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雪揮
在很多人印象中，嚴歌苓是一個台灣作家，因為她文章中人物處處透露出的溫婉細致，也因為90年代之後一係列她的暢銷作品都出自台灣出版社，有的更經電影改編後讓大家熟知——如李安執導的《少女小漁》，李翰祥的《女房東》還有陳衝導演的第一部影片《天浴》，都出自她的小說。
可這位讓內地讀者即熟悉又陌生的作家，卻是地地道道的出生於上海、童年生活在安徽、又成長於成都的大陸本土作家。說她本土也不準確，1989年已過而立之年的嚴歌苓赴美留學後，便長期生活在美國，在遠離母語的環境裏，用中文，想象著重溫著屬於她那個年代的記憶和故事。其產量和質量始終保持穩定的水準，在國內同年代作家中少有。
今年，她又連續出版了2本小說《第九個寡婦》和《一個女人的史詩》。小說仍然繼續了她的女性視角，背景同樣是她熟悉的上世紀40～80年代。不同的是，小說變得輕鬆甚至詼諧，她也開始將個人經曆的片段糅進自己的小說。
寫作20年，嚴歌苓說，她希望讀者了解到她的另外一麵——存在於她講述的固定時代下的那些女人的故事裏。
生命每天都有狂歡的色彩
中國新聞周刊：《第九個寡婦》和《一個女人的史詩》在文風上有了突變，從血腥、無情變得很有娛樂性，如《第九個寡婦》的英文版叫《在饑荒與情人們之間》，有評論稱這是中國當代文壇上第一個快樂寡婦，什麽原因讓你有了這樣的變化？
嚴歌苓：我的個性有非常黯淡的一麵，有的時候是絕望，但是也有非常愛開玩笑、插科打諢的部分。我覺得那麽無情的故事，如果再用很沉重的方式去寫，就會出現控訴的感覺。那種控訴的語調我們用了很多年，不夠客觀，也不夠冷靜。
寫《第九個寡婦》的時候我正好在非洲，我看到非洲人是怎麽樣接受苦難，怎麽樣處理苦難的。非洲人這頓吃了下頓就不知道吃什麽了，然而他們照樣在唱歌跳舞。女人背著孩子，一邊用棒子打木薯，一邊跳。這種對苦難的接受形式讓我非常感動。
生命每天都有狂歡的色彩。
中國新聞周刊：這種調侃與詼諧的語調會不會對苦難有不敬的成分？
嚴歌苓：我覺得沒有。悲劇表現出來的喜劇調子，實際上更可悲，是卓別林式的。
不過《第九個寡婦》中的王葡萄是一個勝利。所有她戰勝苦難、危機的方式，一步一步都是勝利的。她在生活當中，在男人當中都遊刃有餘。王葡萄是一個非常英明的人，了解風水輪流轉，最後還會轉到原地，這種悟性和直覺很理想化。但我自己恰恰是和王葡萄相反，有的時候我會逆著自己的直覺。
中國新聞周刊：你屬於很理性的一類人嗎？
嚴歌苓：我是一個很“紀律”的人，後天強加在自己身上很多紀律，不能這樣，不能那樣，我的本性有時候會發作，但我會馬上讓自己收斂。
中國新聞周刊：但你描繪的女性很多都是將天性發揮到酣暢淋漓的人物。
嚴歌苓：這是我的向往。我12歲進入部隊，就知道讓天性泛濫是絕對要吃苦頭的。所以我從很小的時候就學會了怎樣收斂自己。但是從我本性上來說，應該有和她們近似的地方。我為什麽要做小說家？因為我可以在書裏再活一遍！
中國新聞周刊：你筆下很多人物都比較複雜，並不是單純的純潔或者壞。
嚴歌苓：人性不就是這樣的嗎？完美的人還有什麽寫頭？就要不斷地把人性打開給你看，這很過癮。會讓你吃驚的。
中國新聞周刊：人性裏的哪些方麵會讓你吃驚？
嚴歌苓：我很小的時候在文革中看到的東西就經常讓我吃驚，天天吃驚。很多你沒有想到的一些人物，假如沒有文革，他都是另外一個人。
中國新聞周刊：可文革開始的時候你隻有七歲多。
嚴歌苓：但是也看到了。我覺得正是因為小，才那樣刻骨銘心地記住了。
嚴歌苓的小說，大多都源於這些創傷性的記憶，嚴歌苓的奇特還在於她的形象邏輯。她小的時候看到人自殺也是在文革的時候，一個老頭，一個老太太從樓上跳了下來，把地上砸了兩個坑。過了兩天，從這個樓上不斷飄下透明的糖紙。她把兩件事情聯係起來想，“在跳樓之前，他們一定把全家所有配給的糖券買了糖果。在吃糖的過程中，談他們的孩子，談他們被冤屈。談完了，他們把糖全吃完了，然後從樓上跳下來。”
她的小說裏用得最多的詞就是“無恥”，但是她同時又能用最節製的文字，白描出欲望的溫度，比如稀稠的太陽與薄霧中，“窗子上飄出的剛洗過的肉粉色的內衣，內衣下麵帶著一個寬寬的蕾絲，上麵的水珠還很晶瑩”。
我從不把寫作看做是責任
嚴歌苓曾在文章《中國文學的遊牧民族》中，提及自己身在美國用中文寫作的微妙感受，“遠離母體又使用母語的尷尬造就了你，使你的靈動與眾不同凸現出來。”
恰是這種物理的遠離和情感上的無限接近，使她的文字和小說有別於內地作家的另一種情感。嚴歌苓說，所有被禁錮的感情都是很純粹的，因為“越禁錮、越強烈，越出生入死”。但對於一個成熟女人，“安分是有益的”。
嚴歌苓說自己是一個不能夠克服虛榮的女人。她外出酷愛戴帽子，即使是出門遛狗的時候。她有二三十頂帽子，台灣的記者有一次在室內看到她，說，“原來你有頭發啊。”嚴歌苓對愛情從不心存僥幸，她即使在家裏也是精心裝飾，因為“愛人給我紀律，你要讓他愛你，你就不能吃得走形，不能肌肉鬆懈，不能臉容稀爛”。
中國新聞周刊：你的作品中多次提到文革，就是源於那段刻骨銘心的記憶？
嚴歌苓：有一位行為學家說過，20世紀發生的最大的事情就是猶太人的浩劫和中國的文革。他覺得這是對於人類行為最不可以解釋的兩大謎。我覺得我們文革的作品不是出得太多而是太少。我們對自己的曆史怎麽可以那樣地健忘呢？
中國新聞周刊：你覺得自己也有責任來記述它？
嚴歌苓：也不是有責任。我從來不把寫作看做是責任，太有使命感是我們這代人的悲劇。
我從來不認為我的作品是和中國的政治生活緊密關聯的，我從一開始寫小說就沒有想要對中國的現實發言。我最感興趣的是人性，人性從根本上都是共通的。
中國新聞周刊：你曾經說過你和沈從文很相像？
嚴歌苓：我覺得相像的地方是很寬容，都屬於政治上比較模糊的。一個比較遲鈍的人，一個比較追求永恒的人，最好就不要在政治上很敏銳。
中國新聞周刊：你是1989年出國的，你了解這以後的中國變化嗎？尤其對文學創作的影響？
嚴歌苓：現在的人都比較悲瑣，沒有偉大的愛，沒有偉大的恨。整個社會的精神狀態都比較懸浮，看著每個人都是目無定睛、魂飛魄散的感覺。這種狀態肯定會對作家造成很大的心理壓力。
他肯定會要想辦法去維護純文學的這樣一畝三分地。但是一些人把作品能夠拍電視劇作為一個偉大目標，以獲取財富。結果故事曲折，充滿煽動性，文字粗濫，這是一個很可怕的現象。很可能一些人就寫不回來了，不會寫很高級的小說了。不能把自己的手寫壞掉。
中國新聞周刊：據說你在國內很少參加文學活動，在海外也是這樣，是否擔心自己會成為“局外人”？
嚴歌苓：我覺得做“局外人”是最好的了。跟作家怎麽交往事實上都不夠真實，最好的交往是讀他們的書，恭敬地去讀中國作家的書，我覺得這樣的了解是最真實的。
中國新聞周刊：似乎你在海外獲的獎比在國內多。
嚴歌苓：你覺得國內的某些評獎是公平的嗎？其實我在國內也拿了很多獎。不過我對得獎並不看重。以前做學生的時候比較窮，需要獎金，那個時候得獎比較高興。
中國新聞周刊：你希望最後人們記住你些什麽？
嚴歌苓：記住我的個性，作品的個性，文字的個性。
在很多人印象中，嚴歌苓是一個台灣作家，因為她文章中人物處處透露出的溫婉細致，也因為90年代之後一係列她的暢銷作品都出自台灣出版社，有的更經電影改編後讓大家熟知——如李安執導的《少女小漁》，李翰祥的《女房東》還有陳衝導演的第一部影片《天浴》，都出自她的小說。
可這位讓內地讀者即熟悉又陌生的作家，卻是地地道道的出生於上海、童年生活在安徽、又成長於成都的大陸本土作家。說她本土也不準確，1989年已過而立之年的嚴歌苓赴美留學後，便長期生活在美國，在遠離母語的環境裏，用中文，想象著重溫著屬於她那個年代的記憶和故事。其產量和質量始終保持穩定的水準，在國內同年代作家中少有。
今年，她又連續出版了2本小說《第九個寡婦》和《一個女人的史詩》。小說仍然繼續了她的女性視角，背景同樣是她熟悉的上世紀40～80年代。不同的是，小說變得輕鬆甚至詼諧，她也開始將個人經曆的片段糅進自己的小說。
寫作20年，嚴歌苓說，她希望讀者了解到她的另外一麵——存在於她講述的固定時代下的那些女人的故事裏。
生命每天都有狂歡的色彩
中國新聞周刊：《第九個寡婦》和《一個女人的史詩》在文風上有了突變，從血腥、無情變得很有娛樂性，如《第九個寡婦》的英文版叫《在饑荒與情人們之間》，有評論稱這是中國當代文壇上第一個快樂寡婦，什麽原因讓你有了這樣的變化？
嚴歌苓：我的個性有非常黯淡的一麵，有的時候是絕望，但是也有非常愛開玩笑、插科打諢的部分。我覺得那麽無情的故事，如果再用很沉重的方式去寫，就會出現控訴的感覺。那種控訴的語調我們用了很多年，不夠客觀，也不夠冷靜。
寫《第九個寡婦》的時候我正好在非洲，我看到非洲人是怎麽樣接受苦難，怎麽樣處理苦難的。非洲人這頓吃了下頓就不知道吃什麽了，然而他們照樣在唱歌跳舞。女人背著孩子，一邊用棒子打木薯，一邊跳。這種對苦難的接受形式讓我非常感動。
生命每天都有狂歡的色彩。
中國新聞周刊：這種調侃與詼諧的語調會不會對苦難有不敬的成分？
嚴歌苓：我覺得沒有。悲劇表現出來的喜劇調子，實際上更可悲，是卓別林式的。
不過《第九個寡婦》中的王葡萄是一個勝利。所有她戰勝苦難、危機的方式，一步一步都是勝利的。她在生活當中，在男人當中都遊刃有餘。王葡萄是一個非常英明的人，了解風水輪流轉，最後還會轉到原地，這種悟性和直覺很理想化。但我自己恰恰是和王葡萄相反，有的時候我會逆著自己的直覺。
中國新聞周刊：你屬於很理性的一類人嗎？
嚴歌苓：我是一個很“紀律”的人，後天強加在自己身上很多紀律，不能這樣，不能那樣，我的本性有時候會發作，但我會馬上讓自己收斂。
中國新聞周刊：但你描繪的女性很多都是將天性發揮到酣暢淋漓的人物。
嚴歌苓：這是我的向往。我12歲進入部隊，就知道讓天性泛濫是絕對要吃苦頭的。所以我從很小的時候就學會了怎樣收斂自己。但是從我本性上來說，應該有和她們近似的地方。我為什麽要做小說家？因為我可以在書裏再活一遍！
中國新聞周刊：你筆下很多人物都比較複雜，並不是單純的純潔或者壞。
嚴歌苓：人性不就是這樣的嗎？完美的人還有什麽寫頭？就要不斷地把人性打開給你看，這很過癮。會讓你吃驚的。
中國新聞周刊：人性裏的哪些方麵會讓你吃驚？
嚴歌苓：我很小的時候在文革中看到的東西就經常讓我吃驚，天天吃驚。很多你沒有想到的一些人物，假如沒有文革，他都是另外一個人。
中國新聞周刊：可文革開始的時候你隻有七歲多。
嚴歌苓：但是也看到了。我覺得正是因為小，才那樣刻骨銘心地記住了。
嚴歌苓的小說，大多都源於這些創傷性的記憶，嚴歌苓的奇特還在於她的形象邏輯。她小的時候看到人自殺也是在文革的時候，一個老頭，一個老太太從樓上跳了下來，把地上砸了兩個坑。過了兩天，從這個樓上不斷飄下透明的糖紙。她把兩件事情聯係起來想，“在跳樓之前，他們一定把全家所有配給的糖券買了糖果。在吃糖的過程中，談他們的孩子，談他們被冤屈。談完了，他們把糖全吃完了，然後從樓上跳下來。”
她的小說裏用得最多的詞就是“無恥”，但是她同時又能用最節製的文字，白描出欲望的溫度，比如稀稠的太陽與薄霧中，“窗子上飄出的剛洗過的肉粉色的內衣，內衣下麵帶著一個寬寬的蕾絲，上麵的水珠還很晶瑩”。
我從不把寫作看做是責任
嚴歌苓曾在文章《中國文學的遊牧民族》中，提及自己身在美國用中文寫作的微妙感受，“遠離母體又使用母語的尷尬造就了你，使你的靈動與眾不同凸現出來。”
恰是這種物理的遠離和情感上的無限接近，使她的文字和小說有別於內地作家的另一種情感。嚴歌苓說，所有被禁錮的感情都是很純粹的，因為“越禁錮、越強烈，越出生入死”。但對於一個成熟女人，“安分是有益的”。
嚴歌苓說自己是一個不能夠克服虛榮的女人。她外出酷愛戴帽子，即使是出門遛狗的時候。她有二三十頂帽子，台灣的記者有一次在室內看到她，說，“原來你有頭發啊。”嚴歌苓對愛情從不心存僥幸，她即使在家裏也是精心裝飾，因為“愛人給我紀律，你要讓他愛你，你就不能吃得走形，不能肌肉鬆懈，不能臉容稀爛”。
中國新聞周刊：你的作品中多次提到文革，就是源於那段刻骨銘心的記憶？
嚴歌苓：有一位行為學家說過，20世紀發生的最大的事情就是猶太人的浩劫和中國的文革。他覺得這是對於人類行為最不可以解釋的兩大謎。我覺得我們文革的作品不是出得太多而是太少。我們對自己的曆史怎麽可以那樣地健忘呢？
中國新聞周刊：你覺得自己也有責任來記述它？
嚴歌苓：也不是有責任。我從來不把寫作看做是責任，太有使命感是我們這代人的悲劇。
我從來不認為我的作品是和中國的政治生活緊密關聯的，我從一開始寫小說就沒有想要對中國的現實發言。我最感興趣的是人性，人性從根本上都是共通的。
中國新聞周刊：你曾經說過你和沈從文很相像？
嚴歌苓：我覺得相像的地方是很寬容，都屬於政治上比較模糊的。一個比較遲鈍的人，一個比較追求永恒的人，最好就不要在政治上很敏銳。
中國新聞周刊：你是1989年出國的，你了解這以後的中國變化嗎？尤其對文學創作的影響？
嚴歌苓：現在的人都比較悲瑣，沒有偉大的愛，沒有偉大的恨。整個社會的精神狀態都比較懸浮，看著每個人都是目無定睛、魂飛魄散的感覺。這種狀態肯定會對作家造成很大的心理壓力。
他肯定會要想辦法去維護純文學的這樣一畝三分地。但是一些人把作品能夠拍電視劇作為一個偉大目標，以獲取財富。結果故事曲折，充滿煽動性，文字粗濫，這是一個很可怕的現象。很可能一些人就寫不回來了，不會寫很高級的小說了。不能把自己的手寫壞掉。
中國新聞周刊：據說你在國內很少參加文學活動，在海外也是這樣，是否擔心自己會成為“局外人”？
嚴歌苓：我覺得做“局外人”是最好的了。跟作家怎麽交往事實上都不夠真實，最好的交往是讀他們的書，恭敬地去讀中國作家的書，我覺得這樣的了解是最真實的。
中國新聞周刊：似乎你在海外獲的獎比在國內多。
嚴歌苓：你覺得國內的某些評獎是公平的嗎？其實我在國內也拿了很多獎。不過我對得獎並不看重。以前做學生的時候比較窮，需要獎金，那個時候得獎比較高興。
中國新聞周刊：你希望最後人們記住你些什麽？
嚴歌苓：記住我的個性，作品的個性，文字的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