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於1946年3月7日抵達西貢,在船上過了將近一個月。


    西貢並不直接瀕海,輪船轉入一條大河,要走很長一段路,才來到。大河雖然仍然極寬闊,雖然仍然讓人想到莊子的話:“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辨牛馬”;但它畢竟已經不是大海了。我們過了那樣多天的海上生活,不見大陸,船仿佛漂浮在天上。現在又在大河兩岸看到了蘆葦,蒹葭蒼蒼,一片青翠,我們仿佛又回到了人間,感覺到非常溫暖,心裏熱熱乎乎的。


    但是,登上大陸,也並非事事溫暖。下了船,在摩肩接踵人聲喧鬧的碼頭上,熱鬧過了一陣之後,我還沒有忘記在船上結識的那一位法國青年軍官朋友,我還想同他告別一聲。我好不容易在萬頭攢動的法國官兵中發現了他,懷著一顆熱烈的心,簡直是跑上前去的,想同他握手。然而他卻別轉了頭,眼睛看向別的地方,根本沒有看我。我大吃一驚,仿佛當頭挨了一棒,又像給人潑了一頭涼水。我最初是愕然,繼而又坦然,認為這是當然:現在到了他們的殖民地,他意識到了這一點,必須擺出殖民主義者的架勢,才算夠譜兒。在輪船上一度托在手掌上的心,現在又收回,裝到腔子裏去了。我並不生氣,隻覺得非常有趣而已。


    西貢地處熱帶。我從來還沒有在熱帶呆過,熟悉熱帶風光這是第一次。我們來到的時候在當地算是春末夏初了,驕陽似火,椰樹如林,到處蓊鬱繁茂,濃翠撲人眉宇。仿佛有一股從地中心爆發出來的生命力,使這裏的植物和動物都飽含著無量生機。說到動物,最使我這個北方人吃驚的是蠍虎子(壁虎)之多,牆上爬的到處都是這玩意兒。這種情景我以後隻在西雙版納看到過。還有一種大蜥蜴,在不知名的樹上爬上爬下,也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我用小樹枝打它,它立即變了顏色,從又灰又黃變得碧綠閃光,難道這就是所謂變色龍嗎?


    此時正是一年雨季開始的時候。據本地人說,每到雨季,每天必定下雨,多半是在下午。雨什麽時候開始下,決定於雨季來臨時第一天下雨的時間。如果這一天是下午兩點開始下雨,則以後每天都是此時開始。暴雨降臨前,麗日當空,陽光普照大地,一點下雨的跡象都沒有。但是,說時遲,那時快,一轉瞬間,彤雲密布,天昏地暗,雷電交加,大雨傾盆似的瀉下來了。其聲勢之浩大,簡直可以驚天地,泣鬼神。大馬路上到處濺起了珍珠似的水花,椰子樹也都被水衝洗。然而,時隔不久,大雨會驀地停下,黑雲退席,藍天出台,又是一片陽光燦爛的大地了。


    熱帶的天氣必有與之相適應的熱帶的衣著,這在婦女衣裝上更為明顯。越南婦女的穿著非常有特點,有點類似中國的旗袍,但都是用白綢子縫製的。唯一的不同之處是開衩極大,幾乎一直到腋下。褲子都是用黑綢子縫製的。上白下黑,或者裏黑外白;又由於開衩大,所以容易飄動。年輕倩女,迎著熱帶的微風,款款走來,白色的旗袍和黑色的綢褲,飄動招展,仿佛是黑白大理石雕成的女神像,不是兀立不動,而是滿世界遊動,真是奇妙的情景!她們身上散布出青春的活力,使整個街道都顯得生氣勃勃。這是一種東方美,西歐國家是找不到的,越南以外的東方國家也是找不到的。


    在這樣的熱帶,稻米一年可以收獲三四次。因此大米極為便宜。據說這裏沒有乞丐,米便宜到每個人都能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吃飽的程度。謀生既然這樣容易,在大街上看到的人們都頗為閑散,一點急迫的樣子都沒有。除了下雨以外,人們的活動都在戶外。椰子樹下,還有其他一些不知名的樹下,人們懶洋洋地坐在那裏,吸煙、吃茶,聊天,悠然自得。西方什麽人有幾句話說:“世界上什麽東西都害怕時間,時間唯獨害怕東方人。”我一看到這些人,就想到這幾句話,心中不禁暗暗叫絕。


    在本地居民中,華人占了不少的比例。特別是在離西貢市中心不太遠的堤岸,居民幾乎全是華人。在這裏的大街上和市場上,來往行走的人是中國人,商店的主人是中國人,掛在外麵的招牌寫的是中國字,買東西的主顧當然也是中國人。中國人在這裏開辦了許多小型的工廠,其中碾米廠占大多數。還有一些別的工廠,比如磚瓦廠之類。吃的東西自然是中國風味。有極大的酒樓,也有擺在集市上的小攤,一律廣東菜肴。廣東臘肉、臘腸等等,掛滿了架子。名貴的烤乳豬更是到處都有。從前有人說:食在廣州。我看,改為“食在西貢”,也符合實際情況。


    這裏有幾所華人中學,至於小學則數目更多。有華人報紙、華人辦的書店,當然也有華人作家、華人文化人。還有華人醫院,醫生和病人全是中國人。大概因為我們也屬於文化人之列,所以來到不久,就同這裏的文化人有了接觸。他們非常尊敬我們這一批鍍過金的留學生,請我們講演,請我們給報紙寫文章,當然也無數次地請我們吃飯,熱情令人感動。


    他們尊敬我們,可能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南京政府派來了一位總領事,下麵還有一些領事和副領事,建立了一個規模龐大的總領事館,管理越南華僑事宜。這實際上成了一個大衙門,繼承了過去衙門的幾乎所有的弊病。過去中國老百姓有兩句話:“八字衙門向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這實在是非常精彩的總結。西貢總領事館的詳細情況,我不清楚。但是,住的日子一久,也就頗有所聞。有些華僑吃了虧,投訴無門,“天高皇帝遠”,南京相距萬裏,他們也隻能忍氣吞聲。我們這一批留學生一到,大概總領事館的華僑都認為,我們說不定有什麽勢力強大的後台,我們“有根”,否則怎能留洋鍍金呢?於是頗有一些人把我們看成是“青天大老爺”,托我們到領館裏去說這說那。我們本無根、無權,也不想幹涉此地的內政。有時候見到領館的官員,有意無意之間,說上一點,居然也見了效。西貢華僑信任我們,把友誼送給我們,個別的有求於我們,願意同我們來往,結果是我們旅店門庭若市,宴會無虛日了。


    總領事館招待我們頗為周到。但並不是一開始就是這樣,中間也經過了一場鬥爭。我們總結了在瑞士同使館鬥爭的經驗,並且加以利用,證明是行之有效的。在瑞士是如此,在馬賽是如此,我們相信,在西貢也將是如此。所以,我們一住進旅館,就給了領館一點顏色看。第一次吃飯,看到餐桌上擺的是竹筷。我們說:“這不行,必須換象牙筷子!”這有點近於無理取鬧;但是,第二次吃飯時,就一律是象牙筷子,在餐桌上閃閃射出白光了。我在這裏引兩段當時記的日記原文,證明我不是事後吹牛,瞎說一通。1946年3月13日日記中有這樣的記載:


    十點同他們到領事館去見尹鳳藻(總領事)。一直等到十一點,他才回去。一見麵,態度非常不客氣。我心裏大火,向他頂了幾句,他反而和氣了。這種官僚真沒有辦法!


    挨了一個月,在4月13日,日記中又有這樣一段話:


    早晨六點起來,吃過早點,同虎文、士心、蕭到領事館去,交涉訂大中華的艙位。老尹又想狡賴。看我們來勢不善,終於答應了。


    這兩段日記可以具體地說明當時的真實情況。從中我們能夠得到很多啟發,學習很多東西。


    從空間距離上來看,祖國離開我們已經比在萬裏外的歐洲近得多了。我們也確實感到了祖國的氣息。這裏的華僑十分關心祖國的抗戰。同世界其他各地的華僑一樣,他們熱愛祖國,與祖國的命運息息相關。此時抗戰雖然已經勝利,但是在長達八年的浴血抗戰中出現的許多新鮮事物,仍然在此地保留著。比如《義勇軍進行曲》我就是第一次在西貢聽到的。它振奮了我這個遠方歸來的遊子的心,讓我感到鼓舞,感到光榮,感到興奮,感到驕傲,覺得從此可以挺起腰板來做人了。有一次,我在一個中學裏講演,偶爾提到了蔣介石的名字,全場忽地一聲,全體起立。我嚇了一大跳,手足無所措。後來才知道,當時都是如此。也許是從國內傳過來的。但是,後來我回到國內,並沒有碰到這種情況。這對我至今還是一個謎。此外,從當地華僑嘴裏說的普通話中,我還聽到了一些新詞兒,比如“傷腦筋”、“搞”等等,都是我離開祖國時還沒有出現過的。語言是隨時變動的,這些詞兒都是變動的產物。


    這一些大大小小的新鮮事物,都明確無誤地告訴我說,我離開祖國不遠了,祖國就在我的身邊了。我心裏感到異常的前所未有的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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