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為了迎接18日召開的東北各界代表政治協商會議，吳川也召集了共和黨的中央委員和各地黨組織的代表召開了一次黨的全體大會。
東北各界代表政治協商會議應各地開明士紳和學界、商界人士所請，討論東北三省自治問題的一個重要會議。
實質上就是東三省各界已經認同革命委員會有統治東三省的力量，希望能夠了解革命委員會究竟想要建立一個什麽樣的政權問題。
當然，這其中也有東三省谘議局的議員們，想要借助這個機會建立起東三省的憲政機構，從革命委員會手中分享一部分權力的意圖。各地立憲派雖然拋棄了對於滿清的幻想，但並沒有拋棄建立一個憲政國家的理念，選擇支持革命黨的暴力革命，正是為了能夠在革命之後建立憲政國家。
隻是東三省谘議局的議員們並不及他們南方的同僚那麽的富有鬥爭經驗，而革命委員會從一開始成立就確保了內部的意見統一和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使得東三省谘議局的議員就沒能在革命委員會中占據什麽職位，加上革命委員會有自己的報紙和宣傳小組，又打破了谘議局對社會輿論的控製，這導致原本應當作為民意代表的議員們，現在既不能代表民眾，也不能幹涉革命委員會的政策製定。
在革命委員會沒有打下長春之前，東北各地的開明士紳和谘議局的議員們都處於觀望狀態，一是想要看看革命委員會究竟能不能扛得住朝廷的清剿；二則是想要待價而沽。老話說的好，得民心者得天下，這個民自然不是指那些鄉下泥腿子，而是指他們這些掌握了地方上資源的士紳地主。
革命委員會想要同朝廷對抗，總要有人、有錢、有糧吧？而這些那樣不是在士紳地主手裏。革命委員會想要他們出人出錢出糧，至少就要同他們分享治理地方的權力，自古以來哪個王朝更替不是這個模式。
但是，這些待價而沽的士紳地主並沒有等來革命委員會的條件，而是等來了革命委員會一個又一個的勝利消息。二十鎮的反水不僅僅是讓革命委員會占據了吉林全省，更是消滅了東三省的朝廷正規武力，奉天已經向革命委員會打開了大門。
這樣的革命形勢對於各地的士紳地主來說就不是什麽好消息了。雖然革命委員會現在隻顧著鐵路沿線的大城市和水路要衝，對於那些偏遠地區和鄉村采取了近乎放任的姿態，但是既然他們沒有為革命出過什麽力，自然也就別指望革命委員會對他們有什麽特殊優待。
是，現在革命委員會為了維持地方上的穩定，並沒有迫使舊官吏、舊士紳地主放棄自己的權力，隻是要求他們服從於革命委員會的指令，不得再維護滿清政府的舊政策。但是隻要聰明一些的官吏和士紳都知道，這不過是革命委員會的權益之策，等到革命委員會能夠騰出手來，肯定是不會讓一群前朝舊人繼續把持地方上的政權的。
於是在一封封向革命委員會效忠的電報之中，也就有了一封封向委員會建議召開議會早定國體的倡議。東北各地的士紳地主希望，能夠成立一個為他們發出聲音的機構，既為了限製革命委員會今後過於削弱他們對於地方上的控製權力，也想要知道革命委員會究竟想要建立一個什麽樣的新中國，這關乎於他們究竟該不該支持革命委員會這樣一個政權的問題。
東北各界對於革命委員會的政治呼籲，何嚐不是一種革命情緒在社會上發酵的結果。和南方各省民眾對於革命的好奇和向往不同，北方民眾對於革命這個詞是比較忌諱的。特別是華北平原和東三省，這裏還是以保守的社會風氣為先。
同盟會在東北發動的數次革命號召，最終都因為乏人響應而宣告失敗。而吳川之所以能夠在這樣的地區發動起革命，一是托了德、俄兩國給與的物質資源的福氣，使得他可以動員起極大的物力修建獨立的訓練營地，把革命軍和外界隔開進行封閉式的訓練，從而初步改造這些革命軍人的世界觀。
二是獲得了俄國布爾什維克黨人的支持，同沙皇政府鬥爭了幾十年的俄國工人領袖們，對於如何組織和改造一個群體的世界觀，還是有著豐富的經驗的。當然這一群體必然要有一個共同生活的基礎，而不是分散於經營活動的農民。
以家庭經營為基礎的農民，是無法把集體利益放置於個人利益之上的。對於個體農民來說，隻要能夠讓自家活的好一些，他們並不介意損害集體和他人的利益。就好比俄國鄉村中的富農們，僅僅因為可以從脫離村社中獲得更多利益，就背棄了過去數百年來一直互相扶持的村社成員，並毫無愧疚的帶走了村社中最好的土地資源。
而中國的農村比俄國的村社也好不到什麽地方，封建倫理教育、宗族、宗教和土地租種形成的人身依附關係，使得農民在農村中絲毫得不到任何自由，雖然中國的農民並沒有頂著奴隸的名字，但是他們過的實質上就是奴隸的生活。
東三省，特別是黑龍江、吉林兩省因為移民較多，風氣稍稍比關內要好上一些，但是也依然改變不了，這是一個依托於封建地主經濟而建立的農業社會。麵對這樣一個頑固而有組織的封建鄉村社會，不是派幾個幹部下去就能改變什麽的，而這些並沒有多少知識的農民也不可能輕易的改變自己長久以來形成的世界觀，去同過去主宰他們命運的老爺們進行抗爭的。
畢竟對於這些農民來說，他們最大的願望並不是打倒老爺，而是想著自己或自己的後代能夠成為老爺中的一員。所以想要改造這些農民思想的世界觀，不是派幹部深入鄉村分田分地，而是把他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讓他們過一過有尊嚴的集體生活，當他們再回到鄉村時就有了改變鄉村的勇氣和技能。
如何把農民從土地上解放，自然隻有招工和招募軍人。這就是為什麽革命委員會要建立獨立的訓練營地和大力推動工業建設的原因。
而最後一個條件就是，1910年的東北鼠疫爆發，雖然被清政府以嚴格的防疫措施給消滅了。但是滿清地方官員可不是救苦救難的活菩薩，想想當年他們為了不讓台灣島上的鄭家獲得大陸的資源，不惜發出遷海令，把東南沿海三十裏化為廢墟，就知道這次防疫的過程中有多少人是無辜受到牽連的。
在一個執行力不夠的社會出現了政策執行的奇跡，這隻能證明了一件事，基層官員為了拔掉幾根野草，連野草周圍的麥苗也一並鏟除了。於是在鼠疫過後的東三省，吳川看到的不是人民戰勝了病魔的欣喜若狂，而是對於官府的痛恨和不滿。
此外因為鼠疫被遣返到黑龍江、吉林口岸的大批旅俄工人，在得不到政府的有效安置下，正不斷的墮落為罪犯和紅胡子。革命的土壤有了，吳川這才能夠把革命的種子種下去，令革命在這片土地上爆發出來。當然他也很清楚，除了以工人為主的城市之外，東北其他地區的民眾對於革命態度並不是那麽的歡迎，所以他才會發出暫時放棄鄉村和遠離交通的城鎮，優先建設和發動鐵路沿線、水路要衝的各級革命委員會的指令。
而當這些交通較為完善的地方形成了革命的氛圍之後，那些被孤立的鄉村和城鎮，自然也就以為革命即將成功，滿清即將滅亡，為了不被革命委員會清算，他們自然也就會放棄自己的保守態度，開始向革命委員會靠攏，以爭取在新政權下保持住自己的權勢和財富。
保守的社會一旦傾向於革命，實際上他們反而態度會更為堅定，因為這些保守的社會並沒有自己的革命理念，所以當他們開始讚成革命時，自然會向革命的主流價值觀靠攏，以防止自己跟錯了人。這就是所謂的，有利有弊了。
和南方眾多的革命理念和革命黨不同，此時在東北一共也就兩個革命黨，一個是共和黨，一個是同盟會。而東北的同盟會雖然講的是孫文的三民主義，但是在東北卻得不到主流社會的認同，因為孫文講的是排滿革命和漢地十八省革命，其革命理論在南方也許頗受歡迎，但是在東北卻是不招人待見的。
畢竟在東三省大部分人的眼裏，這孫文要革的不正是自己的命，而是革命成功隻要漢地十八省，那麽東三省怎麽辦？讓給日本和俄國嗎。所以同盟會遼東支部隻敢宣傳革命，但很少會大肆宣揚三民主義和驅除韃虜的口號的。
這樣一來，提倡社會主義的共和黨，自然就成為了革命委員會中革命理論的主導者。雖然大部分人還不明白什麽叫社會主義，但是共和黨反帝反封建主義的口號，還是相當令人震撼的。他們唯一有所懷疑的是，共和黨人究竟有沒有能力打倒帝國主義，比如東三省民眾最為關心的一點，是趕走東三省土地上的日本人和俄國人，讓中國人自己治理自己的國家。
麵對著這一革命形勢向好的發展，吳川反而覺得更是戰戰兢兢了起來，他比這時代的任何人都知道，中國革命絕不會是一帆風順的，特別是在他們即將麵臨的同帝國主義的戰爭之前，他需要黨內思想的高度統一，也需要政治協會會議能夠達成東北各界在政治上的一致。
東北各界代表政治協商會議應各地開明士紳和學界、商界人士所請，討論東北三省自治問題的一個重要會議。
實質上就是東三省各界已經認同革命委員會有統治東三省的力量，希望能夠了解革命委員會究竟想要建立一個什麽樣的政權問題。
當然，這其中也有東三省谘議局的議員們，想要借助這個機會建立起東三省的憲政機構，從革命委員會手中分享一部分權力的意圖。各地立憲派雖然拋棄了對於滿清的幻想，但並沒有拋棄建立一個憲政國家的理念，選擇支持革命黨的暴力革命，正是為了能夠在革命之後建立憲政國家。
隻是東三省谘議局的議員們並不及他們南方的同僚那麽的富有鬥爭經驗，而革命委員會從一開始成立就確保了內部的意見統一和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使得東三省谘議局的議員就沒能在革命委員會中占據什麽職位，加上革命委員會有自己的報紙和宣傳小組，又打破了谘議局對社會輿論的控製，這導致原本應當作為民意代表的議員們，現在既不能代表民眾，也不能幹涉革命委員會的政策製定。
在革命委員會沒有打下長春之前，東北各地的開明士紳和谘議局的議員們都處於觀望狀態，一是想要看看革命委員會究竟能不能扛得住朝廷的清剿；二則是想要待價而沽。老話說的好，得民心者得天下，這個民自然不是指那些鄉下泥腿子，而是指他們這些掌握了地方上資源的士紳地主。
革命委員會想要同朝廷對抗，總要有人、有錢、有糧吧？而這些那樣不是在士紳地主手裏。革命委員會想要他們出人出錢出糧，至少就要同他們分享治理地方的權力，自古以來哪個王朝更替不是這個模式。
但是，這些待價而沽的士紳地主並沒有等來革命委員會的條件，而是等來了革命委員會一個又一個的勝利消息。二十鎮的反水不僅僅是讓革命委員會占據了吉林全省，更是消滅了東三省的朝廷正規武力，奉天已經向革命委員會打開了大門。
這樣的革命形勢對於各地的士紳地主來說就不是什麽好消息了。雖然革命委員會現在隻顧著鐵路沿線的大城市和水路要衝，對於那些偏遠地區和鄉村采取了近乎放任的姿態，但是既然他們沒有為革命出過什麽力，自然也就別指望革命委員會對他們有什麽特殊優待。
是，現在革命委員會為了維持地方上的穩定，並沒有迫使舊官吏、舊士紳地主放棄自己的權力，隻是要求他們服從於革命委員會的指令，不得再維護滿清政府的舊政策。但是隻要聰明一些的官吏和士紳都知道，這不過是革命委員會的權益之策，等到革命委員會能夠騰出手來，肯定是不會讓一群前朝舊人繼續把持地方上的政權的。
於是在一封封向革命委員會效忠的電報之中，也就有了一封封向委員會建議召開議會早定國體的倡議。東北各地的士紳地主希望，能夠成立一個為他們發出聲音的機構，既為了限製革命委員會今後過於削弱他們對於地方上的控製權力，也想要知道革命委員會究竟想要建立一個什麽樣的新中國，這關乎於他們究竟該不該支持革命委員會這樣一個政權的問題。
東北各界對於革命委員會的政治呼籲，何嚐不是一種革命情緒在社會上發酵的結果。和南方各省民眾對於革命的好奇和向往不同，北方民眾對於革命這個詞是比較忌諱的。特別是華北平原和東三省，這裏還是以保守的社會風氣為先。
同盟會在東北發動的數次革命號召，最終都因為乏人響應而宣告失敗。而吳川之所以能夠在這樣的地區發動起革命，一是托了德、俄兩國給與的物質資源的福氣，使得他可以動員起極大的物力修建獨立的訓練營地，把革命軍和外界隔開進行封閉式的訓練，從而初步改造這些革命軍人的世界觀。
二是獲得了俄國布爾什維克黨人的支持，同沙皇政府鬥爭了幾十年的俄國工人領袖們，對於如何組織和改造一個群體的世界觀，還是有著豐富的經驗的。當然這一群體必然要有一個共同生活的基礎，而不是分散於經營活動的農民。
以家庭經營為基礎的農民，是無法把集體利益放置於個人利益之上的。對於個體農民來說，隻要能夠讓自家活的好一些，他們並不介意損害集體和他人的利益。就好比俄國鄉村中的富農們，僅僅因為可以從脫離村社中獲得更多利益，就背棄了過去數百年來一直互相扶持的村社成員，並毫無愧疚的帶走了村社中最好的土地資源。
而中國的農村比俄國的村社也好不到什麽地方，封建倫理教育、宗族、宗教和土地租種形成的人身依附關係，使得農民在農村中絲毫得不到任何自由，雖然中國的農民並沒有頂著奴隸的名字，但是他們過的實質上就是奴隸的生活。
東三省，特別是黑龍江、吉林兩省因為移民較多，風氣稍稍比關內要好上一些，但是也依然改變不了，這是一個依托於封建地主經濟而建立的農業社會。麵對這樣一個頑固而有組織的封建鄉村社會，不是派幾個幹部下去就能改變什麽的，而這些並沒有多少知識的農民也不可能輕易的改變自己長久以來形成的世界觀，去同過去主宰他們命運的老爺們進行抗爭的。
畢竟對於這些農民來說，他們最大的願望並不是打倒老爺，而是想著自己或自己的後代能夠成為老爺中的一員。所以想要改造這些農民思想的世界觀，不是派幹部深入鄉村分田分地，而是把他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讓他們過一過有尊嚴的集體生活，當他們再回到鄉村時就有了改變鄉村的勇氣和技能。
如何把農民從土地上解放，自然隻有招工和招募軍人。這就是為什麽革命委員會要建立獨立的訓練營地和大力推動工業建設的原因。
而最後一個條件就是，1910年的東北鼠疫爆發，雖然被清政府以嚴格的防疫措施給消滅了。但是滿清地方官員可不是救苦救難的活菩薩，想想當年他們為了不讓台灣島上的鄭家獲得大陸的資源，不惜發出遷海令，把東南沿海三十裏化為廢墟，就知道這次防疫的過程中有多少人是無辜受到牽連的。
在一個執行力不夠的社會出現了政策執行的奇跡，這隻能證明了一件事，基層官員為了拔掉幾根野草，連野草周圍的麥苗也一並鏟除了。於是在鼠疫過後的東三省，吳川看到的不是人民戰勝了病魔的欣喜若狂，而是對於官府的痛恨和不滿。
此外因為鼠疫被遣返到黑龍江、吉林口岸的大批旅俄工人，在得不到政府的有效安置下，正不斷的墮落為罪犯和紅胡子。革命的土壤有了，吳川這才能夠把革命的種子種下去，令革命在這片土地上爆發出來。當然他也很清楚，除了以工人為主的城市之外，東北其他地區的民眾對於革命態度並不是那麽的歡迎，所以他才會發出暫時放棄鄉村和遠離交通的城鎮，優先建設和發動鐵路沿線、水路要衝的各級革命委員會的指令。
而當這些交通較為完善的地方形成了革命的氛圍之後，那些被孤立的鄉村和城鎮，自然也就以為革命即將成功，滿清即將滅亡，為了不被革命委員會清算，他們自然也就會放棄自己的保守態度，開始向革命委員會靠攏，以爭取在新政權下保持住自己的權勢和財富。
保守的社會一旦傾向於革命，實際上他們反而態度會更為堅定，因為這些保守的社會並沒有自己的革命理念，所以當他們開始讚成革命時，自然會向革命的主流價值觀靠攏，以防止自己跟錯了人。這就是所謂的，有利有弊了。
和南方眾多的革命理念和革命黨不同，此時在東北一共也就兩個革命黨，一個是共和黨，一個是同盟會。而東北的同盟會雖然講的是孫文的三民主義，但是在東北卻得不到主流社會的認同，因為孫文講的是排滿革命和漢地十八省革命，其革命理論在南方也許頗受歡迎，但是在東北卻是不招人待見的。
畢竟在東三省大部分人的眼裏，這孫文要革的不正是自己的命，而是革命成功隻要漢地十八省，那麽東三省怎麽辦？讓給日本和俄國嗎。所以同盟會遼東支部隻敢宣傳革命，但很少會大肆宣揚三民主義和驅除韃虜的口號的。
這樣一來，提倡社會主義的共和黨，自然就成為了革命委員會中革命理論的主導者。雖然大部分人還不明白什麽叫社會主義，但是共和黨反帝反封建主義的口號，還是相當令人震撼的。他們唯一有所懷疑的是，共和黨人究竟有沒有能力打倒帝國主義，比如東三省民眾最為關心的一點，是趕走東三省土地上的日本人和俄國人，讓中國人自己治理自己的國家。
麵對著這一革命形勢向好的發展，吳川反而覺得更是戰戰兢兢了起來，他比這時代的任何人都知道，中國革命絕不會是一帆風順的，特別是在他們即將麵臨的同帝國主義的戰爭之前，他需要黨內思想的高度統一，也需要政治協會會議能夠達成東北各界在政治上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