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瑤先生學術精神的啟發
47樓207：北大醉俠的浪漫宣言 作者：孔慶東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若論學術傳承，王瑤先生是我的“師祖”，他在我心中的形象可以說是“高山仰止”。作為一名80年代的北大中文係學生，我有幸不止一次聆聽王瑤先生的講課和講話，也經常在未名湖邊的小路上，看見鶴發童顏的王瑤先生一手扶著車把，一手捏著煙鬥，瀟灑地騎車而過。但這些並未能縮短我與王瑤先生之間的距離，我在心理上一直覺得他是一位大宗師級的人物，是一種風範的標誌。這種感覺有點近於崇拜，但我認為在“有所崇拜”與“無所崇拜”之間不能簡單地判定孰是孰非，在一個普遍喪失信仰的時代，也許恰恰是有所崇拜才更接近理性。
所以，要談王瑤先生的學術精神，我既無資格，也無膽量，許多老一輩學者已經談得非常全麵、非常透辟。我隻能在此基礎之上談一點讀了這些總結出來的學術精神之後的啟發。以下從三方麵來表達我的想法。
—、關於學術的“現實關懷”問題
有不少文章和平日的議論中談到，王瑤先生終生都對政治保持著濃厚的興趣，每天都要在報紙上投入相當多的時間和精力，經常研究政治動態、發表政治見解。有人說他是“不搞政治的政治家”，還有人說他“做學問總帶著點逢場作戲的味道”。進一步就推論道：“要是環境好一點，興趣更專一點，他一定會做出更大的貢獻”。言外之意是說，王瑤先生沒有做出足夠大的貢獻，沒能成為一個真正的“大學者”，是現實關懷分散了他的精力，影響了他的成就。如果再推論下去，就意味著，要成為大學者，做出大學問，則必須放棄現實關懷；反過來，不放棄現實關懷者，一定成不了大學者，做不出大學問，或者說他的學問和學者身份都是不純的。
對此，我有一些個人的看法。我認為，一個人到底能做出多大的學問，在根本上製約於他所處的時代。十九世紀的科學家，無論環境多麽好，興趣多麽專一，也發明不了電視和計算機。時代像一隻看不見的手，已經暗中劃好了學術成就的上限，能夠達到或接近那個上限的，就是那個時代的大學者。其次，一個學者的現實關懷對他的學術成就所起的作用是正數還是負數，與他的學術性質有關。文學屬於人文科學，在本質上屬於“現實關懷”之學，沒有現實關懷的文學研究是違背這一學科的本性的，它不應該被提倡、效法，也不會取得真正的成就。如果說有人這樣做取得了比較大的成就，那一定是已經離開了文學研究本身而進入了其他學科領域，那自然另當別論。王瑤先生的學術研究時代是40年代初到80年代末，這半個世紀的中國現實是政治問題壓倒一切，王瑤先生所從事的又是文學研究，而且大部分時間是現代文學研究，如果不關注現實風雲，他的學術研究可以斷言是無法進行的，也無法達到那樣的水平。也許有人認為王瑤先生是在不正常的學術氛圍之下被迫去關心政治的，我則認為王瑤先生肯定是自覺的，他的現實關懷對他的學術成就所產生的作用毫無疑問是正數。不但《中國新文學史稿》如此，就是公認代表他最高學術功力的《中古文學史論》，也是以他的人間情懷作為最基本的寫作底蘊的。從王瑤先生的治學，我想到，作為一名研究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學人，對於自己的現實關懷，應當理直氣壯地肯定，關心政治、關注現實，對於一名文學工作者來說，不應該成為被看不起的理由。我們反對的是把政治與學術混為一談，反對用學術去圖解自己的政治觀念或迎合別人的政治觀念，反對把政治無條件地淩駕於學術之上。但同樣也應該反對把學術無條件地淩駕於一切之上，反對切斷學術與現實的一切溝通渠道，反對沒有現實意義和價值傾向的所謂“純學術”。其實，“純學術”是從來不存在的，某一個時期表麵看去十分客觀的“純學術”往往正是無意中迎合了那一時期的政治需求。古今的大學者，不論宋明理學家、乾嘉諸老，還是二十世紀的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胡適，都是各有其現實關懷的，這不但沒有妨礙他們做出大學問，而且恰恰使他們的學術研究獲得了巨大的動力、鮮明的特色以及獨立的價值。
總之，我認為現實關懷無害於學術獨立，關鍵在於學者個人是否有足夠獨立的膽略和能力。一個人如果很容易被現實風雲攪亂頭腦、幹擾學術，那麽他即使放棄一切現實關懷，學問恐怕也做不好。王瑤先生就是一個在現實風浪中最大限度地掌穩了學術之舵的出色的學者。現代文學研究界理當為此而驕傲，並為了保持這一驕傲，為了繼續掌穩學術之舵而旗幟鮮明地關注現實。
二、關於“曆史”和“審美”問題
一些學者的文章已經談到，王瑤先生主張寫文學史應當是“曆史的”，而不是“詩的”。但我們在王瑤先生的論著中，在氣魄很大的曆史框架之下，卻隨處都可發現“詩的”光芒。精到的分析、凝練的概括、機智的闡釋，與豐富的材料和嚴密的邏輯形成了十分有機的配合。使人感到在文學史家王瑤的背後，還有一個詩人的王瑤。王瑤先生自己並沒有強調審美的重要性，但他的文字卻讓我們感到，他具有出色的對文學作品的鑒賞力，這種鑒賞力是他構建文學史研究的基礎。他沒有濫用這種審美能力，而是將它與理性結合起來，互相印證，互相激發，從而達到一個較高的學術境界。
這一點啟發我想到，我們的文學研究除了是一門學術、一門科學之外，是不是還應具有一點自身的獨特性。文學史研究與思想史、學術史、經濟史、政治史研究是不是隻具有研究對象的差異？如果那樣，中文係、曆史係、哲學係、經濟係、政治係、社會學係就完全可以合為一個係。我覺得，文學研究界似乎有很久不提審美問題了，似乎在曆史研究中，一切對象都是等值的。我們缺乏一個判別作品優劣的標準——哪怕是非常相對的標準。我們對作品的評價與普通讀者的評價相距越來越遠，我們的學生對作品越來越能侃卻不能說出一篇作品為什麽好，我們往往用作品的可分析性來代替了作品的可讀性。而隨著視野的變換，任何一篇作品的可分析性都可以被激活，於是便造成了我們評價文學史作品的標準混亂。翻開一些作品選，人選作品有的是以當時的轟動效應為標準，有的是以今天的可分析性為標準，有的是以審美價值為標準，有的是以文學史價值為標準。比如經常有類似這樣的說法，談到一篇小說為什麽好，答曰它是由若幹封書信組成的，或者它運用了整章的意識流。運用書信體或意識流就一定是好作品嗎？文學史研究當然要注重文學史價值，但如果沒有審美價值作基礎，那文學史價值又怎麽靠得住。經常有這樣的現象，一篇作品在問世之時毫無影響，後來被收入作者的某個作品集，今天的某個學者運用某種理論，恰好找到了這篇作品作例證，於是這篇作品便成了佳作。這種概念混亂必須得到糾正。如何糾正？我以為應該重視一下文學史研究者的審美訓練。對於年青的研究者來說，研究小說的是不是自己也試著寫一點小說，研究詩歌的是不是也試著寫一點詩，目的不在創作，而在於增加一點切身的審美體驗。除此之外，文學研究者應該忠實於自己的審美感受，不要把自己根本沒有感動的作品說得美不勝收，不要為了印證理論而編造自己沒有感受到的東西。同時，還要反對審美鑒賞力上的相對主義觀點。有人說一部作品可以怎麽看都行，怎麽說都有理，角度不同，觀點不同。但是，並不是所有的角度都是等價的，人類的審美結構是具有穩定的共性的。如果一個人在現今的時代硬說賈寶玉真心愛的不是林黛玉而是薛寶釵，說祥林嫂的悲劇在於沒有參加紅色娘子軍，說錢鍾書的《圍城》一點不幽默，那我們隻能說這個人的審美能力不夠，根本沒必要與他討論什麽角度問題。在今天的文學研究界，角度、理論已經開始過剩，需要的是能夠用感性來觸摸作品的人。一個好的文學研究者，首先應該是一個好的讀者，他應該能夠得知不同的讀者閱讀一段相同文字時不同的反應。不能進入作品的人，隻能把文學作品當成其他學科的研究材料。曆史的觀點應該是文學研究的總體要求，而審美的觀點則應是文學研究區別於其他研究的靈魂。讀一讀王瑤先生的《中古文學史論》、《〈故事新編〉散論》等，更加增強了我的這一想法。借用關於陶淵明《飲酒》詩中一句的不同版本來說，我相信“悠然望南山”的說法，但我更喜歡“悠然見南山”的意境。
三、關於文學研究的深度問題
80年代以來的現代文學研究，在對研究客體的縱深開掘上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累累碩果，在相當多的領域，可以說已經到了“掘地三尺”的程度。這種成就和趣向造成了一定的學術慣性，在許多年青一代的研究者和學生中間，似乎有一種不言而喻的風氣，即競相以學術研究的“深刻性”為尚。這種“深刻性”表現在努力挖掘和升華文本的形而上意義，努力概括和構建作家的思想體係，努力總結和清理某一文學史現象的嬗變脈絡等等。這一學術傾向的積極意義是無疑應該肯定的，但也應看到，過分追求“深刻”也帶來了一些弊端。例如不適當地拔高研究對象，看誰研究得“深”，結果失去客觀公正性甚至遠離材料所提供的可能性。有時為了“深人”和拔高，但材料本身不足以支撐，於是造成濫用新名詞新術語新理論，故作高深以飾其淺陋。王瑤先生曾風趣地諷剌這種現象為“性感意識”。對“深刻性”的過分追求，還導致對學術研究中的基本問題和一般性問題的忽視、回避和不屑一顧，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害於學術研究的實事求是精神和全麵均衡地發展的。
我讀王瑤先生的論著，感到他的深刻性更多地表現在研究結果上而不是研究姿態上。王瑤先生選取的研究角度，既不以高深嚇人，也不以新奇取巧，總是與其研究對象的本質特征保持密切的聯係。即使在研究結果上，王瑤先生也並不一定追求“深刻”，一些基本的問題，一般性的問題，他也同樣認真地用大量史料去闡發印證。王瑤先生的學術精神更多地表現在能在一般性的現象、一般性的角度、一般性的材料上發現別人所未曾發現的東西，他以雄厚的學術功力去造成“洞見”，而不是為深刻而深刻。他不肯隨意運用某種理論來希求別有“洞見”，那種為求“深刻”而深刻的做法，往往是“不洞無見”，所以我們在王瑤先生的學術工作中，在體會到他的睿智卓越之外，更體會到他的樸素無華和渾然大氣。我想，就現代文學研究目前的狀況來看，更需要提倡的已不是深刻，而是樸實無華的基本建設。現代文學研究中的許多基本問題，需要許多人回過頭來重新清理和思考。我們應該暫時放棄“深刻”，回到作品本身、回到文學史實本身。
上麵三點想法，即關注現實、注重審美、減少深刻，是我由王瑤先生的學術精神所獲得的啟發。合起來的意思是希望我們的研究能夠真正符合現代文學本身。隻有高度忠實於自己的研究對象，學術研究才能獲得高度的“含金量”
所以，要談王瑤先生的學術精神，我既無資格，也無膽量，許多老一輩學者已經談得非常全麵、非常透辟。我隻能在此基礎之上談一點讀了這些總結出來的學術精神之後的啟發。以下從三方麵來表達我的想法。
—、關於學術的“現實關懷”問題
有不少文章和平日的議論中談到，王瑤先生終生都對政治保持著濃厚的興趣，每天都要在報紙上投入相當多的時間和精力，經常研究政治動態、發表政治見解。有人說他是“不搞政治的政治家”，還有人說他“做學問總帶著點逢場作戲的味道”。進一步就推論道：“要是環境好一點，興趣更專一點，他一定會做出更大的貢獻”。言外之意是說，王瑤先生沒有做出足夠大的貢獻，沒能成為一個真正的“大學者”，是現實關懷分散了他的精力，影響了他的成就。如果再推論下去，就意味著，要成為大學者，做出大學問，則必須放棄現實關懷；反過來，不放棄現實關懷者，一定成不了大學者，做不出大學問，或者說他的學問和學者身份都是不純的。
對此，我有一些個人的看法。我認為，一個人到底能做出多大的學問，在根本上製約於他所處的時代。十九世紀的科學家，無論環境多麽好，興趣多麽專一，也發明不了電視和計算機。時代像一隻看不見的手，已經暗中劃好了學術成就的上限，能夠達到或接近那個上限的，就是那個時代的大學者。其次，一個學者的現實關懷對他的學術成就所起的作用是正數還是負數，與他的學術性質有關。文學屬於人文科學，在本質上屬於“現實關懷”之學，沒有現實關懷的文學研究是違背這一學科的本性的，它不應該被提倡、效法，也不會取得真正的成就。如果說有人這樣做取得了比較大的成就，那一定是已經離開了文學研究本身而進入了其他學科領域，那自然另當別論。王瑤先生的學術研究時代是40年代初到80年代末，這半個世紀的中國現實是政治問題壓倒一切，王瑤先生所從事的又是文學研究，而且大部分時間是現代文學研究，如果不關注現實風雲，他的學術研究可以斷言是無法進行的，也無法達到那樣的水平。也許有人認為王瑤先生是在不正常的學術氛圍之下被迫去關心政治的，我則認為王瑤先生肯定是自覺的，他的現實關懷對他的學術成就所產生的作用毫無疑問是正數。不但《中國新文學史稿》如此，就是公認代表他最高學術功力的《中古文學史論》，也是以他的人間情懷作為最基本的寫作底蘊的。從王瑤先生的治學，我想到，作為一名研究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學人，對於自己的現實關懷，應當理直氣壯地肯定，關心政治、關注現實，對於一名文學工作者來說，不應該成為被看不起的理由。我們反對的是把政治與學術混為一談，反對用學術去圖解自己的政治觀念或迎合別人的政治觀念，反對把政治無條件地淩駕於學術之上。但同樣也應該反對把學術無條件地淩駕於一切之上，反對切斷學術與現實的一切溝通渠道，反對沒有現實意義和價值傾向的所謂“純學術”。其實，“純學術”是從來不存在的，某一個時期表麵看去十分客觀的“純學術”往往正是無意中迎合了那一時期的政治需求。古今的大學者，不論宋明理學家、乾嘉諸老，還是二十世紀的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胡適，都是各有其現實關懷的，這不但沒有妨礙他們做出大學問，而且恰恰使他們的學術研究獲得了巨大的動力、鮮明的特色以及獨立的價值。
總之，我認為現實關懷無害於學術獨立，關鍵在於學者個人是否有足夠獨立的膽略和能力。一個人如果很容易被現實風雲攪亂頭腦、幹擾學術，那麽他即使放棄一切現實關懷，學問恐怕也做不好。王瑤先生就是一個在現實風浪中最大限度地掌穩了學術之舵的出色的學者。現代文學研究界理當為此而驕傲，並為了保持這一驕傲，為了繼續掌穩學術之舵而旗幟鮮明地關注現實。
二、關於“曆史”和“審美”問題
一些學者的文章已經談到，王瑤先生主張寫文學史應當是“曆史的”，而不是“詩的”。但我們在王瑤先生的論著中，在氣魄很大的曆史框架之下，卻隨處都可發現“詩的”光芒。精到的分析、凝練的概括、機智的闡釋，與豐富的材料和嚴密的邏輯形成了十分有機的配合。使人感到在文學史家王瑤的背後，還有一個詩人的王瑤。王瑤先生自己並沒有強調審美的重要性，但他的文字卻讓我們感到，他具有出色的對文學作品的鑒賞力，這種鑒賞力是他構建文學史研究的基礎。他沒有濫用這種審美能力，而是將它與理性結合起來，互相印證，互相激發，從而達到一個較高的學術境界。
這一點啟發我想到，我們的文學研究除了是一門學術、一門科學之外，是不是還應具有一點自身的獨特性。文學史研究與思想史、學術史、經濟史、政治史研究是不是隻具有研究對象的差異？如果那樣，中文係、曆史係、哲學係、經濟係、政治係、社會學係就完全可以合為一個係。我覺得，文學研究界似乎有很久不提審美問題了，似乎在曆史研究中，一切對象都是等值的。我們缺乏一個判別作品優劣的標準——哪怕是非常相對的標準。我們對作品的評價與普通讀者的評價相距越來越遠，我們的學生對作品越來越能侃卻不能說出一篇作品為什麽好，我們往往用作品的可分析性來代替了作品的可讀性。而隨著視野的變換，任何一篇作品的可分析性都可以被激活，於是便造成了我們評價文學史作品的標準混亂。翻開一些作品選，人選作品有的是以當時的轟動效應為標準，有的是以今天的可分析性為標準，有的是以審美價值為標準，有的是以文學史價值為標準。比如經常有類似這樣的說法，談到一篇小說為什麽好，答曰它是由若幹封書信組成的，或者它運用了整章的意識流。運用書信體或意識流就一定是好作品嗎？文學史研究當然要注重文學史價值，但如果沒有審美價值作基礎，那文學史價值又怎麽靠得住。經常有這樣的現象，一篇作品在問世之時毫無影響，後來被收入作者的某個作品集，今天的某個學者運用某種理論，恰好找到了這篇作品作例證，於是這篇作品便成了佳作。這種概念混亂必須得到糾正。如何糾正？我以為應該重視一下文學史研究者的審美訓練。對於年青的研究者來說，研究小說的是不是自己也試著寫一點小說，研究詩歌的是不是也試著寫一點詩，目的不在創作，而在於增加一點切身的審美體驗。除此之外，文學研究者應該忠實於自己的審美感受，不要把自己根本沒有感動的作品說得美不勝收，不要為了印證理論而編造自己沒有感受到的東西。同時，還要反對審美鑒賞力上的相對主義觀點。有人說一部作品可以怎麽看都行，怎麽說都有理，角度不同，觀點不同。但是，並不是所有的角度都是等價的，人類的審美結構是具有穩定的共性的。如果一個人在現今的時代硬說賈寶玉真心愛的不是林黛玉而是薛寶釵，說祥林嫂的悲劇在於沒有參加紅色娘子軍，說錢鍾書的《圍城》一點不幽默，那我們隻能說這個人的審美能力不夠，根本沒必要與他討論什麽角度問題。在今天的文學研究界，角度、理論已經開始過剩，需要的是能夠用感性來觸摸作品的人。一個好的文學研究者，首先應該是一個好的讀者，他應該能夠得知不同的讀者閱讀一段相同文字時不同的反應。不能進入作品的人，隻能把文學作品當成其他學科的研究材料。曆史的觀點應該是文學研究的總體要求，而審美的觀點則應是文學研究區別於其他研究的靈魂。讀一讀王瑤先生的《中古文學史論》、《〈故事新編〉散論》等，更加增強了我的這一想法。借用關於陶淵明《飲酒》詩中一句的不同版本來說，我相信“悠然望南山”的說法，但我更喜歡“悠然見南山”的意境。
三、關於文學研究的深度問題
80年代以來的現代文學研究，在對研究客體的縱深開掘上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累累碩果，在相當多的領域，可以說已經到了“掘地三尺”的程度。這種成就和趣向造成了一定的學術慣性，在許多年青一代的研究者和學生中間，似乎有一種不言而喻的風氣，即競相以學術研究的“深刻性”為尚。這種“深刻性”表現在努力挖掘和升華文本的形而上意義，努力概括和構建作家的思想體係，努力總結和清理某一文學史現象的嬗變脈絡等等。這一學術傾向的積極意義是無疑應該肯定的，但也應看到，過分追求“深刻”也帶來了一些弊端。例如不適當地拔高研究對象，看誰研究得“深”，結果失去客觀公正性甚至遠離材料所提供的可能性。有時為了“深人”和拔高，但材料本身不足以支撐，於是造成濫用新名詞新術語新理論，故作高深以飾其淺陋。王瑤先生曾風趣地諷剌這種現象為“性感意識”。對“深刻性”的過分追求，還導致對學術研究中的基本問題和一般性問題的忽視、回避和不屑一顧，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害於學術研究的實事求是精神和全麵均衡地發展的。
我讀王瑤先生的論著，感到他的深刻性更多地表現在研究結果上而不是研究姿態上。王瑤先生選取的研究角度，既不以高深嚇人，也不以新奇取巧，總是與其研究對象的本質特征保持密切的聯係。即使在研究結果上，王瑤先生也並不一定追求“深刻”，一些基本的問題，一般性的問題，他也同樣認真地用大量史料去闡發印證。王瑤先生的學術精神更多地表現在能在一般性的現象、一般性的角度、一般性的材料上發現別人所未曾發現的東西，他以雄厚的學術功力去造成“洞見”，而不是為深刻而深刻。他不肯隨意運用某種理論來希求別有“洞見”，那種為求“深刻”而深刻的做法，往往是“不洞無見”，所以我們在王瑤先生的學術工作中，在體會到他的睿智卓越之外，更體會到他的樸素無華和渾然大氣。我想，就現代文學研究目前的狀況來看，更需要提倡的已不是深刻，而是樸實無華的基本建設。現代文學研究中的許多基本問題，需要許多人回過頭來重新清理和思考。我們應該暫時放棄“深刻”，回到作品本身、回到文學史實本身。
上麵三點想法，即關注現實、注重審美、減少深刻，是我由王瑤先生的學術精神所獲得的啟發。合起來的意思是希望我們的研究能夠真正符合現代文學本身。隻有高度忠實於自己的研究對象，學術研究才能獲得高度的“含金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