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
她打造出無數靈魂，集卑微與高尚於一身，尖刻而寬容地活著，沉重而慈悲地愛。她的職業與造物者相類似。她曾經通宵達旦地失眠，最長一次34天不能入睡。痊愈後她說，“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犧牲了一個文學成功者的可能性，而成為一個健康和正常的妻子和女兒。”
她當過13年士兵上過前線，她做過舞蹈演員至今身材仍然挺拔，她1989年赴美生活，現為好萊塢編劇協會會員。可是，她心裏最深刻最鮮明的痕跡，仍是幾十年前冬天裏的一堆透明糖紙。這個痕跡決定了她從此之後必須寫作，也決定了她的終生主題。
她認同評論者如此說自己“你有的時候是向東方闡述一個西方，有的時候向西方闡述一個東方，有時候是向當代人闡述一個文革，你是一個闡述者。”
她是嚴歌苓，作家，好萊塢專業編劇，失眠症痊愈者。
作家嚴歌苓：一個作家本身就應該是一個妓女，一個強盜，一個死囚，一個總統。
某個黃昏，舊金山的街頭。
嚴歌苓與身後的少年交錯而過，雙方姿態如舞姿般優美，不留心幾乎看不出這是一場搶劫。
少年抓住嚴歌苓項鏈用力拽脫，衣服拉鏈鋸破她胸口皮膚。少年狂奔逃去。嚴歌苓神情恍惚佇立，沒有尖叫，她沉迷於自己迅速搭建起的故事裏，“我設想他的心理，他文質彬彬的氣質和他的舉止實在太不符合。所有人都說你怎麽還去走黑路，還是有那麽多好奇心，當時他要有一把刀不就捅了你嘛——好像在被捅掉之前，好奇心永遠不會死滅。”
這個親身經曆變成她的一篇小說《搶劫犯查理和我》。
“我是一個像貓一樣好奇的人，到現在還有許多好奇心沒有落實，包括我對妓女，死囚犯等。一個作家身上應該有社會上各種人物的縮影，他本身就應該是一個妓女，一個強盜，一個死囚，一個總統。”
“作家就是最典型的多重人格，他寫任何人物都能絕對站在這個人物的立場上，用他的情感去為他的人物辯護，哪怕是最最罪惡的行為。作家不應該有絕對的道德判斷，任何一件事如果它有審美價值對作家就足夠了。”
不論好壞，隻問美醜。這是她的人性主義的立場，也是嚴歌苓小說鮮明的色彩基調。
這些話，由樸實甚至有些木衲的嚴歌苓靜靜說出，總會有一種奇特的反差：這樣的人，怎麽會創造出那樣多的麵孔，那麽多心髒深處藏著風暴、眼睛裏邊生著驚雷的靈魂，那麽多孤高絕望的心靈，是什麽樣的生活，什麽樣的心靈才會源源不斷地訴說這一切？
“我的童年啊，文革看到父親被折磨，那個十年，和後來12歲我到部隊到25歲退伍，這個階段使我看到人性的各種各樣的表演。”
她是作家的女兒，從小在音樂、藝術裏熏陶長大，這樣的聰慧和易碎，文革10年對她的影響可想而知。
“我是形象記憶和色彩記憶很強的人，我記得一對老年夫妻爬到很高的樓上，他們吃光了半年發的糖果，然後跳樓自殺了，地上被砸出了兩個坑。他們剩下很多透明的糖紙，很多天後，糖紙還在那個樓的附近飛，這是我7、8歲時見到的，印象非常深刻。”
幾十年後，說起這些，嚴歌苓聲音矜持，麵容淡漠。然而記憶裏飄著的彩色糖紙，這麽多年都忘不掉，恐怕終生也就忘不掉了。於是成為她終生寫作最深的母題，和她書寫大洋彼岸的移民生活的小說遙相呼應，組織出一個生於50年代者淒烈的一生。
12歲當兵，舞蹈演員。25歲退伍時她已經是一名軍隊作家。
“什麽時候知道自己可以寫東西？”
“好像是一夜之間。”
是中越自衛反擊戰。在成都軍區的嚴歌苓申請去做前線通訊員，因為她好奇。“到前線後發現戰爭是這樣的，一夜之間可以抬下來一千多名傷兵。”
從此以後就可以寫了。
局外人嚴歌苓：我非常滿足現在我的邊緣人的狀態。
作家娜斯在舊金山的餐館見過嚴歌苓。當時她是就餐者，她是女侍者。嚴歌苓揮手衝隊伍尾巴的娜斯大聲說：“過來，不用排隊！”
——說的是中文，又大聲，旁邊的美國人都看傻了。
他們不知道給自己端盤子的是多麽出色的作家。
遷徙從童年開始。
她的童年在上海、安徽兩地往返。“我從小就有一種邊緣人的狀態，到了上海說普通話，到了安徽就說上海話。我總是希望我是一個局外人，外來客，不至完全融入當地文化。”
生命裏最重要的城市是成都，喜歡當地人的幽默，喜歡四川到西藏一路的綺麗山水，上海那種小裏弄她是瞧不上的，她喜歡大山大水，濃墨重彩的景色，是不是這樣人的心裏，注定會有大起大落的感情需要宣泄？
“到芝加哥時我30歲，那兒是我上學，打工，吃過很多苦的地方，一個讓你吃過很多苦的地方，總是會讓你有親切感。人總是這樣，愛和恨是一起來的。”
上海—芝加哥—舊金山—北京……她的文學是遷徙文學，候鳥文學。
不單是她寫了移民才是移民小說，而是因為，她寫中國，是站在大洋彼岸；寫美國，是用一個在中國成長了20多年的人的心態和眼光，她的心態、立場永遠在漂浮。
“我希望自己是個邊緣人，在中國作家群裏，美國作家群裏，我都不是一個隨大流的，我根本瞧不起任何一地的主旋律。對任何一個國家，我都很國際化。”
這樣她和任何一個中國的、美國的作家比起來，始終都有她自己的一個格局。
當她寫一時一地的文化風俗人情之時，她會去考察，但會將資料統統“化”掉，打上鮮明的“嚴歌苓製造”的標誌。“我理解的深不深，透不透是另一回事，但我是這樣一個立場，任何文化都不可能將我化掉。”
在新書《花兒與少年》的後記裏，她寫到納博科夫：“把沒有選擇的流亡變成了有選擇的“自我流放”，使無所歸屬的不適，甚至痛苦反過來營養他的感情和語言。”——某種程度上，這可以看做她自己的表述。
而定居的國家卻讓她有巨大的幻滅，這幻滅不因為她在那裏結婚、有不錯的收入、出過幾本暢銷書就可以抵消，因為，“作為一個追求精神高貴的人，他不是物質生活就可以讓他滿足，就能讓他消停了。最主要的是理想主義啊。我們所有的追求都是在尋找一種高於物質的信念。”
這個時候，你能清楚地聽到這個女人的年齡，她生於上個世紀50年代的不合適宜的痛苦與倔強。
“美國出兵伊拉克的前夜，我連著幾夜拿著蠟燭在街上跟人一起遊行，他們都說我很天真，這麽大歲數還去參加學生們的行為，但我就是這麽一個人，我永遠以為我微小的舉動可以影響到一個大的舉措。
巴黎比較好，你能看到公園裏，一個老太太在滿是鴿子糞的長椅上讀一本厚厚的托斯妥也夫斯基，晃動的地鐵裏，有人在讀詩集——這是一種趣味。這時候你能想到，美國不是這樣的國家。歐洲是的。”
歐洲是的。嚴歌苓也是的。她終生都在尋找一種趣味、一種審美。惟一不能忍受的是：活得沒勁。
失眠者嚴歌苓：夜晚奇遇記
“他是個像我一樣的著書者；那種對自己潛力、才華期望過高，夜夜熬自己、榨自己，想最終從自己清苦潦倒的生命中榨出偉大聲名的一類人。”（嚴歌苓《失眠者的豔遇》）
嚴歌苓有嚴重失眠症，最長一次長達34天，“思維就這麽短，一下又冒出來別的想法，一下一下的。視覺形象也不準確，全都是非常誇張的，東西到你麵前，快很多倍，嘩一下就到了你麵前，嘩一下就消失了。”
“《白蛇》是1998年的作品，也是在極度失眠的狀態下創作的——好象我的作品都能追溯到我的失眠程度——那種病態的敏感、激情是非常痛苦的，你覺得自己已經是最後一口氣來寫這個東西。晚上就完全靠安眠藥，昏過去幾個鍾頭，然後又醒來，接著寫，寫完覺得很失敗。”
直到台灣和美國的評論掌聲如雷，他們讚揚這個女人寫這種細膩的、如詩一般的小說竟是大師手筆，嚴歌苓才想，或許在最病態的狀態、最垂死的狀態下寫出來的東西未必就是垃圾，相反，它可能是最好的。
“通過這個作品，我想任何一種深沉的莊嚴的感情我都是尊敬的。”
可以想象，在美國大都會的所有燈火都依次熄滅之後，嚴歌苓房間的燈仍惱火地亮著、無奈而委屈地亮著，那麽多的夜晚，那麽多多出來的時間，足夠她把人生和自己都更清楚地看一遍。那樣的世界，是垂死然而精彩的。
“失眠讓你看到一些超於現實的東西，那個階段，我對世界的認識就像畢加索的畫，是多維空間的。現在我治好了，但我希望能找到那種魔幻的、誇張的狀態——但這不是你自己能決定的，我希望有健康和正常的壽命，不願意為文學犧牲這些。
很多小說家都是婚姻和人生的失敗者、文學的成功者，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犧牲了一個文學成功者的可能性，而成為一個健康和正常的妻子和女兒。”
“醫生跟我說了，（治好了）可能會失去你最敏感的東西，你願不願意為這個付出代價，我說：願。”
她笑臉盈盈地回答，仿佛有所慶幸。然而，你不能肯定她心裏沒有遺憾。
她掩飾的很好，你看不出。
小婦人嚴歌苓：除了我的筆，我的一切都是可預期的
嚴歌苓的先生剛剛回美國外交部複職，2004年他將去非洲某國任參讚。他說，嚴歌苓是一個最容易預期，最讓人沒有驚訝的人，每天她就幹這幾件事：遛狗，喝咖啡，寫作。
“剛剛結婚不多久，我們吵架，我說我要去汽車旅館，他說不安全呀，天太晚了，我開車送你吧——中國男人在這種情況下會說，這麽晚你去哪兒啊，閉嘴，別胡鬧了——而他真的是打算開車送你去。你就覺得自己撞了個牆，那個牆是橡皮的。
後來漸漸發覺，有不快你最好表達出來，不要用肢體語言、麵部表情，最好用語言告訴他，而且不要帶情緒，摔摔打打的。現在我會直接跟他說任何想法。”
從最初的男女矛盾、文化矛盾引起的誤會與爭論，到如今，白皮膚藍眼睛的先生已經被她感染著看完了英文《紅樓夢》，正在看中文版。這當中的磨合之道，嚴歌苓說來無非一句話：“寬容寬容再寬容，妥協妥協再妥協。”
“生活中，我不太善於社交，包括媒體。我燒菜特別好……隻要是一個人工作的事，我就很擅長。或者是跟某個人結為朋友，我就非常依賴她們，但泛泛之交，我就覺得非常吃力。”
或許所有的天才都是如此，在不需要和別人配合的時刻，總能獲得許多歡樂愉悅。張愛玲、三毛……這個名單裏，你還可以添上許多。
“我不是一個很定性的人，有很多不切實際的主意：想做一個很好的廚師，開一個小餐廳，隻給朋友來吃；想製作一部絕對不妥協的，我自己的電影；到法國、日本去住一兩年，養一群斑馬……”
是，她依然有這麽多的好奇心，每一個好奇，都是向生活發出的一次詢問：生命還有沒有更大的、更多的可能性？而生活裏她原來是這樣平凡普通的小婦人，寫作、看書，晚上做飯，夜晚看一部好電影，做為對自己一天的犒勞。
可是她不覺得生命乏味。因為，“寫作每天都是在寫向未知啊。特別是小說寫到一半，根本不是你左右他，而是他在左右你，他們要幹什麽你根本不知道，這個時候非常痛快。
我的筆是每天都不能預期的。除了這個，我的一切都可以預期。”
她的書房，她的電腦，她的鉛筆，就是她向未來飛去的羽毛。
這麽多年，從未停止。
檔案：嚴歌苓，獲得過海外9項文學大獎，小說《扶桑》2001年登《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前十名，2002年當代文學出版社出版7卷一套《嚴歌苓文集》，由她編劇的電影《少女小漁》獲“亞太地區國際電視節最佳影片獎”，與陳衝合作的電影《天浴》獲台灣金馬獎七項大獎並獨得編劇獎。
她打造出無數靈魂，集卑微與高尚於一身，尖刻而寬容地活著，沉重而慈悲地愛。她的職業與造物者相類似。她曾經通宵達旦地失眠，最長一次34天不能入睡。痊愈後她說，“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犧牲了一個文學成功者的可能性，而成為一個健康和正常的妻子和女兒。”
她當過13年士兵上過前線，她做過舞蹈演員至今身材仍然挺拔，她1989年赴美生活，現為好萊塢編劇協會會員。可是，她心裏最深刻最鮮明的痕跡，仍是幾十年前冬天裏的一堆透明糖紙。這個痕跡決定了她從此之後必須寫作，也決定了她的終生主題。
她認同評論者如此說自己“你有的時候是向東方闡述一個西方，有的時候向西方闡述一個東方，有時候是向當代人闡述一個文革，你是一個闡述者。”
她是嚴歌苓，作家，好萊塢專業編劇，失眠症痊愈者。
作家嚴歌苓：一個作家本身就應該是一個妓女，一個強盜，一個死囚，一個總統。
某個黃昏，舊金山的街頭。
嚴歌苓與身後的少年交錯而過，雙方姿態如舞姿般優美，不留心幾乎看不出這是一場搶劫。
少年抓住嚴歌苓項鏈用力拽脫，衣服拉鏈鋸破她胸口皮膚。少年狂奔逃去。嚴歌苓神情恍惚佇立，沒有尖叫，她沉迷於自己迅速搭建起的故事裏，“我設想他的心理，他文質彬彬的氣質和他的舉止實在太不符合。所有人都說你怎麽還去走黑路，還是有那麽多好奇心，當時他要有一把刀不就捅了你嘛——好像在被捅掉之前，好奇心永遠不會死滅。”
這個親身經曆變成她的一篇小說《搶劫犯查理和我》。
“我是一個像貓一樣好奇的人，到現在還有許多好奇心沒有落實，包括我對妓女，死囚犯等。一個作家身上應該有社會上各種人物的縮影，他本身就應該是一個妓女，一個強盜，一個死囚，一個總統。”
“作家就是最典型的多重人格，他寫任何人物都能絕對站在這個人物的立場上，用他的情感去為他的人物辯護，哪怕是最最罪惡的行為。作家不應該有絕對的道德判斷，任何一件事如果它有審美價值對作家就足夠了。”
不論好壞，隻問美醜。這是她的人性主義的立場，也是嚴歌苓小說鮮明的色彩基調。
這些話，由樸實甚至有些木衲的嚴歌苓靜靜說出，總會有一種奇特的反差：這樣的人，怎麽會創造出那樣多的麵孔，那麽多心髒深處藏著風暴、眼睛裏邊生著驚雷的靈魂，那麽多孤高絕望的心靈，是什麽樣的生活，什麽樣的心靈才會源源不斷地訴說這一切？
“我的童年啊，文革看到父親被折磨，那個十年，和後來12歲我到部隊到25歲退伍，這個階段使我看到人性的各種各樣的表演。”
她是作家的女兒，從小在音樂、藝術裏熏陶長大，這樣的聰慧和易碎，文革10年對她的影響可想而知。
“我是形象記憶和色彩記憶很強的人，我記得一對老年夫妻爬到很高的樓上，他們吃光了半年發的糖果，然後跳樓自殺了，地上被砸出了兩個坑。他們剩下很多透明的糖紙，很多天後，糖紙還在那個樓的附近飛，這是我7、8歲時見到的，印象非常深刻。”
幾十年後，說起這些，嚴歌苓聲音矜持，麵容淡漠。然而記憶裏飄著的彩色糖紙，這麽多年都忘不掉，恐怕終生也就忘不掉了。於是成為她終生寫作最深的母題，和她書寫大洋彼岸的移民生活的小說遙相呼應，組織出一個生於50年代者淒烈的一生。
12歲當兵，舞蹈演員。25歲退伍時她已經是一名軍隊作家。
“什麽時候知道自己可以寫東西？”
“好像是一夜之間。”
是中越自衛反擊戰。在成都軍區的嚴歌苓申請去做前線通訊員，因為她好奇。“到前線後發現戰爭是這樣的，一夜之間可以抬下來一千多名傷兵。”
從此以後就可以寫了。
局外人嚴歌苓：我非常滿足現在我的邊緣人的狀態。
作家娜斯在舊金山的餐館見過嚴歌苓。當時她是就餐者，她是女侍者。嚴歌苓揮手衝隊伍尾巴的娜斯大聲說：“過來，不用排隊！”
——說的是中文，又大聲，旁邊的美國人都看傻了。
他們不知道給自己端盤子的是多麽出色的作家。
遷徙從童年開始。
她的童年在上海、安徽兩地往返。“我從小就有一種邊緣人的狀態，到了上海說普通話，到了安徽就說上海話。我總是希望我是一個局外人，外來客，不至完全融入當地文化。”
生命裏最重要的城市是成都，喜歡當地人的幽默，喜歡四川到西藏一路的綺麗山水，上海那種小裏弄她是瞧不上的，她喜歡大山大水，濃墨重彩的景色，是不是這樣人的心裏，注定會有大起大落的感情需要宣泄？
“到芝加哥時我30歲，那兒是我上學，打工，吃過很多苦的地方，一個讓你吃過很多苦的地方，總是會讓你有親切感。人總是這樣，愛和恨是一起來的。”
上海—芝加哥—舊金山—北京……她的文學是遷徙文學，候鳥文學。
不單是她寫了移民才是移民小說，而是因為，她寫中國，是站在大洋彼岸；寫美國，是用一個在中國成長了20多年的人的心態和眼光，她的心態、立場永遠在漂浮。
“我希望自己是個邊緣人，在中國作家群裏，美國作家群裏，我都不是一個隨大流的，我根本瞧不起任何一地的主旋律。對任何一個國家，我都很國際化。”
這樣她和任何一個中國的、美國的作家比起來，始終都有她自己的一個格局。
當她寫一時一地的文化風俗人情之時，她會去考察，但會將資料統統“化”掉，打上鮮明的“嚴歌苓製造”的標誌。“我理解的深不深，透不透是另一回事，但我是這樣一個立場，任何文化都不可能將我化掉。”
在新書《花兒與少年》的後記裏，她寫到納博科夫：“把沒有選擇的流亡變成了有選擇的“自我流放”，使無所歸屬的不適，甚至痛苦反過來營養他的感情和語言。”——某種程度上，這可以看做她自己的表述。
而定居的國家卻讓她有巨大的幻滅，這幻滅不因為她在那裏結婚、有不錯的收入、出過幾本暢銷書就可以抵消，因為，“作為一個追求精神高貴的人，他不是物質生活就可以讓他滿足，就能讓他消停了。最主要的是理想主義啊。我們所有的追求都是在尋找一種高於物質的信念。”
這個時候，你能清楚地聽到這個女人的年齡，她生於上個世紀50年代的不合適宜的痛苦與倔強。
“美國出兵伊拉克的前夜，我連著幾夜拿著蠟燭在街上跟人一起遊行，他們都說我很天真，這麽大歲數還去參加學生們的行為，但我就是這麽一個人，我永遠以為我微小的舉動可以影響到一個大的舉措。
巴黎比較好，你能看到公園裏，一個老太太在滿是鴿子糞的長椅上讀一本厚厚的托斯妥也夫斯基，晃動的地鐵裏，有人在讀詩集——這是一種趣味。這時候你能想到，美國不是這樣的國家。歐洲是的。”
歐洲是的。嚴歌苓也是的。她終生都在尋找一種趣味、一種審美。惟一不能忍受的是：活得沒勁。
失眠者嚴歌苓：夜晚奇遇記
“他是個像我一樣的著書者；那種對自己潛力、才華期望過高，夜夜熬自己、榨自己，想最終從自己清苦潦倒的生命中榨出偉大聲名的一類人。”（嚴歌苓《失眠者的豔遇》）
嚴歌苓有嚴重失眠症，最長一次長達34天，“思維就這麽短，一下又冒出來別的想法，一下一下的。視覺形象也不準確，全都是非常誇張的，東西到你麵前，快很多倍，嘩一下就到了你麵前，嘩一下就消失了。”
“《白蛇》是1998年的作品，也是在極度失眠的狀態下創作的——好象我的作品都能追溯到我的失眠程度——那種病態的敏感、激情是非常痛苦的，你覺得自己已經是最後一口氣來寫這個東西。晚上就完全靠安眠藥，昏過去幾個鍾頭，然後又醒來，接著寫，寫完覺得很失敗。”
直到台灣和美國的評論掌聲如雷，他們讚揚這個女人寫這種細膩的、如詩一般的小說竟是大師手筆，嚴歌苓才想，或許在最病態的狀態、最垂死的狀態下寫出來的東西未必就是垃圾，相反，它可能是最好的。
“通過這個作品，我想任何一種深沉的莊嚴的感情我都是尊敬的。”
可以想象，在美國大都會的所有燈火都依次熄滅之後，嚴歌苓房間的燈仍惱火地亮著、無奈而委屈地亮著，那麽多的夜晚，那麽多多出來的時間，足夠她把人生和自己都更清楚地看一遍。那樣的世界，是垂死然而精彩的。
“失眠讓你看到一些超於現實的東西，那個階段，我對世界的認識就像畢加索的畫，是多維空間的。現在我治好了，但我希望能找到那種魔幻的、誇張的狀態——但這不是你自己能決定的，我希望有健康和正常的壽命，不願意為文學犧牲這些。
很多小說家都是婚姻和人生的失敗者、文學的成功者，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犧牲了一個文學成功者的可能性，而成為一個健康和正常的妻子和女兒。”
“醫生跟我說了，（治好了）可能會失去你最敏感的東西，你願不願意為這個付出代價，我說：願。”
她笑臉盈盈地回答，仿佛有所慶幸。然而，你不能肯定她心裏沒有遺憾。
她掩飾的很好，你看不出。
小婦人嚴歌苓：除了我的筆，我的一切都是可預期的
嚴歌苓的先生剛剛回美國外交部複職，2004年他將去非洲某國任參讚。他說，嚴歌苓是一個最容易預期，最讓人沒有驚訝的人，每天她就幹這幾件事：遛狗，喝咖啡，寫作。
“剛剛結婚不多久，我們吵架，我說我要去汽車旅館，他說不安全呀，天太晚了，我開車送你吧——中國男人在這種情況下會說，這麽晚你去哪兒啊，閉嘴，別胡鬧了——而他真的是打算開車送你去。你就覺得自己撞了個牆，那個牆是橡皮的。
後來漸漸發覺，有不快你最好表達出來，不要用肢體語言、麵部表情，最好用語言告訴他，而且不要帶情緒，摔摔打打的。現在我會直接跟他說任何想法。”
從最初的男女矛盾、文化矛盾引起的誤會與爭論，到如今，白皮膚藍眼睛的先生已經被她感染著看完了英文《紅樓夢》，正在看中文版。這當中的磨合之道，嚴歌苓說來無非一句話：“寬容寬容再寬容，妥協妥協再妥協。”
“生活中，我不太善於社交，包括媒體。我燒菜特別好……隻要是一個人工作的事，我就很擅長。或者是跟某個人結為朋友，我就非常依賴她們，但泛泛之交，我就覺得非常吃力。”
或許所有的天才都是如此，在不需要和別人配合的時刻，總能獲得許多歡樂愉悅。張愛玲、三毛……這個名單裏，你還可以添上許多。
“我不是一個很定性的人，有很多不切實際的主意：想做一個很好的廚師，開一個小餐廳，隻給朋友來吃；想製作一部絕對不妥協的，我自己的電影；到法國、日本去住一兩年，養一群斑馬……”
是，她依然有這麽多的好奇心，每一個好奇，都是向生活發出的一次詢問：生命還有沒有更大的、更多的可能性？而生活裏她原來是這樣平凡普通的小婦人，寫作、看書，晚上做飯，夜晚看一部好電影，做為對自己一天的犒勞。
可是她不覺得生命乏味。因為，“寫作每天都是在寫向未知啊。特別是小說寫到一半，根本不是你左右他，而是他在左右你，他們要幹什麽你根本不知道，這個時候非常痛快。
我的筆是每天都不能預期的。除了這個，我的一切都可以預期。”
她的書房，她的電腦，她的鉛筆，就是她向未來飛去的羽毛。
這麽多年，從未停止。
檔案：嚴歌苓，獲得過海外9項文學大獎，小說《扶桑》2001年登《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前十名，2002年當代文學出版社出版7卷一套《嚴歌苓文集》，由她編劇的電影《少女小漁》獲“亞太地區國際電視節最佳影片獎”，與陳衝合作的電影《天浴》獲台灣金馬獎七項大獎並獨得編劇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