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一直被視為“學貫中西”的頂尖人物,但他自己並不承認是什麽“比較文學”學者。實際上,我覺得他的工作並不是“學貫中西”,而是“以中貫西”。西方的東西在他那裏已經完全中國化了。在文言的鐵幕後麵,他對西方文化進行中國式的消化和理解。你讀到他文章中引用的西文,有很流暢的感覺,好像是中國人在說話,尤其是他把那些西文都翻譯成文縐縐的中國式句子,更明顯是出於“用夏變夷”的洋務派文化策略。這樣的“學貫中西”比起林琴南時代當然是不可同日而語,自有其相當大的成就,但應該指出,它在溝通的同時也正在“遮蔽”和竄改西方的精神與氣質。考慮到40年代學術界的此類現象是帶有普遍性的,那麽,是不是可以認為,這表現了那一代學人對西方文化的巨大恐懼?民族憂患意識在學術界導致建立一種以傳統國學為支撐點的“文化鐵幕”,此中的利與弊是值得認真探討的,對今天甚囂塵上的國學浪潮也不無啟發。


    再一個問題是,錢鍾書在《談藝錄》中表現出的姿態與陳寅恪等相比,有相當大的不同。錢鍾書不喜歡陳寅恪過於質樸的文風,其實這不僅僅是個文風問題,而是更深層的一個學者的處世姿態問題。錢祌書的確倜儻瀟灑,令人欽羨,但與陳寅恪相比,他缺少一份沉重,缺少一點擔當。他太智慧了,看透了一切,就像他的《圍城》裏所寓意的,教育、愛情、家庭、事業,都是靠不住的,萬象皆空,一切都被他諷刺得一絲不掛。那麽,他在哪裏?他在幹什麽?《海馬歌舞廳》的主題歌有一句:“笑看人生的繁華,變化無奈瀟灑又何妨!”我覺得很適合錢鍾書的形象。我曾經私下說過,錢鍾書就是一個有學問的王朔,大概偏激了一點。可能錢鍾書自有他更深的考慮。從“詩分唐宋”到“論難一概”,既是一種智慧,也是一種困惑和焦慮,它可以說明《談藝錄》更靠近中國傳統詩話的源流,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現代美學著作。所以,今天沒有必要繼續爆炒錢鍾書的一些時代局限性很強的東西,新的學術時代正在來臨,中國文化應該以一份平常心匯入整個人類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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