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對他最小的女兒徹底坦白，把一切都交給女兒去處置。正是這一點使他失敗；做一個父親，在我這兒，他是完全的失敗。他不知道一個父親是靠許多假象來建樹好形象的；父親就該是假象，而他的兒女們都要為這個假象而付出她們對男性最初的敬愛。不然我們拿我們生就的這份敬愛怎麽辦呢？
我第八次看手表時，已經六點過十五分。餐館的規定是十五分鍾的遲到就罰一小時工錢。一小時是五元錢。離還清房租的目標，我又增添了五元錢的渺茫。
星期三半夜我從餐館回到牧師家裏，看見我臥室門口放著一個信封，上麵是安德烈的筆跡。我抬起信封，感覺它的分量，一張機票的分量。
星期五我上完五點的課就直接去了機場。飛機還有五個小時起飛，我早早地到這裏是因為怕餐館打烊後我必須乘計程車到地鐵站，以免獨自趕十五分鍾夜路。那不是一般的夜路，據說那段路平均十米就站著或臥著一個醉鬼或乞丐。偶爾一次我獨自走那段路去機場，一輛警車在我身後停下，邀請我坐進去，裏麵兩個警察見了我就發脾氣，說正是我這樣的冒失者讓他們操心過度，又說上月他們剛逮住個小子，朝女士亮兩腿間的家夥，像我這樣的亞洲女人也敢走如此夜路，簡直是存心給他們添亂。所以我跟一個女工友調換了工時，一出學校就直奔地鐵站。我有足夠的時間在機場消磨。我走過一家家飯店，眼睛瞟過每個門口的菜單和價錢，心想，六塊九角九一份的特價晚餐，你們去敲其他人的竹杠吧。我沒有發現任何一家餐館有我看得上的價位，便走進了書店。
書店的女售貨員正在打電話。我走到一個書架前，按字母順序找到了我下堂課要用的兩本書。書店一共有七個顧客，其中三個擠在新書攤子前，翻的都是同一本書：《來自火星的男人與來自金星的女人》。第八個顧客晃進來，售貨員小姐把電話從下巴與肩膀間取下，請那人把手裏的飲料擱在門外，再來碰她的書。我朝反光鏡裏看一眼，發現我不在它的畫麵裏。我翻了一頁書。嫌光線不對，又朝右側挪兩步。這樣書架把我完全擋嚴實了。我扭扭肩膀，活動一番脖頸，任何人看都會以為我讀書讀累了筋骨。在扭動脖頸的過程中，我看見四個角落空空蕩蕩，並沒有攝像機監視我。書店裏一般不設監視裝置，大概因為美國人的閱讀水平逐年下降，書店對書賊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果真有人熱愛閱讀而不惜冒險做三隻手，他們有點兒損失也認了。這將是不小的代價：警方會拘留，會記錄下一個壞名聲，移民局會根據這個壞名聲取消移民資格。
我把一本書塞進羽絨服口袋。心裏相當矛盾：要不要再來一本？那一本比這一本還厚，還是見好就收吧。售貨員小姐已放了電話，幫一位顧客到我身後的書架上找書來了。我不再多想，把第二本書塞進另一個口袋。白色尼龍綢的滑溜程度相當幫忙，書滑進去一點兒障礙都沒有。我抬起頭，突然發現售貨員小姐一雙大黑眼珠正瞪著我。她說：需要幫忙嗎？我想她可真夠損的，什麽節骨眼兒上還逗我玩——要捉要拿直接來嘛。她笑了說：不懂英文？我也笑笑。不笑怎麽辦？她說：你是日本人？中國人？……越南人？我心裏說：隨便吧。她再次莞爾一笑：我們這兒隻有英文書，抱歉。她接下去又說了兩句什麽，這個笑容謙恭的印度姑娘。我什麽也聽不見了，隻聽得見自己的心跳。
然後我走進廁所，進人馬桶隔間，別上門。我穿著褲子坐在馬桶圈上，等待心跳平息。饑餓這時猛烈向我襲來。我得好好坐一會兒，定定神。我坐在馬桶上從羽絨服口袋裏掏出一本書，第二本卻怎麽也掏不出來。我奇怪當時是怎麽把它擱進去的，擱得那麽順手。
我乘的是一點鍾的“紅眼睛”班機，是機票最廉的一個航班。到達華盛頓是早晨四點半。機艙市道口孤零零站著安德烈，手上拿一枝孤零零的紅玫瑰。是從投幣售花機買的玫瑰，十元一枝。他還是剛被鬧鍾擊醒的臉，看見甬道走出的我猛地又清醒幾分。我眼睛發紅，一看就缺吃缺睡。安德烈判斷著，笑嘻嘻問我：不好玩吧？我知道他指什麽。
他摟著我的雙肩，眼睛機敏，向四周掃一圈。機場空曠得像個荒誕的夢境。
我做了一路準備，本來想好一個下飛機就對安德烈講那句話。不知怎麽就錯過了那股莽撞的勇敢。我知道越拖下去會越難張口，安德烈的優點會再次—一排列到我麵前，我會被他的禮貌、教養、率真再次弄得潰不成軍。從九月到十一月，我們見了五次麵，我一次比一次清楚，安德烈的優長處正在對我形成的全麵包圍。除了和他在“正式羅曼史”中一條道走到黑，我休想另選出路。
早餐店剛開門，我和安德烈是第一對客人。他為我點了一盤鮮果沙拉，一份烤華夫餅加鮮奶油和楓樹糖漿。他對侍應生認真交待：鮮果裏不要有不夠熟的橙片，她不愛吃酸東西；咖啡稍微淡一些，她一夜沒睡覺，他稍一遲疑，改正道：幹脆，給她一杯無咖啡因的咖啡。牛奶有加乳酶的嗎？……太好了，她不適應一般牛奶。
侍應生迅速地瞟我一眼，心想，這男人把這女人慣使得夠嗆，慣得她講究得了不得。安德烈為自己點了煎蛋火腿，鮮榨果汁。
就這些，夠了嗎？侍應生問。
沒辦法呀，安德烈對傳應生微笑，聳聳肩說：美國的早餐裏麵，絕大部分的花樣她都不喜歡。他笑著轉向我：我沒說錯吧？他再轉向侍應生：就算她吃，也隻有個小鳥胃口！他出聲地笑起來，侍應生也笑笑。他為我小心翼翼斟了杯咖啡。我突然想起餐巾，忙以優雅的手勢展開它，鋪在我的腿上。我心裏懊惱自己的不爭氣：餐桌上的教養老被我忘得如此幹淨。
餐布是粉紅的，那種不必漿熨就一絲不苟的麵料。我雙手將它拎起，輕輕按了按嘴唇——這樣才是和安德烈同坐一張餐桌的女子，才配這枝紅玫瑰和一堆飲食上的怪癖。我在飛機上想好的與安德烈分手的話，一句一句退縮。安德烈記著我所有的飲食習慣；我的一切無道理的好惡，都被他當教條來執行。他的兩隻眼睛是看著他心愛的孩子的。他向外人表示他就這樣嬌縱這孩子的偏食、任性、無理取鬧。他為他自己對這孩子無條件的嬌縱而驕傲。
安德烈合上菜單，眼睛看著我把它遞還給侍應生。侍應生咕噥著：馬上就好，請稍等，人已轉身走了好幾步。
我忽然說：等一等！
侍應生在四五步之外站住，似乎他原本以為我不會開口卻冒出一句他們的語言，他完全沒料到。他說：還要添什麽別的嗎？
我說：把鮮果沙拉去掉。對不起。
安德烈問：為什麽。
我想點得太多了，吃不下。
你真覺得吃不下？
我笑著點點頭。真實的原因我當然不能說，對於豪華，也容我有個適應過程。在這個季節吃南美運來的鮮果，我得調整一番腸胃。一份水果沙拉要五塊錢。我一小時的勞動價值。
我見安德烈有些懷疑，又有些掃興，便說：這個季節我很少吃水果。
對一些水果過敏？安德烈嚴肅地看著我。
啊，有點兒過敏，我說，我目光從他擔憂的眼睛下溜過。和食物鬧別扭是一種嬌貴。我過得起敏嗎？隻有什麽都吃得起的人才過敏。在未來的一天，安德烈和他的妻子（我，或未知的另一個女人）到朋友家做客，他立刻告訴朋友：請別給她吃這個，她過敏；請別給她碰那個，她過敏……實在很平常的一個女人，“過敏”使她有了特征。
你在笑什麽？安德烈停下優雅的刀叉姿勢問我。
我不知道我在笑。我說：你同事的女朋友，或者他們的妻子也有對食物過敏的？
當然，他說，我有一個女同事，我們背後叫她波拉克公主（即美國人對波蘭人的俚稱，有不敬之意）對絕大部分食品都過敏，一塊兒出去吃飯，她就點個蔬菜沙拉。她父母闊得要死，為她從小各種過敏付很高的醫療保險。有幾次她過敏過得叫救護車！所以你要對什麽過敏，千萬別強迫自己吃。
我心想：我大概隻對價錢昂貴的東西過敏。
我心裏有些愧：安德烈多麽把我的一切當回事。我伸過手去，握住他擱在桌麵上的手。他的夾克搭在我倆之間的一把椅子上，口袋裏插著今天的報紙。他一份報通常讀三部分：時事頭版，運動版和幽默漫畫。他讀到精彩的幽默故事，會打長途電話講給我聽。我想我和他已如此知己知彼。他的手反撲了，手指用力握住我的手；我們的手指編織在一起，越編越密。所有的麻煩——便衣福茨給我的麻煩，都很值當。在這一刻，一切都很值。
你在想什麽？他問。
沒在想什麽。我笑一下。
那你沒在想什麽？他笑起來真明亮：把你沒想的告訴我吧。
我笑著避開他。
你肯定想告訴我什麽事。他說。
沒事。
我就喜歡聽你的“沒事”。快把你的“沒事”講給我聽。
我看著他。他善良的用心我全懂。他不想把我們的見麵一開頭就弄得沉重。我縮回手；用餐刀削下一層雕塑般精美的奶油，塗在華夫餅上。它的表層有一個個方形的四處，我盡量讓每個小小凹處都填上奶油。烤出一層焦黃的餅一接觸奶油立刻發出折磨人的香氣。奶油在迅速溶化，我卻仍不慌著下刀。熬得滾熱的楓樹糖漿從容器裏澆出一根棕色透明的線，線的一端墜入華夫餅的方形凹處。棕紅和奶白漸漸溶為一體；對一個饑餓的人來說，沒有比這奶油和糖漿的顏色更賞心悅目的東西了。我盡量矜持，盡量不露痕跡地咽下一大口一大口的涎水。從昨天中午到現在，我是第一次進食，似乎咀嚼和吞咽這套動作都已生疏，第一口吞咽在我食道劃下傷口般清晰的軌跡。過分的饑餓使豐富的早餐不那麽美味，有些殘酷。豐富而殘酷的早餐劃開一條界線，一邊是我清貧的留學生日子，另一邊是未來外交官妻子的豐足。
安德烈說：我訂了星期日晚上的芭蕾票。勞拉和我們一塊兒去。她主動提出陪你去買衣服。
買衣服？
我想你肯定沒帶著看芭蕾的衣服。
勞拉是誰？
就是我剛才說的“波拉克公主”。她人不錯，誌願陪任何女朋友買衣服，誌願為你設計。
我想，兩種日子的懸殊就是我食道裏這條微痛，創傷如此新鮮。
他說：你好像不餓？
還好。
我記得你最愛吃華夫餅！他說。
優秀的未婚夫總是必須替他們心愛的女人記住她們的最愛和過敏。安德烈是個沒得挑的未婚夫。
我不能和你們一塊兒看芭蕾。
你不是星期一沒課嗎？
理查·福茨跟我約了星期一上午十點談話。
取消它。在他辦公室的留言機上留言，讓他改個時間跟你談話。
是審訊，安德烈。
取消它，管它是什麽。難道正常生活要給非正常事務讓位？
正常生活什麽時候敢不給非正常事務讓位？我說。
他考慮了一瞬，說，嗯，你是對的。這些人很煩，怪不得好萊塢的電影都把他們當反派。我發現他們很樂意當反派。
侍應生過來為我添水，兌熱咖啡。我們的話馬上停住。侍應生意識到插在了我們一句私房話中間，手腳立刻加快，嘴裏低聲說著“對不起”。
我看著侍應生的背影說：別那麽大聲地講fbi的壞話。
他不懂中文。不過你剛才說的fbi，他肯定懂。
你又把fbi重複了一遍。
安德烈和我一塊兒笑出聲來，那傳應生猛地回過頭，一見他回頭，我倆更笑得響亮。我百分之九十的時間傳應別人，好不容易同這墨西哥愣小子調個位置。
跟安德烈在一塊兒多好！好得讓我想到那句咒語“好景不長”。
安德烈用叉子的齒刺破了他盤子裏的煎蛋。讓蛋黃流出來。他絕不用蛋黃這類益處不大的東西塞滿他的胃。他甚至把火腿上的脂肪一刀一刀割下來。假如換一個人像他這麽幹，我一定請他把蛋黃留給我。假如把安德烈換成裏昂的話。可裏昂大概不舍得丟棄一隻煎蛋的一半；
假如理查·福茨問我什麽原因取消約會呢？
很簡單：你和我去看芭蕾。
那不就暴露了？我們倆見了麵……
是見了麵，不見麵怎麽進行正式羅曼史？安德烈一樂。
這時餐廳裏已有了幾位顧客。一個黑姑娘夾著她的孩子走到我們旁邊的一桌，她抱孩子的抱法很輕鬆也很隨便，讓孩子麵孔朝外地坐在她稍稍斜伸出去的胯上，她隻需一條胳膊提在他腋下。她對我們笑笑，問了早安，然後坐下來。
我說：他們會以為我們攻守同盟。
我們不見麵就不能攻守同盟了？他一手持刀一手持叉向兩邊一攤。
黑姑娘這時說：嘿，對不起，我想問問，你們講的是哪國話。她眼睛又大又清亮，白眼球是淺藍色。
中國話。安德烈回答她。
謝謝。她說。
別客氣。我說。
她有些吃驚地向我看過來。她心裏奇怪，既然我會講她的語言，何苦要把餐館其餘的人封鎖在我們的對話之外？但她馬上理解地一笑：我們是熱戀中的男女，無時無刻地絮叨著甜蜜的廢話。
她問我：你從中國來？
我說：是啊。
她臉上有憐惜的神情；她心目中，中國意味著永久性的缺吃缺喝，於是我的苗條不是苗條，是骨瘦如柴，一個地道的災民形象。她說：歡迎你來美國。
我說：謝謝。
她又說：多多享受你的早餐。
我笑一笑：我會的。
我懂她的意思。她是為我好，勸我抓緊時機，吃一頓是一頓。
在我和她這段對話的進行過程中，她一次又一次躬下身，去撿她孩子落在地上的膠皮奶嘴，然後將它在自己前襟上用力擦一擦，再還到孩子手裏。孩子再把它扔到地上，她再去撿。
我第八次看手表時，已經六點過十五分。餐館的規定是十五分鍾的遲到就罰一小時工錢。一小時是五元錢。離還清房租的目標，我又增添了五元錢的渺茫。
星期三半夜我從餐館回到牧師家裏，看見我臥室門口放著一個信封，上麵是安德烈的筆跡。我抬起信封，感覺它的分量，一張機票的分量。
星期五我上完五點的課就直接去了機場。飛機還有五個小時起飛，我早早地到這裏是因為怕餐館打烊後我必須乘計程車到地鐵站，以免獨自趕十五分鍾夜路。那不是一般的夜路，據說那段路平均十米就站著或臥著一個醉鬼或乞丐。偶爾一次我獨自走那段路去機場，一輛警車在我身後停下，邀請我坐進去，裏麵兩個警察見了我就發脾氣，說正是我這樣的冒失者讓他們操心過度，又說上月他們剛逮住個小子，朝女士亮兩腿間的家夥，像我這樣的亞洲女人也敢走如此夜路，簡直是存心給他們添亂。所以我跟一個女工友調換了工時，一出學校就直奔地鐵站。我有足夠的時間在機場消磨。我走過一家家飯店，眼睛瞟過每個門口的菜單和價錢，心想，六塊九角九一份的特價晚餐，你們去敲其他人的竹杠吧。我沒有發現任何一家餐館有我看得上的價位，便走進了書店。
書店的女售貨員正在打電話。我走到一個書架前，按字母順序找到了我下堂課要用的兩本書。書店一共有七個顧客，其中三個擠在新書攤子前，翻的都是同一本書：《來自火星的男人與來自金星的女人》。第八個顧客晃進來，售貨員小姐把電話從下巴與肩膀間取下，請那人把手裏的飲料擱在門外，再來碰她的書。我朝反光鏡裏看一眼，發現我不在它的畫麵裏。我翻了一頁書。嫌光線不對，又朝右側挪兩步。這樣書架把我完全擋嚴實了。我扭扭肩膀，活動一番脖頸，任何人看都會以為我讀書讀累了筋骨。在扭動脖頸的過程中，我看見四個角落空空蕩蕩，並沒有攝像機監視我。書店裏一般不設監視裝置，大概因為美國人的閱讀水平逐年下降，書店對書賊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果真有人熱愛閱讀而不惜冒險做三隻手，他們有點兒損失也認了。這將是不小的代價：警方會拘留，會記錄下一個壞名聲，移民局會根據這個壞名聲取消移民資格。
我把一本書塞進羽絨服口袋。心裏相當矛盾：要不要再來一本？那一本比這一本還厚，還是見好就收吧。售貨員小姐已放了電話，幫一位顧客到我身後的書架上找書來了。我不再多想，把第二本書塞進另一個口袋。白色尼龍綢的滑溜程度相當幫忙，書滑進去一點兒障礙都沒有。我抬起頭，突然發現售貨員小姐一雙大黑眼珠正瞪著我。她說：需要幫忙嗎？我想她可真夠損的，什麽節骨眼兒上還逗我玩——要捉要拿直接來嘛。她笑了說：不懂英文？我也笑笑。不笑怎麽辦？她說：你是日本人？中國人？……越南人？我心裏說：隨便吧。她再次莞爾一笑：我們這兒隻有英文書，抱歉。她接下去又說了兩句什麽，這個笑容謙恭的印度姑娘。我什麽也聽不見了，隻聽得見自己的心跳。
然後我走進廁所，進人馬桶隔間，別上門。我穿著褲子坐在馬桶圈上，等待心跳平息。饑餓這時猛烈向我襲來。我得好好坐一會兒，定定神。我坐在馬桶上從羽絨服口袋裏掏出一本書，第二本卻怎麽也掏不出來。我奇怪當時是怎麽把它擱進去的，擱得那麽順手。
我乘的是一點鍾的“紅眼睛”班機，是機票最廉的一個航班。到達華盛頓是早晨四點半。機艙市道口孤零零站著安德烈，手上拿一枝孤零零的紅玫瑰。是從投幣售花機買的玫瑰，十元一枝。他還是剛被鬧鍾擊醒的臉，看見甬道走出的我猛地又清醒幾分。我眼睛發紅，一看就缺吃缺睡。安德烈判斷著，笑嘻嘻問我：不好玩吧？我知道他指什麽。
他摟著我的雙肩，眼睛機敏，向四周掃一圈。機場空曠得像個荒誕的夢境。
我做了一路準備，本來想好一個下飛機就對安德烈講那句話。不知怎麽就錯過了那股莽撞的勇敢。我知道越拖下去會越難張口，安德烈的優點會再次—一排列到我麵前，我會被他的禮貌、教養、率真再次弄得潰不成軍。從九月到十一月，我們見了五次麵，我一次比一次清楚，安德烈的優長處正在對我形成的全麵包圍。除了和他在“正式羅曼史”中一條道走到黑，我休想另選出路。
早餐店剛開門，我和安德烈是第一對客人。他為我點了一盤鮮果沙拉，一份烤華夫餅加鮮奶油和楓樹糖漿。他對侍應生認真交待：鮮果裏不要有不夠熟的橙片，她不愛吃酸東西；咖啡稍微淡一些，她一夜沒睡覺，他稍一遲疑，改正道：幹脆，給她一杯無咖啡因的咖啡。牛奶有加乳酶的嗎？……太好了，她不適應一般牛奶。
侍應生迅速地瞟我一眼，心想，這男人把這女人慣使得夠嗆，慣得她講究得了不得。安德烈為自己點了煎蛋火腿，鮮榨果汁。
就這些，夠了嗎？侍應生問。
沒辦法呀，安德烈對傳應生微笑，聳聳肩說：美國的早餐裏麵，絕大部分的花樣她都不喜歡。他笑著轉向我：我沒說錯吧？他再轉向侍應生：就算她吃，也隻有個小鳥胃口！他出聲地笑起來，侍應生也笑笑。他為我小心翼翼斟了杯咖啡。我突然想起餐巾，忙以優雅的手勢展開它，鋪在我的腿上。我心裏懊惱自己的不爭氣：餐桌上的教養老被我忘得如此幹淨。
餐布是粉紅的，那種不必漿熨就一絲不苟的麵料。我雙手將它拎起，輕輕按了按嘴唇——這樣才是和安德烈同坐一張餐桌的女子，才配這枝紅玫瑰和一堆飲食上的怪癖。我在飛機上想好的與安德烈分手的話，一句一句退縮。安德烈記著我所有的飲食習慣；我的一切無道理的好惡，都被他當教條來執行。他的兩隻眼睛是看著他心愛的孩子的。他向外人表示他就這樣嬌縱這孩子的偏食、任性、無理取鬧。他為他自己對這孩子無條件的嬌縱而驕傲。
安德烈合上菜單，眼睛看著我把它遞還給侍應生。侍應生咕噥著：馬上就好，請稍等，人已轉身走了好幾步。
我忽然說：等一等！
侍應生在四五步之外站住，似乎他原本以為我不會開口卻冒出一句他們的語言，他完全沒料到。他說：還要添什麽別的嗎？
我說：把鮮果沙拉去掉。對不起。
安德烈問：為什麽。
我想點得太多了，吃不下。
你真覺得吃不下？
我笑著點點頭。真實的原因我當然不能說，對於豪華，也容我有個適應過程。在這個季節吃南美運來的鮮果，我得調整一番腸胃。一份水果沙拉要五塊錢。我一小時的勞動價值。
我見安德烈有些懷疑，又有些掃興，便說：這個季節我很少吃水果。
對一些水果過敏？安德烈嚴肅地看著我。
啊，有點兒過敏，我說，我目光從他擔憂的眼睛下溜過。和食物鬧別扭是一種嬌貴。我過得起敏嗎？隻有什麽都吃得起的人才過敏。在未來的一天，安德烈和他的妻子（我，或未知的另一個女人）到朋友家做客，他立刻告訴朋友：請別給她吃這個，她過敏；請別給她碰那個，她過敏……實在很平常的一個女人，“過敏”使她有了特征。
你在笑什麽？安德烈停下優雅的刀叉姿勢問我。
我不知道我在笑。我說：你同事的女朋友，或者他們的妻子也有對食物過敏的？
當然，他說，我有一個女同事，我們背後叫她波拉克公主（即美國人對波蘭人的俚稱，有不敬之意）對絕大部分食品都過敏，一塊兒出去吃飯，她就點個蔬菜沙拉。她父母闊得要死，為她從小各種過敏付很高的醫療保險。有幾次她過敏過得叫救護車！所以你要對什麽過敏，千萬別強迫自己吃。
我心想：我大概隻對價錢昂貴的東西過敏。
我心裏有些愧：安德烈多麽把我的一切當回事。我伸過手去，握住他擱在桌麵上的手。他的夾克搭在我倆之間的一把椅子上，口袋裏插著今天的報紙。他一份報通常讀三部分：時事頭版，運動版和幽默漫畫。他讀到精彩的幽默故事，會打長途電話講給我聽。我想我和他已如此知己知彼。他的手反撲了，手指用力握住我的手；我們的手指編織在一起，越編越密。所有的麻煩——便衣福茨給我的麻煩，都很值當。在這一刻，一切都很值。
你在想什麽？他問。
沒在想什麽。我笑一下。
那你沒在想什麽？他笑起來真明亮：把你沒想的告訴我吧。
我笑著避開他。
你肯定想告訴我什麽事。他說。
沒事。
我就喜歡聽你的“沒事”。快把你的“沒事”講給我聽。
我看著他。他善良的用心我全懂。他不想把我們的見麵一開頭就弄得沉重。我縮回手；用餐刀削下一層雕塑般精美的奶油，塗在華夫餅上。它的表層有一個個方形的四處，我盡量讓每個小小凹處都填上奶油。烤出一層焦黃的餅一接觸奶油立刻發出折磨人的香氣。奶油在迅速溶化，我卻仍不慌著下刀。熬得滾熱的楓樹糖漿從容器裏澆出一根棕色透明的線，線的一端墜入華夫餅的方形凹處。棕紅和奶白漸漸溶為一體；對一個饑餓的人來說，沒有比這奶油和糖漿的顏色更賞心悅目的東西了。我盡量矜持，盡量不露痕跡地咽下一大口一大口的涎水。從昨天中午到現在，我是第一次進食，似乎咀嚼和吞咽這套動作都已生疏，第一口吞咽在我食道劃下傷口般清晰的軌跡。過分的饑餓使豐富的早餐不那麽美味，有些殘酷。豐富而殘酷的早餐劃開一條界線，一邊是我清貧的留學生日子，另一邊是未來外交官妻子的豐足。
安德烈說：我訂了星期日晚上的芭蕾票。勞拉和我們一塊兒去。她主動提出陪你去買衣服。
買衣服？
我想你肯定沒帶著看芭蕾的衣服。
勞拉是誰？
就是我剛才說的“波拉克公主”。她人不錯，誌願陪任何女朋友買衣服，誌願為你設計。
我想，兩種日子的懸殊就是我食道裏這條微痛，創傷如此新鮮。
他說：你好像不餓？
還好。
我記得你最愛吃華夫餅！他說。
優秀的未婚夫總是必須替他們心愛的女人記住她們的最愛和過敏。安德烈是個沒得挑的未婚夫。
我不能和你們一塊兒看芭蕾。
你不是星期一沒課嗎？
理查·福茨跟我約了星期一上午十點談話。
取消它。在他辦公室的留言機上留言，讓他改個時間跟你談話。
是審訊，安德烈。
取消它，管它是什麽。難道正常生活要給非正常事務讓位？
正常生活什麽時候敢不給非正常事務讓位？我說。
他考慮了一瞬，說，嗯，你是對的。這些人很煩，怪不得好萊塢的電影都把他們當反派。我發現他們很樂意當反派。
侍應生過來為我添水，兌熱咖啡。我們的話馬上停住。侍應生意識到插在了我們一句私房話中間，手腳立刻加快，嘴裏低聲說著“對不起”。
我看著侍應生的背影說：別那麽大聲地講fbi的壞話。
他不懂中文。不過你剛才說的fbi，他肯定懂。
你又把fbi重複了一遍。
安德烈和我一塊兒笑出聲來，那傳應生猛地回過頭，一見他回頭，我倆更笑得響亮。我百分之九十的時間傳應別人，好不容易同這墨西哥愣小子調個位置。
跟安德烈在一塊兒多好！好得讓我想到那句咒語“好景不長”。
安德烈用叉子的齒刺破了他盤子裏的煎蛋。讓蛋黃流出來。他絕不用蛋黃這類益處不大的東西塞滿他的胃。他甚至把火腿上的脂肪一刀一刀割下來。假如換一個人像他這麽幹，我一定請他把蛋黃留給我。假如把安德烈換成裏昂的話。可裏昂大概不舍得丟棄一隻煎蛋的一半；
假如理查·福茨問我什麽原因取消約會呢？
很簡單：你和我去看芭蕾。
那不就暴露了？我們倆見了麵……
是見了麵，不見麵怎麽進行正式羅曼史？安德烈一樂。
這時餐廳裏已有了幾位顧客。一個黑姑娘夾著她的孩子走到我們旁邊的一桌，她抱孩子的抱法很輕鬆也很隨便，讓孩子麵孔朝外地坐在她稍稍斜伸出去的胯上，她隻需一條胳膊提在他腋下。她對我們笑笑，問了早安，然後坐下來。
我說：他們會以為我們攻守同盟。
我們不見麵就不能攻守同盟了？他一手持刀一手持叉向兩邊一攤。
黑姑娘這時說：嘿，對不起，我想問問，你們講的是哪國話。她眼睛又大又清亮，白眼球是淺藍色。
中國話。安德烈回答她。
謝謝。她說。
別客氣。我說。
她有些吃驚地向我看過來。她心裏奇怪，既然我會講她的語言，何苦要把餐館其餘的人封鎖在我們的對話之外？但她馬上理解地一笑：我們是熱戀中的男女，無時無刻地絮叨著甜蜜的廢話。
她問我：你從中國來？
我說：是啊。
她臉上有憐惜的神情；她心目中，中國意味著永久性的缺吃缺喝，於是我的苗條不是苗條，是骨瘦如柴，一個地道的災民形象。她說：歡迎你來美國。
我說：謝謝。
她又說：多多享受你的早餐。
我笑一笑：我會的。
我懂她的意思。她是為我好，勸我抓緊時機，吃一頓是一頓。
在我和她這段對話的進行過程中，她一次又一次躬下身，去撿她孩子落在地上的膠皮奶嘴，然後將它在自己前襟上用力擦一擦，再還到孩子手裏。孩子再把它扔到地上，她再去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