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先秦的井田到秦漢以來的非井田是一變，像“變調忽聞楊柳春，上林繁花照眼新”。
井田雖廢，但仍不發生土地大兼並的風浪，雖然亦有兼並的說法，那是與西洋的兼並不同的，且西洋封建時代亦沒有中國曆朝政府的把兼並看作不該。中國是沒有商業資本為祟，沒有地主貴族，而且農業本身很健康。
秦漢以來貴族的封邑，仍像前此井田時代貴族的采地，隻許收用賦稅，並非私有其地，那賦稅亦與國課同率，並不重的，民間總之隻須出一份，繳了貴族的即不必再繳國家的。而地主則稱員外，在朝廷的官員之外，當然沒有政治身份，此即地主貴族的名詞在中國史上不成立。雖有豪紳惡霸，亦個人的行動沒有階級為護法。西洋封建時代不曾聽說有豪紳惡霸，更沒有農民控告地主的案件，因為他們的地主貴族對農民怎樣虐待亦都是合法的。所以包龍圖隻是中國才有。中國土財主而且常會遭人欺侮，西洋何曾有這種事？中國曆朝的規矩，不許士大夫與民爭利，若有強奪民田，便宰相亦犯法，要革職沒籍的。
土地兼並又必是商業資本為祟，中國卻井田雖廢，仍保持眾產業平等和諧生發的傳統，如宋時臨安城日宰千豬萬羊，即連畜牧業亦有如此繁盛，各業皆健康，故農業亦健康，而商業亦變得馴良了。
戰國時魏李悝有一家百畝的收支數字，其生產力已非中世紀歐洲所及，秦漢以來更普遍施肥，又有新種的發明與輸入，例如苜蓿及棉花的種植，而且農具與牛馬之多為其他民族所不及，加以農業與手工業仍然生在一起。生產力高即免於經常的貧乏，農作的種類多及與手工業生在一起，即能抵擋荒歉，可以彌補，不至於出賣土地。
中國曆朝皆講究灌溉工程，且州縣皆設常平倉，民間亦有義倉及塋田，專為防荒歉及救貧乏。塋田是民間每分遺產，總留約三分之一的田產值祭祀，幾代的塋田若幹年一輪值，便貧家娶婦嫁女的錢亦有了，平時的虧空也彌補了。而常平倉及義倉，則更是有計劃的以三年的豐收備一年的荒歉，朝廷且以天下的財力，移長補短，來賑濟一地。凡此皆是西洋封建時代所沒有的，亦比現代銀行貸放政策還要意思好。中國史上的大荒歉，是朝廷把理路都來亂了，產業全麵起搖動，如明末那一次，農民棄地流亡，地主亦都把地契掛在路邊樹上不要了，連城市工商業亦慌張散失，那裏還有人利用荒歉來集中土地？這是舊朝要沒，新朝要開，天下的氣運何嚐在土地問題。
法國大革命後，自耕農至今保持優勢，即因農業的生產力提高了，不像前此的經常貧乏要出賣土地。而且生產力強大則地租低，他們的資產階級方可以租地經營農場賺錢，所以現代西洋雖土地私有而已解決了土地問題。中國可是從來亦不發生過土地問題，連佃農亦可以是小康之家。中國竟是根本沒有地租。西洋早先巴比侖的地租，單對穀物的產量有高到9/10的，而對農作物的總產量則高到1/3、1/2、3/4、4/5不等，中世紀歐洲農奴製的地租更連沒有個限製，現代他們雖然地租低，亦到底還有地租。中國則二千多來年佃農向地主繳納的，一直隻是相當於地價的1.2/10，就南方來說，是租穀僅占稻作產量的3/5、2/5或1/2，其他如豆麥棉花蔬類的收獲全歸佃農所有，除去田賦，地主的收入隻等於一分利。民國以來我家鄉嵊縣上虞一帶租田與梢田並行，租是繳穀子，佃戶與地主四六對分，梢地是值百元一畝的田繳十二元或十元，這明明隻是地價的利息。至如李嘉圖與馬克思的地租論所說，還有在利息以外，由於土地的壟斷權利而得的叫地租，中國可是沒有的。而及至二五減租之後，則地主更連地價的一分利亦沒有了。中國的地主也本來無法壟斷土地，如江浙有大買小買，土地竟為佃戶與地主所共有，地主不能更換佃戶，除非佃戶不繳租或地主自己收回來種。且百元一畝的地價，你要買時，從地主隻可買得田底四十元，田麵六十元則要向佃戶買，若隻買得田底，佃戶便隻照四十元的地價繳租，而你即使連田麵也買了，可是佃戶種過了多少年，這田麵便又成了是他的，你簡直沒有法子。
此外中國民間分遺產，不像西洋的可以專憑立遺囑人的意旨：亦不像戰前日本的隻歸長子長孫繼承，卻是必要兄弟之間平分，長子長孫雖多有一份，但不過是一點意思，乃至姊妹雖不分產，可是必定竭力辦嫁妝，那所費亦與分產相差無幾，此外還要留起塋田，雖是怎樣的地主，經過一分再分亦都變成中小農了。西洋及戰前日本的遺產製度是對產業負責，而中國則對人遠比對產業看重。中國人亦羨門第，亦愛產業，可是仍有人的灑脫，如說“王侯將相本無種”，如說“窮的那有窮到底，富的那有富到頭”，畢竟氣慨不凡。
中國而且利息低，沒有地租而隻付低利息，所以地主與商人更不能肆虐。《周禮》鄭康成注：民從官貸錢，利息最輕者年僅五厘。又注：王莽時貸以治產者，但計所贏取息，無過歲什一。《史記》裏吳楚反時，貴家子從軍，向商人貸錢息十倍，即對本對利，這要算最重，後來想是依照漢高祖微時欠酒家錢的辦法，索性都不還了。宋朝王安石行青苗法，年息四分，蘇軾兄弟反對，說民間利重者亦不過二分，隨亦減為二分。這長年二分以後就一直定為最高額，民間借貸與典當都不得超過，稱為官利，是官家規定的，典當的夥計稱朝奉，即是奉行皇帝的聖旨取息，而許多是還不到一分半。《紅樓夢》裏賈芸借得醉金剛倪二的銀子，自動說願出重利，亦不過二分。也有豪霸放重利，那是犯法，嚴嵩及《紅樓夢》裏寧國府的被抄家，犯條之一即是重利盤剝，連《金瓶梅》裏的西門慶亦幾乎為此吃官司。西洋人則過去那樣痛惡猶太人，可是從來亦不說重利盤剝的犯法。他們是要到產業革命之後才有低利息，中國可是不必經過革命，還比革命得來的更好。
民國以來農村因絲茶衰落，又被洋布侵入，才經濟破敗而發生高利貸，多是長年二分，但道德與法律皆不給它保障，結果還是倒賬的多。高利貸會助成土地兼並，但民國以來事實上遠比清末更土地分散，可見亦不像革命者所誇張的真有那樣高利貸的浪潮。
明清人的筆記裏常有這樣的縣令，一個是富室來控訴民戶欠債不還，縣令怒道：朝廷的命官豈是給你做總管，幫你討債的？不受理。又一個鹽商解來挑私鹽的農民，縣令問同伴有幾個？那農民答八人。縣令道：別人都跑了你獨被捉，乃是你有病，有病尚挑私鹽，可見是個不自愛的人！其人說沒有病。沒有病必是能跑，你試跑給本官看。其人在公堂上跑了幾步，縣令說再跑！其人跑至門邊又回顧，縣令說：“跑呀跑呀！”其人遂疾奔出公堂而去。那鹽商請示，縣令怒道：你要賺錢，難道不許別人吃飯！這真是使地主與商人一點法子亦沒有。中國的政治經濟製度原來是非常完備嚴密的，但總留有空隙餘地，所以不傷人，不傷物。
西洋產業革命後，是以火與劍生生割斷農民的土地臍帶，例如英國毛織物商人劫掠農民的土地都用來牧羊，造成羊吃人的慘劇，然後這班農民才去到城市裏做了無產階級的工人隊伍或產業預備軍。中國則沒有農民被土地縛住的事，西洋會被土地縛住，那是農奴之故。西洋的農民一離開土地就從此回不去了，而中國城市裏的人們則隨時可以回去鄉下。中國亦沒有西洋那樣城市人口過剩與農村勞動力不足的問題。早先井田時代農與百工商賈生在一起，井田廢後的城市亦仍是丘甸縣都的十裏有廬，三十裏有宿，五十裏有市的擴大，雖去田郊漸遠，但並非離農業而去了。而農民去到都市，亦多是帶有本錢、貨色與技藝，因為中國眾業生在一起，農民原非單純的耕田夫，要改業為工商很方便，在鄉下是中小自耕農，到城市裏便是中小工商業者，並非去做無產階級。連城市的雇傭勞動者，亦像佃農雇農，都還有他們自己的東西。而地主則大抵同時皆在城市開鋪子作場，西洋史上地主轉變為資產階級，如所謂“普魯士式的道路”，是樁不容易的事，而中國地主則可以參加城市工商業如此順當，而無須資產階級化。克魯泡特金的“田園手工場”，夢想把工廠與人口疏散到田野裏，中國則城市與鄉村本來生在一起，鄉村像荷葉，城市像荷花。
中世紀歐洲有基爾特，例如漢撒同盟，是客籍商人對當地政權的集團自衛，並在同業之間限製競爭。中國亦有行會製度，卻不是為對政府自衛，而且不必憂心競爭。中國是市場大。馬可波羅記臨安戶籍有一百六十萬家，即或是一百六十萬人之誤，但那是宋元之際，而同代西洋的大城威尼斯卻則有五萬人，過去羅馬帝國全盛時羅馬城亦隻三十萬人，且羅馬與威尼斯都是孤立的，中國則臨安這樣名城迢遞相望，此即是國內市場大。還有通西域及南方海上的貿易，皆沿途興起新產業，此則是連國外市場亦化為國內的了。市場大即不必競爭，故講“和氣生財”，不像西洋的歌頌海盜。
市場大，生意好，即可以利息輕。古代及中世紀歐洲的利息高到沒有標準，是因他們的商業靠冒險去欺詐與搶劫，利潤率是天方夜譚裏的，商人借錢利息重亦可，賺得來不在乎此，賺不來連本錢丟光，拚一磅肉讓債主從他身上割去還債。西洋要到產業革命後才有薄利多賣主義，但中國的買賣則向來正常，商業是“逐什一之利”，或其利倍蓰，亦不過什二之利，這平均利潤不但壓低了利息，而且保證了工商業現貨周轉的平穩，不受金融資本的支配。中國史上票莊規模之大，還過於威尼斯銀行，連英格蘭銀行亦隻在它與東印度公司結成關係之後才比得上。十三世紀的威尼斯銀行是從高利貸出生，十六世紀的英格蘭銀行是工商業的司令部，而中國的票莊則為鹽茶絲及皮貨瓷器各業的同行所開設，且一直保持為同行的利益，所以工商業這樣繁盛，票莊這樣發達，可是貨幣終不跋扈，唐時“一曲紅綃不知數”，宋時“一曲新歌百匹綾”，久久實物與貨幣並用，此即是有金融而不發生金融資本主義。
西洋經濟一靠對外掠奪，二靠國家財政。中國則外國年年進貢，歲歲來朝，並不為打經濟的主意，雖如漢武帝問大宛要馬，唐明皇問交趾要象，亦並非拿它來裨補財政，雖戰勝外國，亦從來沒有訂立要他歲輸財物若幹的條約，隻有突厥遼金元對中國曾經如此，但是中國到底平了他們。對內是朝廷握有鹽鐵及漕糧，但不以之轉化為國家資本，乃至從事大規模的建築與灌溉工程，亦不是為了消化過剩資本或過剩勞動力。中國從來不靠朝廷的消費來繁榮市場。中國的官吏與軍隊在比例上是世界上最分量小的，井田雖廢，州閭鄉黨的組織實際仍在，民間凡事自己會得處理，朝廷的官吏就人數少了，而軍隊是因中國沒有西洋那種封建領主與商人基爾特作梗，早已施行征兵製，所以常備兵可以很少。
西洋經濟的現代化是靠日常生活用品的全麵商品化，而以英國蘭開夏的紡織業為開始。前此歐洲人是世界上衣著最缺乏的民族，他們不曾養蠶，亦不曉得種棉花。及至蘭開夏的紡織業開始，先是毛織，後又是棉織，遂把大眾的衣著都包辦下來，又因向印度埃及采購棉花，同澳洲采購羊毛，而世界市場乃擴大，不再被限製於前此珍寶香料及高貴的織物這幾種商品，且其後又由衣著推廣到其他日常用品的全麵商品化。中國則從《詩經》裏“民之蚩蚩，抱布貿絲”，早已有這樣的買賣，而且泉布的布還被作為貨幣，漢唐以來，天子賜群臣仍是絹若幹匹，錦若幹端，民間亦以棉織物絲織物納稅，衣著如此豐富，而且遍於市場，其他日用品亦如此，卻不覺其商品化，一麵仍是男耕女織，看起來像家庭自給經濟，而那繁華的市場，則有它當然好，沒有亦不會萬民的生計一時都斷絕，此即自給經濟與商品化經濟的配合仍是井田的傳統，其實連自給經濟與商品化經濟那樣的名詞，用在中國亦根本是不適宜的。
井田廢後最怕私有財產會像洪水泛濫，但事實是井田時公有亦如私有，井田廢後私有亦如公有。中國人是種花在庭院裏亦喜歡它開出牆外，給行路之人也看看，而且像西湖的私人別墅也都開放給遊人，連新娘的嫁奩亦沿途抬過讓人看。中國人是房子的建築也疏朗軒暢，讓天光雲影可以進來徘徊，而且喜歡樓居，開向日月山河。庾信的《山銘》：“樹裏聞歌，枝中見舞，恰對妝台，軒窗並開，遙看已識，試喚便來。”有這樣灑落的胸襟，與外界連沒有一點阻隔，這就不是個斤斤計較私有財產權的人了。中國是朋友有通財之義，連商人亦憑片麵的記賬可以取信，不必簽字為憑。
中國人是對於物有正常的愛惜，但不把物看成嚴重，而且人早已高過了生存競爭的階級。美國電影《魂斷藍橋》的女主角，因送愛人從軍上火車，偷出去了一回兒，並沒有耽誤排演，就被從劇院開除。劇院的經理是個老婦人，一班歌舞女子受她虐待連沒有人覺得不應該，因為她的嚴厲統統合理，因為生活的真理是這樣殘酷的。那女主角失業後受生活壓迫，淪為妓女，戰後她的愛人回來，她在火車站攬生意，回避不及，接著了，仍是當年的笑，當年的愛呀，趁他尚未知情，再得半日也好，再得一刻兒也好，然後她封還了他的訂婚指環，自殺了。若是中國人，那女的心仍舊理直氣壯，那男的亦必照常敬重她，還更愛惜她，可是美國人不能夠，並非因她失了貞操，而是因她在生活上失敗了，生存競爭倒下來的人是不可被原諒的。
中國人也講勤勉，《尚書》裏有《無逸篇》。西洋古時地主貴族可沒有說勤勞是道德的。吳季劄與孟子皆重夏禹的勤勞，曆朝天子亦五更天氣必上朝，連後妃亦不敢貪眠失時，這都是西洋所沒有的。乃至民間現在愛掛的朱柏廬治家格言，亦開頭即是“黎明即起，灑掃庭除”，不但為治事，亦為保持人的清新，不墜於惰意暮氣。又說四民各勤其業，皆不因生存競爭的壓迫感，而是說的“勤有餘閑”。中國是民國以來才有失業這樣的新名詞，但亦總不覺得嚴重。一個人失業一年半載，眾親友幫助幫助，也就渡過難關了。
民間又有搖會，有事有難則糾集親友出資借給一個人，並無利息的，此後每年抽簽輪還，餘人續續補足，抽簽中者可得一筆總數，各人皆是化零為整，不過次序有先後，這亦是救度了失業。金融這樣活潑的在於民間，還比社會組織化的或國家銀行化的金融機能更來得意思好。且又中國現代城市的工人亦仍不是無產階級，鄉下他總還有東西，至少亦有塋田。財產在民間這樣活潑，亦隻是因為人對財產的態度大方。對財產能態度大方，故漢唐樂府寫富貴人家有富貴人家的繁華，明清小說寫中產之家有中產之家的熱鬧興旺，連小家小戶亦有世界的安定清貞。又雖貧如顏回原憲，亦“原生納決履，清歌暢商音”。是從這樣的民間，故出來得漢魏六朝的蕩子，而蘇軾為官極勤農政工政，他自己卻常會衣食狼狽，靠馬生幫忙，兄弟資助，也不算為依賴。
中國人亦且不慣做薪水階級，商店的夥計總利用公家的便利，同時帶做自己的生意，主人並不計較。而亦不因此腐蝕崩潰，向來工商業欣欣向榮時都是這樣的作風，若至於腐蝕崩潰，那是少數不識大體的人所為。連官吏亦不專靠俸給。清朝極盛期，袁子才為江寧縣令，罷官後就起造得隨園，當然不是靠俸給，但他仍是好官，並不傷民，而民間亦不小氣，覺得隻要是好官，給他享富貴榮華亦是應當的。又以前白居易算得廉潔，亦有家僮十餘人，廄馬三四匹，中國是民間過節送禮都講豐厚，並非官場就算是賄賂。漢唐朝廷有道之時亦皆如此，而或至於貪汙的程度，則是衰世之故。這種作風仍像井田時的“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四月裏杜鵑啼遍千山，外麵堂堂世界都是初夏，惟有階沿的寸寸陽光與簷前新竹，特別照映得在堂前做針線的少婦如在水裏畫裏。這時大門口走進一人，那少婦睄見了滿心歡喜，和女伴說得一聲“啊，他回來了”，就把針插在胸前圍身布襴上，一隻手執著未做好的鞋麵，起身迎接她那才從學校放假回來的丈夫，在無限的世界與無限的世人裏見著了這個是她的親人。我無端在這裏寫下這一段，是為紀念我的亡妻，卻覺得這種私情之美，亦通於漢文明的產業。
可是中國這樣好，為何不發明機器？那是因為不需要。中國史上的天下承平富庶，家給人足，夜不閉戶，道不拾遺，衣食器皿宮室很富饒，更何必急急忙忙發明機器？中國曆朝有廣大層的中產人家的饒足，見之於燈市，劃龍船，及其他良辰吉日的排場，此皆為西洋所無。既然饒足，即應講究產業性情之正，而且要有衣食器皿宮室之美，此即是教之以禮，使人世的無限亦遍在於產業。
西洋是過去青銅器時代即已埃及巴比侖走在中國前頭，但沒有到達像殷周的高度就萎縮了。隨起的鐵器時代亦是羅馬搶先，但沒有到達像漢朝的高度就萎縮了。其後北歐蠻族又向羅馬從頭學起，則不過一千年左右，時間不及中國史的四分之一，成績更不能相比。當英國蘭開夏的紡織業開始用機器時，全歐洲的總生產量尚不及同時代中國的五分之一乃至八分之一，可是他們的手工業已走到盡頭了。他們是這樣急遽的跳入了機器時代。現代距離蒸汽器的第一次出現還不到二百年，他們又走盡了頭，非原子能不能打開窘境了。
中國的不是慢而是正常，不是因循而是延長。過去的中國青銅器時代的延長，煉銅的講究亦成為後來煉鋼的基礎，所以能鑄劍甲於天下，而鐵製農器的精美及種類之多，亦是從銅器的精美及種類之多轉化出來，中國的鑄劍術傳到日本，手工打就的日本刀遠比德國克虜伯兵工廠用機器製造的軍刀犀利。機器理該可以勝過手工，而現代機器製品距離機器可以做到的精華還這樣遠，這人與機器的可驚的浪費要歸咎於西洋已往手工業行程的潦草。而他們這次又發明原子能，則隻可用來造造炸彈罷了。這完全是暴殄天物。
中國史並非循環停滯，秦漢以來一代有一代的聲音顏色，如“初日照高林”，一朝有一朝的產業新規模，都大過從前，如馬可波羅所記宋元之際的生產力即不僅為同代西洋所不及，而亦非漢唐所曾有。中國隻是不墮產業競爭，過去青銅器鐵器皆比西洋遲三五百年，機器時代亦不過是遲了一二百年。中國的手工業時代這樣長，是在培養可以行於機器的產業與人的性情，到了明清這樣的高度，即使無西洋的發明在先，亦下去自然會有一天出現機器時代，依順序不會太遠的。現在西洋雖然搶了先，亦仍要照中國的法子，才能有機器時代的天下清安。
現代世界顯然不是生產力不足的問題，問題是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國內國外的鬥爭與戰爭，因此浪費並阻礙著生產力，要解決這個問題，根本在於人與物皆得其性情之正，生產力的事倒是不必慌張追逐，總要做得好，寧可做得慢。
現在國際形勢終不成定，中國隻要政治有辦法，產業是很快可以現代化的。產業並不能保障西洋，連科學亦不能自保，過去埃及巴比侖皆有高度的生產力與科學而亡，近代英國德國法國亦好景不長在，國際的力量對比不盡取決於生產力，而亦取決於形勢，此即我們有著許多機會可以出頭。我們能來天下之物，則他國之富可以亦即是我之富，而且依照自己的意思來安排現代產業。
井田雖廢，但仍不發生土地大兼並的風浪，雖然亦有兼並的說法，那是與西洋的兼並不同的，且西洋封建時代亦沒有中國曆朝政府的把兼並看作不該。中國是沒有商業資本為祟，沒有地主貴族，而且農業本身很健康。
秦漢以來貴族的封邑，仍像前此井田時代貴族的采地，隻許收用賦稅，並非私有其地，那賦稅亦與國課同率，並不重的，民間總之隻須出一份，繳了貴族的即不必再繳國家的。而地主則稱員外，在朝廷的官員之外，當然沒有政治身份，此即地主貴族的名詞在中國史上不成立。雖有豪紳惡霸，亦個人的行動沒有階級為護法。西洋封建時代不曾聽說有豪紳惡霸，更沒有農民控告地主的案件，因為他們的地主貴族對農民怎樣虐待亦都是合法的。所以包龍圖隻是中國才有。中國土財主而且常會遭人欺侮，西洋何曾有這種事？中國曆朝的規矩，不許士大夫與民爭利，若有強奪民田，便宰相亦犯法，要革職沒籍的。
土地兼並又必是商業資本為祟，中國卻井田雖廢，仍保持眾產業平等和諧生發的傳統，如宋時臨安城日宰千豬萬羊，即連畜牧業亦有如此繁盛，各業皆健康，故農業亦健康，而商業亦變得馴良了。
戰國時魏李悝有一家百畝的收支數字，其生產力已非中世紀歐洲所及，秦漢以來更普遍施肥，又有新種的發明與輸入，例如苜蓿及棉花的種植，而且農具與牛馬之多為其他民族所不及，加以農業與手工業仍然生在一起。生產力高即免於經常的貧乏，農作的種類多及與手工業生在一起，即能抵擋荒歉，可以彌補，不至於出賣土地。
中國曆朝皆講究灌溉工程，且州縣皆設常平倉，民間亦有義倉及塋田，專為防荒歉及救貧乏。塋田是民間每分遺產，總留約三分之一的田產值祭祀，幾代的塋田若幹年一輪值，便貧家娶婦嫁女的錢亦有了，平時的虧空也彌補了。而常平倉及義倉，則更是有計劃的以三年的豐收備一年的荒歉，朝廷且以天下的財力，移長補短，來賑濟一地。凡此皆是西洋封建時代所沒有的，亦比現代銀行貸放政策還要意思好。中國史上的大荒歉，是朝廷把理路都來亂了，產業全麵起搖動，如明末那一次，農民棄地流亡，地主亦都把地契掛在路邊樹上不要了，連城市工商業亦慌張散失，那裏還有人利用荒歉來集中土地？這是舊朝要沒，新朝要開，天下的氣運何嚐在土地問題。
法國大革命後，自耕農至今保持優勢，即因農業的生產力提高了，不像前此的經常貧乏要出賣土地。而且生產力強大則地租低，他們的資產階級方可以租地經營農場賺錢，所以現代西洋雖土地私有而已解決了土地問題。中國可是從來亦不發生過土地問題，連佃農亦可以是小康之家。中國竟是根本沒有地租。西洋早先巴比侖的地租，單對穀物的產量有高到9/10的，而對農作物的總產量則高到1/3、1/2、3/4、4/5不等，中世紀歐洲農奴製的地租更連沒有個限製，現代他們雖然地租低，亦到底還有地租。中國則二千多來年佃農向地主繳納的，一直隻是相當於地價的1.2/10，就南方來說，是租穀僅占稻作產量的3/5、2/5或1/2，其他如豆麥棉花蔬類的收獲全歸佃農所有，除去田賦，地主的收入隻等於一分利。民國以來我家鄉嵊縣上虞一帶租田與梢田並行，租是繳穀子，佃戶與地主四六對分，梢地是值百元一畝的田繳十二元或十元，這明明隻是地價的利息。至如李嘉圖與馬克思的地租論所說，還有在利息以外，由於土地的壟斷權利而得的叫地租，中國可是沒有的。而及至二五減租之後，則地主更連地價的一分利亦沒有了。中國的地主也本來無法壟斷土地，如江浙有大買小買，土地竟為佃戶與地主所共有，地主不能更換佃戶，除非佃戶不繳租或地主自己收回來種。且百元一畝的地價，你要買時，從地主隻可買得田底四十元，田麵六十元則要向佃戶買，若隻買得田底，佃戶便隻照四十元的地價繳租，而你即使連田麵也買了，可是佃戶種過了多少年，這田麵便又成了是他的，你簡直沒有法子。
此外中國民間分遺產，不像西洋的可以專憑立遺囑人的意旨：亦不像戰前日本的隻歸長子長孫繼承，卻是必要兄弟之間平分，長子長孫雖多有一份，但不過是一點意思，乃至姊妹雖不分產，可是必定竭力辦嫁妝，那所費亦與分產相差無幾，此外還要留起塋田，雖是怎樣的地主，經過一分再分亦都變成中小農了。西洋及戰前日本的遺產製度是對產業負責，而中國則對人遠比對產業看重。中國人亦羨門第，亦愛產業，可是仍有人的灑脫，如說“王侯將相本無種”，如說“窮的那有窮到底，富的那有富到頭”，畢竟氣慨不凡。
中國而且利息低，沒有地租而隻付低利息，所以地主與商人更不能肆虐。《周禮》鄭康成注：民從官貸錢，利息最輕者年僅五厘。又注：王莽時貸以治產者，但計所贏取息，無過歲什一。《史記》裏吳楚反時，貴家子從軍，向商人貸錢息十倍，即對本對利，這要算最重，後來想是依照漢高祖微時欠酒家錢的辦法，索性都不還了。宋朝王安石行青苗法，年息四分，蘇軾兄弟反對，說民間利重者亦不過二分，隨亦減為二分。這長年二分以後就一直定為最高額，民間借貸與典當都不得超過，稱為官利，是官家規定的，典當的夥計稱朝奉，即是奉行皇帝的聖旨取息，而許多是還不到一分半。《紅樓夢》裏賈芸借得醉金剛倪二的銀子，自動說願出重利，亦不過二分。也有豪霸放重利，那是犯法，嚴嵩及《紅樓夢》裏寧國府的被抄家，犯條之一即是重利盤剝，連《金瓶梅》裏的西門慶亦幾乎為此吃官司。西洋人則過去那樣痛惡猶太人，可是從來亦不說重利盤剝的犯法。他們是要到產業革命之後才有低利息，中國可是不必經過革命，還比革命得來的更好。
民國以來農村因絲茶衰落，又被洋布侵入，才經濟破敗而發生高利貸，多是長年二分，但道德與法律皆不給它保障，結果還是倒賬的多。高利貸會助成土地兼並，但民國以來事實上遠比清末更土地分散，可見亦不像革命者所誇張的真有那樣高利貸的浪潮。
明清人的筆記裏常有這樣的縣令，一個是富室來控訴民戶欠債不還，縣令怒道：朝廷的命官豈是給你做總管，幫你討債的？不受理。又一個鹽商解來挑私鹽的農民，縣令問同伴有幾個？那農民答八人。縣令道：別人都跑了你獨被捉，乃是你有病，有病尚挑私鹽，可見是個不自愛的人！其人說沒有病。沒有病必是能跑，你試跑給本官看。其人在公堂上跑了幾步，縣令說再跑！其人跑至門邊又回顧，縣令說：“跑呀跑呀！”其人遂疾奔出公堂而去。那鹽商請示，縣令怒道：你要賺錢，難道不許別人吃飯！這真是使地主與商人一點法子亦沒有。中國的政治經濟製度原來是非常完備嚴密的，但總留有空隙餘地，所以不傷人，不傷物。
西洋產業革命後，是以火與劍生生割斷農民的土地臍帶，例如英國毛織物商人劫掠農民的土地都用來牧羊，造成羊吃人的慘劇，然後這班農民才去到城市裏做了無產階級的工人隊伍或產業預備軍。中國則沒有農民被土地縛住的事，西洋會被土地縛住，那是農奴之故。西洋的農民一離開土地就從此回不去了，而中國城市裏的人們則隨時可以回去鄉下。中國亦沒有西洋那樣城市人口過剩與農村勞動力不足的問題。早先井田時代農與百工商賈生在一起，井田廢後的城市亦仍是丘甸縣都的十裏有廬，三十裏有宿，五十裏有市的擴大，雖去田郊漸遠，但並非離農業而去了。而農民去到都市，亦多是帶有本錢、貨色與技藝，因為中國眾業生在一起，農民原非單純的耕田夫，要改業為工商很方便，在鄉下是中小自耕農，到城市裏便是中小工商業者，並非去做無產階級。連城市的雇傭勞動者，亦像佃農雇農，都還有他們自己的東西。而地主則大抵同時皆在城市開鋪子作場，西洋史上地主轉變為資產階級，如所謂“普魯士式的道路”，是樁不容易的事，而中國地主則可以參加城市工商業如此順當，而無須資產階級化。克魯泡特金的“田園手工場”，夢想把工廠與人口疏散到田野裏，中國則城市與鄉村本來生在一起，鄉村像荷葉，城市像荷花。
中世紀歐洲有基爾特，例如漢撒同盟，是客籍商人對當地政權的集團自衛，並在同業之間限製競爭。中國亦有行會製度，卻不是為對政府自衛，而且不必憂心競爭。中國是市場大。馬可波羅記臨安戶籍有一百六十萬家，即或是一百六十萬人之誤，但那是宋元之際，而同代西洋的大城威尼斯卻則有五萬人，過去羅馬帝國全盛時羅馬城亦隻三十萬人，且羅馬與威尼斯都是孤立的，中國則臨安這樣名城迢遞相望，此即是國內市場大。還有通西域及南方海上的貿易，皆沿途興起新產業，此則是連國外市場亦化為國內的了。市場大即不必競爭，故講“和氣生財”，不像西洋的歌頌海盜。
市場大，生意好，即可以利息輕。古代及中世紀歐洲的利息高到沒有標準，是因他們的商業靠冒險去欺詐與搶劫，利潤率是天方夜譚裏的，商人借錢利息重亦可，賺得來不在乎此，賺不來連本錢丟光，拚一磅肉讓債主從他身上割去還債。西洋要到產業革命後才有薄利多賣主義，但中國的買賣則向來正常，商業是“逐什一之利”，或其利倍蓰，亦不過什二之利，這平均利潤不但壓低了利息，而且保證了工商業現貨周轉的平穩，不受金融資本的支配。中國史上票莊規模之大，還過於威尼斯銀行，連英格蘭銀行亦隻在它與東印度公司結成關係之後才比得上。十三世紀的威尼斯銀行是從高利貸出生，十六世紀的英格蘭銀行是工商業的司令部，而中國的票莊則為鹽茶絲及皮貨瓷器各業的同行所開設，且一直保持為同行的利益，所以工商業這樣繁盛，票莊這樣發達，可是貨幣終不跋扈，唐時“一曲紅綃不知數”，宋時“一曲新歌百匹綾”，久久實物與貨幣並用，此即是有金融而不發生金融資本主義。
西洋經濟一靠對外掠奪，二靠國家財政。中國則外國年年進貢，歲歲來朝，並不為打經濟的主意，雖如漢武帝問大宛要馬，唐明皇問交趾要象，亦並非拿它來裨補財政，雖戰勝外國，亦從來沒有訂立要他歲輸財物若幹的條約，隻有突厥遼金元對中國曾經如此，但是中國到底平了他們。對內是朝廷握有鹽鐵及漕糧，但不以之轉化為國家資本，乃至從事大規模的建築與灌溉工程，亦不是為了消化過剩資本或過剩勞動力。中國從來不靠朝廷的消費來繁榮市場。中國的官吏與軍隊在比例上是世界上最分量小的，井田雖廢，州閭鄉黨的組織實際仍在，民間凡事自己會得處理，朝廷的官吏就人數少了，而軍隊是因中國沒有西洋那種封建領主與商人基爾特作梗，早已施行征兵製，所以常備兵可以很少。
西洋經濟的現代化是靠日常生活用品的全麵商品化，而以英國蘭開夏的紡織業為開始。前此歐洲人是世界上衣著最缺乏的民族，他們不曾養蠶，亦不曉得種棉花。及至蘭開夏的紡織業開始，先是毛織，後又是棉織，遂把大眾的衣著都包辦下來，又因向印度埃及采購棉花，同澳洲采購羊毛，而世界市場乃擴大，不再被限製於前此珍寶香料及高貴的織物這幾種商品，且其後又由衣著推廣到其他日常用品的全麵商品化。中國則從《詩經》裏“民之蚩蚩，抱布貿絲”，早已有這樣的買賣，而且泉布的布還被作為貨幣，漢唐以來，天子賜群臣仍是絹若幹匹，錦若幹端，民間亦以棉織物絲織物納稅，衣著如此豐富，而且遍於市場，其他日用品亦如此，卻不覺其商品化，一麵仍是男耕女織，看起來像家庭自給經濟，而那繁華的市場，則有它當然好，沒有亦不會萬民的生計一時都斷絕，此即自給經濟與商品化經濟的配合仍是井田的傳統，其實連自給經濟與商品化經濟那樣的名詞，用在中國亦根本是不適宜的。
井田廢後最怕私有財產會像洪水泛濫，但事實是井田時公有亦如私有，井田廢後私有亦如公有。中國人是種花在庭院裏亦喜歡它開出牆外，給行路之人也看看，而且像西湖的私人別墅也都開放給遊人，連新娘的嫁奩亦沿途抬過讓人看。中國人是房子的建築也疏朗軒暢，讓天光雲影可以進來徘徊，而且喜歡樓居，開向日月山河。庾信的《山銘》：“樹裏聞歌，枝中見舞，恰對妝台，軒窗並開，遙看已識，試喚便來。”有這樣灑落的胸襟，與外界連沒有一點阻隔，這就不是個斤斤計較私有財產權的人了。中國是朋友有通財之義，連商人亦憑片麵的記賬可以取信，不必簽字為憑。
中國人是對於物有正常的愛惜，但不把物看成嚴重，而且人早已高過了生存競爭的階級。美國電影《魂斷藍橋》的女主角，因送愛人從軍上火車，偷出去了一回兒，並沒有耽誤排演，就被從劇院開除。劇院的經理是個老婦人，一班歌舞女子受她虐待連沒有人覺得不應該，因為她的嚴厲統統合理，因為生活的真理是這樣殘酷的。那女主角失業後受生活壓迫，淪為妓女，戰後她的愛人回來，她在火車站攬生意，回避不及，接著了，仍是當年的笑，當年的愛呀，趁他尚未知情，再得半日也好，再得一刻兒也好，然後她封還了他的訂婚指環，自殺了。若是中國人，那女的心仍舊理直氣壯，那男的亦必照常敬重她，還更愛惜她，可是美國人不能夠，並非因她失了貞操，而是因她在生活上失敗了，生存競爭倒下來的人是不可被原諒的。
中國人也講勤勉，《尚書》裏有《無逸篇》。西洋古時地主貴族可沒有說勤勞是道德的。吳季劄與孟子皆重夏禹的勤勞，曆朝天子亦五更天氣必上朝，連後妃亦不敢貪眠失時，這都是西洋所沒有的。乃至民間現在愛掛的朱柏廬治家格言，亦開頭即是“黎明即起，灑掃庭除”，不但為治事，亦為保持人的清新，不墜於惰意暮氣。又說四民各勤其業，皆不因生存競爭的壓迫感，而是說的“勤有餘閑”。中國是民國以來才有失業這樣的新名詞，但亦總不覺得嚴重。一個人失業一年半載，眾親友幫助幫助，也就渡過難關了。
民間又有搖會，有事有難則糾集親友出資借給一個人，並無利息的，此後每年抽簽輪還，餘人續續補足，抽簽中者可得一筆總數，各人皆是化零為整，不過次序有先後，這亦是救度了失業。金融這樣活潑的在於民間，還比社會組織化的或國家銀行化的金融機能更來得意思好。且又中國現代城市的工人亦仍不是無產階級，鄉下他總還有東西，至少亦有塋田。財產在民間這樣活潑，亦隻是因為人對財產的態度大方。對財產能態度大方，故漢唐樂府寫富貴人家有富貴人家的繁華，明清小說寫中產之家有中產之家的熱鬧興旺，連小家小戶亦有世界的安定清貞。又雖貧如顏回原憲，亦“原生納決履，清歌暢商音”。是從這樣的民間，故出來得漢魏六朝的蕩子，而蘇軾為官極勤農政工政，他自己卻常會衣食狼狽，靠馬生幫忙，兄弟資助，也不算為依賴。
中國人亦且不慣做薪水階級，商店的夥計總利用公家的便利，同時帶做自己的生意，主人並不計較。而亦不因此腐蝕崩潰，向來工商業欣欣向榮時都是這樣的作風，若至於腐蝕崩潰，那是少數不識大體的人所為。連官吏亦不專靠俸給。清朝極盛期，袁子才為江寧縣令，罷官後就起造得隨園，當然不是靠俸給，但他仍是好官，並不傷民，而民間亦不小氣，覺得隻要是好官，給他享富貴榮華亦是應當的。又以前白居易算得廉潔，亦有家僮十餘人，廄馬三四匹，中國是民間過節送禮都講豐厚，並非官場就算是賄賂。漢唐朝廷有道之時亦皆如此，而或至於貪汙的程度，則是衰世之故。這種作風仍像井田時的“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四月裏杜鵑啼遍千山，外麵堂堂世界都是初夏，惟有階沿的寸寸陽光與簷前新竹，特別照映得在堂前做針線的少婦如在水裏畫裏。這時大門口走進一人，那少婦睄見了滿心歡喜，和女伴說得一聲“啊，他回來了”，就把針插在胸前圍身布襴上，一隻手執著未做好的鞋麵，起身迎接她那才從學校放假回來的丈夫，在無限的世界與無限的世人裏見著了這個是她的親人。我無端在這裏寫下這一段，是為紀念我的亡妻，卻覺得這種私情之美，亦通於漢文明的產業。
可是中國這樣好，為何不發明機器？那是因為不需要。中國史上的天下承平富庶，家給人足，夜不閉戶，道不拾遺，衣食器皿宮室很富饒，更何必急急忙忙發明機器？中國曆朝有廣大層的中產人家的饒足，見之於燈市，劃龍船，及其他良辰吉日的排場，此皆為西洋所無。既然饒足，即應講究產業性情之正，而且要有衣食器皿宮室之美，此即是教之以禮，使人世的無限亦遍在於產業。
西洋是過去青銅器時代即已埃及巴比侖走在中國前頭，但沒有到達像殷周的高度就萎縮了。隨起的鐵器時代亦是羅馬搶先，但沒有到達像漢朝的高度就萎縮了。其後北歐蠻族又向羅馬從頭學起，則不過一千年左右，時間不及中國史的四分之一，成績更不能相比。當英國蘭開夏的紡織業開始用機器時，全歐洲的總生產量尚不及同時代中國的五分之一乃至八分之一，可是他們的手工業已走到盡頭了。他們是這樣急遽的跳入了機器時代。現代距離蒸汽器的第一次出現還不到二百年，他們又走盡了頭，非原子能不能打開窘境了。
中國的不是慢而是正常，不是因循而是延長。過去的中國青銅器時代的延長，煉銅的講究亦成為後來煉鋼的基礎，所以能鑄劍甲於天下，而鐵製農器的精美及種類之多，亦是從銅器的精美及種類之多轉化出來，中國的鑄劍術傳到日本，手工打就的日本刀遠比德國克虜伯兵工廠用機器製造的軍刀犀利。機器理該可以勝過手工，而現代機器製品距離機器可以做到的精華還這樣遠，這人與機器的可驚的浪費要歸咎於西洋已往手工業行程的潦草。而他們這次又發明原子能，則隻可用來造造炸彈罷了。這完全是暴殄天物。
中國史並非循環停滯，秦漢以來一代有一代的聲音顏色，如“初日照高林”，一朝有一朝的產業新規模，都大過從前，如馬可波羅所記宋元之際的生產力即不僅為同代西洋所不及，而亦非漢唐所曾有。中國隻是不墮產業競爭，過去青銅器鐵器皆比西洋遲三五百年，機器時代亦不過是遲了一二百年。中國的手工業時代這樣長，是在培養可以行於機器的產業與人的性情，到了明清這樣的高度，即使無西洋的發明在先，亦下去自然會有一天出現機器時代，依順序不會太遠的。現在西洋雖然搶了先，亦仍要照中國的法子，才能有機器時代的天下清安。
現代世界顯然不是生產力不足的問題，問題是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國內國外的鬥爭與戰爭，因此浪費並阻礙著生產力，要解決這個問題，根本在於人與物皆得其性情之正，生產力的事倒是不必慌張追逐，總要做得好，寧可做得慢。
現在國際形勢終不成定，中國隻要政治有辦法，產業是很快可以現代化的。產業並不能保障西洋，連科學亦不能自保，過去埃及巴比侖皆有高度的生產力與科學而亡，近代英國德國法國亦好景不長在，國際的力量對比不盡取決於生產力，而亦取決於形勢，此即我們有著許多機會可以出頭。我們能來天下之物，則他國之富可以亦即是我之富，而且依照自己的意思來安排現代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