淨土紅塵《90年代高校文化巡禮》序
47樓207：北大醉俠的浪漫宣言 作者：孔慶東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在人類家園日益萎縮的今天，如果一定要找一方相對的淨土，恐怕多數人會選擇校園。校園裏有神聖的真理，儒雅的語言，健康的愛情，真誠的奉獻。
然而，所有這一切永遠隻具有相對的意義。荷花可以出汙泥而不染，但並不能永遠抵禦雨打風吹，“留得殘荷聽雨聲”的遺憾是人所共知的。校園並不是與社會完全隔離的一個觀察室，校園與社會之間插滿了連通器，社會上風吹，校園裏草動，社會上杯弓，校園裏蛇影，校園不但可以成為社會的晴雨表，校園自身其實也是一個五髒俱全的小社會。所以，校園裏紅塵拂動甚至滾滾，都是不必莫名驚詫的。隻不過處在不同的時代，校園的“淨汙度”亦各自不同罷了。
90年代中國高校“淨汙度”為幾何，稍為知情者都有一本明細賬。但是確定這個分值並無多大的實際意義。給一個時代打分的工作還是由後人去進行更為適宜，當代人最重要的義務在於，給後人留下盡可能真實、全麵、客觀、典型的資料和標本。這是本書編撰的宗旨，也是它的難點所在。本書力圖讓20年、50年後的大學生們知道，在20世紀最後一段歲月裏，中國的大學處在什麽狀態，學者們在討論什麽問題，大學生們在為什麽而興奮，為什麽而憂愁，為什麽而焦慮。盡管學者和大學生的價值還在不斷“跌盤”，但仍須承認，他們還是中國社會的“精英”。從這些精英的苦樂悲歡中，或可折射出90年代整個中國社會的“紅塵大勢”。
高等學府是學術思潮的策源地。90年代的學術氛圍散發出濃烈的“江湖氣”，彼此吹捧，競相叫賣，互挖牆腳，爭打擂台。江湖氣本身並不一定是壞事，春秋戰國的學術也是江湖氣頗濃的。問題在於江湖也要有江湖的規矩。隨著民主與法製建設的進程，每個人的命運將更多地由自己來掌握，整個社會呈現出一定程度上的江湖化是不可避免的。江湖規矩的重建，不可能也不宜於依賴或延續以往的政權體製格局，它除了以經濟文化實力作後盾外，非常需要某種倫理製約，學術界顯然具有首先達成這一製約的優勢。90年代“亂世學閥起四方，有筆就是草頭王”，或許是製約達成之前的過渡階段，但也不排除可能是一股逆流。低水平、低層次的爭論，眾人皆醉我獨醒的表白，用人身攻擊濟言辭之窮的“殺著”，都使90年代的學術思潮更有表演性。表演性的學術非常容易借助愚眾的看客心理而宣告演出成功，這比之借助暴君力量的學術更可怖，更容易徹底摧毀學術本身。因為暴君對學術的態度是互相利用，而愚眾的眼中是無所謂學術的，在他們的潛意識中更積澱了對學術幾千年的憎恨。他們興高采烈地看到，那些以筆舌謀生的人“掐”起來了，所使用的拳腳與他們在市井中慣看的竟然十分近似。在一片喝彩的喧嘩聲中，也不乏若幹寧靜地帶。但保持這種寧靜似乎越來越需要定力，有人責問它“為什麽不憤怒”，有人嘲弄它“已進入垂死的掙紮”，有人懷疑它“人還在，心不死”。當然寧靜和寧靜也不同，寧靜也可以是一種表演，或者是“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闕”。其實一切表演和拒絕表演都是對現實發言的不同方式。對現實的批判、反抗、拒斥、回避、接受、迎合、欣喜、讚美，構成了“百家爭鳴”的全局態勢。但真正的“百家爭鳴”，應當允許各家公平地生存，並且是出於自身真誠選擇的生存。
擁有高深學術資源的大學校園，理當是高雅文化藝術的集散地。但90年代的高雅文化藝術，大學校園裏確有幾分“淩寒獨自開”的意味。一般的大學生不讀文學名著已不是新聞，就連中文係文學專業的學生也有不少是通過突擊“內容提要”來通過考試的。校園詩歌已徹底成為一種多餘的東西，校園詩人則類似某種黑社會組織一樣地生存著。“先鋒詩歌”的“先鋒”，已然失去了擊刺的對象，在充滿憐憫與惋惜的無物大陣中，漫無目標地揮舞著堂·吉訶德的長矛。少數真誠的守望者不但經常成為庸俗心理分析的對象，而且更由於一些欺世盜名之徒的假冒而在世人的心目中玉石俱焚。90年代校園詩歌所能完成的最後使命似已到了為下—世紀保留火種的地步，所謂“凝聚的火焰”或許能助使中國的先鋒詩歌在“五四”之後重現一次“鳳凰涅槃”。有趣的是，與校園詩歌形成對照，戲曲作為高雅藝術的代表在大學校園裏受到了有關方麵相當的重視。其實在80年代，北大等學校也曾有過戲曲愛好者協會一類的組織，也曾開展過許多演出和講座活動，但那時“純民間”的意味更濃，參與者並不以高雅文化的人流者自居，更沒有“為往世繼絕學”的保護大熊貓的使命感。90年代遍地開花的高校文化節中，烹飪、裁剪、美容等生活技巧都堂而皇之地占據了一定比例，世俗的歡樂像川菜的香味一樣飄蕩在一幢幢教學樓和圖書館之間，這也許可以看做80年代相對來說姿態較高的文化鼓吹的大規模普及吧。
在經濟大潮的撼動下，大學校園內的資金流速也開始加快。北京大學推倒南牆已經成為象征性的宣言。《理想之歌》中有兩句詩：“撲麵而來的/是前進航程中/洶湧的浪峰。”南牆一倒，商貿區的浪峰呼嘯著撲向寧靜的未名湖。怎樣讀書，已經不是大多數大學生的首要問題，取而代之的是怎樣吃飯。比較而言，80年代的大學口袋中的錢更少，生活條件更艱苦。但90年代將這種艱苦凸現得令人驚心動魄，在高校科研也要“麵向經濟建設主戰場”的大背景下，大學生已經不可能拒絕加人打工族的行列。而在所有的打工族中，大學生無疑是最為物美價廉的勞動力，就連從事色情服務也不例外。一位年輕的富翁曾說，他從不玩妓女，隻找女太學生，沒病、高雅、聽話、便宜，玩一個禮拜給1000塊人民幣就打發得高高興興。一位博士生目睹停在學校舞場外的一輛輛豪華轎車，曾在一次講演中痛斥校園內的這種墮落現象。然而這種斥責不僅無濟於事，而且本身還容易被懷疑為反對學校的創收政策。創收浪潮中，高校也出現了一些“款”。揮金如土的學生幾乎每所高校都有。他們與那些貧困生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其實大學生打工是世界性的普遍現象，學習期間“創收”並不是壞事，但是“創收”的目的是為了學習還是另有所在，這其間的差別卻是關鍵所在。
打工掙來的錢，除去最基本的日常費用外，有的用來買書，有的用來買磁帶、錄音機、自行車，有的集資或獨資買電腦。由於學生宿舍內大功率電器的成倍增加，不少學校都采取了限電措施，包括禁止在宿舍內安裝電腦。有的學生則用掙來的錢購買名牌服裝、化妝品、煙酒、請客吃飯、看電影、旅遊，還有相當可觀的一部分用於“戀愛消費”。
如果說80年代的校園戀愛多少還帶有抗拒傳統的文化意味的話，那麽90年代的校園戀愛本身已經成了需要抗拒的“潮流”。北京大學的許多外國留學生對中國學生情侶的密度之高、在公共場所的親昵程度之高表示驚奇。各高校幾乎都發布過禁止在校園內“勾肩搭背”的規定，女生宿舍樓的門廳也均樹立著“男賓禁止人內”的標牌，使人錯以為似乎女生一進宿舍就不再穿衣服。但禁忌和壓抑從來就是與加倍的放蕩共生的。某著名學府的學生處為了進行一項調査，在一個星期一的上午從一座600多人的女生宿舍樓的下水管道中發現了37隻避孕套。當一個宿舍中半數以上的學生都有了“朋友”時，剩下的學生便會感到相當大的壓力。但“拍拖”隊伍雖然日益壯大，經典意義上的“戀愛”卻比例不高。所謂“假性戀愛”像商場裏的假冒商品一樣琳琅滿目。為了趕時髦、為了擺脫孤獨、為了炫耀、為了解決學習困難或生活困難，為了好奇，為了簡單的生理衝動，都可以使缺乏支柱的當事人“談戀愛”。
戀愛問題實際上輻射和反映著校園文化的各個層麵，尤其是道德觀層麵。道德觀的失控與缺席已經成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既頭疼又無奈的首選問題。以北京大學為龍頭，90年代各地高校崛起了一批“愛心社”，受到了從學校領導直到中央的重視和支持。在形形色色的學生社團中，愛心社被叫做“精品社團”。愛心社倡導最基本的文明禮貌行為，比如打掃樓道衛生、將自行車碼放整齊、為教師擦黑板，照顧生病的老師同學等等。當這些文明社會的成員本來應該養成自然習慣的行為被當成規範和準則進行倡導時，人們一方麵肯定愛心社本身，另一方麵則不免發出浩歎。當十字路口出現了這樣的標牌：“紅燈時請您停車”，當公廁內貼出這樣的告示，“請您便溺入池”當高速公路旁邊閃過這樣的標語：“不得武裝抗稅”，在這種大背景之下，愛心社成為社團中的精英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90年代大學生的政治觀念有淡化的趨向，政治上的追求更多與實際利益掛鉤。有一些學生開始比較加入執政黨還是民主黨派所獲得的利益更多。在一些道德狀況或思想政治狀況的調査中，都表現了多元和功利的傾向。集體觀念的淡漠，陽奉陰違的處世哲學，伴隨著的卻不是個人奮鬥的順利和自我意識的成熟。在沒有英雄的年代，君子和才子也都減少了。人們也許隻能祈求“禍兮福之所倚”。
寫書，不是為了做學問；讀書，也不是為了求知識。90年代的大學生在填報高考誌願的那一天想的就是怎樣才能找到好工作。高考與分配，成了指向“好工作”的兩點準星，至於二者之間本應用於增長才學的1000多個日日夜夜，則愈來愈有“贅疣”之嫌。為了留在大城市，為了能分配到級別高、油水足的單位，每一年的應屆畢業生演出了一幕幕悲喜交織的妙劇。很多當事者體會到，人的命運是那樣的捉摸不定，一個小小的細節就會改變一個人數十年的生活道路。
巡閱90年代的高校文化，在這90年代尚未逝去的時候，未免顯得距離太近。絕對避免情緒化的描述是不可能的。本書因此主要采用了一批“局內人”的文章，他們是尚在求學的大學生，研究生，畢業不久的記者，學校裏年輕的教師和學生工作幹部。有些文章和調査報告已經在報刊上發表，有的則是本書特約稿。這些文稿在記錄描述90年代高校文化的同時，也不同程度地流露出了作者的價值判斷。後者的存在對於後人也依然具有史料意義，它使後人知道今人是如何看待今世的。鑒於本書大部分材料來自北京地區高校，最後特設“掃描大上海”一部分以資補充和比較。在此有必要申明的是，本書各篇文章的觀點並不一定是編者所讚同的。編者無論對淨土還是紅塵，都是“不喜也不懼”，而且也不夢想50年後的大學校園是一片明窗淨幾、青鞋布襪。曆史上曾有一句話，叫“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其實書桌從來就沒有安靜過，真正安靜的人是“不立文字”的。套用一句古龍式的話說：“淨土在哪裏？淨土在人的心裏。”
然而，所有這一切永遠隻具有相對的意義。荷花可以出汙泥而不染，但並不能永遠抵禦雨打風吹，“留得殘荷聽雨聲”的遺憾是人所共知的。校園並不是與社會完全隔離的一個觀察室，校園與社會之間插滿了連通器，社會上風吹，校園裏草動，社會上杯弓，校園裏蛇影，校園不但可以成為社會的晴雨表，校園自身其實也是一個五髒俱全的小社會。所以，校園裏紅塵拂動甚至滾滾，都是不必莫名驚詫的。隻不過處在不同的時代，校園的“淨汙度”亦各自不同罷了。
90年代中國高校“淨汙度”為幾何，稍為知情者都有一本明細賬。但是確定這個分值並無多大的實際意義。給一個時代打分的工作還是由後人去進行更為適宜，當代人最重要的義務在於，給後人留下盡可能真實、全麵、客觀、典型的資料和標本。這是本書編撰的宗旨，也是它的難點所在。本書力圖讓20年、50年後的大學生們知道，在20世紀最後一段歲月裏，中國的大學處在什麽狀態，學者們在討論什麽問題，大學生們在為什麽而興奮，為什麽而憂愁，為什麽而焦慮。盡管學者和大學生的價值還在不斷“跌盤”，但仍須承認，他們還是中國社會的“精英”。從這些精英的苦樂悲歡中，或可折射出90年代整個中國社會的“紅塵大勢”。
高等學府是學術思潮的策源地。90年代的學術氛圍散發出濃烈的“江湖氣”，彼此吹捧，競相叫賣，互挖牆腳，爭打擂台。江湖氣本身並不一定是壞事，春秋戰國的學術也是江湖氣頗濃的。問題在於江湖也要有江湖的規矩。隨著民主與法製建設的進程，每個人的命運將更多地由自己來掌握，整個社會呈現出一定程度上的江湖化是不可避免的。江湖規矩的重建，不可能也不宜於依賴或延續以往的政權體製格局，它除了以經濟文化實力作後盾外，非常需要某種倫理製約，學術界顯然具有首先達成這一製約的優勢。90年代“亂世學閥起四方，有筆就是草頭王”，或許是製約達成之前的過渡階段，但也不排除可能是一股逆流。低水平、低層次的爭論，眾人皆醉我獨醒的表白，用人身攻擊濟言辭之窮的“殺著”，都使90年代的學術思潮更有表演性。表演性的學術非常容易借助愚眾的看客心理而宣告演出成功，這比之借助暴君力量的學術更可怖，更容易徹底摧毀學術本身。因為暴君對學術的態度是互相利用，而愚眾的眼中是無所謂學術的，在他們的潛意識中更積澱了對學術幾千年的憎恨。他們興高采烈地看到，那些以筆舌謀生的人“掐”起來了，所使用的拳腳與他們在市井中慣看的竟然十分近似。在一片喝彩的喧嘩聲中，也不乏若幹寧靜地帶。但保持這種寧靜似乎越來越需要定力，有人責問它“為什麽不憤怒”，有人嘲弄它“已進入垂死的掙紮”，有人懷疑它“人還在，心不死”。當然寧靜和寧靜也不同，寧靜也可以是一種表演，或者是“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闕”。其實一切表演和拒絕表演都是對現實發言的不同方式。對現實的批判、反抗、拒斥、回避、接受、迎合、欣喜、讚美，構成了“百家爭鳴”的全局態勢。但真正的“百家爭鳴”，應當允許各家公平地生存，並且是出於自身真誠選擇的生存。
擁有高深學術資源的大學校園，理當是高雅文化藝術的集散地。但90年代的高雅文化藝術，大學校園裏確有幾分“淩寒獨自開”的意味。一般的大學生不讀文學名著已不是新聞，就連中文係文學專業的學生也有不少是通過突擊“內容提要”來通過考試的。校園詩歌已徹底成為一種多餘的東西，校園詩人則類似某種黑社會組織一樣地生存著。“先鋒詩歌”的“先鋒”，已然失去了擊刺的對象，在充滿憐憫與惋惜的無物大陣中，漫無目標地揮舞著堂·吉訶德的長矛。少數真誠的守望者不但經常成為庸俗心理分析的對象，而且更由於一些欺世盜名之徒的假冒而在世人的心目中玉石俱焚。90年代校園詩歌所能完成的最後使命似已到了為下—世紀保留火種的地步，所謂“凝聚的火焰”或許能助使中國的先鋒詩歌在“五四”之後重現一次“鳳凰涅槃”。有趣的是，與校園詩歌形成對照，戲曲作為高雅藝術的代表在大學校園裏受到了有關方麵相當的重視。其實在80年代，北大等學校也曾有過戲曲愛好者協會一類的組織，也曾開展過許多演出和講座活動，但那時“純民間”的意味更濃，參與者並不以高雅文化的人流者自居，更沒有“為往世繼絕學”的保護大熊貓的使命感。90年代遍地開花的高校文化節中，烹飪、裁剪、美容等生活技巧都堂而皇之地占據了一定比例，世俗的歡樂像川菜的香味一樣飄蕩在一幢幢教學樓和圖書館之間，這也許可以看做80年代相對來說姿態較高的文化鼓吹的大規模普及吧。
在經濟大潮的撼動下，大學校園內的資金流速也開始加快。北京大學推倒南牆已經成為象征性的宣言。《理想之歌》中有兩句詩：“撲麵而來的/是前進航程中/洶湧的浪峰。”南牆一倒，商貿區的浪峰呼嘯著撲向寧靜的未名湖。怎樣讀書，已經不是大多數大學生的首要問題，取而代之的是怎樣吃飯。比較而言，80年代的大學口袋中的錢更少，生活條件更艱苦。但90年代將這種艱苦凸現得令人驚心動魄，在高校科研也要“麵向經濟建設主戰場”的大背景下，大學生已經不可能拒絕加人打工族的行列。而在所有的打工族中，大學生無疑是最為物美價廉的勞動力，就連從事色情服務也不例外。一位年輕的富翁曾說，他從不玩妓女，隻找女太學生，沒病、高雅、聽話、便宜，玩一個禮拜給1000塊人民幣就打發得高高興興。一位博士生目睹停在學校舞場外的一輛輛豪華轎車，曾在一次講演中痛斥校園內的這種墮落現象。然而這種斥責不僅無濟於事，而且本身還容易被懷疑為反對學校的創收政策。創收浪潮中，高校也出現了一些“款”。揮金如土的學生幾乎每所高校都有。他們與那些貧困生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其實大學生打工是世界性的普遍現象，學習期間“創收”並不是壞事，但是“創收”的目的是為了學習還是另有所在，這其間的差別卻是關鍵所在。
打工掙來的錢，除去最基本的日常費用外，有的用來買書，有的用來買磁帶、錄音機、自行車，有的集資或獨資買電腦。由於學生宿舍內大功率電器的成倍增加，不少學校都采取了限電措施，包括禁止在宿舍內安裝電腦。有的學生則用掙來的錢購買名牌服裝、化妝品、煙酒、請客吃飯、看電影、旅遊，還有相當可觀的一部分用於“戀愛消費”。
如果說80年代的校園戀愛多少還帶有抗拒傳統的文化意味的話，那麽90年代的校園戀愛本身已經成了需要抗拒的“潮流”。北京大學的許多外國留學生對中國學生情侶的密度之高、在公共場所的親昵程度之高表示驚奇。各高校幾乎都發布過禁止在校園內“勾肩搭背”的規定，女生宿舍樓的門廳也均樹立著“男賓禁止人內”的標牌，使人錯以為似乎女生一進宿舍就不再穿衣服。但禁忌和壓抑從來就是與加倍的放蕩共生的。某著名學府的學生處為了進行一項調査，在一個星期一的上午從一座600多人的女生宿舍樓的下水管道中發現了37隻避孕套。當一個宿舍中半數以上的學生都有了“朋友”時，剩下的學生便會感到相當大的壓力。但“拍拖”隊伍雖然日益壯大，經典意義上的“戀愛”卻比例不高。所謂“假性戀愛”像商場裏的假冒商品一樣琳琅滿目。為了趕時髦、為了擺脫孤獨、為了炫耀、為了解決學習困難或生活困難，為了好奇，為了簡單的生理衝動，都可以使缺乏支柱的當事人“談戀愛”。
戀愛問題實際上輻射和反映著校園文化的各個層麵，尤其是道德觀層麵。道德觀的失控與缺席已經成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既頭疼又無奈的首選問題。以北京大學為龍頭，90年代各地高校崛起了一批“愛心社”，受到了從學校領導直到中央的重視和支持。在形形色色的學生社團中，愛心社被叫做“精品社團”。愛心社倡導最基本的文明禮貌行為，比如打掃樓道衛生、將自行車碼放整齊、為教師擦黑板，照顧生病的老師同學等等。當這些文明社會的成員本來應該養成自然習慣的行為被當成規範和準則進行倡導時，人們一方麵肯定愛心社本身，另一方麵則不免發出浩歎。當十字路口出現了這樣的標牌：“紅燈時請您停車”，當公廁內貼出這樣的告示，“請您便溺入池”當高速公路旁邊閃過這樣的標語：“不得武裝抗稅”，在這種大背景之下，愛心社成為社團中的精英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90年代大學生的政治觀念有淡化的趨向，政治上的追求更多與實際利益掛鉤。有一些學生開始比較加入執政黨還是民主黨派所獲得的利益更多。在一些道德狀況或思想政治狀況的調査中，都表現了多元和功利的傾向。集體觀念的淡漠，陽奉陰違的處世哲學，伴隨著的卻不是個人奮鬥的順利和自我意識的成熟。在沒有英雄的年代，君子和才子也都減少了。人們也許隻能祈求“禍兮福之所倚”。
寫書，不是為了做學問；讀書，也不是為了求知識。90年代的大學生在填報高考誌願的那一天想的就是怎樣才能找到好工作。高考與分配，成了指向“好工作”的兩點準星，至於二者之間本應用於增長才學的1000多個日日夜夜，則愈來愈有“贅疣”之嫌。為了留在大城市，為了能分配到級別高、油水足的單位，每一年的應屆畢業生演出了一幕幕悲喜交織的妙劇。很多當事者體會到，人的命運是那樣的捉摸不定，一個小小的細節就會改變一個人數十年的生活道路。
巡閱90年代的高校文化，在這90年代尚未逝去的時候，未免顯得距離太近。絕對避免情緒化的描述是不可能的。本書因此主要采用了一批“局內人”的文章，他們是尚在求學的大學生，研究生，畢業不久的記者，學校裏年輕的教師和學生工作幹部。有些文章和調査報告已經在報刊上發表，有的則是本書特約稿。這些文稿在記錄描述90年代高校文化的同時，也不同程度地流露出了作者的價值判斷。後者的存在對於後人也依然具有史料意義，它使後人知道今人是如何看待今世的。鑒於本書大部分材料來自北京地區高校，最後特設“掃描大上海”一部分以資補充和比較。在此有必要申明的是，本書各篇文章的觀點並不一定是編者所讚同的。編者無論對淨土還是紅塵，都是“不喜也不懼”，而且也不夢想50年後的大學校園是一片明窗淨幾、青鞋布襪。曆史上曾有一句話，叫“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其實書桌從來就沒有安靜過，真正安靜的人是“不立文字”的。套用一句古龍式的話說：“淨土在哪裏？淨土在人的心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