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佳歡
我覺得人最最不了解的可能就是自己，所以才會有文學、戲劇，這些東西能讓你更好地了解自己。——嚴歌苓
“昨晚我又吃鎮靜劑了，”在采訪嚴歌苓時，她告訴本刊記者。“吃得有點過量。後來心跳特別慢，還到醫院去了。”
嚴歌苓最近很火，新作《寄居者》的出版、《小姨多鶴》的拍攝和獲獎、《金陵十三釵》的改編，以及早些時候擔任電影《梅蘭芳》編劇等等都使她成為媒體追逐的焦點。盡管如此，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陳曉明仍然認為，她的名聲仍遠遠未能與她的實力相匹配。“嚴歌苓是中國當代女作家第一人。”他這樣對《中國新聞周刊》評價。
而這次回國，多家媒體的猛烈圍攻讓有過失眠症與抑鬱症病史的她很吃不消。對於嚴歌苓來說，中國已經成為一個過於喧騰的地方。“信息轟炸，高密度的人來人往。我沒法寫作，就連堅持獨立思考，簡直都有點辦不到。”
嚴歌苓喜歡安靜。她的聲音也很輕柔，給人以一種嫻靜的感覺。然而在這種安靜的外表下，誰也看不到她心裏的波瀾起伏。
“寫作就是一個自我尋找的過程”
90年代初，在美國舊金山模模糊糊的霧氣與陽光中，剛到美國不久的嚴歌苓默默地看著一條正在晾曬的睡裙。有一點點蕾絲，還帶著水滴，很透明。她想，要是有一個男性看到這條睡裙，他會怎樣地浮想聯翩啊。
回屋以後，她提起筆，寫了《女房東》。這部短篇小說後來獲得台灣“中央日報文學獎”一等獎。
《女房東》基本上是一個“獨角戲”。小說中，往往別人還不知道怎麽回事，女主角的內心深處已經天翻地覆。“在那個時候，一點點東西都會引發我的美感和傷感。”嚴歌苓對記者說。
而那種特有的細膩、傷感與漂泊感，自開始寫作以來就一直伴隨著她。
包括很多年以後，嚴歌苓開始動手寫《寄居者》，她再次用獨特的自述式、視覺化的敘事風格，在血淋淋的戰爭年代裏表達自己對身份認同的思考和漂泊的感覺。
這是一個發生在抗戰期間的故事，女主人公愛上一名逃離集中營來到上海的猶太男子彼得，為讓他能去美國，她臨時找了一個愛上自己的美國青年，隻為了能夠偷取他的護照讓彼得脫險。女主人公也由此在背叛與熱戀、良心與夢想之間疲於奔命。
在書中，她這樣寫：“她(英國豪宅女主人)把事情做得洛可可雕花般的煩冗複雜，為了和我那一口美國下層英語有個貴賤、文野之分。”
剛到美國的嚴歌苓，也和那個身份低下的女主人公一樣，拚命地想要融入西方社會。她很小心也很害羞，生怕聽錯別人的話，自己也生怕說錯，隻好盡量不開口。但她是那樣一個有強烈表達欲望的人，不開口，就隻好更加地把感覺內心化。
但是她漸漸發現，自己麵對的是一種無形的文化差異和種族偏見。一幫美國朋友經常把中國人的英文口音錯誤編成笑話，用唐人街有很多老鼠、蟑螂的典故進行打趣。
在她有了一定名氣之後，有一次到美國之音接受采訪。電台的負責人是過去美國駐中國大使館的文化參讚，他問了嚴歌苓的經曆後，對別人說，“你看，這個搖籃裏的孩子被水衝到了我們的岸上。”
“這是一句很詩意的話，也說得很溫情。但是我還是感到對方那種強勢的眼光。”嚴歌苓回憶說。
1989年，年屆而立的嚴歌苓來到芝加哥，攻讀哥倫比亞藝術學院寫作碩士學位。到了1992年，在與外交官丈夫結婚前，在美國已生活3年的她居然還受到了fbi的跟蹤、調查和測謊，這也讓她的寄居感達到頂峰。嚴歌苓覺得，自己就是一個不怎麽受他們歡迎的、可疑的外人。
最後，嚴歌苓用了兩個詞來形容自己試圖融入西方的過程：“徒勞”和“痛苦”。
直到現在，嚴歌苓依然困在孤獨和寄居的感覺中無法自拔。由於丈夫工作的關係，她每三年就得換一個地方居住。她經常因為跟別人沒有共鳴而感到失望，也越來越難交朋友。
幸運的是，嚴歌苓可以通過寫小說來發泄這種矛盾和衝突。漸漸地，她發現，寫作就是一個自我尋找的過程。
“我覺得人最最不了解的可能就是自己，所以才會有文學、戲劇，這些東西能讓你更好地了解自己。”嚴歌苓對記者說。
她寫作的時候總是不斷地發現自己、審視自己；而另一方麵，在很多作品裏，她都用一個20歲出頭的少女“代替”自己不斷地進行自我探尋。
“每個人都會非常懷舊，我最喜歡的還是我20歲左右的時候，”嚴歌苓坦言，“非常美妙。”那時，雖然已經是成都軍區的軍官，但她非常“淘”和“皮”，有時候，在清冷的半夜，嚴歌苓會跟自己創作組的女朋友一起去偷別人的萵筍，然後再給人家放幾毛錢。
“那種友情現在不太容易建立了，我恨不得再去走一遭。”她說。
在故事語調與自己非常契合時，比如說寫自傳性很強的《穗子物語》時，嚴歌苓也會把自己放回20歲，重溫自己的少年時期和早戀。
而在《寄居者》動筆前，她設想了好多種語調。這次，她設身處地地把自己變成了一個老太太，想象如果自己回憶起一件往事，會怎樣表達。
“寫作狂人”：心裏有一大堆的故事
其實嚴歌苓天生是個很愛說笑的人。但她傳奇般的半生經曆使她變得敏感而沉默，寄居者的心態，也從兒時起至今，如影隨形。
小時候，父母把嚴歌苓從上海帶到安徽，從安徽又帶回上海。在上海，她講普通話，跟周圍的孩子總是有隔閡，“我覺得自己哪裏都不屬於。”
十二三歲，她到成都參軍，由於是“反動知識分子家庭”出身，部隊裏的人都對她不冷不熱。十五歲，她愛上30歲的軍官，被集體批鬥。
沒有一個年輕人不想從眾、得到大家的認同。“我的痛苦就在於想要融入的那種渴望。”
她搶著掃豬圈，挑豬食，做特別苦的勞動，讓自己工農兵化。平時，她不敢像在家那樣隨便說話，因為一不小心別人就會覺得她在諷刺他們。
那個時候發生的事情，已經在潛意識裏給了她最具創傷性的記憶，而正是這種創傷打開了她用小說來表達自己的欲望。她開始嚐試寫作。
她坦言，成為一個作家，有一絲無奈。
“如果我不是這麽一個人，而是一個受過正常教育的人，也許我可以成為一個科學家？或者醫生？我沒有學習過任何理科的東西。”她對記者說。
小說對她的重要性使她如此地癡迷於寫作。與嚴歌苓同年代出生的國內女作家成名之後，紛紛擔任一些社會職務或大學教師，而她儼然是一個專職的“寫作狂人”：“其他的工作，我好像沒什麽興趣。”
之前，王安憶在複旦教授小說創作，嚴歌苓也去了，可她覺得“挺受罪的”。她說：“我不是一個當眾有話說的人。我的長處就是寫作。”
她給人的印象是安靜的、甚至是有些孤寂的。而當這個環境與她心裏強烈的表達欲望發生了尖銳的衝突後，便使她充滿了一種傾訴的爆發力。
從1986年至今，嚴歌苓已經出版了15部長篇小說、7部中短篇小說集，驚人地保持著年均一部小說的產量。“嚴歌苓現在的創作力非常旺盛和澎湃，她也是現在漢語作家中最具職業精神的一個。”文學批評家、《人民文學》主編李敬澤對本刊評價說。
除開調查采訪和找資料的時間，她幾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寫作中。如果一個作品開始寫了，那麽從早上8點到下午1點將是她雷打不動的寫作時間，一般每天會寫六七千字。每本書集中寫作的時間也就是那麽兩三個月。
她多次使用“high”這個詞來形容自己一瀉千裏的寫作狀態：“寫得就像沒閘似的。”這種狀態一般會在作品寫到超過一半的時候出現。那時，“每個人物都會有自己的命運了”，性格也已成型，他們好像自己會走。她每天需要做的，僅僅隻是順著他們的邏輯動動鉛筆——她依然用鉛筆寫作。
嚴歌苓到底能寫多少？她的回答是，“我心裏有一大堆的故事可以寫。我總是覺得我最好的一部作品還沒寫出來。想趁自己還年富力強的時候多寫一點。”
她想說的故事總是層出不窮，比如，很久以前，她腦子裏冒出一個想法：我們國家發生過這麽多的曆史大事件，而同樣的大事件，反映在不同身份、地位的人身上，應該會有不同的故事。她想把十幾個人在同一個曆史背景下的命運都寫下來。
“一個小學教員，一個私營工廠的廠長，跟一個國家幹部，他們是怎麽樣在國家的曆史中沉浮的？”她覺得這會是蠻有意思的一種嚐試……
她還橫向嚐試了移民題材。《扶桑》是第一代華人移民的故事，後來的《風箏歌》《乖乖貝比(a)》等作品寫的是第二代。“本來想往下寫，看他們命運的變遷，一直寫到我自己。但是老是被打岔掉。你看，我現在隻寫了這麽一點。”她說。
在中國當代作家中更為罕見的是，嚴歌苓的高產量並沒有影響到她作品的質量。李敬澤指出，“高產，而且質量還一直保持在一個水準上，這體現出一個作家的內在力量。”
“很優秀”也“很邊緣”
生於上世紀50年代末的嚴歌苓經曆了文革、改革開放到出國後的生活，然而她認為，這幾個截然不同的時代曆練，都是“強加在她頭上的”。“我所經曆的已經遠遠超過我所應該經曆的了。”
也許恰是這樣複雜而顛沛的人生經驗，使她的作品在中國當代作家中獨樹一幟。
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陳曉明毫不諱言地把嚴歌苓放在“中國當代女作家第一位”的高度，“她的作品技術含量比較高，”他認為，中國的大部分作家不太會寫長篇小說，要麽是把中篇拉長，要麽就寫得非常拖遝。而嚴歌苓的長篇小說“通常都有一個非常獨特的‘核’，動機、展開都處理得比較好，敘事控製鬆緊適度，還經常把命運推到一個非常危險和困難的境地，擁有一種很典型的、好萊塢電影和歐洲文學結合的意識。”
這恐怕與嚴歌苓經過美國的專業寫作訓練有關係。而居住在不同的國家，遊離在不同文化之間，更使她獲得了一個特殊的寫作視角。
“因為嚴歌苓獨特的背景和經曆，在某種程度上講，她的寫作一直是跨界的、漂移的狀態，”李敬澤認為，“在不同文化背景、國家、民族的差異中，嚴歌苓的確獲得了她那種獨特的靈感和眼光。”
嚴歌苓則評價自己說，“我所處的這種位置使我不大容易隨著一種潮流去走。中國和美國的文學裏都有寫一些東西時興、好賣，也有時髦的思潮。而我會保持一種很冷靜的、側目而視的姿態和眼光，不大可能去追逐文學的‘時尚’。”
李敬澤覺得，嚴歌苓現在之所以那麽引人注目，也表明了中國文學可能確實需要差異性的眼光。“我們的作家眼光太相近了，看世界的態度可能在不知不覺中都過於近似。結果忽然發現有這樣一個眼光如此不同的作家，這是一個大收獲。”
而在國內一些作家開始出版英文版作品準備“走出去”的時候，在國外生活的嚴歌苓對自己作品在異國的影響有著清醒的認識。她明白，書賣得再好也沒有用，自己在美國隻是一個少數民族作家，無論是寫的故事還是主題，所有的東西都是少數民族的，隻是美國主流文化的一種點綴而已。
“在美國我永遠是‘寄居’的，做不了主流，”嚴歌苓說。“要想做主流，就會很痛苦。所以，還是安安心心地做我的邊緣人物就好了。”★
2009年4月9日
我覺得人最最不了解的可能就是自己，所以才會有文學、戲劇，這些東西能讓你更好地了解自己。——嚴歌苓
“昨晚我又吃鎮靜劑了，”在采訪嚴歌苓時，她告訴本刊記者。“吃得有點過量。後來心跳特別慢，還到醫院去了。”
嚴歌苓最近很火，新作《寄居者》的出版、《小姨多鶴》的拍攝和獲獎、《金陵十三釵》的改編，以及早些時候擔任電影《梅蘭芳》編劇等等都使她成為媒體追逐的焦點。盡管如此，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陳曉明仍然認為，她的名聲仍遠遠未能與她的實力相匹配。“嚴歌苓是中國當代女作家第一人。”他這樣對《中國新聞周刊》評價。
而這次回國，多家媒體的猛烈圍攻讓有過失眠症與抑鬱症病史的她很吃不消。對於嚴歌苓來說，中國已經成為一個過於喧騰的地方。“信息轟炸，高密度的人來人往。我沒法寫作，就連堅持獨立思考，簡直都有點辦不到。”
嚴歌苓喜歡安靜。她的聲音也很輕柔，給人以一種嫻靜的感覺。然而在這種安靜的外表下，誰也看不到她心裏的波瀾起伏。
“寫作就是一個自我尋找的過程”
90年代初，在美國舊金山模模糊糊的霧氣與陽光中，剛到美國不久的嚴歌苓默默地看著一條正在晾曬的睡裙。有一點點蕾絲，還帶著水滴，很透明。她想，要是有一個男性看到這條睡裙，他會怎樣地浮想聯翩啊。
回屋以後，她提起筆，寫了《女房東》。這部短篇小說後來獲得台灣“中央日報文學獎”一等獎。
《女房東》基本上是一個“獨角戲”。小說中，往往別人還不知道怎麽回事，女主角的內心深處已經天翻地覆。“在那個時候，一點點東西都會引發我的美感和傷感。”嚴歌苓對記者說。
而那種特有的細膩、傷感與漂泊感，自開始寫作以來就一直伴隨著她。
包括很多年以後，嚴歌苓開始動手寫《寄居者》，她再次用獨特的自述式、視覺化的敘事風格，在血淋淋的戰爭年代裏表達自己對身份認同的思考和漂泊的感覺。
這是一個發生在抗戰期間的故事，女主人公愛上一名逃離集中營來到上海的猶太男子彼得，為讓他能去美國，她臨時找了一個愛上自己的美國青年，隻為了能夠偷取他的護照讓彼得脫險。女主人公也由此在背叛與熱戀、良心與夢想之間疲於奔命。
在書中，她這樣寫：“她(英國豪宅女主人)把事情做得洛可可雕花般的煩冗複雜，為了和我那一口美國下層英語有個貴賤、文野之分。”
剛到美國的嚴歌苓，也和那個身份低下的女主人公一樣，拚命地想要融入西方社會。她很小心也很害羞，生怕聽錯別人的話，自己也生怕說錯，隻好盡量不開口。但她是那樣一個有強烈表達欲望的人，不開口，就隻好更加地把感覺內心化。
但是她漸漸發現，自己麵對的是一種無形的文化差異和種族偏見。一幫美國朋友經常把中國人的英文口音錯誤編成笑話，用唐人街有很多老鼠、蟑螂的典故進行打趣。
在她有了一定名氣之後，有一次到美國之音接受采訪。電台的負責人是過去美國駐中國大使館的文化參讚，他問了嚴歌苓的經曆後，對別人說，“你看，這個搖籃裏的孩子被水衝到了我們的岸上。”
“這是一句很詩意的話，也說得很溫情。但是我還是感到對方那種強勢的眼光。”嚴歌苓回憶說。
1989年，年屆而立的嚴歌苓來到芝加哥，攻讀哥倫比亞藝術學院寫作碩士學位。到了1992年，在與外交官丈夫結婚前，在美國已生活3年的她居然還受到了fbi的跟蹤、調查和測謊，這也讓她的寄居感達到頂峰。嚴歌苓覺得，自己就是一個不怎麽受他們歡迎的、可疑的外人。
最後，嚴歌苓用了兩個詞來形容自己試圖融入西方的過程：“徒勞”和“痛苦”。
直到現在，嚴歌苓依然困在孤獨和寄居的感覺中無法自拔。由於丈夫工作的關係，她每三年就得換一個地方居住。她經常因為跟別人沒有共鳴而感到失望，也越來越難交朋友。
幸運的是，嚴歌苓可以通過寫小說來發泄這種矛盾和衝突。漸漸地，她發現，寫作就是一個自我尋找的過程。
“我覺得人最最不了解的可能就是自己，所以才會有文學、戲劇，這些東西能讓你更好地了解自己。”嚴歌苓對記者說。
她寫作的時候總是不斷地發現自己、審視自己；而另一方麵，在很多作品裏，她都用一個20歲出頭的少女“代替”自己不斷地進行自我探尋。
“每個人都會非常懷舊，我最喜歡的還是我20歲左右的時候，”嚴歌苓坦言，“非常美妙。”那時，雖然已經是成都軍區的軍官，但她非常“淘”和“皮”，有時候，在清冷的半夜，嚴歌苓會跟自己創作組的女朋友一起去偷別人的萵筍，然後再給人家放幾毛錢。
“那種友情現在不太容易建立了，我恨不得再去走一遭。”她說。
在故事語調與自己非常契合時，比如說寫自傳性很強的《穗子物語》時，嚴歌苓也會把自己放回20歲，重溫自己的少年時期和早戀。
而在《寄居者》動筆前，她設想了好多種語調。這次，她設身處地地把自己變成了一個老太太，想象如果自己回憶起一件往事，會怎樣表達。
“寫作狂人”：心裏有一大堆的故事
其實嚴歌苓天生是個很愛說笑的人。但她傳奇般的半生經曆使她變得敏感而沉默，寄居者的心態，也從兒時起至今，如影隨形。
小時候，父母把嚴歌苓從上海帶到安徽，從安徽又帶回上海。在上海，她講普通話，跟周圍的孩子總是有隔閡，“我覺得自己哪裏都不屬於。”
十二三歲，她到成都參軍，由於是“反動知識分子家庭”出身，部隊裏的人都對她不冷不熱。十五歲，她愛上30歲的軍官，被集體批鬥。
沒有一個年輕人不想從眾、得到大家的認同。“我的痛苦就在於想要融入的那種渴望。”
她搶著掃豬圈，挑豬食，做特別苦的勞動，讓自己工農兵化。平時，她不敢像在家那樣隨便說話，因為一不小心別人就會覺得她在諷刺他們。
那個時候發生的事情，已經在潛意識裏給了她最具創傷性的記憶，而正是這種創傷打開了她用小說來表達自己的欲望。她開始嚐試寫作。
她坦言，成為一個作家，有一絲無奈。
“如果我不是這麽一個人，而是一個受過正常教育的人，也許我可以成為一個科學家？或者醫生？我沒有學習過任何理科的東西。”她對記者說。
小說對她的重要性使她如此地癡迷於寫作。與嚴歌苓同年代出生的國內女作家成名之後，紛紛擔任一些社會職務或大學教師，而她儼然是一個專職的“寫作狂人”：“其他的工作，我好像沒什麽興趣。”
之前，王安憶在複旦教授小說創作，嚴歌苓也去了，可她覺得“挺受罪的”。她說：“我不是一個當眾有話說的人。我的長處就是寫作。”
她給人的印象是安靜的、甚至是有些孤寂的。而當這個環境與她心裏強烈的表達欲望發生了尖銳的衝突後，便使她充滿了一種傾訴的爆發力。
從1986年至今，嚴歌苓已經出版了15部長篇小說、7部中短篇小說集，驚人地保持著年均一部小說的產量。“嚴歌苓現在的創作力非常旺盛和澎湃，她也是現在漢語作家中最具職業精神的一個。”文學批評家、《人民文學》主編李敬澤對本刊評價說。
除開調查采訪和找資料的時間，她幾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寫作中。如果一個作品開始寫了，那麽從早上8點到下午1點將是她雷打不動的寫作時間，一般每天會寫六七千字。每本書集中寫作的時間也就是那麽兩三個月。
她多次使用“high”這個詞來形容自己一瀉千裏的寫作狀態：“寫得就像沒閘似的。”這種狀態一般會在作品寫到超過一半的時候出現。那時，“每個人物都會有自己的命運了”，性格也已成型，他們好像自己會走。她每天需要做的，僅僅隻是順著他們的邏輯動動鉛筆——她依然用鉛筆寫作。
嚴歌苓到底能寫多少？她的回答是，“我心裏有一大堆的故事可以寫。我總是覺得我最好的一部作品還沒寫出來。想趁自己還年富力強的時候多寫一點。”
她想說的故事總是層出不窮，比如，很久以前，她腦子裏冒出一個想法：我們國家發生過這麽多的曆史大事件，而同樣的大事件，反映在不同身份、地位的人身上，應該會有不同的故事。她想把十幾個人在同一個曆史背景下的命運都寫下來。
“一個小學教員，一個私營工廠的廠長，跟一個國家幹部，他們是怎麽樣在國家的曆史中沉浮的？”她覺得這會是蠻有意思的一種嚐試……
她還橫向嚐試了移民題材。《扶桑》是第一代華人移民的故事，後來的《風箏歌》《乖乖貝比(a)》等作品寫的是第二代。“本來想往下寫，看他們命運的變遷，一直寫到我自己。但是老是被打岔掉。你看，我現在隻寫了這麽一點。”她說。
在中國當代作家中更為罕見的是，嚴歌苓的高產量並沒有影響到她作品的質量。李敬澤指出，“高產，而且質量還一直保持在一個水準上，這體現出一個作家的內在力量。”
“很優秀”也“很邊緣”
生於上世紀50年代末的嚴歌苓經曆了文革、改革開放到出國後的生活，然而她認為，這幾個截然不同的時代曆練，都是“強加在她頭上的”。“我所經曆的已經遠遠超過我所應該經曆的了。”
也許恰是這樣複雜而顛沛的人生經驗，使她的作品在中國當代作家中獨樹一幟。
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陳曉明毫不諱言地把嚴歌苓放在“中國當代女作家第一位”的高度，“她的作品技術含量比較高，”他認為，中國的大部分作家不太會寫長篇小說，要麽是把中篇拉長，要麽就寫得非常拖遝。而嚴歌苓的長篇小說“通常都有一個非常獨特的‘核’，動機、展開都處理得比較好，敘事控製鬆緊適度，還經常把命運推到一個非常危險和困難的境地，擁有一種很典型的、好萊塢電影和歐洲文學結合的意識。”
這恐怕與嚴歌苓經過美國的專業寫作訓練有關係。而居住在不同的國家，遊離在不同文化之間，更使她獲得了一個特殊的寫作視角。
“因為嚴歌苓獨特的背景和經曆，在某種程度上講，她的寫作一直是跨界的、漂移的狀態，”李敬澤認為，“在不同文化背景、國家、民族的差異中，嚴歌苓的確獲得了她那種獨特的靈感和眼光。”
嚴歌苓則評價自己說，“我所處的這種位置使我不大容易隨著一種潮流去走。中國和美國的文學裏都有寫一些東西時興、好賣，也有時髦的思潮。而我會保持一種很冷靜的、側目而視的姿態和眼光，不大可能去追逐文學的‘時尚’。”
李敬澤覺得，嚴歌苓現在之所以那麽引人注目，也表明了中國文學可能確實需要差異性的眼光。“我們的作家眼光太相近了，看世界的態度可能在不知不覺中都過於近似。結果忽然發現有這樣一個眼光如此不同的作家，這是一個大收獲。”
而在國內一些作家開始出版英文版作品準備“走出去”的時候，在國外生活的嚴歌苓對自己作品在異國的影響有著清醒的認識。她明白，書賣得再好也沒有用，自己在美國隻是一個少數民族作家，無論是寫的故事還是主題，所有的東西都是少數民族的，隻是美國主流文化的一種點綴而已。
“在美國我永遠是‘寄居’的，做不了主流，”嚴歌苓說。“要想做主流，就會很痛苦。所以，還是安安心心地做我的邊緣人物就好了。”★
2009年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