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夏天的時候,我與阿爾巴尼亞作家卡塔雷爾在意大利的都靈相遇,我們坐在都靈的劇場餐廳裏通過翻譯聊著,不通過翻譯吃著喝著。這時的卡塔雷爾已經僑居法國,應該是阿爾巴尼亞裔法國作家了。九十年代初,作家出版社出版過他的一部小說《亡軍的將領》,我碰巧讀過這部小說。他可能是阿爾巴尼亞當今最重要的作家,像其他流亡西方的東歐作家那樣,他曾經不能回到自己的祖國。我們見麵的時候已經沒有這個問題了,隻要他願意,任何時候都可以回去了。不過他告訴我,他回去的次數並不多。原因是他每次回到阿爾巴尼亞都覺得很累,他說隻要他一回去,他在地拉那的家就會像個酒吧一樣熱鬧,認識和不認識的人都會去訪問他,最少的時候也會有二十多人。


    因為中國和阿爾巴尼亞曾經有過“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的友誼,我與卡塔雷爾聊天時都顯得很興奮,我提到了霍查和謝胡,他提到了毛澤東和周恩來,這四位當年的國家領導人的名字在我們的談話裏頻繁出現。卡塔雷爾在“文革”時訪問過中國,他在說到毛澤東和周恩來時,是極其準確的中文發音。我們就像是兩個追星族在議論四個搖滾巨星的名字一樣興高采烈。當時一位意大利的文學批評家總想插進來和我們一起聊天,可是他沒有我們的經曆,他就進入不了我們的談話。他一會兒批評我們中國法律製度裏的死刑,想把我拉過去,我沒理他;他一會兒又提到了科索沃的問題,他激動地指責塞族人是如何迫害阿族人,他以為身為阿族的卡塔雷爾一定會跟著他激動,可是卡塔雷爾正和我一起在回憶裏激動,我們都顧不上他。


    後來我們談到了文學,我們說到了德國作家西格弗裏德·倫茨,不知道是什麽原因說起的,可能是我們共同喜愛倫茨的小說《德語課》。這部可以被解釋為反法西斯的小說,也就可以在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出版。


    卡塔雷爾說了一個他的《德語課》的故事。前麵提到的《亡軍的將領》,這是卡塔雷爾的重要作品。他告訴我,他在寫完這部書的時候,無法在阿爾巴尼亞出版,他想讓這本書偷渡到西方去出版。他的方法十分巧妙,就是將書藏在書裏偷渡出去。他委托朋友在印刷廠首先排版印刷出來,發行量當然隻有一冊,然後他將《德語課》的封麵小心撕下來,再粘貼上去,成為《亡軍的將領》的封麵。就這樣德國人倫茨幫助了阿爾巴尼亞人卡塔雷爾,這部掛羊頭賣狗肉的書順利地混過了海關的檢查,去了法國和其他更多的國家,後來也來到了中國。


    我說了一個我的《德語課》的故事。我第一次讀到倫茨的小說是《麵包與運動》,第二次就是這部《德語課》。那時候我在魯迅文學院,我記得當時這部書震撼了我,在一個孩子天真的敘述裏,我的閱讀卻在經曆著驚心動魄。這是一本讀過以後不願意失去它的小說,我一直沒有將它歸還給學校圖書館。這書是八十年代翻譯成中文出版的,當時的出版業還處於計劃經濟時代,絕大多數的書都是隻有一版,買到就買到了,買不到就永遠沒有了。我知道如果我將《德語課》歸還的話,我可能會永遠失去它。我一直將它留在身邊,直到畢業時必須將所借圖書歸還,否則就按書價的三倍罰款。我當然選擇了罰款,我說書丟了。我將它帶回了浙江,後來我定居北京時,又把它帶回到了北京。


    然後在一九九八年,一個中國人和一個阿爾巴尼亞人,在一個名叫意大利的國家裏,各自講述了和一個德國人有關的故事。這時候我覺得文學真是無限美好,它在通過閱讀被人們所銘記的時候,也在通過其他更多的方式被人們所銘記。


    二〇〇四年十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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