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午報
從舞蹈演員、軍人到旅美作家，嚴歌苓本人的經曆更像一部耐人尋味的小說和電影。近日，嚴歌苓新作《第九個寡婦》正式上市，這部作品被譽為長篇農村史詩小說，以一個傳奇的“藏人”故事為敘述支點，塑造了一位以其渾然不分的仁愛與包容一切的寬厚而超越人世間一切利害之爭的中國女性。整個作品平實幽默，具有濃鬱的豫西地方特色。小說一問世，就被認為是2006年文壇的一大收獲。
好萊塢編劇家協會唯一的中國人
記者：你的小說《花兒與少年》被稱為21世紀的《雷雨》，你怎麽看？
嚴歌苓：這兩部都是反映家庭悲劇的小說，大量的家庭悲劇在裏麵，它們屬於同一個類型。
記者：有把《花兒與少年》拍成電影的打算嗎？
嚴歌苓：有，現在還沒開始拍，我已經和一個投資公司簽合同了。由陳衝主演，導演是另一個人，具體什麽時候拍還沒有決定，劇本還沒有寫出來，先跟公司簽了合同，要先找到錢啊（笑）。
記者：談談你和陳衝的合作吧。
嚴歌苓：我到美國以後才認識她。我跟陳衝在很多方麵都很投緣，比如說讀書。她聖誕節會送我書，我也喜歡讀書，遇到好的，我會送給她。如果隻是在一起吃喝玩樂，這種友誼不夠強烈、沒有力量。朋友之間有許多東西需要在共同信仰上建立，比如喜歡同一類的電影，喜歡同種書啊、文學啊等等，這樣的友誼是濃厚的，特別是在異國他鄉，介於兩種文化之間我覺得自己挺不倫不類的，所以需要這樣一種聯絡、這樣一種溝通。我們的價值觀也接近。
記者：介紹一下你在好萊塢的情況吧？
嚴歌苓：我所在的是好萊塢的一個編劇家協會，屬於專業編劇，算是一個比較好的職業吧。美國有三個這樣比較好的組織，分別是編劇家協會、導演協會、演員協會。
記者：在編劇家協會的工作有任務指標嗎？
嚴歌苓：任務也不見得有，就是說你寫得多福利就高。在這個編劇家協會，亞洲人比較少，這是一個優勢，同時也是一個不利因素，因為亞洲人少所得到的劇本也比較少，寫作劇本的機會就少一些。但是我創作小說的時間就長一些，對作家來說應該算是一個好事。
記者：進入這個協會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吧？
嚴歌苓：有兩個條件你必須符合，第一你的電影必須是在美國大的劇院公開放映的，對票房沒有要求，但是我的電影恰恰是票房很好；第二個條件就是你必須是受大的電影公司雇用的。在美國的這種組織裏，紀律是很嚴格的，成為這個協會的一員就要遵守這個組織的約束。因為他們有很多統一行動，比如說罷工啊之類的，如果你不參加大家組織的罷工，或者你在罷工期間偷偷寫了東西，那你就會被開除。但是你可以享受醫療保險、退休金什麽的，還有失業保險。進入這個協會很不容易，在這裏的中國人好像隻有我一個。
我丈夫辭職了，他愛情至上
記者：你已出版文集了，哪部作品距你本人的生活較近呢？
嚴歌苓：其實我的很多作品都離自己的生活很遠，以《扶桑》為例，它講述的是19世紀一個妓女的故事，隻不過我在其中加入了自己對移民生活的一些看法。不過《無出路咖啡館》則可以說是我的生活經曆，我在其中也找出了一些哲學意義。我很喜歡自己的那本《雌性的草地》，我始終認為那是自己最好的一部作品。那時年輕、很有激情。1990年赴美後，學會了大量的技巧，創作方式就變得很有意識。
記者：你在創作中技巧的成分占多大的比例？
嚴歌苓：現在我覺得技巧的成分越來越少，比例也是很小了，已經不是很重要了，越來越追求那種創作本身的東西。我在美國留學的時候學習了技巧，後來在創作的過程中我覺得它妨礙了我、束縛了我、影響了我的下意識。作家創作很可貴的就是下意識，有技巧成分的作品出來後很僵化，後來我就試著去擺脫這種東西。
記者：你認為作家的想像力對創作來說重要嗎？
嚴歌苓：想像力是最最重要的，生活經曆雖然重要，但想像力更重要。作家對事物不僅要做到舉一反三，更應該舉一反百，想像力是一個人能不能做作家的決定因素。
記者：小說、美術、電影、舞蹈、音樂都是藝術，你覺得它們之間有什麽樣的關係呢？
嚴歌苓：我覺的所有的藝術都相通的，它們在美感、節奏感方麵隻是表現的手段不一樣而已。我覺得舞蹈應該是藝術的起源。
記者：聽說你和愛人在結合的時候不是很順利？
嚴歌苓：對，他當時是美國的外交官員，他們國家的法律規定外交官是不可以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女性結婚的，於是在對他展開全麵調查的時候，他辭職了，愛情至上。就這樣他在外麵待了10多年。
記者：他是個中國通，你們生活中一定很有趣？
嚴歌苓：我們是經朋友介紹的。他會八種語言，是個中國通，還翻譯過我的書。我很討厭回信，所以他經常幫我回信。有的時候，美國人很誠實，說話不含蓄、太直接，因此常給我捅婁子。比如一次，一家書商催稿子催促得很緊，說你說過兩個月之前就該給我們了，我就說我最近回了一次大陸，或者忙別的事情顧不上，他（丈夫）已經給人家回信說，我最近在美國寫什麽什麽東西。
他不懂用我們中國人的那一套思維、說話的方法，太直接了，比如我的稿費沒得到及時的支付時，他就寫信給人說：你該付稿費了，很直接。其實這樣很簡單地就把事給辦了，但我們中國就不一樣。對他這樣很有才華、會八種語言的人來說，不到外交部工作簡直是一種浪費，他現在申請複職，馬上要派往非洲。
任何感情都可以有詩意
記者：你的作品當中情與愛的內容所占的分量挺大是吧？
嚴歌苓：我們的生活無非就是情與愛吧（笑），所以我寫得就多了點。
記者：如今的小說中，性描寫愈來愈赤裸，你怎麽看呢？
嚴歌苓：寫小說要有一定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在動筆之前要想好是不是在每天出版的那麽多書中，自己的書一定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不是，那無非就是一紙垃圾。
把性寫得那麽暴露和直接，連最起碼的性感都蕩然無存了。一個女人可以沒有愛情，但不能連最後的性感也沒有，否則的話真是一件很悲哀的事。這也許是女性主義走到極端的表現，不過就像一陣風那樣，總會過去的。國外也曾風靡過這種現象，但慢慢地就被越來越多的人所唾棄。
記者：你的小說非常關注同性愛戀，為什麽？
嚴歌苓：在國外我覺得自己長知識了，比如我身邊的一個女孩暗戀我很久，可能我根本不知道，我覺得這種關係有一種異樣。在國外有類似的經曆，我被點醒了，才恍然大悟原來是這樣，那我在國內也經曆過這種情況。
在國外對同性戀的了解和知識使你很快就會意識到那一類人在你身邊，即便她不暴露自己，你也知道她在暗戀著你，那麽這種現象多了，就不再少見為怪了，就覺得它就在我們身邊，而且天天都可能發生。
記者：你對此持什麽態度？
嚴歌苓：我覺得它是一種很聖潔的感情。特別是我初到美國時看了一部電影叫《蜘蛛女之友》，以前我覺得同性戀是一種變態的心理、怪物的東西，看完這部電影以後我好難過，非常沉重，我覺得她們的愛情是那麽的沉重、那麽的崇高。從那以後，我感覺到任何感情都是可以有詩意的。這個導演也是在我們的學校，這個學校非常自由，是一所藝術學院，常常涉及到這方麵的爭論。
當然我也碰到過這樣的事，事後人家告訴我，我才知道，我挺受感動的，因為她們很沉默，並沒有幹擾過我什麽。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自己多了一份感觸，多了一份人家對我的關愛，沒有什麽不好的。所以我想在自己的作品中寫出我的感受、寫出我對這種感情不懷偏見的探討。
記者：能談談你當兵的曆史嗎？
嚴歌苓：我12歲到西藏當兵，對我來說是用8年時間換來了鐵的意誌。而且我很小就去當兵，結束了我的市井生活，並且接觸到的是最遼闊的東西，這對我的身心和氣質都有很大的影響，特別是我在創作中帶有一定詩詞色彩，這些都是受當兵時的影響，在我腦子裏出現的都是壯闊的意境，擺脫了小女孩的那種纖細的情懷。
記者：那時你就發表過一些詩嗎？
嚴歌苓：那個就別提了，非常臭，現在看來就不叫詩。不過人總是要經曆那樣一種失敗過程的。
記者：你的父親和爺爺都是作家吧？
嚴歌苓：我爺爺是出國留學獲得的博士學位，也是作家，這一點和我有些類同，我爸爸沒有出國留學，但他也是作家。
“諾貝爾文學獎”非常政治化
記者：上海留給你什麽樣的回憶？
嚴歌苓：我雖然出生在上海，但我離開上海太早了，現在好像沒有什麽感覺。上海就是上海，北京就是北京，各自有自己的城市特色。對於我有過多年的軍營生活來說，那種軍人所具有粗獷的性格還不同程度地存在於我的身上。北京雖然冷熱不均，但我更適合在北京生活。我家五代上海人，可我真的對上海沒有太多的感覺。
記者：你用雙語寫作的最大體會是什麽？
嚴歌苓：我覺得兩頭都夠不著（笑），一邊覺得要是用英文寫就好了，又想用漢語寫一遍，可是漢語給忘了，還是用英文寫好。大概是要度過這種不倫不類的階段吧，我覺得英文寫作越來越自由，再說寫了那麽多的劇本。
記者：在寫作之餘有哪些愛好呢？
嚴歌苓：我喜歡養動物，我想到非洲去養馬，還喜歡長跑、看好看的書、看電影。在好萊塢有一大好處，就是新片一出來就單獨給我們放，通知我們去看，因為到年底的時候要評最佳編劇，是為了讓我們更好地了解從而爭取我們的投票。11月份我回去後，天天晚上看好看的電影。
記者：對於文學界都普遍關注的諾貝爾文學獎，你是怎麽看的？
嚴歌苓：這個問題不太好講。它和政治有一定的關係，總的就是左派國家的右派容易獲獎，右派國家的左派容易獲獎，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很容易獲獎，諾貝爾文學獎是非常“政治”、非常種族化的，我是看穿了這事，沒有什麽了不起。別說我吃不上葡萄說葡萄酸，獎金不錯歸不錯，我寫兩部電影也是這個價。
記者：你自己獲獎的感覺呢？
嚴歌苓：我覺得台灣獲獎比較好玩，他們評獎都是不記名的，事先不公布評委的名單，結果出來了才公布，這樣就避免了大家在這個過程中串來串去地找評委啊、托關係啊，就和考試一樣，這比較好玩。第二呢，它有點像賭，贏了就有獎。第三個就是得獎會引來很好的媒體宣傳，出一本書得個獎，有這個獎做宣傳就足夠了。
記者：你是不是在內地獲獎少一些？
嚴歌苓：因為我是這兩年才主動往內地投稿的，以前都是從台灣轉過來的。
2006年3月
從舞蹈演員、軍人到旅美作家，嚴歌苓本人的經曆更像一部耐人尋味的小說和電影。近日，嚴歌苓新作《第九個寡婦》正式上市，這部作品被譽為長篇農村史詩小說，以一個傳奇的“藏人”故事為敘述支點，塑造了一位以其渾然不分的仁愛與包容一切的寬厚而超越人世間一切利害之爭的中國女性。整個作品平實幽默，具有濃鬱的豫西地方特色。小說一問世，就被認為是2006年文壇的一大收獲。
好萊塢編劇家協會唯一的中國人
記者：你的小說《花兒與少年》被稱為21世紀的《雷雨》，你怎麽看？
嚴歌苓：這兩部都是反映家庭悲劇的小說，大量的家庭悲劇在裏麵，它們屬於同一個類型。
記者：有把《花兒與少年》拍成電影的打算嗎？
嚴歌苓：有，現在還沒開始拍，我已經和一個投資公司簽合同了。由陳衝主演，導演是另一個人，具體什麽時候拍還沒有決定，劇本還沒有寫出來，先跟公司簽了合同，要先找到錢啊（笑）。
記者：談談你和陳衝的合作吧。
嚴歌苓：我到美國以後才認識她。我跟陳衝在很多方麵都很投緣，比如說讀書。她聖誕節會送我書，我也喜歡讀書，遇到好的，我會送給她。如果隻是在一起吃喝玩樂，這種友誼不夠強烈、沒有力量。朋友之間有許多東西需要在共同信仰上建立，比如喜歡同一類的電影，喜歡同種書啊、文學啊等等，這樣的友誼是濃厚的，特別是在異國他鄉，介於兩種文化之間我覺得自己挺不倫不類的，所以需要這樣一種聯絡、這樣一種溝通。我們的價值觀也接近。
記者：介紹一下你在好萊塢的情況吧？
嚴歌苓：我所在的是好萊塢的一個編劇家協會，屬於專業編劇，算是一個比較好的職業吧。美國有三個這樣比較好的組織，分別是編劇家協會、導演協會、演員協會。
記者：在編劇家協會的工作有任務指標嗎？
嚴歌苓：任務也不見得有，就是說你寫得多福利就高。在這個編劇家協會，亞洲人比較少，這是一個優勢，同時也是一個不利因素，因為亞洲人少所得到的劇本也比較少，寫作劇本的機會就少一些。但是我創作小說的時間就長一些，對作家來說應該算是一個好事。
記者：進入這個協會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吧？
嚴歌苓：有兩個條件你必須符合，第一你的電影必須是在美國大的劇院公開放映的，對票房沒有要求，但是我的電影恰恰是票房很好；第二個條件就是你必須是受大的電影公司雇用的。在美國的這種組織裏，紀律是很嚴格的，成為這個協會的一員就要遵守這個組織的約束。因為他們有很多統一行動，比如說罷工啊之類的，如果你不參加大家組織的罷工，或者你在罷工期間偷偷寫了東西，那你就會被開除。但是你可以享受醫療保險、退休金什麽的，還有失業保險。進入這個協會很不容易，在這裏的中國人好像隻有我一個。
我丈夫辭職了，他愛情至上
記者：你已出版文集了，哪部作品距你本人的生活較近呢？
嚴歌苓：其實我的很多作品都離自己的生活很遠，以《扶桑》為例，它講述的是19世紀一個妓女的故事，隻不過我在其中加入了自己對移民生活的一些看法。不過《無出路咖啡館》則可以說是我的生活經曆，我在其中也找出了一些哲學意義。我很喜歡自己的那本《雌性的草地》，我始終認為那是自己最好的一部作品。那時年輕、很有激情。1990年赴美後，學會了大量的技巧，創作方式就變得很有意識。
記者：你在創作中技巧的成分占多大的比例？
嚴歌苓：現在我覺得技巧的成分越來越少，比例也是很小了，已經不是很重要了，越來越追求那種創作本身的東西。我在美國留學的時候學習了技巧，後來在創作的過程中我覺得它妨礙了我、束縛了我、影響了我的下意識。作家創作很可貴的就是下意識，有技巧成分的作品出來後很僵化，後來我就試著去擺脫這種東西。
記者：你認為作家的想像力對創作來說重要嗎？
嚴歌苓：想像力是最最重要的，生活經曆雖然重要，但想像力更重要。作家對事物不僅要做到舉一反三，更應該舉一反百，想像力是一個人能不能做作家的決定因素。
記者：小說、美術、電影、舞蹈、音樂都是藝術，你覺得它們之間有什麽樣的關係呢？
嚴歌苓：我覺的所有的藝術都相通的，它們在美感、節奏感方麵隻是表現的手段不一樣而已。我覺得舞蹈應該是藝術的起源。
記者：聽說你和愛人在結合的時候不是很順利？
嚴歌苓：對，他當時是美國的外交官員，他們國家的法律規定外交官是不可以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女性結婚的，於是在對他展開全麵調查的時候，他辭職了，愛情至上。就這樣他在外麵待了10多年。
記者：他是個中國通，你們生活中一定很有趣？
嚴歌苓：我們是經朋友介紹的。他會八種語言，是個中國通，還翻譯過我的書。我很討厭回信，所以他經常幫我回信。有的時候，美國人很誠實，說話不含蓄、太直接，因此常給我捅婁子。比如一次，一家書商催稿子催促得很緊，說你說過兩個月之前就該給我們了，我就說我最近回了一次大陸，或者忙別的事情顧不上，他（丈夫）已經給人家回信說，我最近在美國寫什麽什麽東西。
他不懂用我們中國人的那一套思維、說話的方法，太直接了，比如我的稿費沒得到及時的支付時，他就寫信給人說：你該付稿費了，很直接。其實這樣很簡單地就把事給辦了，但我們中國就不一樣。對他這樣很有才華、會八種語言的人來說，不到外交部工作簡直是一種浪費，他現在申請複職，馬上要派往非洲。
任何感情都可以有詩意
記者：你的作品當中情與愛的內容所占的分量挺大是吧？
嚴歌苓：我們的生活無非就是情與愛吧（笑），所以我寫得就多了點。
記者：如今的小說中，性描寫愈來愈赤裸，你怎麽看呢？
嚴歌苓：寫小說要有一定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在動筆之前要想好是不是在每天出版的那麽多書中，自己的書一定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不是，那無非就是一紙垃圾。
把性寫得那麽暴露和直接，連最起碼的性感都蕩然無存了。一個女人可以沒有愛情，但不能連最後的性感也沒有，否則的話真是一件很悲哀的事。這也許是女性主義走到極端的表現，不過就像一陣風那樣，總會過去的。國外也曾風靡過這種現象，但慢慢地就被越來越多的人所唾棄。
記者：你的小說非常關注同性愛戀，為什麽？
嚴歌苓：在國外我覺得自己長知識了，比如我身邊的一個女孩暗戀我很久，可能我根本不知道，我覺得這種關係有一種異樣。在國外有類似的經曆，我被點醒了，才恍然大悟原來是這樣，那我在國內也經曆過這種情況。
在國外對同性戀的了解和知識使你很快就會意識到那一類人在你身邊，即便她不暴露自己，你也知道她在暗戀著你，那麽這種現象多了，就不再少見為怪了，就覺得它就在我們身邊，而且天天都可能發生。
記者：你對此持什麽態度？
嚴歌苓：我覺得它是一種很聖潔的感情。特別是我初到美國時看了一部電影叫《蜘蛛女之友》，以前我覺得同性戀是一種變態的心理、怪物的東西，看完這部電影以後我好難過，非常沉重，我覺得她們的愛情是那麽的沉重、那麽的崇高。從那以後，我感覺到任何感情都是可以有詩意的。這個導演也是在我們的學校，這個學校非常自由，是一所藝術學院，常常涉及到這方麵的爭論。
當然我也碰到過這樣的事，事後人家告訴我，我才知道，我挺受感動的，因為她們很沉默，並沒有幹擾過我什麽。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自己多了一份感觸，多了一份人家對我的關愛，沒有什麽不好的。所以我想在自己的作品中寫出我的感受、寫出我對這種感情不懷偏見的探討。
記者：能談談你當兵的曆史嗎？
嚴歌苓：我12歲到西藏當兵，對我來說是用8年時間換來了鐵的意誌。而且我很小就去當兵，結束了我的市井生活，並且接觸到的是最遼闊的東西，這對我的身心和氣質都有很大的影響，特別是我在創作中帶有一定詩詞色彩，這些都是受當兵時的影響，在我腦子裏出現的都是壯闊的意境，擺脫了小女孩的那種纖細的情懷。
記者：那時你就發表過一些詩嗎？
嚴歌苓：那個就別提了，非常臭，現在看來就不叫詩。不過人總是要經曆那樣一種失敗過程的。
記者：你的父親和爺爺都是作家吧？
嚴歌苓：我爺爺是出國留學獲得的博士學位，也是作家，這一點和我有些類同，我爸爸沒有出國留學，但他也是作家。
“諾貝爾文學獎”非常政治化
記者：上海留給你什麽樣的回憶？
嚴歌苓：我雖然出生在上海，但我離開上海太早了，現在好像沒有什麽感覺。上海就是上海，北京就是北京，各自有自己的城市特色。對於我有過多年的軍營生活來說，那種軍人所具有粗獷的性格還不同程度地存在於我的身上。北京雖然冷熱不均，但我更適合在北京生活。我家五代上海人，可我真的對上海沒有太多的感覺。
記者：你用雙語寫作的最大體會是什麽？
嚴歌苓：我覺得兩頭都夠不著（笑），一邊覺得要是用英文寫就好了，又想用漢語寫一遍，可是漢語給忘了，還是用英文寫好。大概是要度過這種不倫不類的階段吧，我覺得英文寫作越來越自由，再說寫了那麽多的劇本。
記者：在寫作之餘有哪些愛好呢？
嚴歌苓：我喜歡養動物，我想到非洲去養馬，還喜歡長跑、看好看的書、看電影。在好萊塢有一大好處，就是新片一出來就單獨給我們放，通知我們去看，因為到年底的時候要評最佳編劇，是為了讓我們更好地了解從而爭取我們的投票。11月份我回去後，天天晚上看好看的電影。
記者：對於文學界都普遍關注的諾貝爾文學獎，你是怎麽看的？
嚴歌苓：這個問題不太好講。它和政治有一定的關係，總的就是左派國家的右派容易獲獎，右派國家的左派容易獲獎，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很容易獲獎，諾貝爾文學獎是非常“政治”、非常種族化的，我是看穿了這事，沒有什麽了不起。別說我吃不上葡萄說葡萄酸，獎金不錯歸不錯，我寫兩部電影也是這個價。
記者：你自己獲獎的感覺呢？
嚴歌苓：我覺得台灣獲獎比較好玩，他們評獎都是不記名的，事先不公布評委的名單，結果出來了才公布，這樣就避免了大家在這個過程中串來串去地找評委啊、托關係啊，就和考試一樣，這比較好玩。第二呢，它有點像賭，贏了就有獎。第三個就是得獎會引來很好的媒體宣傳，出一本書得個獎，有這個獎做宣傳就足夠了。
記者：你是不是在內地獲獎少一些？
嚴歌苓：因為我是這兩年才主動往內地投稿的，以前都是從台灣轉過來的。
200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