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著欲喊不能的劉先生,心裏想:你真傻,看見衛兵的槍便真信我母親的謊言了,她在槍杆子下將自己的童貞繳了械。假如你見到我父親,你一定會大夢初覺:啊,這是多麽男人的一個男人;他這樣愛菁妹,菁妹和他是如此的天造地設。


    這時候劉先生的女兒走進來。神色是那種最忙碌的人才有的。那種堅信自己所忙的樁樁都是天下大事的人。我始終記不住她的名字,因此隻有等她眼睛看著我時,我才能跟她說話。可一般認為自己正在忙天下大事的人很少把目光定在任何人身上。她卻在講著她孩子的保姆多要她的命,一天到晚在電話上跟她情人講不堪入耳的話。她說:這些中國女人在性上居然也很開化呢!你說是不是?!


    我說,是是是。我能說什麽?


    她說:我問她,唉,你是不是又在打電話?她說:沒有哇!你知道我有電話插撥,所以我沒辦法馬上抓到把柄。除非我現在突然趕回去,偷襲她。現在內地女人很鬼,買張很便宜的電話卡,先打電話給男方,然後那男人再把電話打回來,這樣他們放心大膽一聊可以聊兩三個小時!


    我說:劉先生剛才張了一下嘴,要咳嗽的樣子。


    她說:那個男人是跟著內地一個什麽貿易代表團來的。說是要在美國受訓六個月。要不是我有一次突襲地回到家,從後院悄悄進了門,還不知她一天到晚拿電話胡扯八道呢。後來我就在電話上裝了個小錄音機。晚上一聽,我的上帝,全是她軋姘頭的事!她英文很臭,軋姘頭的詞匯倒蠻全的!


    我說:是不是叫醫生來看看?別是哪根管子插得不對勁。


    她說:你說我怎麽可以放心把孩子交給這種人?


    我見她心思完全不在此地。自己又搖頭又踱步又歎氣。她個頭比我高三四厘米,寬度也超過我不少。劉先生說我和她長得頗像,連尺碼都一樣,看來是他的主觀願望。她有個三個音節的英文名字,不是簡妮弗,就是加西卡。她穿一條米色休閑褲,上麵一件黑色薄羊毛衫,開襟的,一顆紐扣也不扣,露出裏麵同樣顏色和質地的吊帶背心。她沒戴任何珠寶,卻掛著所謂的抽象首飾。名設計家的這類首飾,往往比真珠寶還貴。她整個人看上去昂貴而樸素,有種知識分子氣質,裝束卻不是知識分子階層能消受得起的。如果我有選擇,我會一絲不苟地拷貝她的這身裝束。我也會像她一樣隨便、灑脫、自信,讓所有看著她的人都感到舒服。


    隻差那麽一點點,她和我就會合而為一,現在這個樸素而昂貴裝束下的女人,就成了我。我也會像她這樣對護士高雅而和藹地輕聲說話,滿不在乎地請護士找最貴的守候人,似乎“開銷”這樣低級趣味的顧慮從來就沒有汙染到她。她對護士說:一定要請最有經驗的,不要移民,那種英語都說不正確的人再認真都會誤事。我必須把我父親托給能完全信賴的人。


    我也會像這樣一邊交代著事項,一邊看一眼“卡迪亞”手表,然後打開“芬迪”桶形包,從裏麵拿出“香奈爾”化妝盒,以及一管“香奈爾”口紅。我也會有幾十種顏色的口紅,供我在看望病人、吃午飯、吃晚餐、參加雞尾酒會、出席黑領結晚會,看芭蕾聽歌劇或交響樂或室內樂,進入搖滾吧、爵士吧,去海濱浴場,去逛商店,去參加葬禮、婚禮,去孩子們的生日晚會,總之每個口紅顏色都絕對符合場合,都和背景協調相宜。


    她跟護士說:我當然情願自己留下來陪我父親。不過我明天晚上的宴會無法取消,因為是州長競選的募捐宴會,我又是這位州長候選人的私人至交。


    假如四十多年前,劉先生先一步占領我母親,那麽現在這個有雙目空一切的眼睛的女人便是我。一個州長的密友該有這樣一雙眼睛,濃妝之後將對人對事更加視而不見。任何人都別想讓她從那份自我專注中分心,她那絕無針對性,絕不個人化的微笑擦著情感的邊沿錯過去。那是一份抽象的熱絡,製造著抽象的情境。這情境中的她是大潑墨、大寫意的,因而高雅美麗,可望不可即。我會以她那隻戴抽象手鐲的手捏著細極長極的香檳酒杯,跟晚會上所有女人一樣目空一切,矜持地或動或靜,讓又細又尖的高跟鞋舉著身體,猶如高腳杯托起一盞盞香檳酒。我也會像這類場合最得體的美麗女子一樣,把跟人的交往維持到最淺,把談話內容維持到最淡,絕不拿任何一個真實的笑臉當真。我這樣款款走過一個米莉那樣的老貴婦:你好嗎?她回答:還好,隻是我的母親上半年去世了。我回她說:那就好,那就好,見到你真好!……


    我突然打了個寒噤。我母親和劉先生一個失之交臂,我便錯過了做這個簡妮弗或加西卡。


    我發現她現在在跟我說話了。她談的問題非常深奧,因為是有關美國的混賬遺產法。她說她父親沒聽她勸告,沒如何如何,結果導致了怎樣怎樣的後果。我隻懂得後果是她可能會少個幾百萬。如果我父親不及時攻下我母親,劉先生就會在我母親體內造出這麽個簡妮弗(加西卡),她眼也不眨地提前談著父親的身後財產。用一串串鳥獸語言的法律詞匯。我也會像她一樣,把生死置之度外,冷靜超然地談錢。這樣談,錢便不再是個好東西,而隻是個客觀存在的東西。這樣的客觀。可以使人在錢麵前不再兩麵三刀:心裏愛它愛得作痛,嘴裏卻要講它壞話;私下裏同它親得不能再親,人前卻要扭怩,卻要反感,卻要說:“不就是錢麽?!”


    簡妮弗(加西卡)不必這樣。她不必作態,佯裝,她就這樣坦蕩、大方地談著由父親死亡而給她造成的一次財富增長。原來對錢做許多姿態的人,對錢厭惡、不屑的人都是沒有錢的。對錢滿不在乎的人,錢之於他們恰恰是性命攸關。


    這個對錢落落大方的女人差一點就是我。


    我對簡妮弗(加西卡)說:我可以留下來守候劉先生。


    她說:那太好了。我付你每小時十五元。


    我說:好的。


    她從皮包裏取出一個小本,寫下她的電話卡密碼,交給我,讓我每小時給她打個電話。她突然想起什麽,目光平直地看著我。


    她說:你很需要錢,是嗎?


    是的。


    聽我爸爸說,你的男朋友是個外交官。


    未婚夫。我們訂婚了。


    那可得恭喜你。


    她伸過手來握住我的手。笑得又甜又暖。但我想她的心裏紋絲不動。


    你得原諒我的直率,美國外交官工資可不怎麽樣。政府的公務人員都沒錢;外交官比郵差、軍人的薪水可能稍高一點。


    噢。好在我找的不是郵差。我說。


    更幸運你沒找個藝術癟三!她在我肩上一拍。


    我說:可不。


    她哈哈哈地樂起來。


    我也跟著樂。不樂挺傷和氣的。


    她的麵孔又公事公辦了。她說:我先給你三天的工錢——七十二小時,我全算你工時。你有沒有意見?


    沒意見。


    你剛才聽見我跟護士談守護人的價錢了吧?


    聽見了。


    我們談的三十塊一小時是有過訓練,也有證書的。


    噢。


    我剛才出的價有談判餘地。你可以提出你的價錢。


    她可真坦誠,真大方,一點兒不羞澀。


    我說:那就二十五塊一小時。


    二十。怎麽樣?


    行。


    她又一次握住我的手,說:成交。


    她取出一個大錢夾,裏麵有一個支票本。她開支票的手勢很漂亮,把支票從本子上扯下來的動作更漂亮。以這漂亮的動作,這帥勁,她買房子置地,買設計家的窗簾、家具,買她那匹價值五萬元的馬。討價還價的樂趣不在於省下幾千或幾萬塊錢,而在於她占了上風,成了一局遊戲的贏家。她的討價還價還是她愚弄人,打趣人,抬舉人的一種方式,或是她的調侃或調情。她可以在討價還價中嗔怒,嬌憨,發嗲,她可以撅嘴或仰麵大笑。你若不給足她空間時間讓她把所有的回合完成,那你就沒伺候她把一項遊戲玩盡興。


    她企圖挑逗我伺候她玩遊戲,我卻老實巴交的怎麽都行。窮到我這地步,也就沒什麽回合跟她玩了。我也被她談遺產時的實事求是態度所感染,居然不感到錢是個醜字眼。窮成我這樣,大概也能出來一種大氣。能誠實地承認窮,誠懇地表達對於錢的興趣,就是窮者的尊嚴。能夠正麵表示對於錢的進取心,是向文明邁出的一步。我為自己邁出的這一步感激簡妮弗(加西卡)。


    我說:謝謝你,簡妮弗。


    她說:不用謝。不過我的名字不是簡妮弗。我叫瑪倫達。不過沒關係,千萬別跟我道歉。她笑起來。


    對不起。


    你看你看,我叫你別道歉!記住,你非常棒,用不著說“對不起”。


    謝謝。


    你“謝謝”也說得太多。


    好的。


    瑪倫達擁抱了我。我們都屬於乳房不大的女人,所以擁抱起來顯得特別緊密。


    我送她到走廊上。我想我是喜歡她的。假如四十多年前我爸爸沒有突然出現,打亂了我母親和劉先生的計劃,這個撕下支票就揚長而去的漂亮女人就是我。我看著她的背影,心想,真那樣的話我沒什麽意見。


    她轉身對我招招手。


    我也招招手。手裏捏著她給我的支票。所以我脫口說道:謝謝!


    你看——又是“謝謝”!


    我右腳支出去,成了鬆垮垮的“稍息”。我這姿勢在瑪倫達眼裏是謙卑的,是形體的苦笑,有點像《茶館》裏王掌櫃的“稍息”。


    我想我這麽個窮光蛋,又是在異國做窮光蛋,“謝謝”與“對不起”就是我的信用卡和支票簿。可以容我且混一陣呢。


    我揣著上千元錢回到芝加哥,第一件事便是去珠寶行贖我的鑽戒。


    我對老板笑了笑說:還認識我吧?


    老板也笑了笑說;當然。


    我說:我想贖回我的戒指。


    老板從腰裏拖出一根鐐銬般的粗鏈子,上麵至少有五十把鑰匙。他看也不看就從那堆鑰匙裏拈出一把,打開一個櫃台的門。取出一枚賊亮的玩藝兒。它被套在一根白絲絨的模擬手指上,貴重得我都不敢認。


    老板伸出兩根小泥腸手指頭,拈起上麵金色的小價碼簽說:三千二百元。


    我說:啊?!


    三千二百元。


    你隻給了我七百塊,就從我手上買走啦!我瞪著這張笑眯眯的臉。它看上去並不像這樣吃人不吐骨頭。


    如果我當時是六百塊從你手裏買來,我這時候還得請你付三千二百。


    怎麽可以這樣?!我天昏地暗地看著十多天前還屬於我的東西。


    老板脖子一縮,兩手朝兩邊一攤,黑眼仁全翻上去,表示他清白公道,毫不愧對上帝。


    我也得吃飯啊。他說。


    你是得吃飯,可你也不能頓頓吃龍蝦吧?


    他更加笑眯眯了:那是我的胃口問題。


    噢,一共才十多天,你就賺了兩千五?


    價錢好商量。我可以給你聖誕節前的折扣。這樣好不好?我們來個漂亮數字,三千元整。大過節的,那點零頭也算我一份聖誕小禮物。聽上去怎麽樣?


    聽上去很殘忍。


    你如果有現鈔的話,我不收你稅。他的小泥腸食指在小計算器小九九一番,把得數亮給我:你看,這是稅錢,你從我這裏得到的聖誕禮,這一來就不小啦。


    我看也不看就出了門。他還在我後麵叫喚:你回來!咱們可以再好好商量!


    我心想,我要再回來的話一定要弄隻黑襪子套在臉上,弄支槍端在手裏,吆喝著你把那五十把鑰匙挨個使一遍,我得把五十個櫃子全清理幹淨。


    我隻好戴著假鑽石去見安德烈了。他給我的聖誕禮物竟是一大幫人:他的父母,他的祖母、繼祖父,兩個高中好友,三個大學友好,以及勞拉,都被他邀請到芝加哥來給我一個聖誕大團聚。


    我來到密西根大道上的“聯合大陸”酒店,見勞拉和安德烈正坐在大堂的吧裏,巢上放了兩杯黑馬提尼。勞拉問我要不要也來一杯黑馬提尼,因為這個酒店除了它的著名室內遊泳場之外,就是它著名的黑馬提尼了。我說我反正一竅不通,還是來點吃的比較實惠。


    勞拉馬上說:喏,你看這個怎麽樣?生菠菜拌鬆子。要不來一客“卡威亞”?


    我說:什麽是“卡威亞”?


    安德烈告訴我“卡威亞”是俄國魚子。


    我說:有炸薯條嗎?


    勞拉說:你管那叫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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