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
“在中文寫作中，我已人過中年；在英文寫作中，我隻有17歲。雙語寫作讓我感到刺激和快樂。”近日，作家嚴歌苓在複旦大學演講，講述自己雙語寫作的實踐與快樂。嚴歌苓此次陪同自己當年的寫作老師、美國哥倫比亞藝術學院教授貝蒂·史夫利特和約翰·舒爾茨一起來滬。
連日來，貝蒂·史夫利特和約翰·舒爾茨教授在複旦大學為中文係研究生講授了為期四周的寫作課，深受學生歡迎；而近年來創作頗豐，接連推出中文長篇小說《穗子物語》《第九個寡婦》《一個女人的史詩》和首部英文長篇小說《thebanquetbug》，並創作了大量中短篇小說的嚴歌苓的“現身說法”，更是吸引了大量複旦學子和文學愛好者。
“英文寫作讓我毛發直豎”
此次嚴歌苓演講的題目《雙語創作的實踐與快樂》，然而一開口她就“否定”了英文創作的快樂，回憶起自己當年初學英語時的艱辛與痛苦。“雖然這次我想說的是快樂，聽起來很輕鬆，但其實學一門語言不可能是快樂的。我是從三十歲開始學英語、考托福的，那時，我一邊打著各種工，做保姆做招待員等，一邊學英語。在燙衣服的時候，甚至端盤子的時候，還拿著卡片背單詞。”
經過1年零7個月的努力，嚴歌苓通過了托福考試，她勇敢走進約翰·舒爾茨教授的辦公室，告訴他自己想要申請英文寫作專業的碩士學習。“當時我想，別的我不知道，但文學創作還是知道點的，至少知道什麽是創作。”幾個月後，她得到了哥倫比亞藝術學院全額獎學金的入學通知書，於是，“我覺得學英文的所有苦都得到了回報”。
然而，這僅僅還隻是開始，接下來的學習過程讓嚴歌苓體會到的更是寫作的“痛苦”而不是快樂。“那時要求我們每天都必須英文寫作，從一個詞想到一個場景，從一個場景想到一個故事。而且為了省學費，我同時修了5門課，這讓我學得非常辛苦。不過我後來發現這是一個很好的掙錢的辦法。我把一些故事用中文寫出來，然後投去台灣的報紙，因為台灣報紙的文學獎獎金比較高。”
正是從這時開始，嚴歌苓在此後的十年裏幾乎得遍了台灣所有的文學大獎，也正是從這時開始，她開始英文寫作。不過，“一開始，我總是詞不達意，現在我也隻是達意不傳神的作家。英文達意都不像中文那麽容易，何況傳神。隻有別人告訴我，這個句子寫得太絕了，我才明白自己的那個句子寫得好。不過刺激正在此，快樂也在此。因為快樂總伴隨著一些恐懼和達不到，就像我的英文寫作，即便把所有的生命力都調動起來，但總有達不到的地方。英文寫作，讓我毛發都豎起來。”
初到美國的嚴歌苓有一個心願，就是有一天要用英文寫作。2005年，當她的首部英文長篇小說在非洲完成、寄給出版社後，她覺得自己的心願完成了，幾乎沒有再想它。然而當收到出版社回信時，她突然意識到，“我的又一個通道打開了。這下我可以用英文寫作了，以後我每年要用英文寫一部，用中文寫一部。人就是這樣貪得無厭的……”
“雙語寫作讓我有具有雙重人格”
“用英文寫作的快樂還在於，它讓我有了另一重人格，另一個自我。”在講述完英文寫作的“痛苦”和刺激後，嚴歌苓向聽眾說起雙語寫作的體驗和快樂。
她說，我現在已經人過中年了，在中文寫作時，我已經失去了一個顯性的自我，有一個自我審查的意識；但在英文寫作時，我想像中文寫作那樣老謀深算都不行，在英文中，我的自我隻有17歲，我是年輕的，自由的，我可以非常魯莽，語言可以非常大膽，我是在用一個沒有自我審視的英語寫一個中國故事，這非常具有戲劇性，就像一個分裂的人格。寫《thebanquetbug》時，我正在非洲，那是一個非常洪荒的環境，每天早上醒來，我都會坐在電腦邊看自己前一天寫了什麽，這是一個40多歲的自我和一個17歲的自我在進行碰撞，非常刺激，這樣的刺激讓我體會到極端的快樂。
嚴歌苓表示，與英文寫作相比，自己的中文寫作可以說非常省力，幾乎兩個月就可以完成一部長篇，用鉛筆寫在稿紙上，一遍便可完成，隻需要回頭修改一些字詞。而在英文寫作時，有時為了一個句子就得反複修改很多遍。然而為什麽要堅持英文寫作、做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呢？對此，她說，因為我發現中英文寫作是可以互補的。在中文寫作的時候，我有時候就下意識地直譯了英文的一些表達方法。
如今，對於嚴歌苓來說，每天讀上一個小時的英文作品成了她的一種養身法；而每天早上起來寫一點東西，更成了她的必修功課。不過，無論是中文寫作還是英文寫作，她認為，簡練非常重要，“現在有一些作家寫東西不舍得刪除，不能夠做到惜墨如金，其實如果把當中的水分去掉，含金量提高些，他們的作品會更加傳神精妙。”同時，她也強調，知識分子更為重要的是要有獨立自由的精神，作家應該永遠處於邊緣的地位。
“在中文寫作中，我已人過中年；在英文寫作中，我隻有17歲。雙語寫作讓我感到刺激和快樂。”近日，作家嚴歌苓在複旦大學演講，講述自己雙語寫作的實踐與快樂。嚴歌苓此次陪同自己當年的寫作老師、美國哥倫比亞藝術學院教授貝蒂·史夫利特和約翰·舒爾茨一起來滬。
連日來，貝蒂·史夫利特和約翰·舒爾茨教授在複旦大學為中文係研究生講授了為期四周的寫作課，深受學生歡迎；而近年來創作頗豐，接連推出中文長篇小說《穗子物語》《第九個寡婦》《一個女人的史詩》和首部英文長篇小說《thebanquetbug》，並創作了大量中短篇小說的嚴歌苓的“現身說法”，更是吸引了大量複旦學子和文學愛好者。
“英文寫作讓我毛發直豎”
此次嚴歌苓演講的題目《雙語創作的實踐與快樂》，然而一開口她就“否定”了英文創作的快樂，回憶起自己當年初學英語時的艱辛與痛苦。“雖然這次我想說的是快樂，聽起來很輕鬆，但其實學一門語言不可能是快樂的。我是從三十歲開始學英語、考托福的，那時，我一邊打著各種工，做保姆做招待員等，一邊學英語。在燙衣服的時候，甚至端盤子的時候，還拿著卡片背單詞。”
經過1年零7個月的努力，嚴歌苓通過了托福考試，她勇敢走進約翰·舒爾茨教授的辦公室，告訴他自己想要申請英文寫作專業的碩士學習。“當時我想，別的我不知道，但文學創作還是知道點的，至少知道什麽是創作。”幾個月後，她得到了哥倫比亞藝術學院全額獎學金的入學通知書，於是，“我覺得學英文的所有苦都得到了回報”。
然而，這僅僅還隻是開始，接下來的學習過程讓嚴歌苓體會到的更是寫作的“痛苦”而不是快樂。“那時要求我們每天都必須英文寫作，從一個詞想到一個場景，從一個場景想到一個故事。而且為了省學費，我同時修了5門課，這讓我學得非常辛苦。不過我後來發現這是一個很好的掙錢的辦法。我把一些故事用中文寫出來，然後投去台灣的報紙，因為台灣報紙的文學獎獎金比較高。”
正是從這時開始，嚴歌苓在此後的十年裏幾乎得遍了台灣所有的文學大獎，也正是從這時開始，她開始英文寫作。不過，“一開始，我總是詞不達意，現在我也隻是達意不傳神的作家。英文達意都不像中文那麽容易，何況傳神。隻有別人告訴我，這個句子寫得太絕了，我才明白自己的那個句子寫得好。不過刺激正在此，快樂也在此。因為快樂總伴隨著一些恐懼和達不到，就像我的英文寫作，即便把所有的生命力都調動起來，但總有達不到的地方。英文寫作，讓我毛發都豎起來。”
初到美國的嚴歌苓有一個心願，就是有一天要用英文寫作。2005年，當她的首部英文長篇小說在非洲完成、寄給出版社後，她覺得自己的心願完成了，幾乎沒有再想它。然而當收到出版社回信時，她突然意識到，“我的又一個通道打開了。這下我可以用英文寫作了，以後我每年要用英文寫一部，用中文寫一部。人就是這樣貪得無厭的……”
“雙語寫作讓我有具有雙重人格”
“用英文寫作的快樂還在於，它讓我有了另一重人格，另一個自我。”在講述完英文寫作的“痛苦”和刺激後，嚴歌苓向聽眾說起雙語寫作的體驗和快樂。
她說，我現在已經人過中年了，在中文寫作時，我已經失去了一個顯性的自我，有一個自我審查的意識；但在英文寫作時，我想像中文寫作那樣老謀深算都不行，在英文中，我的自我隻有17歲，我是年輕的，自由的，我可以非常魯莽，語言可以非常大膽，我是在用一個沒有自我審視的英語寫一個中國故事，這非常具有戲劇性，就像一個分裂的人格。寫《thebanquetbug》時，我正在非洲，那是一個非常洪荒的環境，每天早上醒來，我都會坐在電腦邊看自己前一天寫了什麽，這是一個40多歲的自我和一個17歲的自我在進行碰撞，非常刺激，這樣的刺激讓我體會到極端的快樂。
嚴歌苓表示，與英文寫作相比，自己的中文寫作可以說非常省力，幾乎兩個月就可以完成一部長篇，用鉛筆寫在稿紙上，一遍便可完成，隻需要回頭修改一些字詞。而在英文寫作時，有時為了一個句子就得反複修改很多遍。然而為什麽要堅持英文寫作、做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呢？對此，她說，因為我發現中英文寫作是可以互補的。在中文寫作的時候，我有時候就下意識地直譯了英文的一些表達方法。
如今，對於嚴歌苓來說，每天讀上一個小時的英文作品成了她的一種養身法；而每天早上起來寫一點東西，更成了她的必修功課。不過，無論是中文寫作還是英文寫作，她認為，簡練非常重要，“現在有一些作家寫東西不舍得刪除，不能夠做到惜墨如金，其實如果把當中的水分去掉，含金量提高些，他們的作品會更加傳神精妙。”同時，她也強調，知識分子更為重要的是要有獨立自由的精神，作家應該永遠處於邊緣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