放軍的戰鬥”。
於子三在保安司令部拘留所“以玻璃片割喉管自盡”，浙大校長竺可楨帶校醫同往探看，竺校長在日記中說，校醫認為是“他殺”。這位醫生說，割喉自殺應該鮮血噴射而出，玻璃片上應該染滿血跡，於子三手中握持的玻璃片隻有尖端染血，而血跡又和傷口的大小相符，不合醫學常識。於是各校學生的激烈抗議燎原而起，連遠在陝西的國立第二十二中學，都想派代表到杭州參加追悼。
我想寫文章，材料不夠，我用三個辦法無話找話。第一個辦法是“亂問”：浙江省保安司令部怎會殺死於子三？於子三死了，保安司令部能得到什麽好處？保安司令部好不容易釣到這條大魚，一定要慢慢審問，慢慢引誘，直到掏空所有的情報，於子三突然死了，那是保安司令部極大的損失。
於子三是自殺而死嗎？他為什麽要自殺呢？他崇拜英雄，英雄貴在成功，不在成仁。“以玻璃片割喉管自盡”，技術上並不容易，他關進去才五天，情勢並未山窮水盡。
我的第二個辦法是“亂想”，由校醫想到法醫，校醫僅是到場察看，法醫驗屍才是權威。報上沒有驗屍報告的內容，沒有法醫的談話，民間如沸水，官方如止水，“立正”的功夫很好。由驗屍想到指紋，於子三握在手中的玻璃片應該經過化驗，上麵也許有別人的指紋？那時法醫拒絕回答記者提出的問題，我由法醫沉默聯想到省主席沉默，負實際責任的保安副司令也沉默，一任群情洶湧。我認為高層治安單位應該立即展開專案調查，讓社會有個期待，有期待才有安靜。
於子三怎麽死的，我的第三個辦法是“亂猜”。那時流行電刑逼供，很可能，他們朝於子三身上“通電”的時候，由於某種原因，於子三停止呼吸，他們要向社會交代，“畏罪自殺”是唯一可用的理由。浙大校長竺可楨的日記業已出版，書中逐天記載於子三案件的發展，客觀詳盡。看守所告訴竺校長，於子三已死了三天，可是校醫察看屍體之後，認為於子三已經死了六天。這三天“差額”，大概是急救、請示、開會商討和布置現場的時間，於子三的死完全是個“意外”。
於子三死於學潮，觸動我失學的傷感，這才文思泉湧，今天回想，還覺得滿腔有話。且說當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繼於子三事件之後，北平又發生“七五事件”，我的老同學李蘊玉置身其中。李蘊玉是個男生，我們一同隨二十二中遷到陝西，一同從軍開到沈陽。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為“恭祝蔣校長六十壽辰”，策劃成立中正大學，蘊玉得貴人之助，由初中畢業生一躍而為大學新鮮人。他曾寫信告訴我：“社會正在改變，能吃苦愛工作的年輕人會受到重視。”我一看這般語氣，知道他“進步”了。
內戰打到一九四七年底，東北敗局無可挽回，南京教育部決定把沈陽的大學生遷到華北。左派學生發起運動，反對遷移，國民政府的“忠貞學生”不眠不休，艱苦戰鬥，總算把對方的氣焰壓下去。這些學校遷到北平，政府並沒有給他們適當的照顧，許多學生沒有上課的地方，教育部虎頭蛇尾，難以自圓其說。蘊玉寫信訴苦，他說天氣寒冷，他需要棉被，我急忙買了一床棉被寄給他。這麽多“流亡學生”，難免三五成群，遊蕩街頭，北平參議會有位參議員看不順眼，提案要求“處置東北學生”，認為這些學生都應該從軍。那時已是一九四八年，“從軍”可不是什麽好字好詞，流言飛語，“從軍”提案乃是出於南京中央授意，東北學生引為奇恥大辱，力主遷校的“忠貞學生”啞口無言，覺得自己被人出賣，“七五事件”因此而生。
一九四八年七月五日，東北流亡學生集體走上北平街頭，軍警布成人牆攔截，學生不退，軍警開槍，學生九人死亡，七十多人受傷。蘊玉來信曆述驚險，他說幸虧受過軍事訓練。那時我們比別人多些常識，恐慌的人群是死亡的旋渦，人潮席卷，容易因碰撞而受傷，如果撞倒在地，多半遭踐踏喪命。商家住戶看見學生遊行請願，連忙關緊大門，門板和牆壁相比，畢竟凹下去幾寸，這幾寸空間也能避難，身體緊緊貼在門板上，比隨波逐流要安全。如果位置離門太遠，擠不過去，那就抱住電線杆。我在文章裏公布了蘊玉的救命秘笈。
明知蘊玉身不由己，我仍然寫信勸他“人多的地方不要去”。這句話出於母親的耳提麵命，我用這句話做題目寫了一篇文章，母親說過，“人多膽子大，能做不能當”，她的話有道理。我還記得日本兵打到家鄉，大家逃難，當前敵情不明，如果越走同行的越少，大家就害怕，即使那條路很安全，如果同行的人越來越多，大家就放心，即使再走下去很危險。這叫“群膽”，好像大家互相擔保，一同負責。“人多的地方不要去”，我到了台灣還一再引述。
我沒能把那篇文章寫好，如果十年以後寫，我會加上“人一多你就犯糊塗”，我已讀過許多研究群眾心理的文章，但我寧願引用母親這句家常話。我已知道個人一旦融入群眾，往往陷於催眠狀態，思考力、判斷力很弱，據說智商隻有十四歲，盲從妄動，跟大夥兒一齊叫、一齊衝。日本人常說“紅燈大家一齊闖就安全”，其實“他所做的他自己不曉得”。這時候群眾會像磁石一樣，把旁觀的人吸過去、卷進來。當年軍警鎮暴，也往往把看熱鬧的人打一頓，或者把中途經過現場的青年銬起來。
“七五事件”也越鬧越大，起爆點在軍警的槍擊，當時軍警能夠控製現場秩序，為何還要殺人？軍警方麵說，群眾有人先開槍，這話本來不通，你並沒有看見開槍的人，居然舉槍就射，你把所有的人看成一個人，又認定這個人就是開槍的人，天下豈有此理？可是那時許多人接受這個理由。餘波蕩漾，有人說，共產黨員混在學生的隊伍裏開槍，引誘軍警、製造血案，以便擴大事態，聳動中外。有人說，便衣軍警混在學生的隊伍裏開槍，製造鎮壓的借口。也有人說，學生隊伍裏根本沒人開槍，軍警編造謊言，掩飾錯誤，推卸責任。真相難明，而死者不可複生！後來我知道，在伊朗，在日本，在南美洲，都有“群眾先向軍警開槍”，軍警胡亂鎮壓一番，這等事居然也有樣板。
我對學潮能理解，不能支持。讀大陸校友所編的《國立第二十二中學校史初稿》，不談敦品勵學，不談變化氣質，大幅渲染一場受到《新華日報》稱讚的學潮，我不能終卷。那時政界和教育界的要人發表許多文告，勸學生專心讀書，似乎毫無作用，《蔣主席告全國青年書》，要求青年不要對現實期望過高，老生常談對初生之犢，學生當做笑話。官員文告的說服力趕不上北洋政府時代的蔡元培，而學生的鬥爭技術超過五四，起初，學生是膽怯的，零亂的，當局略施小技可以對付過去，但是根本問題猶在。學生回去想一想，心裏不服，還要再來，這一次他們比上一次能幹一些，一次又一次，你那點子老練，那點子機變，那點子爾虞我詐，學生不久就摸清了，你也許有幾個高招，但每一招式隻能用一次，下一次，學生就知道怎樣破解。你縱有可敬的品德，可愛的風範，可羨慕的學問，拿來掩護現實的缺憾，抵擋潮流的衝刷，也隻能維持很短的時間，以有限對無限，終究要赤手空拳。
文章寫來容易，發表卻很困難。秦皇島當地沒有報紙，天津北平的報紙檔次太高。倒也奇怪，我針對學潮寫的幾篇短文，寄給沈陽的《中央日報》、天津的《民國日報》，他們居然采用了！我收到稿費，沒看到報紙，秦皇島看報不方便，那時文章發表後，報館不興把當天的報紙寄給作者。回想那年代誰敢批評學潮！胡適名高、技巧也高，抬出左派最喜歡的易卜生，引用他的名言，勸告學生“要救社會，你自己得先成器”。一言既出，四處回聲，都說胡適脫離青年、不配做青年領袖了。我算老幾？怎會有我的發言權？思來想去，一定是和聲太多，“另類”太少，編輯台上降格以求吧？
我經常“緊追新聞記者的馬車，呼吸它揚起的灰塵”，為報紙“在豆腐幹上刻字”，豆腐幹賣不掉，丟進垃圾桶，不在話下，我跟同儕一同度過那個時代，記憶力比他們好得多，因為我讀過、想過、寫過。
山重水複疑無路，忽然想到，報紙文章常常跟著新聞走，我何不一試？生活經驗有限，新聞生滅無窮，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草原如海，何愁沒有食物？回想起來，我後來為日報工作，配合新聞，寫了三十年的小專欄，正是這一念種下的因。
那時各地不斷發生學潮，學生遊行，軍警彈壓，發生流血衝突，是新聞也不是新聞。有一天，我在浙江學潮的新聞中看見“於子三”的名字，心中大動：於子三是國立第二十二中學的同學，我在初中部，他在高中部，為人個性外向，口才敏捷，有領導能力，是一顆明星。那時國民黨約束學生的課外活動，他嫌二十二中封閉保守，遠走重慶，高中並未讀完，以“特殊方法”進入浙江大學農學院，那時浙江大學設在貴州。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浙大年底複員，遷回杭州。他領導學潮，被警察逮捕，死於保安司令部看守所中，今考其時，已是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我對學潮有感傷，感傷自己失學，於子三給我強烈的寫作動機，我借學潮酒杯，澆自己塊壘。我以母親的口吻寫了一篇對愛子的呼喚，我說求學的機會難得，何不及時努力？我引用當時教育部發表的統計資料，民國元年至三十二年，全國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生十二萬人，僅占全國青年的三千分之一。那時華北各省有水災，有旱災，有戰禍，餓死病死了多少人，多少難民賣兒賣女，社會上有千千萬萬失學的青年，你們領公費，讀大學，為什麽要罷課？罷課就是自己製造失學啊！你是在爬梯子，多少人暗中嫉妒你，等著看你們的笑話，隻有母親揪著一顆心，怕你們掉下來。
我沒能把那篇文章寫好，如果十年以後寫，我會加上“孩子的體重增加一磅，母親的壽命減少一年”，我會加上“兒行千裏，母擔萬裏憂”。我的母親對我說過：“這是亂世，我不指望你偉大，隻盼望你安全。”當年為勸阻學潮，浙大教務長張紹忠發表公開信：“縱諸同學不惜以身犧牲，如何對父母師長？”什麽時候天下子女才知道體貼他們的母親？
於子三，浙江大學為他出了特刊，杭州文史資料為他出了專輯。據鍾伯熙《於子三運動回憶片斷》，曲言訓《青山不老，英名長存》，他是山東牟平人，一九二五年出生，大概和我同年，死時二十三歲，正讀四年級畢業班。他有兄弟姊妹十一人，父親做小學教員，家境十分艱苦。他的父母好不容易盼到兒子就要畢業，大概總希望兒子找一份工作，給這個家庭添幾擔柴、幾升米吧，他跟我背景何其相似，選擇又何其不同！但是於子三因緣際會成為英雄，英雄隻要偉大，不要安全，他雖然不能給父母麵包，卻能給父母光榮。他葬在西子湖畔，與嶽飛、秋瑾同列，墓園一派烈士氣象，入選浙江大學創校以來的“百年人物”，儼然不朽。然而卷入學潮的青年無數，幾人能感天動地？單說因於子三之死而引發的一連串學潮，全國二十九座學校、十五萬多學生遊行支援，持續四個多月，挨打被捕流血喪命的人輕如鴻毛，於子三隻能有一個，這就是運動。
那時候我的文章內容單薄，如果現在寫，我會提到一九四五年的戰地服務團，於子三入團為前方官兵服務，他在團內常受特務“騷擾”，心中憤憤不平，沒人告訴他捐血之前先要驗血。他的手掌溫軟，凡是和他握過手的人都久久不能忘記，國民黨埋沒他的才華，左派滿足他的自尊心，他因此投入學潮。於子三是龍，左派是水，學潮是驚濤駭浪，龍的舞台。一九四七年五月，左派學生擁立他做浙大學生自治會長，那是他自信心最強的時候，也是對學校的權力最藐視的時候，沒人告訴他，人生如戲，演員入戲，張翼德真以為自己喝斷了當陽橋。
如果文章現在寫，我會說，“大時代”的青年是資本，是工具。我們振翅時，空中多少羅網；我們奔馳時，路標上多少錯字；我們睡眠時，棉絮裏多少蒺藜；我們受表揚時，玫瑰裏多少假花。渴了，自有人向你喉中灌酒，死時，早有人為你準備好墓誌銘。天曉得，因為熱血，多麽狹隘的視界，多麽簡單的思考，多麽僵硬的性情，多麽殘酷的判斷，多麽大的反挫，多麽苦的果報。
如果是現在，我會說，學潮由中共授精，國民黨授乳，中共與學潮之間曲曲折折的線，明明暗暗的人，閃閃爍爍的話，國民政府的情治人員隻會逼上梁山。我會說，這是下一代反抗上一代，這是未來反抗現在，你的兒女反抗你、而你的看家護院打死他，你有再好的理由也難心平。情治機關很難捕到真正組織策動學潮的共產黨員，以浙江大學而論，現在知道，真正指揮學潮的地下黨負責人姓呂，事發之後，“安全轉移”，他是牧人，於子三是引路的“頭羊”，他們背後還有“東家”。中共開國以後，各路英雄寫史料，誇功績，直言不諱。那時各界都說學潮是學生自發的愛國行動，都說愛國學生被構陷栽贓，中共對學潮發出那麽多文告指示，後來輯成那麽厚一本書，當年“各界”有誰讀過一行一字。中共對學潮用心之專，用力之勤，當年“各界”有誰知道。學生爭民主，要和平，他們怎知道學潮是“解放戰爭的第二陣線”，於子三的九牛二虎之力，無非“策應蘇北解放軍的戰鬥”。
於子三在保安司令部拘留所“以玻璃片割喉管自盡”，浙大校長竺可楨帶校醫同往探看，竺校長在日記中說，校醫認為是“他殺”。這位醫生說，割喉自殺應該鮮血噴射而出，玻璃片上應該染滿血跡，於子三手中握持的玻璃片隻有尖端染血，而血跡又和傷口的大小相符，不合醫學常識。於是各校學生的激烈抗議燎原而起，連遠在陝西的國立第二十二中學，都想派代表到杭州參加追悼。
我想寫文章，材料不夠，我用三個辦法無話找話。第一個辦法是“亂問”：浙江省保安司令部怎會殺死於子三？於子三死了，保安司令部能得到什麽好處？保安司令部好不容易釣到這條大魚，一定要慢慢審問，慢慢引誘，直到掏空所有的情報，於子三突然死了，那是保安司令部極大的損失。
於子三是自殺而死嗎？他為什麽要自殺呢？他崇拜英雄，英雄貴在成功，不在成仁。“以玻璃片割喉管自盡”，技術上並不容易，他關進去才五天，情勢並未山窮水盡。
我的第二個辦法是“亂想”，由校醫想到法醫，校醫僅是到場察看，法醫驗屍才是權威。報上沒有驗屍報告的內容，沒有法醫的談話，民間如沸水，官方如止水，“立正”的功夫很好。由驗屍想到指紋，於子三握在手中的玻璃片應該經過化驗，上麵也許有別人的指紋？那時法醫拒絕回答記者提出的問題，我由法醫沉默聯想到省主席沉默，負實際責任的保安副司令也沉默，一任群情洶湧。我認為高層治安單位應該立即展開專案調查，讓社會有個期待，有期待才有安靜。
於子三怎麽死的，我的第三個辦法是“亂猜”。那時流行電刑逼供，很可能，他們朝於子三身上“通電”的時候，由於某種原因，於子三停止呼吸，他們要向社會交代，“畏罪自殺”是唯一可用的理由。浙大校長竺可楨的日記業已出版，書中逐天記載於子三案件的發展，客觀詳盡。看守所告訴竺校長，於子三已死了三天，可是校醫察看屍體之後，認為於子三已經死了六天。這三天“差額”，大概是急救、請示、開會商討和布置現場的時間，於子三的死完全是個“意外”。
於子三死於學潮，觸動我失學的傷感，這才文思泉湧，今天回想，還覺得滿腔有話。且說當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繼於子三事件之後，北平又發生“七五事件”，我的老同學李蘊玉置身其中。李蘊玉是個男生，我們一同隨二十二中遷到陝西，一同從軍開到沈陽。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為“恭祝蔣校長六十壽辰”，策劃成立中正大學，蘊玉得貴人之助，由初中畢業生一躍而為大學新鮮人。他曾寫信告訴我：“社會正在改變，能吃苦愛工作的年輕人會受到重視。”我一看這般語氣，知道他“進步”了。
內戰打到一九四七年底，東北敗局無可挽回，南京教育部決定把沈陽的大學生遷到華北。左派學生發起運動，反對遷移，國民政府的“忠貞學生”不眠不休，艱苦戰鬥，總算把對方的氣焰壓下去。這些學校遷到北平，政府並沒有給他們適當的照顧，許多學生沒有上課的地方，教育部虎頭蛇尾，難以自圓其說。蘊玉寫信訴苦，他說天氣寒冷，他需要棉被，我急忙買了一床棉被寄給他。這麽多“流亡學生”，難免三五成群，遊蕩街頭，北平參議會有位參議員看不順眼，提案要求“處置東北學生”，認為這些學生都應該從軍。那時已是一九四八年，“從軍”可不是什麽好字好詞，流言飛語，“從軍”提案乃是出於南京中央授意，東北學生引為奇恥大辱，力主遷校的“忠貞學生”啞口無言，覺得自己被人出賣，“七五事件”因此而生。
一九四八年七月五日，東北流亡學生集體走上北平街頭，軍警布成人牆攔截，學生不退，軍警開槍，學生九人死亡，七十多人受傷。蘊玉來信曆述驚險，他說幸虧受過軍事訓練。那時我們比別人多些常識，恐慌的人群是死亡的旋渦，人潮席卷，容易因碰撞而受傷，如果撞倒在地，多半遭踐踏喪命。商家住戶看見學生遊行請願，連忙關緊大門，門板和牆壁相比，畢竟凹下去幾寸，這幾寸空間也能避難，身體緊緊貼在門板上，比隨波逐流要安全。如果位置離門太遠，擠不過去，那就抱住電線杆。我在文章裏公布了蘊玉的救命秘笈。
明知蘊玉身不由己，我仍然寫信勸他“人多的地方不要去”。這句話出於母親的耳提麵命，我用這句話做題目寫了一篇文章，母親說過，“人多膽子大，能做不能當”，她的話有道理。我還記得日本兵打到家鄉，大家逃難，當前敵情不明，如果越走同行的越少，大家就害怕，即使那條路很安全，如果同行的人越來越多，大家就放心，即使再走下去很危險。這叫“群膽”，好像大家互相擔保，一同負責。“人多的地方不要去”，我到了台灣還一再引述。
我沒能把那篇文章寫好，如果十年以後寫，我會加上“人一多你就犯糊塗”，我已讀過許多研究群眾心理的文章，但我寧願引用母親這句家常話。我已知道個人一旦融入群眾，往往陷於催眠狀態，思考力、判斷力很弱，據說智商隻有十四歲，盲從妄動，跟大夥兒一齊叫、一齊衝。日本人常說“紅燈大家一齊闖就安全”，其實“他所做的他自己不曉得”。這時候群眾會像磁石一樣，把旁觀的人吸過去、卷進來。當年軍警鎮暴，也往往把看熱鬧的人打一頓，或者把中途經過現場的青年銬起來。
“七五事件”也越鬧越大，起爆點在軍警的槍擊，當時軍警能夠控製現場秩序，為何還要殺人？軍警方麵說，群眾有人先開槍，這話本來不通，你並沒有看見開槍的人，居然舉槍就射，你把所有的人看成一個人，又認定這個人就是開槍的人，天下豈有此理？可是那時許多人接受這個理由。餘波蕩漾，有人說，共產黨員混在學生的隊伍裏開槍，引誘軍警、製造血案，以便擴大事態，聳動中外。有人說，便衣軍警混在學生的隊伍裏開槍，製造鎮壓的借口。也有人說，學生隊伍裏根本沒人開槍，軍警編造謊言，掩飾錯誤，推卸責任。真相難明，而死者不可複生！後來我知道，在伊朗，在日本，在南美洲，都有“群眾先向軍警開槍”，軍警胡亂鎮壓一番，這等事居然也有樣板。
我對學潮能理解，不能支持。讀大陸校友所編的《國立第二十二中學校史初稿》，不談敦品勵學，不談變化氣質，大幅渲染一場受到《新華日報》稱讚的學潮，我不能終卷。那時政界和教育界的要人發表許多文告，勸學生專心讀書，似乎毫無作用，《蔣主席告全國青年書》，要求青年不要對現實期望過高，老生常談對初生之犢，學生當做笑話。官員文告的說服力趕不上北洋政府時代的蔡元培，而學生的鬥爭技術超過五四，起初，學生是膽怯的，零亂的，當局略施小技可以對付過去，但是根本問題猶在。學生回去想一想，心裏不服，還要再來，這一次他們比上一次能幹一些，一次又一次，你那點子老練，那點子機變，那點子爾虞我詐，學生不久就摸清了，你也許有幾個高招，但每一招式隻能用一次，下一次，學生就知道怎樣破解。你縱有可敬的品德，可愛的風範，可羨慕的學問，拿來掩護現實的缺憾，抵擋潮流的衝刷，也隻能維持很短的時間，以有限對無限，終究要赤手空拳。
文章寫來容易，發表卻很困難。秦皇島當地沒有報紙，天津北平的報紙檔次太高。倒也奇怪，我針對學潮寫的幾篇短文，寄給沈陽的《中央日報》、天津的《民國日報》，他們居然采用了！我收到稿費，沒看到報紙，秦皇島看報不方便，那時文章發表後，報館不興把當天的報紙寄給作者。回想那年代誰敢批評學潮！胡適名高、技巧也高，抬出左派最喜歡的易卜生，引用他的名言，勸告學生“要救社會，你自己得先成器”。一言既出，四處回聲，都說胡適脫離青年、不配做青年領袖了。我算老幾？怎會有我的發言權？思來想去，一定是和聲太多，“另類”太少，編輯台上降格以求吧？
我經常“緊追新聞記者的馬車，呼吸它揚起的灰塵”，為報紙“在豆腐幹上刻字”，豆腐幹賣不掉，丟進垃圾桶，不在話下，我跟同儕一同度過那個時代，記憶力比他們好得多，因為我讀過、想過、寫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