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欣賞美國筆會在授予《等待》二〇〇〇年福克納小說獎時，對哈金的讚譽：“在疏離的後現代時期，仍然堅持寫實派路線的偉大作家之一。”
二〇〇三年初春的時候，我在北京國林風書店買到了《等待》，然後又見了幾個朋友，回家時已是深夜，我翻開了這部著名的小說，打算讀上一兩頁，了解一下哈金的敘述風格就睡覺。沒想到我一口氣讀完了這部書，當我翻過最後一頁時已經是晨光初現，然後我陷入冥思苦想之中。我驚訝哈金推土機似的敘述方式，笨拙並且轟然作響。哈金的寫作是一步一個腳印，每一段敘述都是紮紮實實的。在他的小說裏，我們讀不到那些聰明作家慣用的回避和跳躍，這種無力的寫作至今風行，被推崇為寫作的靈氣。作為同行，我知道迎麵而上的寫作是最困難的，也是最需要力量和勇氣的。有位古羅馬時期的哲學家說，最優秀的學者不是最聰明的人；哈金一步一個腳印的寫作證明了同樣的道理，最優秀的作家不是最聰明的人。
這個一九五六年出生的中國人，當過兵，念過大學，二十九歲時漂洋過海去了美國，獲得博士學位，任教於美國的大學，這是那個時代很多年輕中國學子選擇的康莊大道。可是用英語寫作，意味著哈金奇特的人生之路開始了。畢竟哈金去美國時已經不是一個孩子，是一個成年人了，一個帶著深深的中國現實和中國曆史烙印的成年人，用異國他鄉的語言來表達自己故鄉的悲喜交集，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哈金做到了，他每一部英語小說都要修改二十多遍，有的甚至修改四十多遍，這樣的修改並不是針對人物和故事細節上的把握，而是針對英語用詞的分寸把握。美國是一個很多方麵十分規矩的國家，作為著名的波士頓大學英語文學寫作的教授，哈金不能向他的同事請教用詞，更不能向他的學生請教，哈金的太太是一位地道的中國人，她的英語表達能力遠不如哈金，哈金在用英語寫作時可以說是舉目無親，隻能自己苦苦摸索。我可以想象這樣的困難，尤其是剛開始使用英語寫作時的困難，幾十次地去辨認那些沒有十足把握的詞匯簡直要命，哈金沒有因此進入瘋人院已經是一個奇跡了，竟然還能讓他始終保持強大的寫作力。或許正是強大的寫作力在酬謝哈金的寫作毅力的同時，也讓他大腦裏的方向盤沒有出現故障。
就是這樣一位作家，寫出來的英文讓一些純種美國人都讚歎不已。幾年前，普林斯頓大學的林培瑞教授告訴我，哈金說英文時還有一些中國人的腔調，可是寫出來的英文十分地道十分出色。而我，一個中國人，讀到自己同胞的小說時，卻是一部翻譯小說。可是這部名叫《等待》的翻譯小說，讓我如此接近中國的曆史和現實，近到幾乎粘貼在一起了。很多生於中國，長於中國，甚至從未離開過中國的作家寫出來的小說，為什麽總讓我覺得遠離中國的曆史和中國的現實？當我讀到了太多隔靴搔癢的中國故事之後，遠離中國的哈金卻讓我讀到了切膚之痛的中國故事。
我想這就是一個作家的力量，無論他身在何處，他的寫作永遠從根部開始。哈金小說所敘述的就是中國曆史和現實的根部，那些緊緊抓住泥土的有力的根，當它們隆出地麵時讓我們看到了密集而又蒼老的關節，這些老驥伏櫪的關節講述的就是生存的力量。
《等待》之後，我讀了哈金的《瘋狂》、《新郎》、《池塘》、《好兵》和《戰廢品》；二〇〇九年我在美國旅行途中讀完了他的《自由生活》；去年一口氣讀完了他的新作《南京安魂曲》。有趣的是，除了《等待》和《南京安魂曲》，哈金其他的小說我閱讀的都是台灣出版的中文繁體字版，現在繼《南京安魂曲》在大陸出版後，哈金的另外四部小說《等待》、《新郎》、《池塘》和《好兵》也將在大陸出版，終於等來中文簡體字版了。雖然《瘋狂》、《戰廢品》和《自由生活》的暫時缺席讓人遺憾，但這也是第一次在中國大陸開始展示哈金的敘述之路。這位美國的少數民族作家，在享譽國際文壇之後，以這樣的帶有缺憾的方式回來，仍然令人欣喜。在我眼中，哈金永遠是一位中國作家，因為他寫下了地道的和有力的中國故事，雖然他使用了我所不懂的語言。
我難忘第一次在波士頓見到哈金的情景，那天晚上大雨滂沱，哈金帶著我們一家三口在哈佛廣場尋找酒吧，所有的酒吧都拒絕我當時隻有十歲的兒子進入，最後四個人在大雨中灰溜溜地回到了旅館，在房間裏開始了我們的長談。那是二〇〇三年十一月的某一天。
二〇〇五年九月二十七日
二〇〇三年初春的時候，我在北京國林風書店買到了《等待》，然後又見了幾個朋友，回家時已是深夜，我翻開了這部著名的小說，打算讀上一兩頁，了解一下哈金的敘述風格就睡覺。沒想到我一口氣讀完了這部書，當我翻過最後一頁時已經是晨光初現，然後我陷入冥思苦想之中。我驚訝哈金推土機似的敘述方式，笨拙並且轟然作響。哈金的寫作是一步一個腳印，每一段敘述都是紮紮實實的。在他的小說裏，我們讀不到那些聰明作家慣用的回避和跳躍，這種無力的寫作至今風行，被推崇為寫作的靈氣。作為同行，我知道迎麵而上的寫作是最困難的，也是最需要力量和勇氣的。有位古羅馬時期的哲學家說，最優秀的學者不是最聰明的人；哈金一步一個腳印的寫作證明了同樣的道理，最優秀的作家不是最聰明的人。
這個一九五六年出生的中國人，當過兵，念過大學，二十九歲時漂洋過海去了美國，獲得博士學位，任教於美國的大學，這是那個時代很多年輕中國學子選擇的康莊大道。可是用英語寫作，意味著哈金奇特的人生之路開始了。畢竟哈金去美國時已經不是一個孩子，是一個成年人了，一個帶著深深的中國現實和中國曆史烙印的成年人，用異國他鄉的語言來表達自己故鄉的悲喜交集，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哈金做到了，他每一部英語小說都要修改二十多遍，有的甚至修改四十多遍，這樣的修改並不是針對人物和故事細節上的把握，而是針對英語用詞的分寸把握。美國是一個很多方麵十分規矩的國家，作為著名的波士頓大學英語文學寫作的教授，哈金不能向他的同事請教用詞，更不能向他的學生請教，哈金的太太是一位地道的中國人，她的英語表達能力遠不如哈金，哈金在用英語寫作時可以說是舉目無親，隻能自己苦苦摸索。我可以想象這樣的困難，尤其是剛開始使用英語寫作時的困難，幾十次地去辨認那些沒有十足把握的詞匯簡直要命，哈金沒有因此進入瘋人院已經是一個奇跡了，竟然還能讓他始終保持強大的寫作力。或許正是強大的寫作力在酬謝哈金的寫作毅力的同時，也讓他大腦裏的方向盤沒有出現故障。
就是這樣一位作家，寫出來的英文讓一些純種美國人都讚歎不已。幾年前，普林斯頓大學的林培瑞教授告訴我，哈金說英文時還有一些中國人的腔調，可是寫出來的英文十分地道十分出色。而我，一個中國人，讀到自己同胞的小說時，卻是一部翻譯小說。可是這部名叫《等待》的翻譯小說，讓我如此接近中國的曆史和現實，近到幾乎粘貼在一起了。很多生於中國，長於中國，甚至從未離開過中國的作家寫出來的小說，為什麽總讓我覺得遠離中國的曆史和中國的現實？當我讀到了太多隔靴搔癢的中國故事之後，遠離中國的哈金卻讓我讀到了切膚之痛的中國故事。
我想這就是一個作家的力量，無論他身在何處，他的寫作永遠從根部開始。哈金小說所敘述的就是中國曆史和現實的根部，那些緊緊抓住泥土的有力的根，當它們隆出地麵時讓我們看到了密集而又蒼老的關節，這些老驥伏櫪的關節講述的就是生存的力量。
《等待》之後，我讀了哈金的《瘋狂》、《新郎》、《池塘》、《好兵》和《戰廢品》；二〇〇九年我在美國旅行途中讀完了他的《自由生活》；去年一口氣讀完了他的新作《南京安魂曲》。有趣的是，除了《等待》和《南京安魂曲》，哈金其他的小說我閱讀的都是台灣出版的中文繁體字版，現在繼《南京安魂曲》在大陸出版後，哈金的另外四部小說《等待》、《新郎》、《池塘》和《好兵》也將在大陸出版，終於等來中文簡體字版了。雖然《瘋狂》、《戰廢品》和《自由生活》的暫時缺席讓人遺憾，但這也是第一次在中國大陸開始展示哈金的敘述之路。這位美國的少數民族作家，在享譽國際文壇之後，以這樣的帶有缺憾的方式回來，仍然令人欣喜。在我眼中，哈金永遠是一位中國作家，因為他寫下了地道的和有力的中國故事，雖然他使用了我所不懂的語言。
我難忘第一次在波士頓見到哈金的情景，那天晚上大雨滂沱，哈金帶著我們一家三口在哈佛廣場尋找酒吧，所有的酒吧都拒絕我當時隻有十歲的兒子進入，最後四個人在大雨中灰溜溜地回到了旅館，在房間裏開始了我們的長談。那是二〇〇三年十一月的某一天。
二〇〇五年九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