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是像《三國演義》的起句：“話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而因此被今史學家認為循環停滯。但單說版圖，就漢唐的比三代更大，明清的又比漢唐的更大，如何可說是停滯？而且西洋像羅馬帝國全盛時亦不能統一歐洲，大英帝國全盛時亦不能統一世界，羅馬帝國與大英帝國又皆崩潰了即從此不能再合，由此可知華夏的有大一統，及分裂了又能結合，是有他的本領的。
中國史上每次大亂，是因新製度初行時尚帶苛性，未能與人生的全麵相調和，而還有是因產業地域在擴大中的震動。
西漢亡於王莽的六筦，而六筦其實開端於漢武帝。井田廢後，財政惟恃稅收，以供朝廷的平時開支尚可，要舉辦大事則不足，而且財政成了不過是政府的賬房，不像井田時的與民間產業為一。秦築長城，治馳道，造宮殿，所以會引起騷動，即因沒有可以代替井田的新財政製度來動員民間經濟。漢朝初開時，朝廷自天子以下不能具鈞駟，並非民間的財力亦到了山窮水盡，而因井田時的公田與國工國賈已廢，新的財政製度卻尚未達起，不能“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漢文帝的節儉原是美德，而亦因限於收入，隻可如此。景帝時吳楚七國反，朝廷即無法應支這筆軍費，井田時有征伐，是井邑出兵甲糧秣，而景帝時良家子從軍卻要靠舉債了。其先漢高祖與項羽戰，已是多靠占據了敖倉的積穀，又利用秦朝在關中的貯蓄，而項羽則因軍需無出處而敗。要到漢武帝，有平準及筦鹽鐵，來代替井田的征發製，朝廷的財政才又生於民間經濟而為其核心，有了新的行動大力。秦開郡縣製，漢設六筦製，但郡縣製至二世而亂，六筦製亦至王莽而亂，皆因其初時不免辛澀。郡縣製的辛澀是到漢朝才去了，六筦製則要到唐朝，才好比七分熟的桃子又紅又白一般可愛。
製度雖沒有錯，但帶有苛性即不好，同樣的製度可以做來風姿不同的。每次大亂皆不等觸及生存問題，甚至不為對製度有何意見，而隻是感覺世景霧數，朝廷像銀河裏的星座晦暗了，民間就要動起刀兵。因為所爭的是世景，所以亦沒有階級鬥爭那樣革命的政綱，並非區區農民暴動，而是天下人皆反。而問他們為什麽反，卻說是“蒼天將死，黃天將立”，乃至“三戶亡秦”之謠，但若認真封起六國之後，或奉起太平教為國教來，是要碰釘子的。原來那口語童謠亦不過是像“桃之夭夭”，興也，卻並不即是一首桃花詩，底下倒是“之子於歸”，天下另有所歸。
至於因產業地域在擴大中而起的震動，則如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的一體化，上起周朝，下迄宋朝，實經過兩千年之久才完成。尚有華北經濟自晚唐起另成一規模，至明朝才與中原結合為一體。而珠江流域則自唐宋時已見強大，但至清末民初尚與中原的產業未能相習。在同化過程中的變動，亦是使農業與工商業代代成為新相知，且引發新製度。故漢唐宋明清各有其文明的新姿，各有其劃時代的製度，劃時代的版圖。
周秦皆以黃河流域為王畿，而長江流域迄自成風氣，不能與之相安，故秦始皇感覺東南有天子氣，而秦末民間起兵，首發難者亦果然是楚人。秦漢兩朝，黃河流域的繁盛是得力於通西域的商路。而長江流域亦南方海道漸開啟，因為西方有波斯帝國又羅馬帝國出現，連印度與中國往來亦一部分走西域陸路，一部分走海上商路，而引起長江流域產業的新活潑。秦惠王時，五丁鑿通四川，楚漢之際，趙佗又疆理南粵，而景帝之世，乃有吳楚七國之反。吳王濞即山鑄錢，煮海水為鹽，可見當時長江流域工商業的殷盛。西漢末年，王莽因行六筦與紛更幣製而亂，亦是長江流域起來了綠林兵。
東漢光武帝建都洛陽，自此即以長安為西京，洛陽為東京，當初周武王營洛邑，是為照應黃河中下遊，而光武帝的東京則是為更就近照應長江流域，以與黃河流域的比重調和。漢朝黃河流域的產業重點仍在陝西，山東一帶因距離稍遠，每被長江流域所吸動，前次吳王濞反時，即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皆被卷入，所以光武建東京是賢明的。而當時黃河流域的產業基礎亦實深厚，且自漢武帝置金城武威張掖酒泉四郡，甘肅新疆很興旺，皆與陝西的產業相結，所以還吃得住長江流域。及東漢末年，黃河流域發生了大瘟疫，那次大瘟疫是世界性的，從歐洲傳來，又經黃巾之亂，產業被破壞極嚴重，如此它對長江流域的比重才陷於長期失調，要到唐朝才再建。
東漢時是長江流域產業的新地位益益威張，先已有馬援征交趾，後更去印度取經的人亦多走南方海道，這海道雖比西域陸路曆史淺，卻分外見得發育快。那次大瘟疫，長江流域又受害較輕。黃巾之亂，此地亦少波及，東吳但有山賊，荊州且更安靜。荊州東連吳會，西控巴蜀，南有瀟湘江水交通，聯結南方海道，是長江流域的經濟中心，又北有漢水，荊州與襄陽合稱荊襄，是開向中原經濟的大門，所以劉表亦會有一代的名望，而且此後一直是政治軍事的重鎮。但是長江流域不能就此代替黃河流域為華夏的王畿，三國之時，東吳最繁華，蜀最法嚴，但氣魄仍是曹操這邊最大，魏在黃河流域。
三國之時，南方海道越發興旺，為東吳所有。巴蜀則自秦時有寡婦清開礦致富，漢武帝時卓王孫有家僮八百人，及王莽末年公孫述稱帝，已早有了氣象，又經諸葛亮經營，成都沃野千裏，紡織業亦發達，蜀錦很有名。諸葛亮又繼馬援而渡瀘平蠻，從東吳分得一部分南方海上的貿易，故能“功成三分國”，而且六次出兵討魏。巴蜀的地形，吳會的財力，若像西洋，乃是各各分立為民族國家，中國卻因有漢文明的大一統，故惟有爭中原，而終不自外於中原。
晉朝的統一時間很短暫。關中自東漢末年喪亂殘破，曹操遷都許昌，晉亦都洛陽，黃河流域失去關中為根基，對長江流域終無力統率。又自曹操征烏桓，司馬懿征遼東，通朝鮮日本的東北商路增強了今時華北地方的產業地位，此地與長江流域黃河流域成為三個互不相下的力量，遂有五胡亂華，從此分為南北朝。晉室南渡後，長江流域雖然偏安，卻還統一，而北方則群雄割據，黃河流域整個的陷於分崩離析了。
但關中仍在恢複興起。彼時印度正全盛，西域甘州涼州物阜民殷，與華夏的聯係仍通過關中，故苻堅能以百萬之眾南窺晉室。其後隋唐皆是憑關中的產業新氣運，才又統一江南，而且削平了北方群雄，連華北地方的產業亦收來置之於肘腋之下。唐朝是遠比漢朝更有西域工商業的明亮，玄宗時涼州的上元夜燈市，繁華竟不減長安。而長江流域則經東吳與東晉的風流人物，楚民族的濃重氣氛已化為平易，與漢文明遂無間阻，唐朝壯闊如西漢，卻有漢朝所不及的溫柔豔麗，此即是江南的。唐朝的遊冶郎如李白等，皆喜歡長安及甘涼及吳會，長安是“萬戶樓台臨渭水，五陵花柳發秦川”，甘涼是“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吳會是“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
但唐朝至天寶年間，西域商路盛極而衰，因其時印度已開始凋落，被回教帝國所壟斷，西方世界與中國通商幾乎都轉移到南方海道了。於是甘州涼州蕭條，而關中失去背景，遂又河北跋扈，江南遊離，安祿山之亂，河北變成了藩鎮割據，而江西的永王璘亦叛，其後還有李希烈自稱大楚皇帝。及黃巢入長安，關中更從此破落，連殘剩的西域陸路貿易亦轉落於契丹之手了。契丹且又占領東北商路，故其勢力驟然強大。
黃巢亂後，關中從此降為山西的媵屬。可是廣州亦被黃巢殺了波斯商人十二萬，卻隨即恢複，因為長江流域及珠江流域皆正在興旺頭上。此地不服中原轄管，而為蜀，為南唐，為吳越。他們都很繁華，但是漢文明大一統的元氣還不能出在這裏。
此時是有個新的中原正在形成中。自從昔年隋煬帝開運河，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的經濟樞紐遂在開封，不像過去的從樊襄到關中。這運河不但聯結江南，亦聯結山東與河北，故五代藩鎮亦在這運河圈內的山東河北河南地方最強，而宋朝統一了這運河網，遂亦統一了華夏。宋朝的京都在開封，是中原與江南成了新相知。惟有對華北終奈何不得，宋太祖最後才伐北漢，即是覺得河北的事不容易，而石敬瑭時已割讓與契丹的盧龍道及雁門關以北諸州，則到底不能收複，其後且至於遷都江南以避金兵。
但河北經濟後來亦終歸要統一於華夏的，而長江流域則到宋朝才真的同化了。宋朝雖不及漢唐的壯闊，都因為中國曆史仍有著偉大的前景，不因一朝的偏安而氣餒，而且因與江南成了新相知，故宋朝文明亦有比漢唐更好的地方。漢朝文明是詩經的，極其平正，雖燕趙之士的慷慨悲歌亦是直諒，而長江流域的楚辭則鬱結難舒，悲歌而不慷慨。晉室內渡，王謝風流，竹林放達，底子亦還是這慷慨，他們不受一點楚辭的影響。他們是蒿目時艱，傷心人不堪聞泣，有意不使自己的心境變成像屈原，但有意即不免做作，故放達流為放誕。唐朝人則不忌諱，唐詩即頗有楚辭的成分在內，且把來化了，但亦還嫌太濃太豔。李白以漢文明的直諒，取荊楚與江南的新意，而化為簡約明快，故蘇軾喜之，以為尚在杜甫之上。李白與白樂天皆成於江南。晚唐白樂天的詩，其平易實開北宋詩的先聲，故蘇軾又極敬服樂天。唐朝的是繁華，宋朝的是清華，到宋朝才江南的美亦生於平正簡易，比唐朝更能舉重若輕。讀宋詩，隻覺更有一種平民的貴氣。
卻說那河北經濟，隻看隋唐東征，兩至平壤。高麗日本來觀國光，東北商路的重要性亦已可見。宋時河北經濟對河南的比重，有如唐時甘涼對關中，但唐時甘州涼州新興的產業是精致的手工業，且有農業與馬匹，這些都很容易與華夏經濟取得和諧，甘涼又是西域與華夏舞樂造像壁繪的交流地，除了產業還有文明的相契，故關中能與之相處得很好。而宋時河南與河北則合不來，這是河南自身的基礎不及關中，而亦因河北的產業雖然強大，可是粗惡。
從河北輸入中原的物產多是原料，如皮毛木材，東珠與人參，也有馬與羊。河北並且出現了手工業時代的重工業，煤被普遍使用，冶鐵術亦因之興起，農業則有高粱與燕麥，又因植棉而興起紡織業。這鐵與棉亦輸入中原，但沒有一樣是精製品，中原當然亦需要這種東西，可是拿什麽去交換呢？河北人及東北異族的生活程度很低，不能消受中原的手工精致品，這生意就難做了。河北亦不像甘涼的是文明交流之地，中原與之更不易成為相知。宋時的邊患雖還有西夏，但那隻是甘涼昔日繁華的殘山剩水，因關中荒落，而無可依歸。最大的邊患是契丹與金，契丹與金即是乘這粗惡而有大力的河北產業的龍性難馴，其勒索中原歲貢絹銀，亦是因為河北與中原的正常商品交換迄未建立得起之故。
契丹遼金的入侵，並非兩國之間的問題，其實乃是一個中國的問題，亦並非河北與華夏在擴大分裂中，而是在積極走向統一中。但要到明朝，才河北亦與中原一體，不隻產業，連文明亦相知相契。
宋室南渡後，河南久久成為戰場，與各方麵的經濟都失卻聯係，遂從此荒落，與關中一樣，迄今不能恢複。但長江流域與河北經濟則在南宋時各各有了新發展，而這回是直接受歐洲的影響。
基督教的歐洲直到十一二世紀，仍隻靠沉沒了的羅馬帝國的餘暉，昏黃地照見那些蠻族在斷磚頹垣裏拾著生活的破片。及南宋末年，阿拉伯人在地中海沿岸的建設，且因幾次十字軍，教會了這班蠻族從事工商業的新發展，才又有威尼斯與佛羅倫薩的活潑，而歐洲東北部則興起通俄羅斯的陸路商務。這影響及於中國，是長江流域開始了與南洋通商的新局麵，河北亦新開了沙漠商路。
這沙漠商路，是中國北部通過南俄與歐洲的貿易，從新疆起到甘肅陝西山西河北遼東一帶，沿邊都有蒙古駝商，運絲茶等出去，運皮毛等進來，連原來的西域商路及東北商路亦被包括在內，遂使河北經濟走上一個更大的場麵，所以塞外興起了蒙古。《馬可波羅遊記》裏，即記有忽必烈大汗如何用心建置並保護這遼闊地麵上的駝馬商隊與驛站，幾次皆為貿易被阻而對西方用兵。而這蒙古人與河北經濟相結，遂南下入主中國。
元朝八十年間，從江南沿海到渤海的海運大盛，而運河亦漕船賈舶如織，河北與長江流域的聯係一天比一天密切，而且元朝又以其搶劫所得建設北京，河北產業的精致程度遂漸與長江流域的相埒，而北京還比臨安更財力充足。元朝的失敗是太講究權謀，分出人的等級，蒙古人第一，其次是各色胡人，漢人居末，他們若有一種貴氣倒也罷了，卻不過是戰勝者的優越感與統治的權謀，這就使漢人不服。而且推行喇嘛教，凡喇嘛僧都有特權，他們兼並土地，壟斷買賣，又要人信教，中國人很不喜這些。如此，長江流域遂先反，而開創了明朝。
明太祖建都金陵，但成祖隨即搬到北京，繼承元朝的成就。元朝還有一樁好處，是打倒了名門及儒生，民間因此活潑，乃有元曲的出現，其流風還開了明清的小說。明清的瓷器，亦比宋瓷厚重，更有世俗的好。但明朝亦繼承有元朝的殘暴，顯然有一種威力感。元曲裏的包龍圖，是黑臉黑龍袍，明瓷亦大紅大綠裏要配上黑色，連繪的金魚也是黑金魚。這是因為河北與中原與江南剛剛結合，還有點不自然。過去秦法極嚴，還有隋煬帝亦重殺戮，皆因剛剛統一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再就是明朝，有廠衛，有權臣，明太祖成祖都是殘忍的人，但因韃靼為寇，寧王宸濠反叛，朝廷的威力感漸失，稍稍歸於平正，才免了像隋朝的短命。
明初永樂年間，北京的王氣如日中天，且遣三保太監鄭和下南洋。可是明朝不能統一利用沙漠商路。元朝亡後，蒙古人散漫了，卻由滿族來重拾其墜緒，滿族先是靠東北商路起家，後又兼並蒙古，而奄有沙漠商路。明末山東鬧饑荒，便與東北商路的被滿族把持有關，陝西鬧災荒，亦與沙漠商路的被韃靼把持有關，如此便山東出了王仙芝張獻忠，陝西出了李自成。而華北因發生這樣的障礙，其對長江流域的統率力亦隨之而削弱，長江流域的四鎮都成了驕兵悍將，結果是滿清進來代替了明朝。
清朝雖旗人，但與元朝不可比，當初雍正帝亦猜狠，但無明之廠衛。旗人是隨即隻見其墮落與無能，而民間對之亦不甚恨。中國人是對於怎樣無理的東西，隻要其作惡不太過分，不事事來幹涉，也就可以存而不論，當他是鬼神一般敬而遠之，化點錢買三牲箔紙送走他都無所謂，因為天下之大，何所不有，那裏計較得這許多？而且滿人不過做了皇帝，天下還是漢人的。民間還傳說乾隆帝原是海寧陳閣老的兒子，事實未必如此，但中國人的自喜，對於天日亦有偷天換日的狡獪想法，倒是頗可愛的。
清瓷與明瓷一樣有世俗的好，卻去了那種威力感，明朝人還有一種穢褻，大約是元時喇嘛僧所遺，及受緬甸熱帶密宗的感染。前此魏晉人的《飛燕合德傳》，唐人的《遊仙窟》，亦寫男女的生理情欲，到得沒有保留的程度，可是健康；明人的《金瓶梅》則使人往下沉，心裏總也解不開，李瓶兒西門慶潘金蓮的悲劇有一種恐怖。曹操的詩：“慨當以慷，憂思難忘。”連深悲大憂亦能慷慨，而《金瓶梅》則不能。清朝的《紅樓夢》就清揚。
清朝士大夫被壓低，但民間衣食器皿宮室之美，反因此而不沾道學氣與文藝腔，民間的禮節亦更平直。而且清朝舞樂極發達，昆曲比元明更有平民的精致，而地方戲如秦腔、山西梆子、河南墜子、山東鼓詞、漢戲、申曲、蘇攤、紹興戲、廣東戲皆勃興，且又秦腔轉出京戲。北方戲實是黃河流域的正聲，長江流域的亦好，皆是歌舞生於常言常行，而歸於人事之正，此即平民的特色，亦是禮樂的樂的新聲。此外還有民歌社舞，亦都是好的。
清朝的版圖，亦是元朝明朝的合璧，北至外蒙古及外興安嶺，西至新疆西藏尼泊爾不丹，南至安南緬甸台灣等，倘若假以歲月，將可以混同為一個華夏的天下的，不料來不及完成，西洋的兵艦大炮打進來了。但是亦不必驚，因為還有新朝在後頭。
中國史上每次大亂，是因新製度初行時尚帶苛性，未能與人生的全麵相調和，而還有是因產業地域在擴大中的震動。
西漢亡於王莽的六筦，而六筦其實開端於漢武帝。井田廢後，財政惟恃稅收，以供朝廷的平時開支尚可，要舉辦大事則不足，而且財政成了不過是政府的賬房，不像井田時的與民間產業為一。秦築長城，治馳道，造宮殿，所以會引起騷動，即因沒有可以代替井田的新財政製度來動員民間經濟。漢朝初開時，朝廷自天子以下不能具鈞駟，並非民間的財力亦到了山窮水盡，而因井田時的公田與國工國賈已廢，新的財政製度卻尚未達起，不能“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漢文帝的節儉原是美德，而亦因限於收入，隻可如此。景帝時吳楚七國反，朝廷即無法應支這筆軍費，井田時有征伐，是井邑出兵甲糧秣，而景帝時良家子從軍卻要靠舉債了。其先漢高祖與項羽戰，已是多靠占據了敖倉的積穀，又利用秦朝在關中的貯蓄，而項羽則因軍需無出處而敗。要到漢武帝，有平準及筦鹽鐵，來代替井田的征發製，朝廷的財政才又生於民間經濟而為其核心，有了新的行動大力。秦開郡縣製，漢設六筦製，但郡縣製至二世而亂，六筦製亦至王莽而亂，皆因其初時不免辛澀。郡縣製的辛澀是到漢朝才去了，六筦製則要到唐朝，才好比七分熟的桃子又紅又白一般可愛。
製度雖沒有錯，但帶有苛性即不好，同樣的製度可以做來風姿不同的。每次大亂皆不等觸及生存問題，甚至不為對製度有何意見，而隻是感覺世景霧數，朝廷像銀河裏的星座晦暗了，民間就要動起刀兵。因為所爭的是世景，所以亦沒有階級鬥爭那樣革命的政綱，並非區區農民暴動，而是天下人皆反。而問他們為什麽反，卻說是“蒼天將死，黃天將立”，乃至“三戶亡秦”之謠，但若認真封起六國之後，或奉起太平教為國教來，是要碰釘子的。原來那口語童謠亦不過是像“桃之夭夭”，興也，卻並不即是一首桃花詩，底下倒是“之子於歸”，天下另有所歸。
至於因產業地域在擴大中而起的震動，則如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的一體化，上起周朝，下迄宋朝，實經過兩千年之久才完成。尚有華北經濟自晚唐起另成一規模，至明朝才與中原結合為一體。而珠江流域則自唐宋時已見強大，但至清末民初尚與中原的產業未能相習。在同化過程中的變動，亦是使農業與工商業代代成為新相知，且引發新製度。故漢唐宋明清各有其文明的新姿，各有其劃時代的製度，劃時代的版圖。
周秦皆以黃河流域為王畿，而長江流域迄自成風氣，不能與之相安，故秦始皇感覺東南有天子氣，而秦末民間起兵，首發難者亦果然是楚人。秦漢兩朝，黃河流域的繁盛是得力於通西域的商路。而長江流域亦南方海道漸開啟，因為西方有波斯帝國又羅馬帝國出現，連印度與中國往來亦一部分走西域陸路，一部分走海上商路，而引起長江流域產業的新活潑。秦惠王時，五丁鑿通四川，楚漢之際，趙佗又疆理南粵，而景帝之世，乃有吳楚七國之反。吳王濞即山鑄錢，煮海水為鹽，可見當時長江流域工商業的殷盛。西漢末年，王莽因行六筦與紛更幣製而亂，亦是長江流域起來了綠林兵。
東漢光武帝建都洛陽，自此即以長安為西京，洛陽為東京，當初周武王營洛邑，是為照應黃河中下遊，而光武帝的東京則是為更就近照應長江流域，以與黃河流域的比重調和。漢朝黃河流域的產業重點仍在陝西，山東一帶因距離稍遠，每被長江流域所吸動，前次吳王濞反時，即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皆被卷入，所以光武建東京是賢明的。而當時黃河流域的產業基礎亦實深厚，且自漢武帝置金城武威張掖酒泉四郡，甘肅新疆很興旺，皆與陝西的產業相結，所以還吃得住長江流域。及東漢末年，黃河流域發生了大瘟疫，那次大瘟疫是世界性的，從歐洲傳來，又經黃巾之亂，產業被破壞極嚴重，如此它對長江流域的比重才陷於長期失調，要到唐朝才再建。
東漢時是長江流域產業的新地位益益威張，先已有馬援征交趾，後更去印度取經的人亦多走南方海道，這海道雖比西域陸路曆史淺，卻分外見得發育快。那次大瘟疫，長江流域又受害較輕。黃巾之亂，此地亦少波及，東吳但有山賊，荊州且更安靜。荊州東連吳會，西控巴蜀，南有瀟湘江水交通，聯結南方海道，是長江流域的經濟中心，又北有漢水，荊州與襄陽合稱荊襄，是開向中原經濟的大門，所以劉表亦會有一代的名望，而且此後一直是政治軍事的重鎮。但是長江流域不能就此代替黃河流域為華夏的王畿，三國之時，東吳最繁華，蜀最法嚴，但氣魄仍是曹操這邊最大，魏在黃河流域。
三國之時，南方海道越發興旺，為東吳所有。巴蜀則自秦時有寡婦清開礦致富，漢武帝時卓王孫有家僮八百人，及王莽末年公孫述稱帝，已早有了氣象，又經諸葛亮經營，成都沃野千裏，紡織業亦發達，蜀錦很有名。諸葛亮又繼馬援而渡瀘平蠻，從東吳分得一部分南方海上的貿易，故能“功成三分國”，而且六次出兵討魏。巴蜀的地形，吳會的財力，若像西洋，乃是各各分立為民族國家，中國卻因有漢文明的大一統，故惟有爭中原，而終不自外於中原。
晉朝的統一時間很短暫。關中自東漢末年喪亂殘破，曹操遷都許昌，晉亦都洛陽，黃河流域失去關中為根基，對長江流域終無力統率。又自曹操征烏桓，司馬懿征遼東，通朝鮮日本的東北商路增強了今時華北地方的產業地位，此地與長江流域黃河流域成為三個互不相下的力量，遂有五胡亂華，從此分為南北朝。晉室南渡後，長江流域雖然偏安，卻還統一，而北方則群雄割據，黃河流域整個的陷於分崩離析了。
但關中仍在恢複興起。彼時印度正全盛，西域甘州涼州物阜民殷，與華夏的聯係仍通過關中，故苻堅能以百萬之眾南窺晉室。其後隋唐皆是憑關中的產業新氣運，才又統一江南，而且削平了北方群雄，連華北地方的產業亦收來置之於肘腋之下。唐朝是遠比漢朝更有西域工商業的明亮，玄宗時涼州的上元夜燈市，繁華竟不減長安。而長江流域則經東吳與東晉的風流人物，楚民族的濃重氣氛已化為平易，與漢文明遂無間阻，唐朝壯闊如西漢，卻有漢朝所不及的溫柔豔麗，此即是江南的。唐朝的遊冶郎如李白等，皆喜歡長安及甘涼及吳會，長安是“萬戶樓台臨渭水，五陵花柳發秦川”，甘涼是“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吳會是“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
但唐朝至天寶年間，西域商路盛極而衰，因其時印度已開始凋落，被回教帝國所壟斷，西方世界與中國通商幾乎都轉移到南方海道了。於是甘州涼州蕭條，而關中失去背景，遂又河北跋扈，江南遊離，安祿山之亂，河北變成了藩鎮割據，而江西的永王璘亦叛，其後還有李希烈自稱大楚皇帝。及黃巢入長安，關中更從此破落，連殘剩的西域陸路貿易亦轉落於契丹之手了。契丹且又占領東北商路，故其勢力驟然強大。
黃巢亂後，關中從此降為山西的媵屬。可是廣州亦被黃巢殺了波斯商人十二萬，卻隨即恢複，因為長江流域及珠江流域皆正在興旺頭上。此地不服中原轄管，而為蜀，為南唐，為吳越。他們都很繁華，但是漢文明大一統的元氣還不能出在這裏。
此時是有個新的中原正在形成中。自從昔年隋煬帝開運河，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的經濟樞紐遂在開封，不像過去的從樊襄到關中。這運河不但聯結江南，亦聯結山東與河北，故五代藩鎮亦在這運河圈內的山東河北河南地方最強，而宋朝統一了這運河網，遂亦統一了華夏。宋朝的京都在開封，是中原與江南成了新相知。惟有對華北終奈何不得，宋太祖最後才伐北漢，即是覺得河北的事不容易，而石敬瑭時已割讓與契丹的盧龍道及雁門關以北諸州，則到底不能收複，其後且至於遷都江南以避金兵。
但河北經濟後來亦終歸要統一於華夏的，而長江流域則到宋朝才真的同化了。宋朝雖不及漢唐的壯闊，都因為中國曆史仍有著偉大的前景，不因一朝的偏安而氣餒，而且因與江南成了新相知，故宋朝文明亦有比漢唐更好的地方。漢朝文明是詩經的，極其平正，雖燕趙之士的慷慨悲歌亦是直諒，而長江流域的楚辭則鬱結難舒，悲歌而不慷慨。晉室內渡，王謝風流，竹林放達，底子亦還是這慷慨，他們不受一點楚辭的影響。他們是蒿目時艱，傷心人不堪聞泣，有意不使自己的心境變成像屈原，但有意即不免做作，故放達流為放誕。唐朝人則不忌諱，唐詩即頗有楚辭的成分在內，且把來化了，但亦還嫌太濃太豔。李白以漢文明的直諒，取荊楚與江南的新意，而化為簡約明快，故蘇軾喜之，以為尚在杜甫之上。李白與白樂天皆成於江南。晚唐白樂天的詩，其平易實開北宋詩的先聲，故蘇軾又極敬服樂天。唐朝的是繁華，宋朝的是清華，到宋朝才江南的美亦生於平正簡易，比唐朝更能舉重若輕。讀宋詩，隻覺更有一種平民的貴氣。
卻說那河北經濟，隻看隋唐東征，兩至平壤。高麗日本來觀國光，東北商路的重要性亦已可見。宋時河北經濟對河南的比重，有如唐時甘涼對關中，但唐時甘州涼州新興的產業是精致的手工業，且有農業與馬匹，這些都很容易與華夏經濟取得和諧，甘涼又是西域與華夏舞樂造像壁繪的交流地，除了產業還有文明的相契，故關中能與之相處得很好。而宋時河南與河北則合不來，這是河南自身的基礎不及關中，而亦因河北的產業雖然強大，可是粗惡。
從河北輸入中原的物產多是原料，如皮毛木材，東珠與人參，也有馬與羊。河北並且出現了手工業時代的重工業，煤被普遍使用，冶鐵術亦因之興起，農業則有高粱與燕麥，又因植棉而興起紡織業。這鐵與棉亦輸入中原，但沒有一樣是精製品，中原當然亦需要這種東西，可是拿什麽去交換呢？河北人及東北異族的生活程度很低，不能消受中原的手工精致品，這生意就難做了。河北亦不像甘涼的是文明交流之地，中原與之更不易成為相知。宋時的邊患雖還有西夏，但那隻是甘涼昔日繁華的殘山剩水，因關中荒落，而無可依歸。最大的邊患是契丹與金，契丹與金即是乘這粗惡而有大力的河北產業的龍性難馴，其勒索中原歲貢絹銀，亦是因為河北與中原的正常商品交換迄未建立得起之故。
契丹遼金的入侵，並非兩國之間的問題，其實乃是一個中國的問題，亦並非河北與華夏在擴大分裂中，而是在積極走向統一中。但要到明朝，才河北亦與中原一體，不隻產業，連文明亦相知相契。
宋室南渡後，河南久久成為戰場，與各方麵的經濟都失卻聯係，遂從此荒落，與關中一樣，迄今不能恢複。但長江流域與河北經濟則在南宋時各各有了新發展，而這回是直接受歐洲的影響。
基督教的歐洲直到十一二世紀，仍隻靠沉沒了的羅馬帝國的餘暉，昏黃地照見那些蠻族在斷磚頹垣裏拾著生活的破片。及南宋末年，阿拉伯人在地中海沿岸的建設，且因幾次十字軍，教會了這班蠻族從事工商業的新發展，才又有威尼斯與佛羅倫薩的活潑，而歐洲東北部則興起通俄羅斯的陸路商務。這影響及於中國，是長江流域開始了與南洋通商的新局麵，河北亦新開了沙漠商路。
這沙漠商路，是中國北部通過南俄與歐洲的貿易，從新疆起到甘肅陝西山西河北遼東一帶，沿邊都有蒙古駝商，運絲茶等出去，運皮毛等進來，連原來的西域商路及東北商路亦被包括在內，遂使河北經濟走上一個更大的場麵，所以塞外興起了蒙古。《馬可波羅遊記》裏，即記有忽必烈大汗如何用心建置並保護這遼闊地麵上的駝馬商隊與驛站，幾次皆為貿易被阻而對西方用兵。而這蒙古人與河北經濟相結，遂南下入主中國。
元朝八十年間，從江南沿海到渤海的海運大盛，而運河亦漕船賈舶如織，河北與長江流域的聯係一天比一天密切，而且元朝又以其搶劫所得建設北京，河北產業的精致程度遂漸與長江流域的相埒，而北京還比臨安更財力充足。元朝的失敗是太講究權謀，分出人的等級，蒙古人第一，其次是各色胡人，漢人居末，他們若有一種貴氣倒也罷了，卻不過是戰勝者的優越感與統治的權謀，這就使漢人不服。而且推行喇嘛教，凡喇嘛僧都有特權，他們兼並土地，壟斷買賣，又要人信教，中國人很不喜這些。如此，長江流域遂先反，而開創了明朝。
明太祖建都金陵，但成祖隨即搬到北京，繼承元朝的成就。元朝還有一樁好處，是打倒了名門及儒生，民間因此活潑，乃有元曲的出現，其流風還開了明清的小說。明清的瓷器，亦比宋瓷厚重，更有世俗的好。但明朝亦繼承有元朝的殘暴，顯然有一種威力感。元曲裏的包龍圖，是黑臉黑龍袍，明瓷亦大紅大綠裏要配上黑色，連繪的金魚也是黑金魚。這是因為河北與中原與江南剛剛結合，還有點不自然。過去秦法極嚴，還有隋煬帝亦重殺戮，皆因剛剛統一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再就是明朝，有廠衛，有權臣，明太祖成祖都是殘忍的人，但因韃靼為寇，寧王宸濠反叛，朝廷的威力感漸失，稍稍歸於平正，才免了像隋朝的短命。
明初永樂年間，北京的王氣如日中天，且遣三保太監鄭和下南洋。可是明朝不能統一利用沙漠商路。元朝亡後，蒙古人散漫了，卻由滿族來重拾其墜緒，滿族先是靠東北商路起家，後又兼並蒙古，而奄有沙漠商路。明末山東鬧饑荒，便與東北商路的被滿族把持有關，陝西鬧災荒，亦與沙漠商路的被韃靼把持有關，如此便山東出了王仙芝張獻忠，陝西出了李自成。而華北因發生這樣的障礙，其對長江流域的統率力亦隨之而削弱，長江流域的四鎮都成了驕兵悍將，結果是滿清進來代替了明朝。
清朝雖旗人，但與元朝不可比，當初雍正帝亦猜狠，但無明之廠衛。旗人是隨即隻見其墮落與無能，而民間對之亦不甚恨。中國人是對於怎樣無理的東西，隻要其作惡不太過分，不事事來幹涉，也就可以存而不論，當他是鬼神一般敬而遠之，化點錢買三牲箔紙送走他都無所謂，因為天下之大，何所不有，那裏計較得這許多？而且滿人不過做了皇帝，天下還是漢人的。民間還傳說乾隆帝原是海寧陳閣老的兒子，事實未必如此，但中國人的自喜，對於天日亦有偷天換日的狡獪想法，倒是頗可愛的。
清瓷與明瓷一樣有世俗的好，卻去了那種威力感，明朝人還有一種穢褻，大約是元時喇嘛僧所遺，及受緬甸熱帶密宗的感染。前此魏晉人的《飛燕合德傳》，唐人的《遊仙窟》，亦寫男女的生理情欲，到得沒有保留的程度，可是健康；明人的《金瓶梅》則使人往下沉，心裏總也解不開，李瓶兒西門慶潘金蓮的悲劇有一種恐怖。曹操的詩：“慨當以慷，憂思難忘。”連深悲大憂亦能慷慨，而《金瓶梅》則不能。清朝的《紅樓夢》就清揚。
清朝士大夫被壓低，但民間衣食器皿宮室之美，反因此而不沾道學氣與文藝腔，民間的禮節亦更平直。而且清朝舞樂極發達，昆曲比元明更有平民的精致，而地方戲如秦腔、山西梆子、河南墜子、山東鼓詞、漢戲、申曲、蘇攤、紹興戲、廣東戲皆勃興，且又秦腔轉出京戲。北方戲實是黃河流域的正聲，長江流域的亦好，皆是歌舞生於常言常行，而歸於人事之正，此即平民的特色，亦是禮樂的樂的新聲。此外還有民歌社舞，亦都是好的。
清朝的版圖，亦是元朝明朝的合璧，北至外蒙古及外興安嶺，西至新疆西藏尼泊爾不丹，南至安南緬甸台灣等，倘若假以歲月，將可以混同為一個華夏的天下的，不料來不及完成，西洋的兵艦大炮打進來了。但是亦不必驚，因為還有新朝在後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