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看著他不善表情的麵孔。她想人們說的威風凜凜可就是指這張麵孔?她伸出手指,摸著他線條極硬的下巴。她看見自己的手指那麽膽怯又那麽好奇,是個孩子的手。一個招惹暫時溫和的大獸的孩子。她看見自己的手跟他的臉完全不是一回事。這點使她肉體深處再次發生那種奇特的抽搐。


    她說:我去給你弄茶。


    他說:別去了,我不渴。


    她說:哪能茶都不給你喝?我一會兒就來。


    他說:我真不渴。他的心給她撫摸得作癢。


    她說:你可真是當兵的啊,上海有誰喝茶是為解渴呀?她嗔怪地把眼睛一斜。


    李師長肯定給我美麗年少的母親那一嬌一嗔弄得全身無力。他覺得老人說“六月的天,小孩子的臉”,這話有問題;應該是“少女的臉”。這臉才是一會兒晴一會兒雨,雲霧、綺霞、彩虹,時時都讓他意外。他想,他妻子的麵孔怎麽始終就一個灰淡的氣象呢?


    我懷疑我母親不是真的去泡茶,她不過借泡茶去做一瞬局外人來看看這個三角關係該怎麽處理。她在房東的廚房拎起竹殼暖瓶,扯下塞子,把水倒進宜興紫砂壺。灶上在蒸銀耳,我母親聽著自己的念頭在溫火上咕嚕咕嚕作響,又化成稠厚的白霧,漫卷在四壁油煙的灶房間裏。我佩服我十九歲的母親,在那樣的關頭還沒慌得把開水倒到自己手上。她仍聽任自己的念頭不緊不慢地咕嘟著:他倆你更愛誰?突然她又一想,怎麽在這個時候還有閑情逸致去想“愛”這種無用的字眼?她判斷李師長今天一定不是順路,而是專程來的。那就是說,他心裏已打定了某種主意。他剛才要她同他一道搬家,意思是他和她要有個共同的家了。


    她這樣就把自己的處境弄得很清楚。她便跑到三樓,向房東太太借用了電話。她給魏小姐打了個電話,請她轉告劉先生不必來接她了,她在外麵還有幾樁小事要辦,辦完事她便自己直接去機場。魏小姐覺得奇怪,問:你不可以自己跟他打電話嗎?我母親說:他的電話線忙啊,我打不進去!我又馬上急著要出門。


    此刻不聽到劉先生的聲音,她便繼續對李師長偏心。她總是對李師長偏心,對此她是沒辦法的。


    她把茶端給李師長的時候,抿嘴一笑。


    李師長意思意思地呷了一口茶,又來摟她。我母親覺得這個軍人摟得她非常舒服,遠比劉先生摟得對勁。她說,等一下,差一點兒忘了。她拿出一疊白手帕,一共七塊,每塊角落上都繡了個“l”,五個“l”是黑色的,另外兩個一綠一紅。我母親身上還保存了一些鄉下女孩的示愛方式,比如繡個帕子、襪墊什麽的。她偶然路過一家正在倒閉的鋪子,看見這些便宜得等於白撿的細紗手帕,便買回來繡上了劉先生姓氏的頭一個字母。


    李師長說:這是什麽?


    我母親說:你的姓啊,英文你的姓不是它打頭的?


    李師長說:要這麽多,一輩子也夠用了。


    我母親說:這五塊有黑字的,是從禮拜一用到禮拜五,綠的是禮拜六紅的是禮拜日,以後你忙昏頭也曉得日子。


    我母親和我父親講話的調子,就是從那天晚上定下來的。後來當然有些變本加厲,嬌嗔少了,教訓越來越多,漸漸也不是小孩子教成年人的教法,而就是結結實實的訓導。我父親直到某一天,發現教訓自己的不再是那個嬌嗔可愛的少女,而是個兩鬢斑白的黃臉婆,才想到自己那缺乏表情,麵目呆板的農村妻子實際上有多溫柔。


    李師長就在這天正式開始做我父親的。當然他在這天下午兩點到三點之間,首先做了我大哥的父親。我想他一定是這時讓我母親懷上我大哥的。我不能斷定我媽這天還是不是處女。在我見到劉先生後,我分析我母親第一次跟我父親做愛時很可能是黃花閨女身。我父親在我長大後不止一次跟我談起他和母親的關係;他痛苦地想弄懂,那個溫順的小美人兒怎麽就給一個黃臉婆偷偷掉了包。他說:你知道我當時為了她掉腦袋都願意啊。


    李師長抱著掉腦袋的甘願將我母親擱在卷掉了褥墊的床上。棕繃上鋪了那件軍用雨衣。他和她眼睛看著眼睛,似乎都在問對方:這樣做你以後會怎麽看我?會小看我嗎?……李師長解下身上的武器,把一隻漂亮的手槍擱在我母親頭旁邊。那意思是,你要有半點被強迫的感覺,你就開槍;我是不夠意思,我有糟糠之妻。那槍被擱在離他手幾寸的地方,似乎還有另一個解釋:這時候闖進個人來,讓他們生死攸關的好事猝然中斷,他抓起槍便斃了他。我父親差點斃掉那個人,就是現在躺在各種橡皮管子交織的網中的劉先生。


    劉先生並沒有接到魏小姐的電話,因而他按預先跟我母親約定的時間來接她。他自己的車已經三文不值二文地賣掉了。因而他雇了一輛白色雪芙萊,自己也是一身白色西裝,紮個黑領結。他把這次旅行當蜜月來安排——先和菁妹蜜月,然後再舉行婚禮。他坐在雪芙萊寬闊舒適的後座上,手上戴著雪似的手套。他的這雙手將要將一位玉人攙下樓,扶入車內。他以白日夢的眼神望著車窗外的豫園路,梧桐落葉鋪得馬路柔軟起來。蕭蕭秋葉已提前做了劉先生懷鄉夢裏的景物,街上的人們都在一種亢奮的心情中,他們對一個新政權又畏懼又新鮮。劉先生的出國讓他自己感到多少有些孤立。


    白色雪芙萊拐進了弄堂。劉先生聽見司機自己在跟自己嘟噥:怎麽可以這樣停車?這樣停人家路也不要走了。劉先生這才發現那輛解放軍吉普再次攻占了這條細小的弄堂。他感到喉嚨口發緊,連司機問他“是不是這條弄堂”他都答不上來。


    我看著劉先生病床邊的心髒監測儀。屏幕上的曲線不緊不慢地拱起、落下,徐徐向前推動。那一聲聲“嘀、嘀”的搏動,也是不緊不慢,卻讓我感到那顆心髒的孤單。這份孤單從四十多年前就開始了,當然是在一陣癲狂的胡蹦亂跳之後。四十多年前,同樣的這顆心髒緊緊堵住劉先生的喉口,他立刻感到空氣也不夠用了。並且,一股鋒利的甜腥氣從封塞的喉管冒上來,充滿他的口腔。他覺得那是血的味道,是心碎而致的內向大出血。


    他不知自己怎樣下了車。他見自己正向司機交代一句什麽。但是一句什麽話,他自己都沒聽見。他隻是看見司機的鴨舌帽上下動了動,表示領受了他的交代。他這時看見自己戴白手套的手拿出一把鑰匙——這把鑰匙在菁妹決心跟他遠走高飛時便自然地又交回了他這裏。這把鑰匙是一個重大象征。他看見自己的手狠狠一擰。鑰匙便鬆動了裏麵的鎖。他突然覺得手上的白色手套真是可怖地白,白得他不再認為那是他自己的手。白色的手抽出鑰匙,自己熟門熟路地將它揣回西裝口袋。鑰匙卻錯過了他的衣袋,落在了地上。那是一把女人的鑰匙。上麵一個彩色玻璃的粽子,粽子下邊,拖了一根絲穗。


    我想不出劉先生當時的臉色。他雪白的手套抓住烏黑的樓梯扶手,馬上破壞了那上麵均細的一層絲絨般的灰垢。劉先生平時上這樓梯非常小心,不讓自己的手去碰那扶手。但他這會兒要靠它把自己搬上一級級台階。當他走到兩段樓梯之間的空地時,一個粗大嗓門在他身後響起:你是幹什麽的?!


    他回頭,見發出這樣不斯文聲音的人站在樓梯底部,門外亮著的天色與他穿軍裝係綁腿端衝鋒槍的身影構成了一張底片。


    劉先生不知自己回答了一句什麽。


    但那端槍的身影使他意識到他或許講了句冒犯的話。他還意識到這軍人是個衛兵,他的衝鋒槍朝一個侵入他警衛範圍的人發射是正當和理所當然的。


    衛兵十分敵意地說:問你是幹什麽的?!


    我是殷恬菁的朋友。


    你下來。


    我是來……


    下來!


    他發現自己收回了那隻踏在木頭樓梯上的腳。


    我叫你下來!


    他發現自己已經乖乖地邁開下降的步子。


    衛兵說:這是你隨便能去的地方?!你要再敢往上走一步,我叫你出去你知道不知道?!


    他想,這城市原先所有的三教九流都被打亂了,因為突然出來了這麽一個最新的優越階層。這個年輕的士兵一身土布軍裝,語言裏充滿大蔥氣味,(這氣味被三教九流的上海人統認為是臭)他敢對著一個西裝革履的紳士驕成這樣。


    劉先生感到尊卑、貴賤、優劣、文野,全被打散;似乎兩個牌局之間,一切都在被洗牌。


    他對衛兵說:那麽,勞您駕去請殷小姐出來。


    沒有允許,任何人不能打擾首長。


    殷小姐要搭晚上八點的飛機……


    這我不知道。


    我是來接她的。


    衛兵看他一眼。是正麵人物看反派那個看法。


    劉先生想,他在這支軍隊眼裏,大概就是反派。


    我看著心髒監測儀屏幕上的曲線,讀著四十多年前碎了的那顆小布爾喬亞心髒的記錄。我想劉先生當時一定以他風雅的高姿態平衡內心的狼狽和屈辱,走到了門外弄堂,故做輕鬆地告訴雪芙萊的司機再等一刻鍾。他做出不與衛兵一般見識的模樣,掏出煙盒,點了根煙。衛兵的雙眼和他的槍口一齊黑洞洞地瞄著他。一刻鍾過去,他看了一眼亭子間的小窗,窗簾淡藍色,灑著細碎的白花。窗簾和窗簾後的女人相配至極。


    劉先生在第二個一刻鍾後啞著嗓音對司機說,走吧。他意識到兩隻白手套有了漆黑的掌心。他把它們摘下來,扔在車內的地上。他想,心碎並不是那樣疼痛,而是一種遲鈍和麻木。


    他的遲鈍和麻木直到他碰到一個女學生才開始消退。他在到達美國的第二年開始私授一些中國的詩、詞和曲。我想他屬於那種人,在中國熱愛西方的一切,在西方又熱愛中國的一切。他一想到我母親的一筆字就更覺得中國可愛,愛得他有時會潸然淚下。他私授中國藝術課,是為了解悶,而他不多的幾個成年學生,也為了解悶。女學生跟他從認識到結婚一共兩個月。他所有的戀愛給了我母親,剩餘的,就給了這女學生。


    我記得母親總是會有那麽幾天異常,寧靜祥和,雙手捧著一杯從熱到冷的茶,坐在藤沙發上。那是在她每年收到一張聖誕卡片之後。魏小姐曾經替劉先生和我母親做通信的中轉站。而魏小姐又需要求助她在香港的親戚。如此漫長曲折的郵路,他們隻堪一年走上一趟。而每走上這趟郵路的我母親,就又變成了溫婉的殷恬菁。我由此斷定,隻有經曆過慘重失去的女人,才是美麗的。


    我見劉先生張開嘴,像是要呼喊卻突然忘記自己是在夢境裏。是那種剝奪人聲音的夢境。他啞在口中的呼喊是四十多年前他望著淡藍窗簾時憋回去的。他永遠也不可能知道那窗簾後發生的:李師長正在攻占我年輕的母親,他一隻手伸向手槍,打開了槍保險。他和我母親在聽見劉先生和衛兵對話時同時勒住了激情,他們剛被熔鑄的形狀“噝”的一下冷卻在那裏。我母親不懂那“哢嗒”一聲是槍的保險栓被打開了,它腹內的子彈任何一瞬間都會失禁。她發現自己的手攥在李師長的小臂上。在那以後的不少天,李師長的小臂上都留著五道女性的抓痕。


    我母親在意識到自己的重大失去後,說我父親用手槍霸占了她。那是她不講道理的時刻。我認為我母親真正不計代價愛的惟一男人,就是我父親。那是她惟一一次把自己交給荷爾蒙,如同所有雌性生物在把自己的肉體做犧牲奉獻出去時,心靈完全出竅了。而不是在一旁側目而視,算計成本和盈利。而我母親自己一點也不明白這點,她竟在四十多年和劉先生的秘密通信中,暗示她的背叛是不得已,她是那支所向披靡的大軍全麵征服的一個細小局部,是師長大人的戰利品。她不明白女人多麽渴望做戰利品。她的暗示使劉先生更是傷痛不已,悔恨莫及。他在四十餘年的通信中,婉轉地請求我母親的寬恕,怨他在兩個槍口一明一暗對著他時,他撇下她逃生去了。他和她用了四十多年來歪曲一件事實,來使他們雙方都堅信,他們是被血淋淋拆散的當代梁山伯、祝英台。


    因而,當我走出洛杉磯海關時,劉先生含在眼裏的老淚是四十餘年積下來的。他做夢一樣看著我母親如何將自己寄生在我身上。劉先生從中美建交後每年回國一次,卻從來不和我母親見麵。他和我母親都屬於閑情較多的人。對於這種人來說,製造折磨和接受折磨是一種消閑。他們把死別的折磨提前拿到有生之年來享受,明明在一個人間,卻非弄得梁、祝那般墓裏墓外;明明是一對家常的老年男女,這樣慢性持久的折磨使他們青春永駐,翩翩躚躚化了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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