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薇
她是《梅蘭芳》的編劇，中文小說多被大導演張藝謀、陳凱歌、薑文、陳衝看中。
她是好萊塢專業劇作家，用英文寫作，作品進入美國正規商業出版渠道。
嚴歌苓，旅居國外20年，牆外牆內一樣香。她寫女人，用情熱烈，最新小說《寄居者》出版，20歲女孩為了愛情用盡心機勇往直前。
她說，她自己也是這樣濃烈地愛著。
生活要新鮮：一定要變著花樣來
“你看，這雙繡花鞋挺好看的吧，繡花精致，還是皮底的，很舒服，這是一位朋友送的。”在嚴歌苓北京的家裏，她把自己蜷縮在陽台的沙發上，順便跟我們“炫耀”她的紅色繡花鞋，她把這雙繡花鞋當家居拖鞋穿。
不光對自己，她對他人的衣著外貌也超級敏感，她用女人和作家的雙重眼光去觀察細節，比如見了記者，她會真心地誇獎，“你的襯衣很好看。”
我們的采訪便在這種“很女人”的氛圍中展開了，話題從她的新書《寄居者》的女主人公開始。
跟以往她塑造的“單純又有生命力”的女性角色不太一樣，這一次，她給我們捧出了一個有點狡詐有點心機的20歲女孩子。
在《寄居者》中，女主人公“我”在1939年的上海，愛上一名剛剛逃離集中營的猶太男子。為讓愛人逃往美國，“我”臨時在上海抓了個救星——另一位美國青年——做自己的丈夫，最後，“我”用“愛人”的錢贖救了“丈夫”，用“丈夫”的護照讓“愛人”脫險。
“我以前比較喜歡寫蒙昧的女人，不是概念很多的那種女人，很多概念會把一個人本身很美好的東西弄髒”，她邊把搖椅沙發晃動起來邊說，“而這個女孩是跟我完全不一樣，她有陰謀詭計，有心計。”
她承認她寫這個為了愛情用盡心機的女孩子有點挑戰甚至有點吃力，但她覺得就應該這樣做，“我想每篇小說都應該有點突破嘛。你要是全寫一樣的，你自己都沒有樂趣了，每次你都覺得，嗯，很新鮮。我做飯也是這樣，從來不按照一種方法去做，每次做同樣的菜都會稍微改進一些，沒意思，就一定要變著花樣來。”
“你認為這篇小說在語言上有突破嗎？”她盯著我的眼睛，很認真地追問。
寫作要厚重：想和盤托出一方水土
嚴歌苓寫的故事都很厚重，她喜歡舊掉的曆史和年代。一個長期旅居國外的作家怎麽能把本土故事講得如此繪聲繪色？
她喜歡聽故事，“我接觸的人很多，走的地方那麽多，我經常催著別人給我講。朋友也好，熟人也好，生人也好，我都會讓別人給我講。”然後她把故事放在自己腦袋裏的素材庫中。
比如《寄居者》的原型是她1993年在柏林牆前聽來的故事，經過了十來年的積澱，她把它從柏林移花接木到上海，變成了猶太人在上海的寄居生活。
是寄居這個詞讓她有了共鳴，從1989年去美國，嚴歌苓做寄居者也已經有20年了。
她為這個故事搜集所有的素材，包括讀了十多本有關那個年代的猶太人在上海的書，還專門從老一代人那裏了解細節，比如什麽牌子的香水，什麽裁縫店，什麽舞廳，什麽牌子的風衣大衣等等。
“當時上海在這樣一群人的生活的狀態能夠和盤托出，當時他們怎麽生活，我把他們和盤托出的時候，是一方水土和一段很有趣的故事。”
感情要濃烈：女人再成功，歸宿還是感情
她從不寫都市情感，因為她覺得都市人的感情很蒼白無力。
她筆下的情感都是濃烈的，筆下的女人甚至有點“一根筋”似地對愛情猛烈追求。比如《寄居者》裏女主人公敢愛敢恨，《一個女人的史詩》裏紅色女兵對丈夫“哼哧哼哧”的愛，她筆下的女人愛起來是從不吝嗇、從不惜力的。
而這也恰恰是她自己的愛情觀。
“我覺得一個人不管怎樣，要給出去的感情都是非常濃烈的，非常深的。”她曾經有一段以失敗告終的婚姻，她也毫不忌諱地說起，“我對我的前夫至今難以忘懷。”
她現在的丈夫，一位美國的外交官，多年來，她一直追隨他去非洲、去台北。“我很在意我先生的一切，他的事業我能幫上的就會去幫。我很在意我在他眼裏的形象，比如發脾氣很可惡的樣子，我會盡量減少。”
“愛人是一種紀律”，這是她曾經跟朋友提起的一句話，“當然是一種紀律啊，不是一個長期飯票到手了，愛幹嘛就幹嘛，我認為不是這樣的。”
她意識到這一點，是因為“有時候寫作寫得很忙了，我先生下班回家看我還穿著睡衣，就會說：我都懷疑我沒去上這個班。”
後來她嚐試去一點一點改變，比如一大早為他煮一杯咖啡，在他回家之前準備好晚餐，穿上好看的衣服。
你真的很難相信，身為一個文筆犀利的女作家，她的感情觀是如此傳統：“女人所做的一切，你再成功，你的歸宿還是感情。你的成功能夠使這份感情變得有價值，全世界關注我有什麽用？我還是要愛我的人來關注我。”
她說她現在所做的一切，她的先生都為之自豪。
她是《梅蘭芳》的編劇，中文小說多被大導演張藝謀、陳凱歌、薑文、陳衝看中。
她是好萊塢專業劇作家，用英文寫作，作品進入美國正規商業出版渠道。
嚴歌苓，旅居國外20年，牆外牆內一樣香。她寫女人，用情熱烈，最新小說《寄居者》出版，20歲女孩為了愛情用盡心機勇往直前。
她說，她自己也是這樣濃烈地愛著。
生活要新鮮：一定要變著花樣來
“你看，這雙繡花鞋挺好看的吧，繡花精致，還是皮底的，很舒服，這是一位朋友送的。”在嚴歌苓北京的家裏，她把自己蜷縮在陽台的沙發上，順便跟我們“炫耀”她的紅色繡花鞋，她把這雙繡花鞋當家居拖鞋穿。
不光對自己，她對他人的衣著外貌也超級敏感，她用女人和作家的雙重眼光去觀察細節，比如見了記者，她會真心地誇獎，“你的襯衣很好看。”
我們的采訪便在這種“很女人”的氛圍中展開了，話題從她的新書《寄居者》的女主人公開始。
跟以往她塑造的“單純又有生命力”的女性角色不太一樣，這一次，她給我們捧出了一個有點狡詐有點心機的20歲女孩子。
在《寄居者》中，女主人公“我”在1939年的上海，愛上一名剛剛逃離集中營的猶太男子。為讓愛人逃往美國，“我”臨時在上海抓了個救星——另一位美國青年——做自己的丈夫，最後，“我”用“愛人”的錢贖救了“丈夫”，用“丈夫”的護照讓“愛人”脫險。
“我以前比較喜歡寫蒙昧的女人，不是概念很多的那種女人，很多概念會把一個人本身很美好的東西弄髒”，她邊把搖椅沙發晃動起來邊說，“而這個女孩是跟我完全不一樣，她有陰謀詭計，有心計。”
她承認她寫這個為了愛情用盡心機的女孩子有點挑戰甚至有點吃力，但她覺得就應該這樣做，“我想每篇小說都應該有點突破嘛。你要是全寫一樣的，你自己都沒有樂趣了，每次你都覺得，嗯，很新鮮。我做飯也是這樣，從來不按照一種方法去做，每次做同樣的菜都會稍微改進一些，沒意思，就一定要變著花樣來。”
“你認為這篇小說在語言上有突破嗎？”她盯著我的眼睛，很認真地追問。
寫作要厚重：想和盤托出一方水土
嚴歌苓寫的故事都很厚重，她喜歡舊掉的曆史和年代。一個長期旅居國外的作家怎麽能把本土故事講得如此繪聲繪色？
她喜歡聽故事，“我接觸的人很多，走的地方那麽多，我經常催著別人給我講。朋友也好，熟人也好，生人也好，我都會讓別人給我講。”然後她把故事放在自己腦袋裏的素材庫中。
比如《寄居者》的原型是她1993年在柏林牆前聽來的故事，經過了十來年的積澱，她把它從柏林移花接木到上海，變成了猶太人在上海的寄居生活。
是寄居這個詞讓她有了共鳴，從1989年去美國，嚴歌苓做寄居者也已經有20年了。
她為這個故事搜集所有的素材，包括讀了十多本有關那個年代的猶太人在上海的書，還專門從老一代人那裏了解細節，比如什麽牌子的香水，什麽裁縫店，什麽舞廳，什麽牌子的風衣大衣等等。
“當時上海在這樣一群人的生活的狀態能夠和盤托出，當時他們怎麽生活，我把他們和盤托出的時候，是一方水土和一段很有趣的故事。”
感情要濃烈：女人再成功，歸宿還是感情
她從不寫都市情感，因為她覺得都市人的感情很蒼白無力。
她筆下的情感都是濃烈的，筆下的女人甚至有點“一根筋”似地對愛情猛烈追求。比如《寄居者》裏女主人公敢愛敢恨，《一個女人的史詩》裏紅色女兵對丈夫“哼哧哼哧”的愛，她筆下的女人愛起來是從不吝嗇、從不惜力的。
而這也恰恰是她自己的愛情觀。
“我覺得一個人不管怎樣，要給出去的感情都是非常濃烈的，非常深的。”她曾經有一段以失敗告終的婚姻，她也毫不忌諱地說起，“我對我的前夫至今難以忘懷。”
她現在的丈夫，一位美國的外交官，多年來，她一直追隨他去非洲、去台北。“我很在意我先生的一切，他的事業我能幫上的就會去幫。我很在意我在他眼裏的形象，比如發脾氣很可惡的樣子，我會盡量減少。”
“愛人是一種紀律”，這是她曾經跟朋友提起的一句話，“當然是一種紀律啊，不是一個長期飯票到手了，愛幹嘛就幹嘛，我認為不是這樣的。”
她意識到這一點，是因為“有時候寫作寫得很忙了，我先生下班回家看我還穿著睡衣，就會說：我都懷疑我沒去上這個班。”
後來她嚐試去一點一點改變，比如一大早為他煮一杯咖啡，在他回家之前準備好晚餐，穿上好看的衣服。
你真的很難相信，身為一個文筆犀利的女作家，她的感情觀是如此傳統：“女人所做的一切，你再成功，你的歸宿還是感情。你的成功能夠使這份感情變得有價值，全世界關注我有什麽用？我還是要愛我的人來關注我。”
她說她現在所做的一切，她的先生都為之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