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張守剛
那時候我不夠紅嗎？
多年之前，作家麥琪曾憤憤不平地說：“嚴歌苓不紅，簡直天理難容。”再次聽到這話，嚴歌苓大笑道：“啊？當時難道我不紅嗎？我的作品在台灣得了9個獎，而且都是那麽大的獎。”
談笑間，《梅蘭芳》《一個女人的史詩》等最新影視劇的風頭，已經湮沒了早期《天浴》《少女小漁》那種小眾化的榮光。
已經習慣了嚴歌苓的改變。這一次，長篇小說《寄居者》讓人感到陌生，也算是在情理之內。如果剝去了沉重的社會曆史背景，單純從男女情感關係的角度來說，《寄居者》中的女子尋找真愛的過程像極了一部流行的韓劇。主人公may(玫)，以為自己喜歡未婚夫彼得，一直抵觸另一個男人傑克布，直到最後一刻，才發現後者是自己的最愛。
這一點上，嚴歌苓似乎跟所有女人的體驗都雷同：女人會抵觸某種男人，他們或者邋遢不夠紳士，或者粗魯不夠文雅。女人自己會說，我怎麽會喜歡這種人呢？於是，越喜歡，越抵製。在之前的長篇《扶桑》中，她也用一位妓女的口吻講述了這種欲罷不能的愛情。
這次，在《寄居者》中，她試圖找到一種別樣的語調：一位老婦人在回憶很多年前自己策劃實施的一起善惡參半的事件。may起初誘惑傑克布的目的，僅僅是想偷到他的護照，幫助自己的猶太人未婚夫彼得逃離將成魔窟的上海。
她個人的形象撲朔迷離，她的寫作也一直在變。從軍營作家到海外作家，用“華麗轉身”形容絕不為過。如果非要尋出她一以貫之的原則，那就是兩個字：經濟。能去掉的“的”、“了”都要去掉，她力圖在其中找到古文的那種精煉。還有，除了自傳性很強的《有個女孩叫穗子》，她幾乎所有的故事都是聽來的，來源五花八門，比如她前任丈夫李克威(作家李準之子)的故鄉。
原始的衝動。她被一種寫字的“激動”驅使著。她用鉛筆寫小說，寫到自己不能把握人物命運的時候，她才開始感到興奮，感到刺激。“知道嗎？我為什麽也用英文來寫小說？因為使我感到缺乏把握。未知的東西才有意思，才好玩！”
因為《寄居者》的故事發生在上海，她近來被問得最多的一個問題是：你會成為另一個張愛玲嗎？她會冷冷地回答：張愛玲隻會有一個。“我的上海比較髒、臭，比較像地獄，以後我還會寫上海，那也還是我的上海，不是張愛玲的。”
私密的另一條命
一直在變的不僅是她的小說，嚴歌苓自己也一直在變，在決裂。從去美國的1989年開始，她就生活在“另一條命”裏。
12歲當兵學舞蹈，20歲做中越戰爭前線的戰地記者。從軍13年，她最大的收獲是“胸襟”。采訪過她的媒體記者在雜誌上寫，嚴歌苓是多麽優雅的女人啊，聽到這個，她會有點爽朗地笑出聲來，她自稱很有軍人氣質，“粗線條的，不婆婆媽媽，也不細膩”。軍隊的烙印深深打在她身上，比如三個人走在馬路上，不能橫著走，要豎著走成一排。
“那是一個非常粗糙的集體，發現一點細膩的東西，它都會扼殺你。從人性角度來講，我確實做了一些反思。”她出言稍顯謹慎，不過她的作品早表達了她的立場。《穗子物語》、《一個女人的史詩》等作品都是軍隊題材的作品，用人性的掙紮來展示世界的真相。以知青群體為主題的《天浴》中，她寫文秀為了回到成都，一次次將肉體獻給陌生的男人——你會感到背後的嚴歌苓，嘴角含著隱忍之冷。
這也就很容易理解，跟她合作《梅蘭芳》的陳凱歌為什麽把她引為知己。在看了她的作品後，陳凱歌一語點破：“她的小說中潛在的，或是隱形的一個關於自由的概念，特別引人注目，我覺得，那就是個人自由。”這意味著，他們對共同經曆過的“文革”荒誕時代的否定。
她的另一條自由的命，肇始於1989年。一場不圓滿的婚姻之後，那一年她赴美學習，攻讀哥倫比亞大學藝術學院文學寫作係的研究生，開始了她的海外生涯。從英語的每一個單詞，從叉子西餐簡單的生活技巧，這位30歲的女人，開始了自己“返老還童”的痛苦曆程。
一邊刷盤子，一邊寫字，寫作依然是她謀生的手段。她寫很多短篇小說，投到台灣的報刊，掙美金。她沒覺得那時候為了賺錢的作品，寫的不如現在，相反，她甚至覺得那時候寫的比現在好。
在陌生的國度裏，生長出另一個嚴歌苓。“好像多出一條命來，是脫胎換骨的一種。”那是怎樣的一個過程，你自然可以想象，“敏感而痛苦。”就像她喜歡的美國黑人歌曲，那是用肉嗓子唱出來的樂與痛。
半路出家學來的西方文化，讓她沒有歸宿感。“基督教文化是強勢的，美國人的救世思想也很普遍，而像我自己就是邊緣人。”心底清楚，她自己逃脫不了寄居者的身份。
3月的這幾天，不折不扣的“寄居者”嚴歌苓短暫回到北京，等待她的，是她已經缺席了20年的北京。“變了，變得很厲害。”她歎息說，“要好好補課。”
有主意，但也可以算了
她的生活是與世隔絕，也享受這種隔絕。她的生活永遠都是從清晨的一杯咖啡開始，然後寫作。在第一次失敗的婚姻之後，她與美國外交官勞倫斯結婚。再婚生活非常幸福，因為丈夫的工作關係，每兩三年，他們都要換一個國家或地區居住。從2006年的9月份到現在，他們一直居住在台灣。“剛去非洲的時候很不適應，適應了不想走了，但又必須走。”她說，等老了，她希望回到之前在美國居住的伯克萊，那裏有一座對著海灣的美麗房子。
家庭生活幸福得令人妒忌。所以被問到任何關於家庭的問題，她都一臉幸福，笑語晏晏。不過，國家不幸詩人幸——美滿的家庭生活對一個作家來說，是一種幸運嗎？
50歲的嚴歌苓回答說，寫作跟家庭幸福不幸福沒有關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吧”；“釋迦牟尼出家前也是一個生活幸福的人，他離開那個世界源於一種敏感。一個人能否寫作，看有沒有這種敏感。對人家的快樂和痛苦，能不能感同身受。”
她的父母居住北京，但她很少在北京寫作。“北京讓人有太多欲望，到處在起高樓，人欲橫流。”采訪她的那幾天，她在北京新買了一套房子，你想象不到她買房子的原因：為自己心愛的一條狗。“之前買的是公寓，不讓養大狗，我天天跟做孫子似的，就怕哪一天它被拉走了。”
這時候的她是柔媚的，也是隨性的。“我主意貌似很大，但人家說不行，也就算了。”她做人的原則是：不是一定要幹什麽，沒什麽都行。可有可無，無可無不可。後來寫《梅蘭芳》的時候，這點她覺得跟自己很像。她是個會“藏”的人，你不能期待她挺身而出式的金剛怒目，她的鋒芒都藏在她的文字中。
但有人問她對年輕人的寄語，她會回答：“在鄰居和同事或者同學的價值觀成為普遍價值觀的時候，別信它，別理它。”乍一聽，這不像那個姿態優雅的嚴歌苓，你會感受到這個女人的固執與尖銳——那屬於她的另一種私密。
我這樣寫，我覺得high
南都周刊：看了你的幾本書，我最喜歡的還是《寄居者》。
嚴歌苓：有意思，大家的反應都不相同。有些人覺得讀不進去。你這樣的鼓勵我應該多聽聽。
南都周刊：鼓勵倒說不上，跟看一場電影一樣，過程很享受。
嚴歌苓：原本是電影劇本，電影公司邀約來寫。但我覺得電影有些地方發揮不出來，而對寄居者有很多話要講，還是寫一本書要好。
南都周刊：算應酬之作？
嚴歌苓：不是。其實我對猶太人這個主題感興趣很多年了。猶太人群體和中國文化有兩次碰撞，最早宋朝時有1000多人來中國，後來被同化了。二戰期間，由於被迫害，又來了一批，其中很多人就來到上海，《寄居者》的故事發生地。猶太文化和中華文化有相近的地方，琢磨起來有意思，有意思的東西就想寫小說，電影達不到。
南都周刊：哪些相近的地方？
嚴歌苓：比如說猶太人和中國人都注重獨善其身。他們都拚命地去做事，都是很好的商人，也都是很好的手藝人，他們很勤勞，愛鑽研，也愛鑽營。他們有注重教育的傳統，比如再窮也讓孩子讀書，要讀秀才，考狀元啊。
南都周刊：區別呢？
嚴歌苓：中華民族缺乏那種凝聚力，猶太教的凝聚力太大了。
南都周刊：《寄居者》與《扶桑》都有海外背景。不過我覺得這兩部作品的相似之處，在於女人如何尋找自己的真愛。你以為你喜歡這個，實際上你喜歡的是另一個。
嚴歌苓：在你把它點破之前，我還沒想到這一點。
南都周刊：不是有意識的？
嚴歌苓：不是。本來寫主人公may跟他去了美國，她為了男友彼得害了傑克布。她應該認識到自己對傑克布的愛，但剛開始她從感情上殺掉了他。寫到最後，我發現may不能這樣做。她一點一點地發現自己愛上了他，就不能繼續那樣做。
南都周刊：她最後的行為背叛了她的計劃，當然，從感情線上來說，這一點都不突兀。
嚴歌苓：有時候，女人會抵觸這種人。她在心裏說，我怎麽會喜歡這種人呢？她喜歡，她拚命抵製。
南都周刊：有人稱你是好萊塢編劇。在好萊塢的經曆會不會讓你將來的作品變得更“好萊塢化”？
嚴歌苓：其實我在那兒寫的東西不多，不是那種主流的好萊塢的格式化的東西。我改編過蘇聯的長篇小說，還有越南的長篇小說，因為製片方覺得我有社會主義國家生活的經曆。我們也學好萊塢的東西，怎麽寫奏效，怎麽抓人心。所以，是不是受到影響，不以自己的意誌為轉移的，時間長了，這種影響肯定是有的。但這是種非常惡劣的影響。我在有意識地抵製，所以好萊塢的大路片我都是不看的。
南都周刊：聽說你喜歡“臥底”，為寫小說實地考察過。
嚴歌苓：我在衝繩島的紀念館，曾經看到資料說有130個15歲到18歲的孩子，都死在衝繩決戰中，很多是拉手榴彈自殺了。在紀念館，還能看到照片上他們稚氣的眼神，看著我就流淚了。後來我寫《小姨多鶴》，就想到了我站在照片前麵的那種感覺。
為寫《寄居者》我先後讀了十多本書，有關猶太人在上海主題的，我翻遍了美國的圖書館。我還了解很多細節，香水用什麽牌子？風衣是什麽牌子？裁縫店是什麽樣子？舞廳是怎樣的服務？等等。
南都周刊：跟別的作家比起來，你小說裏都隱藏著一個“我”。你寫了那麽多小說，就有無數個“我”。到底哪一個跟你最相近？
嚴歌苓：你看過《穗子物語》嗎，那個穗子是比較靠近我的，每一篇都有我的經曆，小說化，然後發酵出來。其他的故事虛構很大，但女主人公也有我對世界的理解。比如《第九個寡婦》，裏麵的王葡萄特別閑不住，我也是這樣的人。沒有我自己的話，我寫不好。
南都周刊：我認識一些你的讀者，她們對你的個人生活很有興趣，想拚命在其中看你愛情的影子。
嚴歌苓：有我的隱私吧。但隱私不等於生活隱私，而是我的思考。我不喜歡站出來說，我覺得這個問題如何如何。那就失去了我生活的私密的感覺。
南都周刊：有人看《寄居者》想起了三毛和荷西。《寄居者》能滿足這部分人的窺探欲嗎？
嚴歌苓：應該說沒有。主要是我對寄居狀態的認同，還有那種悲哀。不過，我很能鑽到那裏麵去，鑽到那個性格裏去。
南都周刊：有些作家比如張承誌都不寫小說了，討厭滿紙的虛構腔調。
嚴歌苓：虛構裏才能藏。有些人是很私密的，我就是很私密的一個人，所以我不願意用嚴歌苓的這個我出來發言。怎麽讓你感到快樂，怎麽high，就怎麽做好了。張承誌這樣寫，如果讓他high了，那就好；我這樣寫，我覺得high，那我就這麽寫，就這麽活著。
那時候我不夠紅嗎？
多年之前，作家麥琪曾憤憤不平地說：“嚴歌苓不紅，簡直天理難容。”再次聽到這話，嚴歌苓大笑道：“啊？當時難道我不紅嗎？我的作品在台灣得了9個獎，而且都是那麽大的獎。”
談笑間，《梅蘭芳》《一個女人的史詩》等最新影視劇的風頭，已經湮沒了早期《天浴》《少女小漁》那種小眾化的榮光。
已經習慣了嚴歌苓的改變。這一次，長篇小說《寄居者》讓人感到陌生，也算是在情理之內。如果剝去了沉重的社會曆史背景，單純從男女情感關係的角度來說，《寄居者》中的女子尋找真愛的過程像極了一部流行的韓劇。主人公may(玫)，以為自己喜歡未婚夫彼得，一直抵觸另一個男人傑克布，直到最後一刻，才發現後者是自己的最愛。
這一點上，嚴歌苓似乎跟所有女人的體驗都雷同：女人會抵觸某種男人，他們或者邋遢不夠紳士，或者粗魯不夠文雅。女人自己會說，我怎麽會喜歡這種人呢？於是，越喜歡，越抵製。在之前的長篇《扶桑》中，她也用一位妓女的口吻講述了這種欲罷不能的愛情。
這次，在《寄居者》中，她試圖找到一種別樣的語調：一位老婦人在回憶很多年前自己策劃實施的一起善惡參半的事件。may起初誘惑傑克布的目的，僅僅是想偷到他的護照，幫助自己的猶太人未婚夫彼得逃離將成魔窟的上海。
她個人的形象撲朔迷離，她的寫作也一直在變。從軍營作家到海外作家，用“華麗轉身”形容絕不為過。如果非要尋出她一以貫之的原則，那就是兩個字：經濟。能去掉的“的”、“了”都要去掉，她力圖在其中找到古文的那種精煉。還有，除了自傳性很強的《有個女孩叫穗子》，她幾乎所有的故事都是聽來的，來源五花八門，比如她前任丈夫李克威(作家李準之子)的故鄉。
原始的衝動。她被一種寫字的“激動”驅使著。她用鉛筆寫小說，寫到自己不能把握人物命運的時候，她才開始感到興奮，感到刺激。“知道嗎？我為什麽也用英文來寫小說？因為使我感到缺乏把握。未知的東西才有意思，才好玩！”
因為《寄居者》的故事發生在上海，她近來被問得最多的一個問題是：你會成為另一個張愛玲嗎？她會冷冷地回答：張愛玲隻會有一個。“我的上海比較髒、臭，比較像地獄，以後我還會寫上海，那也還是我的上海，不是張愛玲的。”
私密的另一條命
一直在變的不僅是她的小說，嚴歌苓自己也一直在變，在決裂。從去美國的1989年開始，她就生活在“另一條命”裏。
12歲當兵學舞蹈，20歲做中越戰爭前線的戰地記者。從軍13年，她最大的收獲是“胸襟”。采訪過她的媒體記者在雜誌上寫，嚴歌苓是多麽優雅的女人啊，聽到這個，她會有點爽朗地笑出聲來，她自稱很有軍人氣質，“粗線條的，不婆婆媽媽，也不細膩”。軍隊的烙印深深打在她身上，比如三個人走在馬路上，不能橫著走，要豎著走成一排。
“那是一個非常粗糙的集體，發現一點細膩的東西，它都會扼殺你。從人性角度來講，我確實做了一些反思。”她出言稍顯謹慎，不過她的作品早表達了她的立場。《穗子物語》、《一個女人的史詩》等作品都是軍隊題材的作品，用人性的掙紮來展示世界的真相。以知青群體為主題的《天浴》中，她寫文秀為了回到成都，一次次將肉體獻給陌生的男人——你會感到背後的嚴歌苓，嘴角含著隱忍之冷。
這也就很容易理解，跟她合作《梅蘭芳》的陳凱歌為什麽把她引為知己。在看了她的作品後，陳凱歌一語點破：“她的小說中潛在的，或是隱形的一個關於自由的概念，特別引人注目，我覺得，那就是個人自由。”這意味著，他們對共同經曆過的“文革”荒誕時代的否定。
她的另一條自由的命，肇始於1989年。一場不圓滿的婚姻之後，那一年她赴美學習，攻讀哥倫比亞大學藝術學院文學寫作係的研究生，開始了她的海外生涯。從英語的每一個單詞，從叉子西餐簡單的生活技巧，這位30歲的女人，開始了自己“返老還童”的痛苦曆程。
一邊刷盤子，一邊寫字，寫作依然是她謀生的手段。她寫很多短篇小說，投到台灣的報刊，掙美金。她沒覺得那時候為了賺錢的作品，寫的不如現在，相反，她甚至覺得那時候寫的比現在好。
在陌生的國度裏，生長出另一個嚴歌苓。“好像多出一條命來，是脫胎換骨的一種。”那是怎樣的一個過程，你自然可以想象，“敏感而痛苦。”就像她喜歡的美國黑人歌曲，那是用肉嗓子唱出來的樂與痛。
半路出家學來的西方文化，讓她沒有歸宿感。“基督教文化是強勢的，美國人的救世思想也很普遍，而像我自己就是邊緣人。”心底清楚，她自己逃脫不了寄居者的身份。
3月的這幾天，不折不扣的“寄居者”嚴歌苓短暫回到北京，等待她的，是她已經缺席了20年的北京。“變了，變得很厲害。”她歎息說，“要好好補課。”
有主意，但也可以算了
她的生活是與世隔絕，也享受這種隔絕。她的生活永遠都是從清晨的一杯咖啡開始，然後寫作。在第一次失敗的婚姻之後，她與美國外交官勞倫斯結婚。再婚生活非常幸福，因為丈夫的工作關係，每兩三年，他們都要換一個國家或地區居住。從2006年的9月份到現在，他們一直居住在台灣。“剛去非洲的時候很不適應，適應了不想走了，但又必須走。”她說，等老了，她希望回到之前在美國居住的伯克萊，那裏有一座對著海灣的美麗房子。
家庭生活幸福得令人妒忌。所以被問到任何關於家庭的問題，她都一臉幸福，笑語晏晏。不過，國家不幸詩人幸——美滿的家庭生活對一個作家來說，是一種幸運嗎？
50歲的嚴歌苓回答說，寫作跟家庭幸福不幸福沒有關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吧”；“釋迦牟尼出家前也是一個生活幸福的人，他離開那個世界源於一種敏感。一個人能否寫作，看有沒有這種敏感。對人家的快樂和痛苦，能不能感同身受。”
她的父母居住北京，但她很少在北京寫作。“北京讓人有太多欲望，到處在起高樓，人欲橫流。”采訪她的那幾天，她在北京新買了一套房子，你想象不到她買房子的原因：為自己心愛的一條狗。“之前買的是公寓，不讓養大狗，我天天跟做孫子似的，就怕哪一天它被拉走了。”
這時候的她是柔媚的，也是隨性的。“我主意貌似很大，但人家說不行，也就算了。”她做人的原則是：不是一定要幹什麽，沒什麽都行。可有可無，無可無不可。後來寫《梅蘭芳》的時候，這點她覺得跟自己很像。她是個會“藏”的人，你不能期待她挺身而出式的金剛怒目，她的鋒芒都藏在她的文字中。
但有人問她對年輕人的寄語，她會回答：“在鄰居和同事或者同學的價值觀成為普遍價值觀的時候，別信它，別理它。”乍一聽，這不像那個姿態優雅的嚴歌苓，你會感受到這個女人的固執與尖銳——那屬於她的另一種私密。
我這樣寫，我覺得high
南都周刊：看了你的幾本書，我最喜歡的還是《寄居者》。
嚴歌苓：有意思，大家的反應都不相同。有些人覺得讀不進去。你這樣的鼓勵我應該多聽聽。
南都周刊：鼓勵倒說不上，跟看一場電影一樣，過程很享受。
嚴歌苓：原本是電影劇本，電影公司邀約來寫。但我覺得電影有些地方發揮不出來，而對寄居者有很多話要講，還是寫一本書要好。
南都周刊：算應酬之作？
嚴歌苓：不是。其實我對猶太人這個主題感興趣很多年了。猶太人群體和中國文化有兩次碰撞，最早宋朝時有1000多人來中國，後來被同化了。二戰期間，由於被迫害，又來了一批，其中很多人就來到上海，《寄居者》的故事發生地。猶太文化和中華文化有相近的地方，琢磨起來有意思，有意思的東西就想寫小說，電影達不到。
南都周刊：哪些相近的地方？
嚴歌苓：比如說猶太人和中國人都注重獨善其身。他們都拚命地去做事，都是很好的商人，也都是很好的手藝人，他們很勤勞，愛鑽研，也愛鑽營。他們有注重教育的傳統，比如再窮也讓孩子讀書，要讀秀才，考狀元啊。
南都周刊：區別呢？
嚴歌苓：中華民族缺乏那種凝聚力，猶太教的凝聚力太大了。
南都周刊：《寄居者》與《扶桑》都有海外背景。不過我覺得這兩部作品的相似之處，在於女人如何尋找自己的真愛。你以為你喜歡這個，實際上你喜歡的是另一個。
嚴歌苓：在你把它點破之前，我還沒想到這一點。
南都周刊：不是有意識的？
嚴歌苓：不是。本來寫主人公may跟他去了美國，她為了男友彼得害了傑克布。她應該認識到自己對傑克布的愛，但剛開始她從感情上殺掉了他。寫到最後，我發現may不能這樣做。她一點一點地發現自己愛上了他，就不能繼續那樣做。
南都周刊：她最後的行為背叛了她的計劃，當然，從感情線上來說，這一點都不突兀。
嚴歌苓：有時候，女人會抵觸這種人。她在心裏說，我怎麽會喜歡這種人呢？她喜歡，她拚命抵製。
南都周刊：有人稱你是好萊塢編劇。在好萊塢的經曆會不會讓你將來的作品變得更“好萊塢化”？
嚴歌苓：其實我在那兒寫的東西不多，不是那種主流的好萊塢的格式化的東西。我改編過蘇聯的長篇小說，還有越南的長篇小說，因為製片方覺得我有社會主義國家生活的經曆。我們也學好萊塢的東西，怎麽寫奏效，怎麽抓人心。所以，是不是受到影響，不以自己的意誌為轉移的，時間長了，這種影響肯定是有的。但這是種非常惡劣的影響。我在有意識地抵製，所以好萊塢的大路片我都是不看的。
南都周刊：聽說你喜歡“臥底”，為寫小說實地考察過。
嚴歌苓：我在衝繩島的紀念館，曾經看到資料說有130個15歲到18歲的孩子，都死在衝繩決戰中，很多是拉手榴彈自殺了。在紀念館，還能看到照片上他們稚氣的眼神，看著我就流淚了。後來我寫《小姨多鶴》，就想到了我站在照片前麵的那種感覺。
為寫《寄居者》我先後讀了十多本書，有關猶太人在上海主題的，我翻遍了美國的圖書館。我還了解很多細節，香水用什麽牌子？風衣是什麽牌子？裁縫店是什麽樣子？舞廳是怎樣的服務？等等。
南都周刊：跟別的作家比起來，你小說裏都隱藏著一個“我”。你寫了那麽多小說，就有無數個“我”。到底哪一個跟你最相近？
嚴歌苓：你看過《穗子物語》嗎，那個穗子是比較靠近我的，每一篇都有我的經曆，小說化，然後發酵出來。其他的故事虛構很大，但女主人公也有我對世界的理解。比如《第九個寡婦》，裏麵的王葡萄特別閑不住，我也是這樣的人。沒有我自己的話，我寫不好。
南都周刊：我認識一些你的讀者，她們對你的個人生活很有興趣，想拚命在其中看你愛情的影子。
嚴歌苓：有我的隱私吧。但隱私不等於生活隱私，而是我的思考。我不喜歡站出來說，我覺得這個問題如何如何。那就失去了我生活的私密的感覺。
南都周刊：有人看《寄居者》想起了三毛和荷西。《寄居者》能滿足這部分人的窺探欲嗎？
嚴歌苓：應該說沒有。主要是我對寄居狀態的認同，還有那種悲哀。不過，我很能鑽到那裏麵去，鑽到那個性格裏去。
南都周刊：有些作家比如張承誌都不寫小說了，討厭滿紙的虛構腔調。
嚴歌苓：虛構裏才能藏。有些人是很私密的，我就是很私密的一個人，所以我不願意用嚴歌苓的這個我出來發言。怎麽讓你感到快樂，怎麽high，就怎麽做好了。張承誌這樣寫，如果讓他high了，那就好；我這樣寫，我覺得high，那我就這麽寫，就這麽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