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陳豔濤
她曾經在她的作品裏，寫過形形色色生動的女人，而她本人的經曆和故事，似乎比她小說裏的人物更跌宕起伏，也更精彩。
作家蕭馬之女，前夫是名作家李準的兒子——這些背景似乎注定了嚴歌苓將要走入文壇。
1986年，她由陳荒煤推薦加入中國作協，成為當時最年輕的作家之一。她曾是舞蹈演員，受過多年芭蕾舞訓練，至今仍然保有挺拔修長的體型。她曾經當過13年兵，並作為戰地記者到前線報道對越自衛反擊戰，這影響到日後，她成為反戰主義者，美國攻打伊拉克時，她參加過反戰遊行和靜坐。
這一次回國，她是為了新作《第九個寡婦》的出版。此時，正趕上國內網絡上的韓寒、白燁關於文學和文壇的韓白之爭，這讓她回憶起自己的青春時代，上世紀80年代，那個意氣風發、初入文壇的女孩。“青春是最傲慢的東西，想想我們過去，當時我們又看得起過誰？”那時的她，當兵、下牧場、上戰場、六遊西藏，她在她的青春時代活得肆意而熱鬧。比起同齡人，她精彩得多的經曆和故事，也成為日後她寫作的資料庫。
2005年，嚴歌苓曾在複旦大學作過一次演講，題目叫《十年一覺美國夢》，本以為她要講的是在美國所感受到的文化衝突所帶來的刺激，但被她否定了，“我是講一個夢的破碎，是幻滅，對美國的民主、政治，擺出來的姿態，像救世主一樣幫助別人的姿態的幻滅。”
她曾經稱自己是“中國文學的遊牧民族”之一員，而她的足跡，從中國，到美國，到歐洲，再到非洲，遊牧一般的生存方式，似乎就決定了她風格、背景都跨度極大的文學作品風格。
對於自己的文字，嚴歌苓有種固執的堅持。她的小說《扶桑》在美國出版時，她的文學代理人希望把小說改成第三人稱，否則沒辦法找文學出版社。嚴歌苓的回答是：不能改，你就不要找出版社好了。一直堅持了3年，直到1997年她的小說在美國獲獎，《扶桑》才得以出版。“這個人以為美國的商業市場對我有強大的作用，他錯了，他不了解我這個人。我整個的樂趣都在文字裏麵，商業化根本改變不了我。”
麵對麵
《新周刊》：你在1986年就加入作家協會？算是作協裏最年輕的作家了吧？
嚴歌苓：嗯，差不多。大概我的第一篇長篇小說一出來，年底就加入作協了。
《新周刊》：當時中國作協和文壇是什麽樣的狀況？
嚴歌苓：一言難以表述。那時參加作協似乎是件大事，當時有陳荒煤推薦，也算是件很了不起的事。但我知道中國大陸，現在的偶像變成另外一些人了。我知道前段時間有韓白之爭。我認識白燁，但不是很熟。昨天在人民網接受采訪，有個網友問我認不認識白燁，好像有什麽話要跟我講。我說認識，然後趕緊把話題岔開，怕他們糾纏。80後的作家對文壇有點輕蔑，沒什麽啊，那就輕蔑好了，得允許他們有個態度啊。孩子嘛，這火氣都是比較大的，而且比較優越的，青春是最傲慢的東西，想想我們過去，當時我們又看得起過誰？
《新周刊》：出國之前對寫作沒有抱太大期望？
嚴歌苓：當然抱期望了。但我當時覺得：在中國寫作，很多東西都是人為的，都是靠人工在操縱，不公平，不是公平競爭的環境。這一點讓我非常厭惡。比如一些文學類的評獎，大家都要去活動的，這樣才能獲獎。那時候經常有人跟我說“你公公是評委，能不能幫我說句話？”
我本來以為美國文壇還是比較公平的。但去了美國之後才發現，也不是像想象中那麽公平。我的作品都是在台灣得的獎，台灣是閉卷的評獎，誰也不知道結果是誰。後來我也當過終審，最後一圈入圍的作品由我和另外兩三個人評審。這時候我都不知道他是誰，就隻看作品。我當時的稿子也是這樣得獎的，還是比較服氣。大陸也應該這樣來試試。
《新周刊》：出國和對當時文壇的失望有關係嗎？
嚴歌苓：也沒有太大關係。我當時在魯迅文學院作家研究生班，和北師大一塊辦的，我們班的人後來都挺有名，像莫言和餘華。我當時覺得文學上的競爭不公平，我希望到一個硬碰硬看本事的地方。我就憑自己的本事考上了碩士生，拿到了獎學金，和美國同學比賽寫小說。到現在也是硬碰硬的，我的英文作品今年要出版了。在美國我能看到硬碰硬出來的成就，相對比較公平，公平就機會多些。包括台灣，隻要寫中文。在大陸我已經聽到了三次的評獎，都說我是外國人，不算是中國作家，不給我獎。我拿了台灣的百萬文學獎後，上海文學獎評到最後一輪的時候，提出：她不是中國人，沒有參加資格。後來有專家寫信說：如果她沒有資格參加，當初你們不要耽誤我們的時間讓我們來讀。你讓我們讀完了，我們已經有自己意見了，你又來告訴我她沒有資格拿獎，這不是很荒唐嗎？後來他們折衷一下給了個第二名。這種事我覺得特別講不清楚。
《新周刊》：老作家李準一家給你什麽樣的影響？
嚴歌苓：李準和我爸爸是好朋友。我記得有一次，是我和我前夫在上海電影製片廠的寫作樓碰上，他說你是蕭馬叔叔的女兒吧？我說是，我們就聊了起來。聊的過程中，他突然說了一句河南話，我很吃驚，就笑。他又說“河南話咋著？”那一瞬間，我忽然間就愛上他了。我覺得這個說河南話的男人太有意思了。之前我就見過他爸爸李準。他爸爸是色彩很濃烈的一個人，兒子比較內斂。
李準是個特別幽默，說話特別生動的人，我現在都能清楚地記得他說過的一些話，覺得很有意思。我前夫的母親也特別幽默，說話充滿了形象和細節，也是說河南方言，我在他們家裏呆了七八年。當時我們家裏有4個兒媳婦，他們全家的孩子都很喜歡文學，所有人都講河南話。我就感覺到我也是半個河南人。所以我寫《第九個寡婦》，用河南方言一點困難也沒有。我覺得四川話和河南話都特別幽默，當然北京話也是，但北京話太貧了，沒有河南話那麽簡潔，那麽有力，我對河南人有感情。
她曾經在她的作品裏，寫過形形色色生動的女人，而她本人的經曆和故事，似乎比她小說裏的人物更跌宕起伏，也更精彩。
作家蕭馬之女，前夫是名作家李準的兒子——這些背景似乎注定了嚴歌苓將要走入文壇。
1986年，她由陳荒煤推薦加入中國作協，成為當時最年輕的作家之一。她曾是舞蹈演員，受過多年芭蕾舞訓練，至今仍然保有挺拔修長的體型。她曾經當過13年兵，並作為戰地記者到前線報道對越自衛反擊戰，這影響到日後，她成為反戰主義者，美國攻打伊拉克時，她參加過反戰遊行和靜坐。
這一次回國，她是為了新作《第九個寡婦》的出版。此時，正趕上國內網絡上的韓寒、白燁關於文學和文壇的韓白之爭，這讓她回憶起自己的青春時代，上世紀80年代，那個意氣風發、初入文壇的女孩。“青春是最傲慢的東西，想想我們過去，當時我們又看得起過誰？”那時的她，當兵、下牧場、上戰場、六遊西藏，她在她的青春時代活得肆意而熱鬧。比起同齡人，她精彩得多的經曆和故事，也成為日後她寫作的資料庫。
2005年，嚴歌苓曾在複旦大學作過一次演講，題目叫《十年一覺美國夢》，本以為她要講的是在美國所感受到的文化衝突所帶來的刺激，但被她否定了，“我是講一個夢的破碎，是幻滅，對美國的民主、政治，擺出來的姿態，像救世主一樣幫助別人的姿態的幻滅。”
她曾經稱自己是“中國文學的遊牧民族”之一員，而她的足跡，從中國，到美國，到歐洲，再到非洲，遊牧一般的生存方式，似乎就決定了她風格、背景都跨度極大的文學作品風格。
對於自己的文字，嚴歌苓有種固執的堅持。她的小說《扶桑》在美國出版時，她的文學代理人希望把小說改成第三人稱，否則沒辦法找文學出版社。嚴歌苓的回答是：不能改，你就不要找出版社好了。一直堅持了3年，直到1997年她的小說在美國獲獎，《扶桑》才得以出版。“這個人以為美國的商業市場對我有強大的作用，他錯了，他不了解我這個人。我整個的樂趣都在文字裏麵，商業化根本改變不了我。”
麵對麵
《新周刊》：你在1986年就加入作家協會？算是作協裏最年輕的作家了吧？
嚴歌苓：嗯，差不多。大概我的第一篇長篇小說一出來，年底就加入作協了。
《新周刊》：當時中國作協和文壇是什麽樣的狀況？
嚴歌苓：一言難以表述。那時參加作協似乎是件大事，當時有陳荒煤推薦，也算是件很了不起的事。但我知道中國大陸，現在的偶像變成另外一些人了。我知道前段時間有韓白之爭。我認識白燁，但不是很熟。昨天在人民網接受采訪，有個網友問我認不認識白燁，好像有什麽話要跟我講。我說認識，然後趕緊把話題岔開，怕他們糾纏。80後的作家對文壇有點輕蔑，沒什麽啊，那就輕蔑好了，得允許他們有個態度啊。孩子嘛，這火氣都是比較大的，而且比較優越的，青春是最傲慢的東西，想想我們過去，當時我們又看得起過誰？
《新周刊》：出國之前對寫作沒有抱太大期望？
嚴歌苓：當然抱期望了。但我當時覺得：在中國寫作，很多東西都是人為的，都是靠人工在操縱，不公平，不是公平競爭的環境。這一點讓我非常厭惡。比如一些文學類的評獎，大家都要去活動的，這樣才能獲獎。那時候經常有人跟我說“你公公是評委，能不能幫我說句話？”
我本來以為美國文壇還是比較公平的。但去了美國之後才發現，也不是像想象中那麽公平。我的作品都是在台灣得的獎，台灣是閉卷的評獎，誰也不知道結果是誰。後來我也當過終審，最後一圈入圍的作品由我和另外兩三個人評審。這時候我都不知道他是誰，就隻看作品。我當時的稿子也是這樣得獎的，還是比較服氣。大陸也應該這樣來試試。
《新周刊》：出國和對當時文壇的失望有關係嗎？
嚴歌苓：也沒有太大關係。我當時在魯迅文學院作家研究生班，和北師大一塊辦的，我們班的人後來都挺有名，像莫言和餘華。我當時覺得文學上的競爭不公平，我希望到一個硬碰硬看本事的地方。我就憑自己的本事考上了碩士生，拿到了獎學金，和美國同學比賽寫小說。到現在也是硬碰硬的，我的英文作品今年要出版了。在美國我能看到硬碰硬出來的成就，相對比較公平，公平就機會多些。包括台灣，隻要寫中文。在大陸我已經聽到了三次的評獎，都說我是外國人，不算是中國作家，不給我獎。我拿了台灣的百萬文學獎後，上海文學獎評到最後一輪的時候，提出：她不是中國人，沒有參加資格。後來有專家寫信說：如果她沒有資格參加，當初你們不要耽誤我們的時間讓我們來讀。你讓我們讀完了，我們已經有自己意見了，你又來告訴我她沒有資格拿獎，這不是很荒唐嗎？後來他們折衷一下給了個第二名。這種事我覺得特別講不清楚。
《新周刊》：老作家李準一家給你什麽樣的影響？
嚴歌苓：李準和我爸爸是好朋友。我記得有一次，是我和我前夫在上海電影製片廠的寫作樓碰上，他說你是蕭馬叔叔的女兒吧？我說是，我們就聊了起來。聊的過程中，他突然說了一句河南話，我很吃驚，就笑。他又說“河南話咋著？”那一瞬間，我忽然間就愛上他了。我覺得這個說河南話的男人太有意思了。之前我就見過他爸爸李準。他爸爸是色彩很濃烈的一個人，兒子比較內斂。
李準是個特別幽默，說話特別生動的人，我現在都能清楚地記得他說過的一些話，覺得很有意思。我前夫的母親也特別幽默，說話充滿了形象和細節，也是說河南方言，我在他們家裏呆了七八年。當時我們家裏有4個兒媳婦，他們全家的孩子都很喜歡文學，所有人都講河南話。我就感覺到我也是半個河南人。所以我寫《第九個寡婦》，用河南方言一點困難也沒有。我覺得四川話和河南話都特別幽默，當然北京話也是，但北京話太貧了，沒有河南話那麽簡潔，那麽有力，我對河南人有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