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
昨天（28）下午，旅美華裔女作家嚴歌苓現身上海大學，為大學生講述形象思維方式與寫作的關係。在講座當中，嚴歌苓批評了法國著名作家昆德拉晚期小說過分發達的理性思維。同時，她還表示，“我一直不太愛看現代小說大家的作品，因為白話文抹殺了中文表述在某些細微棱角上的魅力。”
說靈感：睡衣引出“零缺點小說”
嚴歌苓的講座圍繞著形象思維方式與寫作的關係展開，從納博科夫的《洛麗塔》說起。她描述了作家得到寫作靈感的一瞬間：那天，納博科夫偶然間在公園看到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子，腳上蹬著一雙溜冰鞋以一種日本女人穿著和服踏出小碎步的樣子出現，“這個刹那間的印象令納博科夫得到了最初的顫動，於是寫一部關於這樣一個年輕女孩故事的念頭在他腦中形成了。”
嚴歌苓說，她曾有過和納博科夫相同的經曆，也因此寫出了一篇被中國台灣的評論界稱為“零缺點小說”的《女房東》。“我的靈感來自於美國一戶人家晾曬在窗外的一件睡衣。”她形容，那件睡衣非常性感，讓人感覺“身體是有限的，而睡衣提供的想像卻是無限的。”於是，嚴歌苓構思了一個初到美國的中國老男人因為對睡衣的想像而發生的故事，從中揭示了男性對女性、對愛情和對一切代表柔情的東西的遐想和向往。
論思維：“昆德拉晚期理性過於發達”
嚴歌苓指出，作家必定是這個世界上形象思維特別發達的那一群人。她表示，她之所以會愛上寫作，是因為“我的記憶都是以這樣一個形象的方式存在的，如果找不到出口，太多的畫麵疊加會把我逼瘋掉。”
與此同時，嚴歌苓也批評了著名法國作家昆德拉晚期的小說創作。“一開始，他的作品還是比較形象化的。但是後來，他漸漸地轉向於用小說去詮釋他的那些通俗小說的概念。”她認為，理性過於發達損害了小說的可讀性，“簡直不忍卒讀”。
論語言：“中文具有強烈畫麵感”
旅居西方的嚴歌苓能夠熟練使用中英兩種語言寫作。在比較中英文寫作帶來的表現效果上的不同時，她指出，中文是一種具有強烈畫麵感的語言，“我們的文字起於象形。每一個漢字本來都是一幅畫，所以畫麵感、色彩感和動感都會非常強烈。中國人還非常擅長以景寫情，周邊的景色常常就能反映人物的心境。”
嚴歌苓指出，中國傳統的文言文其實存在很多文字上的鮮活用法，“我們可以把名詞用作動詞，動詞用作形容詞，這會使語言顯得非常鮮活生動，可惜我們後來的白話文喪失了這樣的功能。”她認為，曹雪芹這樣純熟的文言白話風格現在沒有得到繼承，“而現代白話文喪失了古文言的靈活用法，讓文字的活力不複存在。”
談家庭：“我不是女權主義者”
嚴歌苓的另一半是美國人。談起自己的婚戀，她說：“一開始，兩人間的文化差異製造了浪漫的氣氛。有時候，小小的誤解會成為甜蜜的誤會。但當婚姻真正開始，你對理解和溝通的需要也許遠遠要超過對浪漫的需要。”話雖如此，他們這對夫婦卻生活得很和諧，“我們吵不起來，彼此能說出的傷人的話，到了對方的語境中，都起不到傷害的作用。所以，我們的怒氣和對對方的傷害常常擦肩而過。”
嚴歌苓覺得自己筆下的女性，比如《第九個寡婦》中的王葡萄，雖然表麵上看來被很多男人欺負，但實際上卻很自由，“倒是現在都市女性脆弱的狀態令人擔心，商品化的傾向會使她們重新淪為‘第二性’。”雖有此憂慮，嚴歌苓卻否認自己是“女權主義者”，“我覺得兩性的交往最糟糕的就是想要在自尊或者麵子上爭一個輸贏，其實隻要彼此喜歡，誰追的誰難道真有這麽重要嗎？”
昨天（28）下午，旅美華裔女作家嚴歌苓現身上海大學，為大學生講述形象思維方式與寫作的關係。在講座當中，嚴歌苓批評了法國著名作家昆德拉晚期小說過分發達的理性思維。同時，她還表示，“我一直不太愛看現代小說大家的作品，因為白話文抹殺了中文表述在某些細微棱角上的魅力。”
說靈感：睡衣引出“零缺點小說”
嚴歌苓的講座圍繞著形象思維方式與寫作的關係展開，從納博科夫的《洛麗塔》說起。她描述了作家得到寫作靈感的一瞬間：那天，納博科夫偶然間在公園看到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子，腳上蹬著一雙溜冰鞋以一種日本女人穿著和服踏出小碎步的樣子出現，“這個刹那間的印象令納博科夫得到了最初的顫動，於是寫一部關於這樣一個年輕女孩故事的念頭在他腦中形成了。”
嚴歌苓說，她曾有過和納博科夫相同的經曆，也因此寫出了一篇被中國台灣的評論界稱為“零缺點小說”的《女房東》。“我的靈感來自於美國一戶人家晾曬在窗外的一件睡衣。”她形容，那件睡衣非常性感，讓人感覺“身體是有限的，而睡衣提供的想像卻是無限的。”於是，嚴歌苓構思了一個初到美國的中國老男人因為對睡衣的想像而發生的故事，從中揭示了男性對女性、對愛情和對一切代表柔情的東西的遐想和向往。
論思維：“昆德拉晚期理性過於發達”
嚴歌苓指出，作家必定是這個世界上形象思維特別發達的那一群人。她表示，她之所以會愛上寫作，是因為“我的記憶都是以這樣一個形象的方式存在的，如果找不到出口，太多的畫麵疊加會把我逼瘋掉。”
與此同時，嚴歌苓也批評了著名法國作家昆德拉晚期的小說創作。“一開始，他的作品還是比較形象化的。但是後來，他漸漸地轉向於用小說去詮釋他的那些通俗小說的概念。”她認為，理性過於發達損害了小說的可讀性，“簡直不忍卒讀”。
論語言：“中文具有強烈畫麵感”
旅居西方的嚴歌苓能夠熟練使用中英兩種語言寫作。在比較中英文寫作帶來的表現效果上的不同時，她指出，中文是一種具有強烈畫麵感的語言，“我們的文字起於象形。每一個漢字本來都是一幅畫，所以畫麵感、色彩感和動感都會非常強烈。中國人還非常擅長以景寫情，周邊的景色常常就能反映人物的心境。”
嚴歌苓指出，中國傳統的文言文其實存在很多文字上的鮮活用法，“我們可以把名詞用作動詞，動詞用作形容詞，這會使語言顯得非常鮮活生動，可惜我們後來的白話文喪失了這樣的功能。”她認為，曹雪芹這樣純熟的文言白話風格現在沒有得到繼承，“而現代白話文喪失了古文言的靈活用法，讓文字的活力不複存在。”
談家庭：“我不是女權主義者”
嚴歌苓的另一半是美國人。談起自己的婚戀，她說：“一開始，兩人間的文化差異製造了浪漫的氣氛。有時候，小小的誤解會成為甜蜜的誤會。但當婚姻真正開始，你對理解和溝通的需要也許遠遠要超過對浪漫的需要。”話雖如此，他們這對夫婦卻生活得很和諧，“我們吵不起來，彼此能說出的傷人的話，到了對方的語境中，都起不到傷害的作用。所以，我們的怒氣和對對方的傷害常常擦肩而過。”
嚴歌苓覺得自己筆下的女性，比如《第九個寡婦》中的王葡萄，雖然表麵上看來被很多男人欺負，但實際上卻很自由，“倒是現在都市女性脆弱的狀態令人擔心，商品化的傾向會使她們重新淪為‘第二性’。”雖有此憂慮，嚴歌苓卻否認自己是“女權主義者”，“我覺得兩性的交往最糟糕的就是想要在自尊或者麵子上爭一個輸贏，其實隻要彼此喜歡，誰追的誰難道真有這麽重要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