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商報


    尖尖的臉龐,妝容下是難掩的歲月痕跡,卻難得地保持著優美高挑的身段,可見當年舞蹈留下的功底還在。日前,著名華裔作家嚴歌苓來到新疆書市,為新書《一個女人的史詩》做宣傳,並接受本報記者專訪。這已經是她今年繼《第九個寡婦》出版的第二部長篇小說,速度之快令她頗為得意。烏魯木齊的太陽很烈,在刀郎歌裏那個叫“八樓”的地方,她頂著個精致草編帽子簽了起來,除了時不時露點微笑,表情不多。但當她走進下榻的酒店,在大堂點了一瓶礦泉水喝上幾口,話匣子也開了,也習慣性地配合表情夾雜著“no”、“yean”等詞匯,做著“我和沈從文有相通之處”之類的自我性格分析,也談女性、愛情、婚姻……談話完畢,初次來新疆的她匆匆地要趕去大巴紮購物,第二天還要去伊犁:“照片就不拍了,我發張給你,在非洲的。”


    我的作品分三個階段


    成都商報:為什麽你的作品會有很多被改編?


    嚴歌苓:我注重好的故事,希望用很好的文字來寫好的故事。人物和故事寫好了,為改編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但我懷疑,最好的小說能否被拍成好電影。其實,改編劇本,不是我最擅長的。寫劇本有點浪費我的才華,那是第二遍創作。從創作上講不夠刺激。寫小說得到的刺激和快感,是寫電影劇本無法比的。


    成都商報:《第九個寡婦》故事傳奇,不會影響大家對你文字的注意嗎?


    嚴歌苓:《一個女人的史詩》就不怎麽傳奇。我要證實,我既能寫傳奇的人,也能寫很家常的人。我前麵的作品,抽象的故事的,都有。非常好的文字,如果沒有好故事的時候,會像象牙塔的東西,為了精美而精美。


    成都商報:很多作家從題材上不願脫離自身經曆寫作。你的很多作品都有你的影子,文工團一個小女孩,舞跳得好,愛情不如人意。你的作品和個人經曆是什麽樣的關係?


    嚴歌苓:我寫故事沒有很清楚的想法,一個人在不斷成熟,隨著經曆總在改變。我每個階段的作品,都會代表我那個階段的價值觀念。少女時代,軍旅題材,寫的東西就很理想化,很浪漫。移民小說階段,我覺得自己是個絕望的理想主義者。艱難,失眠,作品很悲觀。比如《少女小漁》那樣的。後來,中短篇小說集《穗子物語》、長篇《第九個寡婦》、長篇《一個女人的史詩》,就進入了一種我可以嘲諷、可以打趣的階段,變了一種基調,不再是以前那種沉重灰暗的基調了。


    成都商報:你覺得,最好的小說是怎樣的?


    嚴歌苓:最好的小說應該是完全原創的,從文字、故事到風格,看不出任何人的影子。


    女性比男人更有寫頭


    成都商報:不管是少女小漁、扶桑還是《第九個寡婦》裏的王葡萄、《一個女人的史詩》的田曉菲,女性永遠是你作品的第一主角,而且都是卑微又高尚。


    嚴歌苓:我覺得,女性寫出來很好看,比男人更有寫頭,她們更善變,更直覺,更性情化。


    成都商報:這算你不變的風格嗎?


    嚴歌苓:接下去我有一個長篇,應該是第一次以男性為第一主角,講幾個犯人的。這個男性也是被壓迫者。


    成都商報:對現在的女性寫作怎麽看?比如王安憶、虹影的作品。


    嚴歌苓:我覺得,不會有女性寫作這麽一個概念。當時的《扶桑》,黃健中來找我的時候,說根本不知道作者居然是蕭馬的女兒,還以為是一個六七十歲的老頭寫的呢!


    我和沈從文有相通之處


    成都商報:這次是把作品交給湖南的出版社來做了?


    嚴歌苓:是的,我覺得我和沈從文有相通之處。特別從性格上很像沈從文,比較寬容,比較與人為善。


    成都商報:什麽時候動筆寫《梅蘭芳》呢?


    嚴歌苓:梅蘭芳對我來說是個謎。


    成都商報:失眠情況還好吧?


    嚴歌苓:2001年春天就好了。所以,現在我的創作力大爆發。是靠吃三種藥,調節腦子的化學。有的人失眠,是焦慮、心理壓力大等,但我太了解自己,肯定是物理方麵的原因。就憑這個,我也覺得,我現在寫得比過去更好。


    成都商報:寫了那麽多情感,你自己對愛情、婚姻、幸福怎麽看呢?


    嚴歌苓:愛情是一種著魔的狀態,但對某人的迷戀會很快地過去。婚姻,是很好的東西,每個人都應該結婚,它是戰勝孤獨的法寶,婚姻就是要找一個談手,趣味相投。幸福和痛苦是一把雙刃劍。愛情不是使人快樂的,更多的是使人痛苦。在你最痛苦的時候,也是有幸福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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