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讀到的斯特林堡作品，是他的《紅房間》，張道文先生翻譯的中文版，那是一九八三年和一九八四年之間。二十多年過去了，有關《紅房間》的閱讀記憶雖然遙遠，可是仍然清晰。斯特林堡對人物和場景的誇張描寫令我吃驚，他是用誇張的方式將筆觸深入到社會和人的骨髓之中。有些作家的敘述一旦誇張就會不著邊際，斯特林堡的誇張讓他的敘述變得更加鋒利，直刺要害之處。從此以後，我知道了有一位偉大的作家名叫斯特林堡。
當時我正在經曆著和《紅房間》裏某些描寫類似的生活，阿爾維德·法爾克拿著他的詩稿小心翼翼地去拜訪出版界巨人史密斯，很像我在一九八三年十一月跳上火車去北京為一家文學刊物改稿的情景，我和法爾克一樣膽戰心驚。不同的是，史密斯是一個獨斷專行的惡棍，而北京的文學刊物的主編是一位和善的好人。史密斯對法爾克的詩稿不屑一顧，一把拿過來壓在屁股底下就不管了，強行要求法爾克去寫他布置的選題，法爾克因為天生的膽怯屈從了史密斯的無理要求。屈從是很多年輕作家開始時的選擇，我也一樣，那位善良的北京主編要求我把小說陰暗的結尾改成一個光明的結尾，她的理由是“在社會主義中國是不可能出現陰暗的事情的”，我立刻修改出了一個光明的結尾。我的屈從和法爾克不一樣，我是為了發表作品。
我至今難忘斯特林堡的一段經典敘述。法爾克從史密斯那裏回家後，開始為那個惡棍寫作關於烏爾麗卡·埃烈烏努拉的書，法爾克對這本書一點興趣都沒有，可是膽怯的性格和家傳的祖訓“什麽工作都值得尊重”，促使法爾克必須寫滿十五頁，斯特林堡幾乎是用機械的方式敘述了法爾克如何絞盡腦汁去拚湊這要命的十五頁。與烏爾麗卡·埃烈烏努拉有關的不到三頁，在剩下的十三頁裏，法爾克用評價的方式寫了一頁，他貶低了她，又把樞密院寫了一頁，接下去又寫了另外的人，最後也隻能拚湊到七頁半。這段敘述之所以讓我二十多年難以忘記，是因為斯特林堡在不長的篇幅裏，把一個年輕作家無名時寫作的艱辛表達得淋漓盡致。我讀到這個段落的時候，自己也在苦苦地寫些應景小說，目的就是為了發表，那個時代我還不能按照自己的意願寫作。了不起的是，斯特林堡幾乎是用會計算賬似的呆板完成了敘述，而我讀到的卻是浮想聯翩似的豐富。斯特林堡的偉大就在這裏，需要優美的時候，斯特林堡是一個詩人；需要粗俗的時候，斯特林堡是一個工人；需要呆板的時候，斯特林堡就是一個戴著深度近視眼鏡的會計師……然後他寫下了眾聲喧嘩的《紅房間》。
法爾克竭盡全力也隻是拚湊了七頁半，還有七頁半的空白在虎視眈眈地看著他。這時候斯特林堡的敘述靈活而柔軟了，可憐的法爾克實在寫不下去了，他“心如刀絞，難過異常”，思想變得陰暗，房子很不舒服，身體也很不舒服，他懷疑自己是不是餓了？不安地摸出全部的錢，總共三十五厄爾，不夠吃一頓午飯。在法爾克餓得死去活來的時候，斯特林堡不失時機地描寫了附近軍營和隔壁鄰居準備吃飯的情景，讓法爾克的眼睛從窗戶望出去，看到所有的煙囪都在冒著煮飯的煙，連船上都響起了午飯的鍾聲；讓法爾克的耳朵聽到了鄰居刀叉的響聲和飯前的祈禱。然後斯特林堡給了法爾克精神的高尚，法爾克在饑餓的絕境裏做出了令人讚歎的選擇，他將全部的錢（三十五厄爾）給了信差，退回了出版界惡棍史密斯強加給他的寫作。“法爾克鬆了一口氣，躺在了沙發上”，所有的不舒服，包括饑餓，一下子都沒有了。
斯特林堡的這一筆在二十多年前讓我震撼，至今影響著我。我那時候對為了發表的寫作徹底厭倦了，這樣的寫作必須去追隨當時的文學時尚，就像法爾克寫作烏爾麗卡·埃烈烏努拉的故事一樣，我也經受了心理的煎熬，接著是生理的煎熬，一切都變得越來越不舒服，我覺得自己的一切都走進了死胡同。然後與法爾克相似的情景出現了，某一天早晨我起床後坐在桌前，繼續寫作那篇讓我厭倦的小說時，我突然扔掉了手裏的筆，我告訴自己從此以後再也不寫這些鬼東西了，我要按照自己內心的需要寫作了，哪怕不再發表也在所不惜。接下去我激動地走上了大街，小小的屋子已經盛不下我的激動了，我需要走在寬闊的世界裏，那一刻我覺得自己重生了。
《紅房間》第一章裏有關法爾克去“公務員薪俸發放總署”尋找工作的描寫，是我和幾個朋友當時最喜歡的段落。這個龐大的官僚機構裏，門衛就有九個，隻有兩個趴在桌上看報紙，另外七個各有不在的原因，其中有一個上廁所了，這個人上廁所需要一天的時間。總署裏麵的辦公室大大小小多得讓人目不暇接，都是空空蕩蕩，那些公職人員要到十二點的時候才會陸續來到。尋找工作的法爾克來到了署長辦公室，他想進去看看，被門衛緊張地製止了，門衛讓他別出聲，法爾克以為署長在睡覺。其實署長根本不在裏麵，門衛告訴法爾克，署長不按鈴，誰也不許進去。門衛在這裏工作一年多了，從來沒有聽見署長按過鈴。
我當時因為發表了幾篇小說，終於告別了五年的牙醫工作，去文化館上班了。文化館的職員整天在大街上遊蕩，所以我第一天上班時故意遲到了兩個小時，沒想到我竟然是第一個來上班的。然後我去一家國營工廠看望一位朋友，上班時間車間裏的機器竟然全關著，所有的工人都坐在地上打牌。我對朋友說：“你的工作真是舒服。”朋友回答：“你的也一樣，上班的時候跑到我這裏來了。”當時我們幾個讀過《紅房間》的朋友，都戲稱自己是“公務員薪俸發放總署”的職員，瑞典的斯特林堡寫下了類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我們中國的故事。
斯特林堡還寫下了類似今天中國的故事。我第一次閱讀《紅房間》的時候，中國的出版市場還沒有真正形成，也沒有證券市場。出版界巨人史密斯無中生有地編造謊言捧紅了古斯塔夫·舍霍爾姆，一個三流也算不上的作家，這個段落讓我十分陌生，讓我感到陌生的還有特利頓保險公司的騙局，當時我萬分驚訝，心想世上還有這樣的事。沒想到二十年以後，這樣的故事在中國也出現了。今天的中國，編造彌天大謊來推出一位新作家已經不是什麽新鮮事了，而特利頓這樣的騙子公司也已經舉不勝舉。
我第二次閱讀《紅房間》已經時隔二十多年，四天前拿到李之義先生翻譯的《斯特林堡文集》，一般閱讀外國小說都會遇到障礙，李先生的譯文樸素精確，我閱讀時一點障礙都沒有。我重讀了《紅房間》，又讀了四個短篇小說，還有《古斯塔夫·瓦薩》，斯特林堡這個劇本裏的戲劇時間，緊湊得讓我喘不過氣來，而且激動人心。現在當我重溫二十多年前的閱讀，寫下這篇短文的時候，覺得自己仿佛成為了斯特林堡《半張紙》中的那個房客，這個要搬家的年輕人在電話機旁發現了半張紙，上麵有著不同的筆跡和不同的記載，年輕人拿在手裏看著，在兩分鍾內經曆了生命中兩年的時間。
我花了兩天時間重讀了《紅房間》，勾起了自己二十多年來有關閱讀和生活的回憶，甜蜜又感傷。過去的生活已經一去不返，過去的閱讀卻是曆久彌新。二十多年來我在閱讀那些偉大作品的時候，總是在不同時代、不同國家、不同語言的作家那裏，讀到自己的感受，甚至是自己的生活。假如文學中真的存在某些神秘的力量，我想可能就是這些。
二〇〇五年十月十一日
當時我正在經曆著和《紅房間》裏某些描寫類似的生活，阿爾維德·法爾克拿著他的詩稿小心翼翼地去拜訪出版界巨人史密斯，很像我在一九八三年十一月跳上火車去北京為一家文學刊物改稿的情景，我和法爾克一樣膽戰心驚。不同的是，史密斯是一個獨斷專行的惡棍，而北京的文學刊物的主編是一位和善的好人。史密斯對法爾克的詩稿不屑一顧，一把拿過來壓在屁股底下就不管了，強行要求法爾克去寫他布置的選題，法爾克因為天生的膽怯屈從了史密斯的無理要求。屈從是很多年輕作家開始時的選擇，我也一樣，那位善良的北京主編要求我把小說陰暗的結尾改成一個光明的結尾，她的理由是“在社會主義中國是不可能出現陰暗的事情的”，我立刻修改出了一個光明的結尾。我的屈從和法爾克不一樣，我是為了發表作品。
我至今難忘斯特林堡的一段經典敘述。法爾克從史密斯那裏回家後，開始為那個惡棍寫作關於烏爾麗卡·埃烈烏努拉的書，法爾克對這本書一點興趣都沒有，可是膽怯的性格和家傳的祖訓“什麽工作都值得尊重”，促使法爾克必須寫滿十五頁，斯特林堡幾乎是用機械的方式敘述了法爾克如何絞盡腦汁去拚湊這要命的十五頁。與烏爾麗卡·埃烈烏努拉有關的不到三頁，在剩下的十三頁裏，法爾克用評價的方式寫了一頁，他貶低了她，又把樞密院寫了一頁，接下去又寫了另外的人，最後也隻能拚湊到七頁半。這段敘述之所以讓我二十多年難以忘記，是因為斯特林堡在不長的篇幅裏，把一個年輕作家無名時寫作的艱辛表達得淋漓盡致。我讀到這個段落的時候，自己也在苦苦地寫些應景小說，目的就是為了發表，那個時代我還不能按照自己的意願寫作。了不起的是，斯特林堡幾乎是用會計算賬似的呆板完成了敘述，而我讀到的卻是浮想聯翩似的豐富。斯特林堡的偉大就在這裏，需要優美的時候，斯特林堡是一個詩人；需要粗俗的時候，斯特林堡是一個工人；需要呆板的時候，斯特林堡就是一個戴著深度近視眼鏡的會計師……然後他寫下了眾聲喧嘩的《紅房間》。
法爾克竭盡全力也隻是拚湊了七頁半，還有七頁半的空白在虎視眈眈地看著他。這時候斯特林堡的敘述靈活而柔軟了，可憐的法爾克實在寫不下去了，他“心如刀絞，難過異常”，思想變得陰暗，房子很不舒服，身體也很不舒服，他懷疑自己是不是餓了？不安地摸出全部的錢，總共三十五厄爾，不夠吃一頓午飯。在法爾克餓得死去活來的時候，斯特林堡不失時機地描寫了附近軍營和隔壁鄰居準備吃飯的情景，讓法爾克的眼睛從窗戶望出去，看到所有的煙囪都在冒著煮飯的煙，連船上都響起了午飯的鍾聲；讓法爾克的耳朵聽到了鄰居刀叉的響聲和飯前的祈禱。然後斯特林堡給了法爾克精神的高尚，法爾克在饑餓的絕境裏做出了令人讚歎的選擇，他將全部的錢（三十五厄爾）給了信差，退回了出版界惡棍史密斯強加給他的寫作。“法爾克鬆了一口氣，躺在了沙發上”，所有的不舒服，包括饑餓，一下子都沒有了。
斯特林堡的這一筆在二十多年前讓我震撼，至今影響著我。我那時候對為了發表的寫作徹底厭倦了，這樣的寫作必須去追隨當時的文學時尚，就像法爾克寫作烏爾麗卡·埃烈烏努拉的故事一樣，我也經受了心理的煎熬，接著是生理的煎熬，一切都變得越來越不舒服，我覺得自己的一切都走進了死胡同。然後與法爾克相似的情景出現了，某一天早晨我起床後坐在桌前，繼續寫作那篇讓我厭倦的小說時，我突然扔掉了手裏的筆，我告訴自己從此以後再也不寫這些鬼東西了，我要按照自己內心的需要寫作了，哪怕不再發表也在所不惜。接下去我激動地走上了大街，小小的屋子已經盛不下我的激動了，我需要走在寬闊的世界裏，那一刻我覺得自己重生了。
《紅房間》第一章裏有關法爾克去“公務員薪俸發放總署”尋找工作的描寫，是我和幾個朋友當時最喜歡的段落。這個龐大的官僚機構裏，門衛就有九個，隻有兩個趴在桌上看報紙，另外七個各有不在的原因，其中有一個上廁所了，這個人上廁所需要一天的時間。總署裏麵的辦公室大大小小多得讓人目不暇接，都是空空蕩蕩，那些公職人員要到十二點的時候才會陸續來到。尋找工作的法爾克來到了署長辦公室，他想進去看看，被門衛緊張地製止了，門衛讓他別出聲，法爾克以為署長在睡覺。其實署長根本不在裏麵，門衛告訴法爾克，署長不按鈴，誰也不許進去。門衛在這裏工作一年多了，從來沒有聽見署長按過鈴。
我當時因為發表了幾篇小說，終於告別了五年的牙醫工作，去文化館上班了。文化館的職員整天在大街上遊蕩，所以我第一天上班時故意遲到了兩個小時，沒想到我竟然是第一個來上班的。然後我去一家國營工廠看望一位朋友，上班時間車間裏的機器竟然全關著，所有的工人都坐在地上打牌。我對朋友說：“你的工作真是舒服。”朋友回答：“你的也一樣，上班的時候跑到我這裏來了。”當時我們幾個讀過《紅房間》的朋友，都戲稱自己是“公務員薪俸發放總署”的職員，瑞典的斯特林堡寫下了類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我們中國的故事。
斯特林堡還寫下了類似今天中國的故事。我第一次閱讀《紅房間》的時候，中國的出版市場還沒有真正形成，也沒有證券市場。出版界巨人史密斯無中生有地編造謊言捧紅了古斯塔夫·舍霍爾姆，一個三流也算不上的作家，這個段落讓我十分陌生，讓我感到陌生的還有特利頓保險公司的騙局，當時我萬分驚訝，心想世上還有這樣的事。沒想到二十年以後，這樣的故事在中國也出現了。今天的中國，編造彌天大謊來推出一位新作家已經不是什麽新鮮事了，而特利頓這樣的騙子公司也已經舉不勝舉。
我第二次閱讀《紅房間》已經時隔二十多年，四天前拿到李之義先生翻譯的《斯特林堡文集》，一般閱讀外國小說都會遇到障礙，李先生的譯文樸素精確，我閱讀時一點障礙都沒有。我重讀了《紅房間》，又讀了四個短篇小說，還有《古斯塔夫·瓦薩》，斯特林堡這個劇本裏的戲劇時間，緊湊得讓我喘不過氣來，而且激動人心。現在當我重溫二十多年前的閱讀，寫下這篇短文的時候，覺得自己仿佛成為了斯特林堡《半張紙》中的那個房客，這個要搬家的年輕人在電話機旁發現了半張紙，上麵有著不同的筆跡和不同的記載，年輕人拿在手裏看著，在兩分鍾內經曆了生命中兩年的時間。
我花了兩天時間重讀了《紅房間》，勾起了自己二十多年來有關閱讀和生活的回憶，甜蜜又感傷。過去的生活已經一去不返，過去的閱讀卻是曆久彌新。二十多年來我在閱讀那些偉大作品的時候，總是在不同時代、不同國家、不同語言的作家那裏，讀到自己的感受，甚至是自己的生活。假如文學中真的存在某些神秘的力量，我想可能就是這些。
二〇〇五年十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