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


    我的寫作合情合理


    新京報:除了《少女小漁》你似乎還有很多作品被改編成電影,作為專業編劇你認為自己的小說為改編提供了什麽?


    嚴歌苓:我的作品被改編成電影的還有《扶桑》,我一直在改,但是還沒有拍。另外,在中國台灣別的編劇改編了《無非男女》和《老囚》,都拍完放映過了。


    我的小說比較重視講故事和塑造人物,人物又都比較有個性,所以,表麵上看似乎很適合改電影。但實際上像《扶桑》這樣的作品深入進去就發現很難改,這個劇本我改了很久還是不滿意,後來加入了一位美國很有名氣的編劇,也沒有新的突破,所以,至今還沒有拍。


    新京報:《北京文學》最近公布了年度小說排行榜,你的作品《拖鞋大隊》排在中篇小說的榜首,但是有人在本報撰文批評你的作品人物特別概念化,細節上缺少合理性,比如“一群女孩子獰笑著走過去看被推倒的女孩”,跟真實生活是完全不符的,你怎麽看待類似的批評?


    嚴歌苓:這個情節是一個女孩回憶過去時講到的,又是她的一個小朋友在信上告訴她,在她的腦子裏折射出的場景。這不是一個親臨現場的描述,它是很抽象的,我認為非常合理。中國作為一個善於寫意的民族,怎麽在這個問題上這麽實在(笑)。


    抽象的是我的追求


    新京報:談到你的新作品《花兒與少年》,我覺得你在書寫女主角徐晚江和男主角洪敏的性愛時,有一種極其唯美的書寫態度,這跟很多作家對“性”動物性的書寫有非常大的反差。


    嚴歌苓:作為舞蹈演員,他們是兩具近乎完美的軀體。如果你曾經認真審視過舞蹈演員的美,你會覺得這種美可以摧垮所有的附加條件,讓肉體之間達到一種完美。隻有他們才能產生王子和公主似的愛情,性在這樣兩個人之間產生是自然而然的。


    新京報:你的這種寫作方法是不是受到了劇本寫作的很大影響?


    嚴歌苓:我看過很多電影,也寫過幾部電影,我想劇本寫作對我寫小說一定是有影響的。我曾經很討厭寫劇本,但現在覺得劇本有很多優點,不能直接描寫心理,隻能用動作、語言表現人物心理,推進速度非常快。寫作方法類似於古典小說的白描,對藝術功力要求很高。


    生活的黴爛與寫作的突圍


    新京報:評論家李敬澤先生說,他臆斷你寫作《花兒與少年》時一直在想著《雷雨》,是這樣嗎?


    嚴歌苓:寫小說的時候我沒有想過《雷雨》,但我從小看我媽媽在台上演四鳳,是不是在潛意識裏《雷雨》影響著我的寫作我不知道。但它們都是家庭戲,都是描寫家庭生活中人的苦難,人物關係、戲劇核很相似。不同的是《雷雨》電閃雷鳴的爆發了,《花兒與少年》卻沒有雨過天晴,生活繼續不可阻止地黴爛下去。


    新京報:據說,你不但用英文寫劇本,還準備開始用英文寫小說。


    嚴歌苓:其實進入英文狀態並不難,因為我們在美國的語境就是英文,聽廣播是英文、看電視是英文、聊天是英文,很自然感覺就出來了。


    我現在已經開始寫英文小說,我想肯定不如用中文寫老道,但有它的好處,語言可能會有不受技巧控製的生猛的力量,我很想嚐試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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