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青平
初看書名，以為內容與那首耳熟能詳的西北民歌有關。讀完後才知道，還是沿襲了嚴歌苓一貫的移民和文革題材。
小說講述了一個叫晚江的中國女子，為了尋求物質上的幸福，和丈夫離婚並嫁到美國。10年後，兩個家庭以及兩個家庭的孩子，都來到她身邊，她才發現自己內心深處愛的依然是前夫。
嬌豔欲滴的花兒，命運多舛的少年，花兒與少年的暗喻和指向是什麽？從書中自能找到答案。小說寫得精彩紛呈，耐讀好看，字裏行間呈現出純粹意義上的唯美和淒清。與嚴歌苓以前寫的《綠血》、《少女小漁》和《扶桑》的風格一脈相承，是一種沒有經過東西方文化碰撞，決不可能得到的文化精髓。
嚴歌苓曾經是一名部隊文藝兵，後來開始文學創作，再後來赴美留學。從舞蹈演員、軍人到旅美作家，嚴歌苓本人的經曆，就像一部起伏跌宕、耐人尋味的長篇小說。她把自己的親身經曆，加上豐富的想像力，糅合進這部《花兒與少年》裏。
小說裏的男女主人公，也是舞蹈演員，他們是兩具幾近完美的軀體，本應擁有同樣完美的生活。可是，他們卻被自己設置的“預謀”，拖入暗影憧憧的危險地帶。無奈的逃遁，惡意的反抗，專橫的壓製，曖昧的天倫……小說沒有交待結局，也沒有必要交待結局，嚴歌苓就此解釋：“故事的發展雖然時時都有可能完結，但它不可能像《雷雨》那樣爆發起來，反而像在梅雨天那樣鬱悶和腐爛下去。”因為“時間從上個世紀三十年代轉到今天，雖然這對男女有愛，但沒有物質基礎，一切反抗和衝動，最後都給人無限的悲哀和諷刺感”。
有評論家稱這部小說為21世紀的《雷雨》，兩部小說皆為家庭式的悲劇，反映了家庭生活中兩代人的苦難，屬同一類型。和曹禺先生的不朽巨著相提並論是否合適？我們姑且不作評介。畢竟曹禺先生筆下的曆史目的感，是我們這代人無法企及的。但是不能不佩服嚴歌苓，她的聰慧，她的靈性，她的過人之處，在於充分調動起一些戲劇、電影的元素和場景，特別是在人物動作的設計，故事細節的推進上，巧妙安排了層層疊疊的矛盾及衝突。這樣她筆下的人物便顯得尤為真實、形象、豐滿、鮮活。故事讀起來，自然獨特精致，引人入勝。此類寫作手法，對作者的文學和藝術功力要求很高，非一般人所能做到。這也是她的小說多次列入美國的一些“最暢銷書排行榜”的原因所在。
嚴歌苓的小說，故事性強，人物有個性，文字的委婉和簡約，是另一大特點。比如她不拒絕寫性，但她寫得不暴露，不直接，始終保持著自然、純真和健康，並富有詩意的性感。與目前國內一些作家，熱衷於動物性的描寫有極大反差。“一個女人可以沒有愛情，但如果連最後的性感也沒有了，那真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旅居海外多年，嚴歌苓對這種不正常現象報以寬容，她說：“這也許是女性主義走到極端的表現，不過就像一陣風那樣，總會過去的。國外也曾風靡過這種現象，但慢慢地就被越來越多的人所唾棄。”
書的後麵，有一篇短文，是嚴歌苓自己寫的跋。她說，《花兒與少年》是她和朋友“貌似胡扯的談天的結果，當然百分之九十是我的想象。”“想像力是最重要的，生活經曆雖然重要，但想像力更重要。作家對事物不僅要做到舉一反三，更應該舉一反百，想像力是一個人能不能做作家的決定因素。”原始素材中的一些人物，啟發了她對“遷移”一詞的思考。“對我們這種大齡留學生和生命成熟後出國的人，‘遷移’不僅是地理上的，更是心理和感情上的……我們不可能被別族的文化徹底認同，也無法徹底歸屬祖國的文化，因為我們錯過了她的一大段發展和演變，我們已被別國文化所感染和離間。”這種遊走於母體文化和別國文化間的無所歸屬，被嚴歌苓進一步引申為“錯位歸屬”。或許正是“錯位歸屬”，豐富了她的文學語言，拓展了《花兒與少年》裏荒誕而美麗的境界。
初看書名，以為內容與那首耳熟能詳的西北民歌有關。讀完後才知道，還是沿襲了嚴歌苓一貫的移民和文革題材。
小說講述了一個叫晚江的中國女子，為了尋求物質上的幸福，和丈夫離婚並嫁到美國。10年後，兩個家庭以及兩個家庭的孩子，都來到她身邊，她才發現自己內心深處愛的依然是前夫。
嬌豔欲滴的花兒，命運多舛的少年，花兒與少年的暗喻和指向是什麽？從書中自能找到答案。小說寫得精彩紛呈，耐讀好看，字裏行間呈現出純粹意義上的唯美和淒清。與嚴歌苓以前寫的《綠血》、《少女小漁》和《扶桑》的風格一脈相承，是一種沒有經過東西方文化碰撞，決不可能得到的文化精髓。
嚴歌苓曾經是一名部隊文藝兵，後來開始文學創作，再後來赴美留學。從舞蹈演員、軍人到旅美作家，嚴歌苓本人的經曆，就像一部起伏跌宕、耐人尋味的長篇小說。她把自己的親身經曆，加上豐富的想像力，糅合進這部《花兒與少年》裏。
小說裏的男女主人公，也是舞蹈演員，他們是兩具幾近完美的軀體，本應擁有同樣完美的生活。可是，他們卻被自己設置的“預謀”，拖入暗影憧憧的危險地帶。無奈的逃遁，惡意的反抗，專橫的壓製，曖昧的天倫……小說沒有交待結局，也沒有必要交待結局，嚴歌苓就此解釋：“故事的發展雖然時時都有可能完結，但它不可能像《雷雨》那樣爆發起來，反而像在梅雨天那樣鬱悶和腐爛下去。”因為“時間從上個世紀三十年代轉到今天，雖然這對男女有愛，但沒有物質基礎，一切反抗和衝動，最後都給人無限的悲哀和諷刺感”。
有評論家稱這部小說為21世紀的《雷雨》，兩部小說皆為家庭式的悲劇，反映了家庭生活中兩代人的苦難，屬同一類型。和曹禺先生的不朽巨著相提並論是否合適？我們姑且不作評介。畢竟曹禺先生筆下的曆史目的感，是我們這代人無法企及的。但是不能不佩服嚴歌苓，她的聰慧，她的靈性，她的過人之處，在於充分調動起一些戲劇、電影的元素和場景，特別是在人物動作的設計，故事細節的推進上，巧妙安排了層層疊疊的矛盾及衝突。這樣她筆下的人物便顯得尤為真實、形象、豐滿、鮮活。故事讀起來，自然獨特精致，引人入勝。此類寫作手法，對作者的文學和藝術功力要求很高，非一般人所能做到。這也是她的小說多次列入美國的一些“最暢銷書排行榜”的原因所在。
嚴歌苓的小說，故事性強，人物有個性，文字的委婉和簡約，是另一大特點。比如她不拒絕寫性，但她寫得不暴露，不直接，始終保持著自然、純真和健康，並富有詩意的性感。與目前國內一些作家，熱衷於動物性的描寫有極大反差。“一個女人可以沒有愛情，但如果連最後的性感也沒有了，那真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旅居海外多年，嚴歌苓對這種不正常現象報以寬容，她說：“這也許是女性主義走到極端的表現，不過就像一陣風那樣，總會過去的。國外也曾風靡過這種現象，但慢慢地就被越來越多的人所唾棄。”
書的後麵，有一篇短文，是嚴歌苓自己寫的跋。她說，《花兒與少年》是她和朋友“貌似胡扯的談天的結果，當然百分之九十是我的想象。”“想像力是最重要的，生活經曆雖然重要，但想像力更重要。作家對事物不僅要做到舉一反三，更應該舉一反百，想像力是一個人能不能做作家的決定因素。”原始素材中的一些人物，啟發了她對“遷移”一詞的思考。“對我們這種大齡留學生和生命成熟後出國的人，‘遷移’不僅是地理上的，更是心理和感情上的……我們不可能被別族的文化徹底認同，也無法徹底歸屬祖國的文化，因為我們錯過了她的一大段發展和演變，我們已被別國文化所感染和離間。”這種遊走於母體文化和別國文化間的無所歸屬，被嚴歌苓進一步引申為“錯位歸屬”。或許正是“錯位歸屬”，豐富了她的文學語言，拓展了《花兒與少年》裏荒誕而美麗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