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用中國話對我悄語:快誇誇她的孩子。


    我馬上說:你的孩子真可愛。


    她說:謝謝。


    她再次撿起奶嘴,說:沒想到會這麽近的和一個中國人坐在一塊兒吃早餐。她臉上是經曆奇遇的表情。


    我笑笑。你的孩子真可愛,簡直是個天使。


    安德烈說:你不會別的詞兒?


    她說:謝謝,謝謝。她把膠皮奶嘴在衣服上蹭一蹭,塞進孩子嘴裏。歡迎你來華盛頓。她說。


    謝謝你。我說。


    她從侍應生手裏接過菜單,眼睛卻仍看著我。她說:你喜歡美國早餐嗎?


    很喜歡。我說。


    安德烈對她說:對不起。他臉轉回來對著我,說:他要問你取消談話的原因,你就告訴他:這毫不關他的事。你來這兒看我,純屬私人的事;你是來和我約會的,約會是該反犯罪最高機構過問的嗎?


    就說這和他無關?


    本來也和他無關。


    可是這樣回答是不是故弄玄虛?我和安德烈討論著。黑姑娘明澈的大圓眼一時看我,一時又看安德烈,我們笑,她稍稍遲疑,馬上就跟上來,笑得遠比我們好。


    什麽叫故弄玄虛?安德烈碰到中文中的成語偶爾會有點兒問題。


    我解釋說:故弄玄虛就是吊人胃口。


    他說:噢。他在把這個成語仔細儲藏到記憶中。吊胃口有什麽不好?我不反對人家吊我胃口。


    我覺得他對某些中文詞匯的理解還是有微妙偏差。


    黑姑娘一直目送我們,直到我和安德烈走出她的視野,我知道她至少比我年輕十歲,但她看我的目光是長輩式的,就像年輕的牧師太太,時常對我冒出一句:你昨夜工作到兩點——喔,小可憐兒。


    早晨我醒來,發現外麵下了場大雪。一場新雪,就像早春的新綠一樣好。


    安德烈還睡得很沉。我看見自己的手指輕輕觸碰他曲蜷的黑發;那些彎曲都相當強,剛弄直它,我手一鬆,它馬上拳回去,還原它本來的模樣。我看見我的手指心事仲忡,欲說還休。氣氛如此太平溫馨,誰忍心來損壞它。我想告訴他的話會血淋淋地撕壞這好氣氛。從昨天早上到這時,整整二十六個鍾頭,我一直想告訴安德烈:別為我斷送前程,這可不值。這年頭的愛情該是件方便的事,而便衣福茨躊躕滿誌,要把它弄得極其重大,何苦陪他玩下去?對,我正是這意思,我看見福茨來勁兒就吃不消;我更吃不消你為我將付出的代價。何苦?美國是樣樣方便的國家,我們幹嘛要找頂不方便的這樁事來做;這樁被稱做“正式羅曼史”的事?是的,我就是這意思:我們拉倒吧;就此分手。這樣一來、大家都鬆一口氣:你、我,還有福茨。


    我發現自己在心裏口若懸河,對著睡得踏踏實實的安德烈,滿心的道理。他現在隻要一睜眼,我立刻把這些話講給他聽,他一定承認我有道理,他會在我的勸導下想開。可是他就是不肯醒來。


    我翻個身,麵朝窗子。外麵雪停了好一陣了,沉澱的雪使四野白亮。陽光照在這個初冬的早晨,被雪多倍擴張了亮度。亮度飽脹得厲害,從臥室拉得嚴絲合縫的窗簾上溢出來;不是從縫隙,而是滲透密度極高的經緯,使這乳白窗簾成了白亮冬天的一部分。臥室的一切都有了柔軟的白亮輪廓,像是剛剛從埃及沙漠出土、被考古者的刷子剛剛刷去最後一層細沙的物件,西班牙式的五鬥櫥上一層硬幣——安德烈一進臥室先把口袋裏的硬幣掏出,扔到櫥上。一把圓形沙發是供人坐在落地窗前讀書的。另外一個英國式的秘書寫字台,上麵的花瓶和寫字台一樣保守。花瓶裏的花是我十月底來的時候安德烈買給我的,這時全幹了,是普希金講到的那種樣子:在多年後令人想到一個不完整的浪漫往事的那種樣子。


    但願一切都在眨眼間過去,一步跨入未來。從未來回頭,來看這個初雪的早晨,這束幹花,是不是像此刻這樣事關重大?這個無從說起,輾轉反側的時刻還會顯得折磨人嗎?可能不會,可能像是任何時刻一樣,無足輕重,可以被錯過去,過度到普希金所隱喻的那種晚年:意外地在一本書裏發現一些幹花,淡淡地回想起它是一個浪漫事件留下來的,那事件究竟是怎麽個前前後後,全不清楚了,隱約記得它在當時顯得致命。然而普希金對晚年有什麽發言權呢?他又沒等得及晚年,讓致命的致了命。


    我看見乳汁一樣的光線中,安德烈的沉睡麵容。他這些天一定沒睡好。其實他相當緊張。對於fbi攪進我的生活,他表現出的嘻哈態度,是為了寬我的心,實質上他非常不安;我和他出門散步,吃館子,遊蕩各個博物館,他一刻不停地在注意身前身後。他對我究竟是誰沒有完全的把握。對於我的父親到底幹過什麽,他也覺得心裏無底。他沒有徹底信賴我。因為假如我像我自述得那樣簡單,fbi真的會吃飽了撐的,如此興師動眾?


    我輕手輕腳起床,走到樓下。打開客廳的百葉窗,外麵果然白亮得讓我睜不開眼。四周一點兒聲音也沒有,一切都還在星期日的大懶覺裏。我在壁爐前的沙發上坐下來,無所事事原來很舒服。安德烈·戴維斯的妻子會在這樣的早晨坐在長沙發上看報或看賬單,或者全心全意地無所事事,就坐在我現在的位置上,那是個感到幸運、惜福、感恩的女子,為此刻能在窗內而不是在窗外而感恩。那個安詳的、穿著厚實柔軟的潔白毛巾浴袍的主婦會是誰?


    會是我嗎?……


    芝加哥的勞累、貧困和粗野的風一塊兒橫掃向我和我的藝術癟三同學與朋友。我在那裏感到的力量,那種類似英雄氣概的自我感覺和這個暖洋洋的客廳完全不搭調。在那裏吃的苦頭在這裏看是自找,是荒謬。我發現自己悠閑地疊著洗衣筐裏洗淨烘幹的衣服,柔軟劑家常的香氣和著一股猛烈的慶幸湧進我身心——幸虧我沒把分手之類的話告訴安德烈。我需要這份悠閑舒適暖洋洋的日子。


    我來到浴室,開了水龍頭。水流充足、溫煦。我想到每次牧師夫婦家洗澡的顧慮,總是豎起耳朵聽許久,確定沒人使用淋浴,沒人洗手,沒人坐在馬桶上讀雜誌。我才影子一樣閃進去。我總以最快速度洗澡,盡管人體在淋浴中多麽想犯犯懶,我都在衝去肥皂泡沫後決然地關掉水龍頭。稍稍磨蹭,我就聽到自己斥責自己:真好意思啊,連房租水電費都還沒交呢……這時我讓水流完全包裹住我,舒服得直發呆。完美的溫度和源源不盡的水流讓我意識到能這樣浴洗是幸運的;浴洗該是種鋪張得起的鋪張。


    浴盆旁邊有個電子體重磅秤,靠牆的木架上,是一摞蓬鬆的毛巾。大部分毛巾是乳白色,有兩三塊是淺沙黃,一切都自然方便,似乎生活本身就該這樣方便,並不需要人去惡狠狠奮鬥,什麽都稱心如意,安德烈·戴維斯的愛妻將抹去巨大鏡子上的水蒸氣,順便看看自己的裸體:還不錯吧?還算年輕吧?……滿意了,她梳起水淋淋的頭發來,兩個嘴角自得地往上翹起。未來的主婦看著看著,抹亂的熱霧變成一柱柱細小水流,從鏡麵上淌下,她的身體於是變成被風吹皺的水麵上的倒影。


    我一步跨上電子體重磅秤,看著紅色顯示燈在幾個數碼間吞吞吐吐。我想,安德烈未來的愛妻會像這樣,在每天浴後站在我現在的位置上。那個女人會是我嗎?


    我再次覺得驚險,一念之差險些就斷送了我正享受的這一切。


    我拿起馬桶旁邊的電話,撥了個號碼,響了六遍鈴,阿書沙啞地說:知道是你。我以為你昨天一到就給我打電話呢。


    我說:我坐“紅眼睛”航班來的,昨天補覺補了半天。


    她說:我以為你特急著知道我的“招供”呢!


    我問:你都供什麽了?


    她說:你放心,凡是我知道的,我全招了。那家夥長得不錯,挺精神的。


    我怕她接著瞎扯,馬上要她掛斷電話,我十分鍾之後再給她打。


    她罵罵咧咧,說:有監聽器怕什麽?無非把大實話再講一遍。打死我也就這些話;打死誰我都是這幾句話!他媽的讓你監聽!……


    我趕緊叫她閉嘴,把電話掛了,匆匆換上衣服,戴上安德烈的阿拉斯加皮帽,跑出門去。在街口快餐店裏,我找到一個投幣電話,一撥通就聽阿書仍在罵罵咧咧,我這邊又穿衣又戴帽又鬼頭鬼腦找打電話的安全地點,她那邊一口氣罵到現在。她說她就得罵給他聽;我問“他”指的誰;她說誰在她電話線上裝“小耳朵”她就請誰聽她的髒字眼兒。她說fbi已在禮拜給她過了“大刑”。我問怎麽個過法。她說跟那麽乏味的人來來回回講那麽幾句乏味的話,還不叫過刑。她告說我:理查·福茨盡量變著花樣問那幾句話,於是那幾句話就是變著花樣的乏味。


    哪幾句話?我問。


    還不就是我什麽時候認識你的,你在軍隊的活動我了解多少。我們是不是常常通信……最後又說:他們倆人據說是在北京認識的,我說:不對,是在美國認識的,在我眼皮子底下認識的!他說:那可能是他倆裝的,我說:那他倆裝得可夠棒的!


    我急了,跟她嚷起來:你怎麽幫腔啊?!我們怎麽裝了?!


    我沒說你裝啊!……


    你不是說我裝得夠棒的?!


    我說你要能裝成那樣那可是沒得說了:天生一個大瓣蒜!


    誰裝蒜啦?你存心害我?!


    唉,你這可不夠意思,我這可是舍命陪君子,我圖什麽?!讓電話線上的“小耳朵”一聽,樂了:我們這邊內江了!資本主義就這點兒好,個人主義,誰也不跟誰團結得像我們社會主義這樣……理查·福茨就是想利用我們的社會主義大團結。


    我這才知道,便衣福茨出的一趟急差原來是來麻煩阿書。


    阿書接著告訴我,若不看在她和我穿開襠褲的情分上,她早讓便衣福茨去見鬼了。她又做出一副淫蕩嗓音說,理查·福茨要不那麽五官端正,不肥不瘦,她可能會少很多耐性;她的態度良好跟他長得英俊有關係。


    我說:要不你幫我幹掉他算了。


    她說:有那麽一閃念。後來想,我這忙也幫得太大了,怕你心裏過意不去。


    我笑起來。


    阿書說:他也覺著我看著他的眼神不對了,可能有點兒不正經。他馬上把話一轉,問我和外交官戴維斯什麽關係。我想這小子實在太帥了,講這麽低級趣味的話都讓我舍不得幹掉他。我說:啊,我跟外交官戴維斯先生嗎?也沒什麽大不了的關係,也就是上了四回床而已。


    你真這麽說的?我知道她不會這樣跟fbi的便衣說話。


    她拍著床鋪大笑。我們倆在電話上比較大無畏。


    她笑完又說:便衣福茨真是挺帥的,你知道他們掙多少錢一個月?


    我說:肯定比郵局的掙得多。


    那天他來我公寓找我。我一看,嗬,你豔福不淺,弄了這麽個帥哥便衣來審你的案子!


    我說:別墮落好不好?他不就是一個狗特務嗎?


    她說:我還迷上過一個ups的卡車司機呢。我跟便衣福茨說:請等等,我煮杯咖啡去,其實我跑去換了條超短裙。他裝著沒看見我搖身一變,不過我看出他眼睛一散光。然後他開始問你在軍隊的時候,寫的信都說些什麽。我說:我這人吊兒郎當,她教育我不要吊兒郎當。他說:你不認為她這是在給你洗腦;我說:我哪有您這麽高的覺悟。我又說:我還收到她寄給我的軍裝,毛主席著作;他說:這在我看很像洗腦。我問他:你知道那時候一件正牌軍裝什麽價嗎?——能換十斤掛麵!十斤掛麵什麽價你懂嗎?——二十八個雞蛋!二十八個雞蛋意味著什麽你明白嗎?——我們全家每月才十個雞蛋,還有四個散了黃的,一個臭的。不散黃不臭的隻輪到我爸爸吃。我爸爸有慢性肝硬化,二十八個雞蛋在我們家可是大事,你懂不懂?!


    阿書拿我做假設的便衣福茨。她在這裏停頓下來,為強調她下麵更重要的話——


    她說:因為二十八個雞蛋讓我爸爸的肝腹水拖延了四個月;沒這些雞蛋我爸爸會早死四個月,所以這些雞蛋等於是我們三姐弟四個月的爸爸!


    我問她便衣福茨聽完怎麽個反應。


    沒反應,傻了。過一會兒才說:你們能長大成人,真不容易,內心從小就受過致命創傷。我說:也還行吧,我爸爸在世我們吃蘿卜幹炒辣椒,我爸爸去世我們還是吃蘿卜幹炒辣椒。對了,他還問:你的朋友在童年、少年時期有沒有不良習氣?比如撒謊。我說:嗨!我當你說什麽不良習氣呢!撒謊誰不撒?你不撒謊?他特嚴肅。說:對我的朋友,我就不撒謊。我說:我也是。他說:你可別對我撒謊,我說:那你爭取做我的朋友吧。


    後來呢?


    後來我想,這小子不錯,又帥,又不笨,值得追一追。我就一直把他送到大馬路上。你知道,我對我喜歡的小子,一般送到電梯門口;有可能鬧戀愛的年輕光棍,我就送到樓下;特別有潛力的,我才送到大馬路上。一男一女乘電梯,大眼對小眼,哇,那股荷爾蒙壓力!心肯定會亂。你有沒有這種體驗?


    阿書,fbi和個中國女人戀愛?你想什麽呢?!


    想想都不行?再說不是我想,是荷爾蒙想。


    他們這種人一般都不理睬荷爾蒙,都是冷血。


    她在電話那頭繼續嬉皮笑臉,說:唉,你想想,生個小fbi,也不錯,據說進fbi要考智商的。


    我發現身後站著兩個人,等著打電話,都受不了我的胡扯。我們的對話是中文,用不著聽懂它也明白它是胡扯。在美國,用公用電話超過十分鍾的一般不是正派人,不是走私販毒倒軍火,就是匿名告密或恐嚇,不然就是通奸腐化。最次也是缺乏社會公德,跟隨地吐痰同等罪過。


    我跟阿書說:行了,有人等著用電話……


    她說:讓他們好好等著。我跟便衣理查在大馬路上握手的時候,他說:什麽時候來芝加哥,我請你喝咖啡。我心想,天寒地凍穿超短裙也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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