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於1946年4月19日離開西貢,登上了一艘開往香港的船。


    這一條船相當小,不過一千多噸,還不到nea hes的十分之一。設備也比較簡陋。我們住的是頭等艙,但裏麵並不豪華。至於二等艙、三等艙,以至於統艙,那就更不必說了。


    我們的運氣也不好。開船的第二天,就遇上了大風,是不是台風?我忘記了,反正風力大到了可怕的程度。我們這一條小船被吹得像海上的浮萍,隨浪上下,一會兒仿佛吹上了三十三天,一會兒又仿佛吹下了十八層地獄。但見巨浪滔天,狂風如吼;波濤裏麵真如有魚龍水怪翻騰滾動,瞬息萬變。仿佛孫大聖正用那一根定海神針攪動龍宮,以致全海抖動。我本來就有暈船的毛病,現在更是嘔吐不止,不但不能吃東西,而且胃裏原有的那一點儲備,也完完全全吐了出來,最後吐出來的隻是綠顏色的水。我在艙裏呆不住了,因為隨時都要吐。我幹脆走到甲板上,把腦袋放在船舷上,全身躺在那裏,吐起來方便。此時我神誌還比較清楚,但見船上的桅杆上下擺動,有九十度的幅度。海水當然打上了甲板,但我顧不得那樣多了,隻是昏昏沉沉地半閉著眼,躺著不動。這場風暴延續了兩天。船長說,有一夜,輪船開足了馬力,破浪前進;但是一整夜,寸步未動。馬力催進一步,暴風打退一步。二者相抵,等於原地踏步了。


    風暴過後,我已經兩天多滴水未進了。船上特別準備了雞肉粥。當我喝完一碗粥的時候,覺得其味香美,異乎尋常,燕窩魚翅難比其美,仙藥醍醐庶幾近之。這是我生平吃的最香最美的一碗粥,至今記憶猶新。此時,晴空萬裏,麗日中天,海平如鏡,水波不興。飛魚在水麵上飛馳,像飛鳥一樣。遠望一片混茫,不見島嶼,離陸地就更遠更遠了。我真是顧而樂之,簡直想手舞足蹈了。


    我們的船於4月25日到了香港。南京政府在這裏有一個外交特派員,相當於駐其他國家的公使或者大使。負責接待我們的就是這個特派員公署。他們派人到碼頭上去接我們,把我們送到一家客棧裏。這家客棧設備極其簡陋,根本沒有像樣的房間,同內地的雞毛小店差不多。分給我們兩間極小的房子,門外是一個長筒子房間,可以叫做一個“廳”吧,大約有二三十平方米,沒有床,隻有地鋪,住著二三十個客人,有的像是小商販,有的則是失業者。有人身上長瘡,似乎是梅毒一類的東西。這些人根本不懂什麽禮貌,也沒有任何公德心,大聲喧嘩,隨口吐痰,抽劣質香煙,把屋子弄得烏煙瘴氣。香港地少人多,寸土寸金。能夠找到這樣一個住處,也就不容易了。因為我們要等到上海去的船,隻能在這樣的地方暫住了。


    我久仰香港大名,從來沒有來過。這次初到,頗有一點新奇之感。然而給我的印象卻並不美妙。我在歐洲住了十年多,瑞士、法國、德國等國的大世麵,我都見過,親身經曆過。四十年代中葉的香港同今天的香港,有相同的地方,就是地少人多;但是不相同的地方卻一目了然:那時的香港頗有點土氣,沒有一點文化的氣息,找一個書店都異常困難。走在那幾條大街上,街上的行人摩肩接踵,熙熙攘攘。頭頂上那些鴿子窩似的房子中鬧聲極大,打麻將洗牌之聲,有如懸河瀉水,雷鳴般地傾瀉下來,又像是暴風驟雨,掃過遼闊的大原。讓我感覺到,自己確確實實是在人間,不容有任何幻想。在當時的香港這個人間裏,自然景觀,除了海景和夜景以外,幾乎沒有什麽可看的。因為是山城,同重慶一樣,一到夜裏,萬燈齊明,高高低低,上上下下,或大或小,或圓或方,有如天上的星星,並輝爭光,使人們覺得,這樣一個人間還是蠻可愛的。


    在這樣一個人間裏,鬥爭也是不可避免的。同在瑞士、馬賽和西貢一樣,這裏鬥爭的對象也是外交代表。我們去見外交特派員郭德華,商談到上海去的問題。同在西貢一樣,船期難定。這就需要特派員大力支持。我們走進他那寬敞明亮的大辦公室。他坐在巨大的辦公桌後麵,威儀儼然,戴著玳瑁框的眼鏡,留著小胡子,麵團團如富家翁,在那裏擺起架子,召見我們。我們一看,心裏全明白了。俗話說“不打不成相識”,看樣子須要給他一點顏色看。他不站起來,我們也沒有在指定的椅子上就坐,而是一屁股坐到他的辦公桌上。立竿見影,他立刻站起身來,臉上也有了笑容。這樣一來,乘船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我們心裏一塊石頭落了地,在香港玩了幾天,拜訪了一些朋友,等候開船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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