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還有其它動機，比如馬克思主義，我跟你講這些不是瞎耽誤工夫。
腦袋禿到最狼狽的時候，索性禿光，或大大方方地隨它去——別這樣一絲一縷，從右邊牽拉到左邊，像捉襟見肘蓋的草屋頂——會氣派大些。不然盡管他龐大，仍是個小公務員。
腦袋慢慢變換角度，最終，那塊由稀疏的淺黃頭發遮蓋的朦朧禿頂退出了畫麵。取而代之的，是張粉紅的、慈眉善目的大臉。我按和理查·福茨約好的時間來到第四號審訊室，這張麵積可觀的新麵孔已等在這裏，隻告訴我理查臨時有急事，和我的交談便由他來繼續。他說他對這個案情不熟，隻好和我從頭來。我問從什麽頭來，他說就是把理查·福茨問的再問一遍。他有一種能力不夠的樣子，反應也跟不上，因而他每問一句話就給自己相當長的時間去反應。
“對不起，我不會中文，隻能勞你駕講英文了。你介意嗎？”
“不介意。”我有什麽選擇。
“你的英文不錯。”
“哪裏。”
“比我的中文好多了。哈哈哈。”
“哈哈哈。”一點兒也不可樂。你誤認為自己是個幽默的人，這點比較慘。
他和理查太不一回事了。理查英俊、幹練，係起人來肯定特別酷，特別幹淨漂亮。理查可以去電影裏做007，而我麵前這個麵積、體積都可觀的人可以去做許多其他角色，比如傳達室看門老頭，辦公室主任，退休活動中心的管理人員，寵物商店的售貨員，嘴不停地對貓、狗或鳥、魚說：“你可真淘。”
“你父親為什麽——在什麽動機下，參加共產黨的？”
“……動機？你剛才問過這個問題嗎？”
“你看，我原來是駕駛飛機的。十五年前，美國的犯罪率上升。我的表弟在大街上挨了槍彈。他剛剛大學畢業，全人類都輪下來也該是最後一個輪到他去挨槍彈。我想，時候到了，是站出來保護無辜公民的時候了。我就放棄了我最熱愛的行當，飛行。你看我的動機明確單純，是不是？”
“是的。”你這張大臉五十來歲了仍看上去單純無比。
“所以，你認為是什麽給了你父親一下子，把他推進了共產黨？”
“他也有個表弟挨了槍彈。是日本人的槍彈。”沒辦法，我隻能給你一個你能接受的邏輯。
“噢，我說呢。”他的理解能力一下子就大大增強。“我原先以為是洗腦的結果。一些漂亮的主義很容易給年輕人洗腦。你父親參加共產黨的時候，共產黨在美國也正是時髦的時候。
“我父親不愛趕時髦。”我父親一生中趕的惟—一次時髦就是娶了我的母親。那時候老革命們遺棄鄉下老婆，娶城市女學生是個大時髦。
“你父親是一九三七年參加共產黨的，沒錯吧？”
“正確。”你果然遲鈍。記性也差勁。
“那個時期，共產主義在美國、加拿大非常時髦！”
“噢。”在美國時髦就能證明它在中國也時髦嗎？就能證明你逮著了我父親趕時髦的把柄？
“時髦的主義都顯得漂亮，而漂亮的思潮容易成為時髦！”
“噢。”你瞎激動什麽？
“你看！”
“嗯？”看什麽？
我們的交流沒有完全暢通，這主要是他不好。他很想證實他知識麵不窄，思辨性不差，因此就使我們的溝通出了毛病。毛病究竟出在哪裏，他無望弄清。我呢，我腦筋比他好些，但我看到我們跑題已跑得太遠，一時也扭轉不回來，隻好隨它去。跑題對我沒什麽不利。
他卻微微一笑，他沒覺得跑題；他的微笑是認為我終於露出了狐狸尾巴，終於中了他的暗算。我想他的智力真該大大加強。他笑著，得意揚揚地輕輕點頭，認為一切都在很好的進展中。他和我這段東拉西扯給錄在磁帶上，讓理查一聽，準會罵起來：操！這倆人胡扯到哪兒去了?而他卻認為自己又博學又機智，句句提問都得到最理想的收效。對話的錯位讓我傷腦筋地對他一笑。我懷疑特務福茨此刻也發出一模一樣的傷腦筋的笑容。他很可能在四號審訊室附近的某處，監聽我們正在進行的胡扯。
“你父親當時十六歲。讓我們來看看——對，十六歲。十六歲的一個孩子，常是漂亮的主義的犧牲品。比如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維特式的漂亮的憂鬱，讓日本一大批青年自殺。一些漂亮而新穎的思潮，像弗洛伊德在二十年代，馬克思主義在三四十年代，薩特存在主義在六七十年代，哇！紐約大街上，咖啡館，好萊塢的大小聚會上，年輕人醉倒在這些思潮裏！芝加哥在六七十年代，有十來家咖啡館叫‘無出路咖啡館’。正像你們中國，三代人醉倒在你們的紅色夢想裏！”
“你去過中國嗎？”你肯定沒去過。
“啊，我幾次想去！……”
“結果呢？”結果一打聽飛機票價，算了。你們這些高尚的特務們據說薪水不怎麽樣，讓你們舍生忘死的是你們高尚的動機。就像你剛才說的：無辜的表弟中彈倒下。全人類都輪下來也輪不上沒招誰沒惹誰的表弟，全人類無辜者的表弟。
“種種原因吧。不過我相信我肯定會去中國的。”
“我也相信。”
“沒去過中國的人在美國占絕大多數。但他們非常為中國操心。我就非常擔心中國的事，包括你們計劃生育的全國大運動。了不得！我完全能夠想象你父親的熱忱。”
“我父親沒有參加計劃生育。”
“當然當然。”
當然什麽？我父親當然是天然的計劃生育，荷爾蒙減退，尿頻起來，我母親停止了和他做愛。
“你父親，作為一個十六歲的年輕知識分子，會怎樣醉倒在一個漂亮的主義裏。”
“等一等，我父親不是知識分子。”
“怎麽會？！”
“事實就這樣。他在十六歲之前一個字也不識。”
他受了挫折，愣著，兩眼一片空白。腦子裏是更大的空白。
“不管怎麽說，對十六歲一個少年來說，你要他挑，他一定挑馬克思主義。你說呢？”
“可能吧。”十六歲的父親不知道馬克思是誰。不過我懶得跟你講清楚。
“三四十年代的美國，大多數知識分子都同情共產主義。好萊塢的藝術家，不同情共產主義就是缺乏人性，缺乏人的根本良知、缺乏藝術獨創性。中國的三十年代，你父親至少是同情共產主義的。對吧？”
“嗯。”是共產主義同情我父親。不過你愛怎麽想就怎麽想。
我看一眼手表：還有三十分鍾到五點。不知他是不是個按時上下班的人。
他看見我看表，臉上出現“別為我操心”的溫和表情。
“沒關係，我不急著下班。”他說。他倒慷慨。“我還是第一次和一個真正的中國人交談。我曾經學過兩個月的中文。我的中文老師三十年前從台灣來。他對中國內地的認識比較書本化。”他也意識到自己的上下文有點亂，言歸正傳地說：“我肯定你父親是個浪漫的人。他浪漫嗎？”他見我猶豫地點點頭，勁頭又大起來：“也許中文裏浪漫的定義和英文不完全一樣——別去管它。關鍵是，你父親在十六歲這樣蒙昧的年紀，很難把共產主義和人道主義區別開來。”
“那您是怎麽區別的？”
“區別什麽？”
“您剛才說，我父親的問題，是把共產主義和人道主義弄混了……”
“你看，我就知道他把它們弄混了。”他的得意在大臉蛋上發著紅光。“這就是問題的關鍵，正如美國那些跟你父親同代的知識分子，把共產主義和人道主義混得一塌糊塗！……”
“等等，我不記得我是否對你說過，我父親是知識分子……”
“你聽我說，信仰共產主義的人，在美國大多數是知識分子”
“不過我父親不是……”
“能讓我把句子結束嗎？”
“對不起……”
“沒關係。”他定了定神，說，“要不你先說？”
“您先請。”
“還是你請。”
“是您在審訊我呀。”
“不不不，別叫它審訊，就是一般性的了解情況。咱們彼此了解嘛。來來來，你先請。”
我又一次看看表。這人要是那種披星戴月的工作狂，我又得搭出去一小時工錢。
“我的父親十六歲參加了八路軍。不久國、共就合作了，把共產黨領導的武裝隊伍統一整編，為了抗日救國。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國不是以信仰劃分敵、我。因此，我父親參加共產黨的隊伍，不是因為他已接受了共產主義教育。我的英文，您還湊合能聽懂吧？”
“不湊合，不湊合。”
“後來我父親學了文化。在全中國解放的時候，他已經有高中畢業文化水平。”
“高中畢業當部長，我料定你父親一定是個很精彩的人！”
“謝謝您。”
“哪裏。”
“那個時候新的政權很缺人才，我父親又去夜校讀大學課程。兩年後他調任到另一個省份，大學隻好擱下了。”
“很可惜。不過不管怎麽樣，你父親都是個精彩的人。十六歲能做那樣大的選擇——我兒子十九歲了，連大學主修都選擇不了！而且從你身上，我完全可以推斷你有個多麽精彩的父親。”
“謝謝。”
精彩的是我母親。一個鄉紳小妾的女兒，挎一個小包袱，裏麵有十塊大洋和兩身旗袍，赤手空拳進了城，什麽本事也不憑，隻憑年輕，憑她牢牢記住自己是個女人，而女人最大的成功是攻占一個本事大的男人。我的母親腦筋清楚，每一項選擇都不和小兒小女的兩情相悅弄混。她輕蔑那些被你親我愛的事弄得不可開交的少女們；那些和她同齡的女子是永遠不識好歹，不識時務的混蟲。母親在我十四歲情竇初開時這樣教導我：什麽叫頭發長、見識短？她們那些混蟲就是頭發長、見識短；胸無大誌，百無一用。她說：你將來要那樣沒抱負，我可白養了你。於是她手一撒把我放飛了，飛到這舉目無親的陌生國度，包袱裏一樣是幾身衣裳十塊光洋。在機場海關，我回頭看身姿依舊的母親，她眼裏一道狠狠的光：丫頭，看你的了。
“我敢說，我讀過的有關中國的書比你還多……”
原來這期間他一直沒停嘴。我在走神的時候往往讓人誤認為特別專注。
“你看上去像是對中國頗有研究的人。”
“不是看上去，是事實上。”
他抿嘴笑笑，自得和自負使他闊大的臉蛋孩子氣起來。
“你知道嗎？”他突然放低聲音說：“我也是一個嚴重的浪漫主義者。我在十六歲的時候，一定比你父親浪漫得還嚴重。”他認為他交待了一項難以啟齒的秘密。這下該我拿同樣的秘密去等換。
我不敢看他，突然的親近讓我難為情。為他難為情：一把歲數了，還要做如此表演。
“你父親當初參加共產黨的動機，應該很明顯。”
“噢。”
“你非常了解你的父親嗎？共產黨的高級官員對我來說，很神秘。”
“他八十年代就停止做高級官員了。”
“那他做什麽了呢？”
我聳聳肩。他花費許多時間和我母親吵架。剩餘的時間他閉目養神，認識到我母親當年的野心。母親替他鋪好紙，拿來筆，叫他不要空談而是一筆一畫把他的回憶錄寫下來。他一副絕不再上當的樣子，把手拚命往身後藏。他看透了母親，她讓他寫回憶錄，是實現她最終對於他的野心。母親每在此時便冷冷一笑。說：我就知道你寫不出來。什麽自修大學呀，什麽背了兩千俄語單詞啊，什麽文化素養好的領導幹部啊——狗屁。這是母親最靈驗的一手，這句話一出她的口，父親一定痛不欲生地叫喊：老子寫給你看看！
“你真有把握很了解你的父親？”
“他是一個很好的父親。”他除了做父親，做其它任何事都很像樣。他給幾家小館子題的字，也還不丟人。
“他和你談到他自己嗎？比如他的青年時代，比如他怎樣做一個副省長？”
“他從不談自己。”我父親什麽都不瞞我。他需要我幫他去招架母親。因而對我的坦誠是他惟一的出路。他說到他丟棄了一個鄉下老婆。那是個一點兒都不打男人主意的老實女人，男人就是去討飯，她也安安穩穩做他的女人；男人頂戴花翎，她還照樣推磨納鞋底，她手裏拿著鞋底，把父親送到村口，看父親挎著盒子槍一騙腿兒上了棗紅馬，才說：喲，忘嘞，給你收的煙葉子！父親的馬已經小跑起來，她追著喊：你等等我回去給你拿煙葉子！……父親頭也沒回。父親兩行老淚慢慢淌下來，說：從打那時候，我頭就沒回過。她那時候不曉得我心裏已經有另外一個女人，不是你媽，你媽那時還不知在哪裏，我心裏的是一個下級的老婆。我那下級犧牲了。
腦袋禿到最狼狽的時候，索性禿光，或大大方方地隨它去——別這樣一絲一縷，從右邊牽拉到左邊，像捉襟見肘蓋的草屋頂——會氣派大些。不然盡管他龐大，仍是個小公務員。
腦袋慢慢變換角度，最終，那塊由稀疏的淺黃頭發遮蓋的朦朧禿頂退出了畫麵。取而代之的，是張粉紅的、慈眉善目的大臉。我按和理查·福茨約好的時間來到第四號審訊室，這張麵積可觀的新麵孔已等在這裏，隻告訴我理查臨時有急事，和我的交談便由他來繼續。他說他對這個案情不熟，隻好和我從頭來。我問從什麽頭來，他說就是把理查·福茨問的再問一遍。他有一種能力不夠的樣子，反應也跟不上，因而他每問一句話就給自己相當長的時間去反應。
“對不起，我不會中文，隻能勞你駕講英文了。你介意嗎？”
“不介意。”我有什麽選擇。
“你的英文不錯。”
“哪裏。”
“比我的中文好多了。哈哈哈。”
“哈哈哈。”一點兒也不可樂。你誤認為自己是個幽默的人，這點比較慘。
他和理查太不一回事了。理查英俊、幹練，係起人來肯定特別酷，特別幹淨漂亮。理查可以去電影裏做007，而我麵前這個麵積、體積都可觀的人可以去做許多其他角色，比如傳達室看門老頭，辦公室主任，退休活動中心的管理人員，寵物商店的售貨員，嘴不停地對貓、狗或鳥、魚說：“你可真淘。”
“你父親為什麽——在什麽動機下，參加共產黨的？”
“……動機？你剛才問過這個問題嗎？”
“你看，我原來是駕駛飛機的。十五年前，美國的犯罪率上升。我的表弟在大街上挨了槍彈。他剛剛大學畢業，全人類都輪下來也該是最後一個輪到他去挨槍彈。我想，時候到了，是站出來保護無辜公民的時候了。我就放棄了我最熱愛的行當，飛行。你看我的動機明確單純，是不是？”
“是的。”你這張大臉五十來歲了仍看上去單純無比。
“所以，你認為是什麽給了你父親一下子，把他推進了共產黨？”
“他也有個表弟挨了槍彈。是日本人的槍彈。”沒辦法，我隻能給你一個你能接受的邏輯。
“噢，我說呢。”他的理解能力一下子就大大增強。“我原先以為是洗腦的結果。一些漂亮的主義很容易給年輕人洗腦。你父親參加共產黨的時候，共產黨在美國也正是時髦的時候。
“我父親不愛趕時髦。”我父親一生中趕的惟—一次時髦就是娶了我的母親。那時候老革命們遺棄鄉下老婆，娶城市女學生是個大時髦。
“你父親是一九三七年參加共產黨的，沒錯吧？”
“正確。”你果然遲鈍。記性也差勁。
“那個時期，共產主義在美國、加拿大非常時髦！”
“噢。”在美國時髦就能證明它在中國也時髦嗎？就能證明你逮著了我父親趕時髦的把柄？
“時髦的主義都顯得漂亮，而漂亮的思潮容易成為時髦！”
“噢。”你瞎激動什麽？
“你看！”
“嗯？”看什麽？
我們的交流沒有完全暢通，這主要是他不好。他很想證實他知識麵不窄，思辨性不差，因此就使我們的溝通出了毛病。毛病究竟出在哪裏，他無望弄清。我呢，我腦筋比他好些，但我看到我們跑題已跑得太遠，一時也扭轉不回來，隻好隨它去。跑題對我沒什麽不利。
他卻微微一笑，他沒覺得跑題；他的微笑是認為我終於露出了狐狸尾巴，終於中了他的暗算。我想他的智力真該大大加強。他笑著，得意揚揚地輕輕點頭，認為一切都在很好的進展中。他和我這段東拉西扯給錄在磁帶上，讓理查一聽，準會罵起來：操！這倆人胡扯到哪兒去了?而他卻認為自己又博學又機智，句句提問都得到最理想的收效。對話的錯位讓我傷腦筋地對他一笑。我懷疑特務福茨此刻也發出一模一樣的傷腦筋的笑容。他很可能在四號審訊室附近的某處，監聽我們正在進行的胡扯。
“你父親當時十六歲。讓我們來看看——對，十六歲。十六歲的一個孩子，常是漂亮的主義的犧牲品。比如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維特式的漂亮的憂鬱，讓日本一大批青年自殺。一些漂亮而新穎的思潮，像弗洛伊德在二十年代，馬克思主義在三四十年代，薩特存在主義在六七十年代，哇！紐約大街上，咖啡館，好萊塢的大小聚會上，年輕人醉倒在這些思潮裏！芝加哥在六七十年代，有十來家咖啡館叫‘無出路咖啡館’。正像你們中國，三代人醉倒在你們的紅色夢想裏！”
“你去過中國嗎？”你肯定沒去過。
“啊，我幾次想去！……”
“結果呢？”結果一打聽飛機票價，算了。你們這些高尚的特務們據說薪水不怎麽樣，讓你們舍生忘死的是你們高尚的動機。就像你剛才說的：無辜的表弟中彈倒下。全人類都輪下來也輪不上沒招誰沒惹誰的表弟，全人類無辜者的表弟。
“種種原因吧。不過我相信我肯定會去中國的。”
“我也相信。”
“沒去過中國的人在美國占絕大多數。但他們非常為中國操心。我就非常擔心中國的事，包括你們計劃生育的全國大運動。了不得！我完全能夠想象你父親的熱忱。”
“我父親沒有參加計劃生育。”
“當然當然。”
當然什麽？我父親當然是天然的計劃生育，荷爾蒙減退，尿頻起來，我母親停止了和他做愛。
“你父親，作為一個十六歲的年輕知識分子，會怎樣醉倒在一個漂亮的主義裏。”
“等一等，我父親不是知識分子。”
“怎麽會？！”
“事實就這樣。他在十六歲之前一個字也不識。”
他受了挫折，愣著，兩眼一片空白。腦子裏是更大的空白。
“不管怎麽說，對十六歲一個少年來說，你要他挑，他一定挑馬克思主義。你說呢？”
“可能吧。”十六歲的父親不知道馬克思是誰。不過我懶得跟你講清楚。
“三四十年代的美國，大多數知識分子都同情共產主義。好萊塢的藝術家，不同情共產主義就是缺乏人性，缺乏人的根本良知、缺乏藝術獨創性。中國的三十年代，你父親至少是同情共產主義的。對吧？”
“嗯。”是共產主義同情我父親。不過你愛怎麽想就怎麽想。
我看一眼手表：還有三十分鍾到五點。不知他是不是個按時上下班的人。
他看見我看表，臉上出現“別為我操心”的溫和表情。
“沒關係，我不急著下班。”他說。他倒慷慨。“我還是第一次和一個真正的中國人交談。我曾經學過兩個月的中文。我的中文老師三十年前從台灣來。他對中國內地的認識比較書本化。”他也意識到自己的上下文有點亂，言歸正傳地說：“我肯定你父親是個浪漫的人。他浪漫嗎？”他見我猶豫地點點頭，勁頭又大起來：“也許中文裏浪漫的定義和英文不完全一樣——別去管它。關鍵是，你父親在十六歲這樣蒙昧的年紀，很難把共產主義和人道主義區別開來。”
“那您是怎麽區別的？”
“區別什麽？”
“您剛才說，我父親的問題，是把共產主義和人道主義弄混了……”
“你看，我就知道他把它們弄混了。”他的得意在大臉蛋上發著紅光。“這就是問題的關鍵，正如美國那些跟你父親同代的知識分子，把共產主義和人道主義混得一塌糊塗！……”
“等等，我不記得我是否對你說過，我父親是知識分子……”
“你聽我說，信仰共產主義的人，在美國大多數是知識分子”
“不過我父親不是……”
“能讓我把句子結束嗎？”
“對不起……”
“沒關係。”他定了定神，說，“要不你先說？”
“您先請。”
“還是你請。”
“是您在審訊我呀。”
“不不不，別叫它審訊，就是一般性的了解情況。咱們彼此了解嘛。來來來，你先請。”
我又一次看看表。這人要是那種披星戴月的工作狂，我又得搭出去一小時工錢。
“我的父親十六歲參加了八路軍。不久國、共就合作了，把共產黨領導的武裝隊伍統一整編，為了抗日救國。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國不是以信仰劃分敵、我。因此，我父親參加共產黨的隊伍，不是因為他已接受了共產主義教育。我的英文，您還湊合能聽懂吧？”
“不湊合，不湊合。”
“後來我父親學了文化。在全中國解放的時候，他已經有高中畢業文化水平。”
“高中畢業當部長，我料定你父親一定是個很精彩的人！”
“謝謝您。”
“哪裏。”
“那個時候新的政權很缺人才，我父親又去夜校讀大學課程。兩年後他調任到另一個省份，大學隻好擱下了。”
“很可惜。不過不管怎麽樣，你父親都是個精彩的人。十六歲能做那樣大的選擇——我兒子十九歲了，連大學主修都選擇不了！而且從你身上，我完全可以推斷你有個多麽精彩的父親。”
“謝謝。”
精彩的是我母親。一個鄉紳小妾的女兒，挎一個小包袱，裏麵有十塊大洋和兩身旗袍，赤手空拳進了城，什麽本事也不憑，隻憑年輕，憑她牢牢記住自己是個女人，而女人最大的成功是攻占一個本事大的男人。我的母親腦筋清楚，每一項選擇都不和小兒小女的兩情相悅弄混。她輕蔑那些被你親我愛的事弄得不可開交的少女們；那些和她同齡的女子是永遠不識好歹，不識時務的混蟲。母親在我十四歲情竇初開時這樣教導我：什麽叫頭發長、見識短？她們那些混蟲就是頭發長、見識短；胸無大誌，百無一用。她說：你將來要那樣沒抱負，我可白養了你。於是她手一撒把我放飛了，飛到這舉目無親的陌生國度，包袱裏一樣是幾身衣裳十塊光洋。在機場海關，我回頭看身姿依舊的母親，她眼裏一道狠狠的光：丫頭，看你的了。
“我敢說，我讀過的有關中國的書比你還多……”
原來這期間他一直沒停嘴。我在走神的時候往往讓人誤認為特別專注。
“你看上去像是對中國頗有研究的人。”
“不是看上去，是事實上。”
他抿嘴笑笑，自得和自負使他闊大的臉蛋孩子氣起來。
“你知道嗎？”他突然放低聲音說：“我也是一個嚴重的浪漫主義者。我在十六歲的時候，一定比你父親浪漫得還嚴重。”他認為他交待了一項難以啟齒的秘密。這下該我拿同樣的秘密去等換。
我不敢看他，突然的親近讓我難為情。為他難為情：一把歲數了，還要做如此表演。
“你父親當初參加共產黨的動機，應該很明顯。”
“噢。”
“你非常了解你的父親嗎？共產黨的高級官員對我來說，很神秘。”
“他八十年代就停止做高級官員了。”
“那他做什麽了呢？”
我聳聳肩。他花費許多時間和我母親吵架。剩餘的時間他閉目養神，認識到我母親當年的野心。母親替他鋪好紙，拿來筆，叫他不要空談而是一筆一畫把他的回憶錄寫下來。他一副絕不再上當的樣子，把手拚命往身後藏。他看透了母親，她讓他寫回憶錄，是實現她最終對於他的野心。母親每在此時便冷冷一笑。說：我就知道你寫不出來。什麽自修大學呀，什麽背了兩千俄語單詞啊，什麽文化素養好的領導幹部啊——狗屁。這是母親最靈驗的一手，這句話一出她的口，父親一定痛不欲生地叫喊：老子寫給你看看！
“你真有把握很了解你的父親？”
“他是一個很好的父親。”他除了做父親，做其它任何事都很像樣。他給幾家小館子題的字，也還不丟人。
“他和你談到他自己嗎？比如他的青年時代，比如他怎樣做一個副省長？”
“他從不談自己。”我父親什麽都不瞞我。他需要我幫他去招架母親。因而對我的坦誠是他惟一的出路。他說到他丟棄了一個鄉下老婆。那是個一點兒都不打男人主意的老實女人，男人就是去討飯，她也安安穩穩做他的女人；男人頂戴花翎，她還照樣推磨納鞋底，她手裏拿著鞋底，把父親送到村口，看父親挎著盒子槍一騙腿兒上了棗紅馬，才說：喲，忘嘞，給你收的煙葉子！父親的馬已經小跑起來，她追著喊：你等等我回去給你拿煙葉子！……父親頭也沒回。父親兩行老淚慢慢淌下來，說：從打那時候，我頭就沒回過。她那時候不曉得我心裏已經有另外一個女人，不是你媽，你媽那時還不知在哪裏，我心裏的是一個下級的老婆。我那下級犧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