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英
嚴歌苓接連推出的兩部長篇都是以“躲藏”為主題,《第九個寡婦》寫一個女人將公公藏在紅薯窖十幾年的傳奇;《小姨多鶴》也是一個類似的故事——一個中國家庭怎樣將一個戰後日本孤女藏匿幾十年,以及她與這個家庭的恩怨一生。這兩個長篇的操作手段基本類似,都是既要了傳奇的外殼,又舍了傳奇的驚險緊張,反而將傳奇融入日常生活的涓涓細流裏,用嚴歌苓自己的話來說,是“濃極而淡”。
很多人不明白她何以這樣概括自己的寫作近況,其實隻要看看她去美之前的《雌性的草地》就會明白。這部出版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的小說,既沒有為她贏得獎項,也好像沒機會被改編成電影,卻是嚴歌苓自己最喜歡、認為寫得最好的小說。事實也確實如此。嚴歌苓這麽多小說,不管是從成長記憶中提取線索的,還是海外移民題材,或新近出來的這兩部長篇力作,說到文學上最華麗的綻放,還是《雌性的草地》。
在這部小說中,嚴歌苓最早、最集中地釋放了她寫作中的兩個重要母題:躲藏、雌(母)性。而這兩個母題也始終糾葛在一起,從《雌性的草地》開始到《小姨多鶴》,嚴歌苓始終放不下的文學情結每每被這兩個母題點燃、貫穿。接連推出兩部躲藏為內容的長篇絕不是偶然,是嚴歌苓早年就情所獨鍾、深埋心中的母題情結使然。
《雌性的草地》就像張愛玲的《沉香屑第一爐香》,也像《茉莉香片》——“我給您沏的這壺茉莉香片,也許是太苦了一點。我將要說給您聽的一段香港傳奇,恐怕也是一樣的苦……”再往後,情結還是這個情結,即使篇幅再長、語言再講究、設計再精心,終究還是原來的茉莉香片又續了水,一杯比一杯淡,就是她所謂的“濃極而淡”了。嚴歌苓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文學碩士,比之一般的作家,她對自己作品的理性認識要精準得多。
人們會覺得嚴歌苓的兩部新長篇與她以前的國內題材不同,拋棄了個人體驗式,轉向了宏大史詩式。其實她並沒有大變。對很多作家來說,大變是不可能的,可能的倒是一生的寫作就圍繞一兩個不多的情結而展開。在嚴歌苓小說群中,除卻海外移民題材,明白無誤寫躲藏的就有這三部,而這三部又是嚴歌苓小說的重要作品。
由當初敏感、壓抑的本能性發現,到目前《小姨多鶴》的焦點轉移,嚴歌苓對於這一母題的體認是越來越清晰,越來越明白,也越來越隻能靠技術手段來彌補早期生命感覺的缺失和隔膜。這也是為什麽《第九個寡婦》等看上去華麗無比,技術嫻熟,語言地道,但由於並沒有貫注作者本人的生命感覺,而導致文學性讓位於影像性、詩性讓位於故事性。她真的是濃極而淡了。
當然,《第九個寡婦》和《小姨多鶴》其實都偏離了她的初衷,她隻是拿了躲藏的主題作了一個故事引子。《第九個寡婦》不如說是一個關於人性以及維護正義的故事。盡管如此歸結有失之簡單的嫌疑,但問題是看完這部小說,人們達到的閱讀效果就是這樣:一個女人頂著巨大的壓力救了她的公公,她在向全體社會挑戰,在與整個時代鬥爭。這個已經先驗地進入人們意識的女人不可避免地成了英雄主人公,意識形態色彩過於明晰是她的弱點。怎麽辦呢?嚴歌苓隻好把這個女人的另一麵張揚出來,一個寡婦艱難卻不失風流的生命美感最後救贖了她。這個女英雄終於有了一點根基,多了些人味兒,有了活氣兒。
在《小姨多鶴》中,躲藏的焦點也早已轉移,作者的重心不在驚險、恐懼上,起碼她的傳達不能使人為多鶴感到恐懼,恐懼的這根弦從來就沒有繃緊過。
嚴歌苓的濃極而淡,既是她躲藏情結中恐懼感的濃極而淡,也是她小說方法的濃極而淡。她的兩部近作越來越講究技藝,但實際上她又回到了傳統的老路上去了:越來越通俗好懂,越來越好看討喜,再沒有令人消化不了的東西。比起《雌性的草地》在九十年代初給人的刺激性感受,嚴歌苓似乎一路往通俗好看上走下去了。好在《小姨多鶴》還是讓人看到了嚴歌苓畢竟是嚴歌苓,她的否定性是她永遠的秘密武器。《小姨多鶴》應該就是她關於躲藏的終結篇了吧,具有中西方文化背景的嚴歌苓或許還應有更廣闊的人性挖掘點。
(何英,青年評論家。上世紀七十年代出生,就職於新疆文聯,副研究員。在《當代作家評論》《文學自由談》等多家雜誌報紙發表約70萬字評論作品。著有評論集《呈現新疆》,代表作品有《<虛土>的七個方向》《新疆當代文學生態掃描》《對<秦腔>評論的評論》等。)
嚴歌苓接連推出的兩部長篇都是以“躲藏”為主題,《第九個寡婦》寫一個女人將公公藏在紅薯窖十幾年的傳奇;《小姨多鶴》也是一個類似的故事——一個中國家庭怎樣將一個戰後日本孤女藏匿幾十年,以及她與這個家庭的恩怨一生。這兩個長篇的操作手段基本類似,都是既要了傳奇的外殼,又舍了傳奇的驚險緊張,反而將傳奇融入日常生活的涓涓細流裏,用嚴歌苓自己的話來說,是“濃極而淡”。
很多人不明白她何以這樣概括自己的寫作近況,其實隻要看看她去美之前的《雌性的草地》就會明白。這部出版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的小說,既沒有為她贏得獎項,也好像沒機會被改編成電影,卻是嚴歌苓自己最喜歡、認為寫得最好的小說。事實也確實如此。嚴歌苓這麽多小說,不管是從成長記憶中提取線索的,還是海外移民題材,或新近出來的這兩部長篇力作,說到文學上最華麗的綻放,還是《雌性的草地》。
在這部小說中,嚴歌苓最早、最集中地釋放了她寫作中的兩個重要母題:躲藏、雌(母)性。而這兩個母題也始終糾葛在一起,從《雌性的草地》開始到《小姨多鶴》,嚴歌苓始終放不下的文學情結每每被這兩個母題點燃、貫穿。接連推出兩部躲藏為內容的長篇絕不是偶然,是嚴歌苓早年就情所獨鍾、深埋心中的母題情結使然。
《雌性的草地》就像張愛玲的《沉香屑第一爐香》,也像《茉莉香片》——“我給您沏的這壺茉莉香片,也許是太苦了一點。我將要說給您聽的一段香港傳奇,恐怕也是一樣的苦……”再往後,情結還是這個情結,即使篇幅再長、語言再講究、設計再精心,終究還是原來的茉莉香片又續了水,一杯比一杯淡,就是她所謂的“濃極而淡”了。嚴歌苓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文學碩士,比之一般的作家,她對自己作品的理性認識要精準得多。
人們會覺得嚴歌苓的兩部新長篇與她以前的國內題材不同,拋棄了個人體驗式,轉向了宏大史詩式。其實她並沒有大變。對很多作家來說,大變是不可能的,可能的倒是一生的寫作就圍繞一兩個不多的情結而展開。在嚴歌苓小說群中,除卻海外移民題材,明白無誤寫躲藏的就有這三部,而這三部又是嚴歌苓小說的重要作品。
由當初敏感、壓抑的本能性發現,到目前《小姨多鶴》的焦點轉移,嚴歌苓對於這一母題的體認是越來越清晰,越來越明白,也越來越隻能靠技術手段來彌補早期生命感覺的缺失和隔膜。這也是為什麽《第九個寡婦》等看上去華麗無比,技術嫻熟,語言地道,但由於並沒有貫注作者本人的生命感覺,而導致文學性讓位於影像性、詩性讓位於故事性。她真的是濃極而淡了。
當然,《第九個寡婦》和《小姨多鶴》其實都偏離了她的初衷,她隻是拿了躲藏的主題作了一個故事引子。《第九個寡婦》不如說是一個關於人性以及維護正義的故事。盡管如此歸結有失之簡單的嫌疑,但問題是看完這部小說,人們達到的閱讀效果就是這樣:一個女人頂著巨大的壓力救了她的公公,她在向全體社會挑戰,在與整個時代鬥爭。這個已經先驗地進入人們意識的女人不可避免地成了英雄主人公,意識形態色彩過於明晰是她的弱點。怎麽辦呢?嚴歌苓隻好把這個女人的另一麵張揚出來,一個寡婦艱難卻不失風流的生命美感最後救贖了她。這個女英雄終於有了一點根基,多了些人味兒,有了活氣兒。
在《小姨多鶴》中,躲藏的焦點也早已轉移,作者的重心不在驚險、恐懼上,起碼她的傳達不能使人為多鶴感到恐懼,恐懼的這根弦從來就沒有繃緊過。
嚴歌苓的濃極而淡,既是她躲藏情結中恐懼感的濃極而淡,也是她小說方法的濃極而淡。她的兩部近作越來越講究技藝,但實際上她又回到了傳統的老路上去了:越來越通俗好懂,越來越好看討喜,再沒有令人消化不了的東西。比起《雌性的草地》在九十年代初給人的刺激性感受,嚴歌苓似乎一路往通俗好看上走下去了。好在《小姨多鶴》還是讓人看到了嚴歌苓畢竟是嚴歌苓,她的否定性是她永遠的秘密武器。《小姨多鶴》應該就是她關於躲藏的終結篇了吧,具有中西方文化背景的嚴歌苓或許還應有更廣闊的人性挖掘點。
(何英,青年評論家。上世紀七十年代出生,就職於新疆文聯,副研究員。在《當代作家評論》《文學自由談》等多家雜誌報紙發表約70萬字評論作品。著有評論集《呈現新疆》,代表作品有《<虛土>的七個方向》《新疆當代文學生態掃描》《對<秦腔>評論的評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