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
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仇，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不如嗣宗之資，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暗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
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
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痹不得搖，性複多虱，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
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機，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
不喜吊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
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
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煩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
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
又聞道士遺言，餌術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
空談，在魏晉時期主要表現在名士之間的玄學辯論，這個情況被稱為清談。
玄學在當時已經形成了一種規模，但是在很多方麵而言，玄學對於治國或者是治理地方的本身並沒有太大的意義。
玄學本身是道家學說的一個詞匯，在一段時間之後，玄學被稱之為新道家，是對《老子》、《莊子》和《周易》的研究和解說，產生於魏晉。
玄學是中國魏晉時期到宋朝中葉之間出現的一種崇尚老莊的思潮。也可以說是道家之學的一種新的表現方式，故又有新道家之稱。其思潮持續時間自漢末起至宋朝中葉結束。玄學是魏晉時期取代兩漢經學思潮的思想主流。
玄學即“玄遠之學”，它以“祖述老莊”立論，把《老子》、《莊子》、《周易》稱作“三玄”。道家玄學也是除了儒學外唯一被定為官學的學問。
而在玄學的起源當中，三國時期的魏國的著名團體“四聰八達”可以說是其中的奠基者。
但是就影響而言，嵇康就是在玄學流行初期的大師級人物。
……
嵇康年幼喪父，由母親和兄長撫養成人。幼年聰穎，博覽群書，學習各種技藝。成年後喜讀道家著作，身長七尺八寸，容止出眾，然不注重打扮。後迎娶了沛王曹林之女長樂亭主為妻，因而獲拜郎中，後任中散大夫。
嵇康與長樂亭主育有一兒一女。他常修煉養性服食內丹之事，彈琴吟詩，自我滿足。
嵇康崇尚老莊，曾說：“老莊，吾之師也！”講求養生服食之道。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生活方式，著《養生論》來闡明自己的養生之道。他讚美古代隱者達士的事跡，向往出世的生活，不願做官。
嵇康曾經遊於山澤采藥，得意之時，恍惚之間忘了回家。當時有砍柴的人遇到他，都認為是神仙。到汲郡山中見到隱士孫登，嵇康便跟他遨遊。孫登沉默自守，不說什麽話。嵇康臨離開時，孫登說：“你性情剛烈而才氣俊傑，怎麽能免除災禍啊？”嵇康又遇到隱士王烈，一道入山中，王烈曾得到石頭的精髓飴糖，便自己吃了一半，餘下一半給嵇康，都凝結為石頭。又在石室中見到一卷白絹寫的書，立即喊嵇康去取，而書就再也不見了。王烈於是感歎道：“嵇康誌趣不同尋常卻總是懷才不遇，這是命啊！”
掌權的大將軍司馬昭欲禮聘他為幕府屬官，他跑到河東郡躲避征辟。司隸校尉鍾會盛禮前去拜訪，遭到他的冷遇。同為竹林七賢的山濤離開選官之職時，舉薦嵇康代替自己。嵇康作《與山巨源絕交書》，列出自己有“七不堪”、“二不可”，堅決拒絕出仕。
《與山巨源絕交書》的內容如下：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閑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屍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膻腥，故具為足下陳其可否。
吾昔讀書，得並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岩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誌者也。故君子百行，殊途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返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誌氣所托，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台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複疏懶，筋駑肉緩，頭麵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懶與慢相成，而為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實之情轉篤。此猶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製；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愈思長林而誌在豐草也。
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仇，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不如嗣宗之資，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暗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痹不得搖，性複多虱，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機，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吊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煩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術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
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逼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逼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不可以為輪，曲木不可以為桷，蓋不欲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誌為樂，唯達者為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己嗜臭腐，養鴛雛以死鼠也。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遊心於寂寞，以無為為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途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冤之，令轉於溝壑也。
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淒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複多病。顧此悢悢，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誌願畢矣。足下若嬲之不置，不過欲為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粗疏，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途，期於相致，時為歡益，一旦迫之，必發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
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並以為別。嵇康白。
但是在之後，發生了一件事情，最終導致嵇康被殺。
呂安之妻徐氏貌美，被呂安的兄長呂巽**。呂安憤恨之下，欲狀告呂巽。嵇康與呂巽、呂安兄弟均有交往，故勸呂安不要揭發家醜，以全門第清譽。但呂巽害怕報複，於是先發製人，反過來誣告呂安不孝，使得呂安被官府收捕。嵇康非常憤怒，出麵為呂安作證，因而觸怒了司馬昭。此時，與嵇康素有恩怨的鍾會，趁機向司馬昭陷害嵇康，下令處死呂安、嵇康。
嵇康行刑當日，三千名太學生集體請願，請求朝廷赦免他，並要求讓嵇康來太學任教，他們的這些要求並沒有被同意。臨刑前，嵇康神色不變，如同平常一般。他看了看太陽的影子，知道離行刑尚有一段時間，便向兄長嵇喜要來平時愛用的琴，在刑場上撫了一曲《廣陵散》。曲畢，嵇康把琴放下，歎息道：“從前袁孝尼曾跟我學習《廣陵散》，我每每吝惜而固守不教授他，《廣陵散》現在要失傳了。”
說完後，嵇康從容就戮，時年三十九歲。海內的士人沒有不痛惜的，司馬昭不久後便意識到錯誤，但追悔莫及。
東晉名士謝萬將其列為“八賢”之一。
袁宏在《名士傳》中也稱嵇康等七人為“竹林名士”。
……
魏晉時期，社會上盛行“清談”之風。“清談”是相對於俗事之談而言的，亦謂之“清言”。士族名流相遇，不談國事，不言民生，誰要談及如何治理國家，如何強兵裕民，何人政績顯著等，就被貶譏為專談俗事，遭到諷刺。因此，不談俗事，專談老莊、周易，被稱為“清言”。
這種“清言”在當時很流行，特別是統治階級和有文化的人，更視之為高雅之事，風流之舉。他們在一起討論爭辯，各抒歧異，擺觀點，援理據，以駁倒他人為能事。由於上流社會的普遍參與，“清談”成為時尚。
“清談”的方式，絕大多數屬於口談。而就口談而言，又有幾種方式：
一是兩人對談，即所謂主客對答。一個人對某一個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謂之“主”；提出不同見解和質疑者，謂之“客”。主客互相質疑對答，往返難休，這是“清談”的主要形式。
二是一主多客或一客多主。不過主客雙方都以一人為主，其餘者可以插言。
三是“自為主客”。當別人對問題都無高見可抒時，某人可以就此問題自己設疑，自己解答，以發表他的高超的見解。有一次，大家爭論一個問題，最後都窮於詞理，當時宰相謝安，“自敘其意，作萬餘語”，侃侃而談，見解獨特。說完以後，肅然自得，四座沒有不佩服的。
當時，人們把共聚“清談”當作抒發情懷的良機，許多名流閑士都熱衷於此事。但其目的不是論政，不過是官吏、文人為了消遣和顯示自己清高不談俗事而已。《蘭亭序》中說“永和九年，……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群賢畢至，少長鹹集，……”“修禊”原是三月初三沐浴除垢，嬉水采蘭，祓穢祈祥的活動，而“群賢畢至，少長鹹集”，很顯然不止是一般的“修禊”；而是東晉士族文人的一次大規模清談盛會。
“清談”是辯論演講，它和現代演講的共同點是，要求有新異的觀點，要“見人之所未見，言人之所未言，探求義理之精微而達於妙處”。如步入後塵，拾人牙慧，無新穎觀點，就會令人煩躁厭聽。孫盛到殷浩家去“清談”，直到廢寢忘食，不願離去，假如他們談的全是老一套，是不會互相吸引到這種地步的。
一場好的“清談”，固然要求理論觀點標新立異，同時還必須有高超的語言技巧來表達觀點。有一次，劉惔到王蒙家“清談”，劉走後，王蒙的兒子問其父：“你和劉惔誰勝了？”王蒙說：“韻音令辭不如我，往輒破的勝我。”韻音令辭是語言優美動聽，“往輒破的”是說理論上一發即中。前者包括聲調抑揚頓挫，和暢悅耳和詞語準確犀利，精當有力，是講“清談”的形式；後者說的是清談的內容。由此可見，王蒙是把“清談”的內容和形式並列起來看待的。
“清談”中，氣氛一般很隨便，在激動的時候，往往助以手勢，身體擺動，甚至起舞，引吭；談到酣醉地步時，便無所顧忌了，口出粗言也是有的。
“清談”也有詭辯者。當然，詭辯者需有敏捷的思維和善辯的口才。王苟子和許洵辯論，王苟子不得勝，而反過來，“許複執王理，王執許理”，王苟子還是告敗。可見許洵的詭辯何其機巧。
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仇，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不如嗣宗之資，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暗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
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
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痹不得搖，性複多虱，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
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機，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
不喜吊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
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
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煩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
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
又聞道士遺言，餌術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
空談，在魏晉時期主要表現在名士之間的玄學辯論，這個情況被稱為清談。
玄學在當時已經形成了一種規模，但是在很多方麵而言，玄學對於治國或者是治理地方的本身並沒有太大的意義。
玄學本身是道家學說的一個詞匯，在一段時間之後，玄學被稱之為新道家，是對《老子》、《莊子》和《周易》的研究和解說，產生於魏晉。
玄學是中國魏晉時期到宋朝中葉之間出現的一種崇尚老莊的思潮。也可以說是道家之學的一種新的表現方式，故又有新道家之稱。其思潮持續時間自漢末起至宋朝中葉結束。玄學是魏晉時期取代兩漢經學思潮的思想主流。
玄學即“玄遠之學”，它以“祖述老莊”立論，把《老子》、《莊子》、《周易》稱作“三玄”。道家玄學也是除了儒學外唯一被定為官學的學問。
而在玄學的起源當中，三國時期的魏國的著名團體“四聰八達”可以說是其中的奠基者。
但是就影響而言，嵇康就是在玄學流行初期的大師級人物。
……
嵇康年幼喪父，由母親和兄長撫養成人。幼年聰穎，博覽群書，學習各種技藝。成年後喜讀道家著作，身長七尺八寸，容止出眾，然不注重打扮。後迎娶了沛王曹林之女長樂亭主為妻，因而獲拜郎中，後任中散大夫。
嵇康與長樂亭主育有一兒一女。他常修煉養性服食內丹之事，彈琴吟詩，自我滿足。
嵇康崇尚老莊，曾說：“老莊，吾之師也！”講求養生服食之道。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生活方式，著《養生論》來闡明自己的養生之道。他讚美古代隱者達士的事跡，向往出世的生活，不願做官。
嵇康曾經遊於山澤采藥，得意之時，恍惚之間忘了回家。當時有砍柴的人遇到他，都認為是神仙。到汲郡山中見到隱士孫登，嵇康便跟他遨遊。孫登沉默自守，不說什麽話。嵇康臨離開時，孫登說：“你性情剛烈而才氣俊傑，怎麽能免除災禍啊？”嵇康又遇到隱士王烈，一道入山中，王烈曾得到石頭的精髓飴糖，便自己吃了一半，餘下一半給嵇康，都凝結為石頭。又在石室中見到一卷白絹寫的書，立即喊嵇康去取，而書就再也不見了。王烈於是感歎道：“嵇康誌趣不同尋常卻總是懷才不遇，這是命啊！”
掌權的大將軍司馬昭欲禮聘他為幕府屬官，他跑到河東郡躲避征辟。司隸校尉鍾會盛禮前去拜訪，遭到他的冷遇。同為竹林七賢的山濤離開選官之職時，舉薦嵇康代替自己。嵇康作《與山巨源絕交書》，列出自己有“七不堪”、“二不可”，堅決拒絕出仕。
《與山巨源絕交書》的內容如下：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閑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屍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膻腥，故具為足下陳其可否。
吾昔讀書，得並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岩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誌者也。故君子百行，殊途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返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誌氣所托，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台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複疏懶，筋駑肉緩，頭麵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懶與慢相成，而為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實之情轉篤。此猶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製；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愈思長林而誌在豐草也。
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仇，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不如嗣宗之資，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暗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痹不得搖，性複多虱，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機，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吊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煩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術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
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逼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逼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不可以為輪，曲木不可以為桷，蓋不欲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誌為樂，唯達者為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己嗜臭腐，養鴛雛以死鼠也。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遊心於寂寞，以無為為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途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冤之，令轉於溝壑也。
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淒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複多病。顧此悢悢，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誌願畢矣。足下若嬲之不置，不過欲為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粗疏，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途，期於相致，時為歡益，一旦迫之，必發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
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並以為別。嵇康白。
但是在之後，發生了一件事情，最終導致嵇康被殺。
呂安之妻徐氏貌美，被呂安的兄長呂巽**。呂安憤恨之下，欲狀告呂巽。嵇康與呂巽、呂安兄弟均有交往，故勸呂安不要揭發家醜，以全門第清譽。但呂巽害怕報複，於是先發製人，反過來誣告呂安不孝，使得呂安被官府收捕。嵇康非常憤怒，出麵為呂安作證，因而觸怒了司馬昭。此時，與嵇康素有恩怨的鍾會，趁機向司馬昭陷害嵇康，下令處死呂安、嵇康。
嵇康行刑當日，三千名太學生集體請願，請求朝廷赦免他，並要求讓嵇康來太學任教，他們的這些要求並沒有被同意。臨刑前，嵇康神色不變，如同平常一般。他看了看太陽的影子，知道離行刑尚有一段時間，便向兄長嵇喜要來平時愛用的琴，在刑場上撫了一曲《廣陵散》。曲畢，嵇康把琴放下，歎息道：“從前袁孝尼曾跟我學習《廣陵散》，我每每吝惜而固守不教授他，《廣陵散》現在要失傳了。”
說完後，嵇康從容就戮，時年三十九歲。海內的士人沒有不痛惜的，司馬昭不久後便意識到錯誤，但追悔莫及。
東晉名士謝萬將其列為“八賢”之一。
袁宏在《名士傳》中也稱嵇康等七人為“竹林名士”。
……
魏晉時期，社會上盛行“清談”之風。“清談”是相對於俗事之談而言的，亦謂之“清言”。士族名流相遇，不談國事，不言民生，誰要談及如何治理國家，如何強兵裕民，何人政績顯著等，就被貶譏為專談俗事，遭到諷刺。因此，不談俗事，專談老莊、周易，被稱為“清言”。
這種“清言”在當時很流行，特別是統治階級和有文化的人，更視之為高雅之事，風流之舉。他們在一起討論爭辯，各抒歧異，擺觀點，援理據，以駁倒他人為能事。由於上流社會的普遍參與，“清談”成為時尚。
“清談”的方式，絕大多數屬於口談。而就口談而言，又有幾種方式：
一是兩人對談，即所謂主客對答。一個人對某一個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謂之“主”；提出不同見解和質疑者，謂之“客”。主客互相質疑對答，往返難休，這是“清談”的主要形式。
二是一主多客或一客多主。不過主客雙方都以一人為主，其餘者可以插言。
三是“自為主客”。當別人對問題都無高見可抒時，某人可以就此問題自己設疑，自己解答，以發表他的高超的見解。有一次，大家爭論一個問題，最後都窮於詞理，當時宰相謝安，“自敘其意，作萬餘語”，侃侃而談，見解獨特。說完以後，肅然自得，四座沒有不佩服的。
當時，人們把共聚“清談”當作抒發情懷的良機，許多名流閑士都熱衷於此事。但其目的不是論政，不過是官吏、文人為了消遣和顯示自己清高不談俗事而已。《蘭亭序》中說“永和九年，……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群賢畢至，少長鹹集，……”“修禊”原是三月初三沐浴除垢，嬉水采蘭，祓穢祈祥的活動，而“群賢畢至，少長鹹集”，很顯然不止是一般的“修禊”；而是東晉士族文人的一次大規模清談盛會。
“清談”是辯論演講，它和現代演講的共同點是，要求有新異的觀點，要“見人之所未見，言人之所未言，探求義理之精微而達於妙處”。如步入後塵，拾人牙慧，無新穎觀點，就會令人煩躁厭聽。孫盛到殷浩家去“清談”，直到廢寢忘食，不願離去，假如他們談的全是老一套，是不會互相吸引到這種地步的。
一場好的“清談”，固然要求理論觀點標新立異，同時還必須有高超的語言技巧來表達觀點。有一次，劉惔到王蒙家“清談”，劉走後，王蒙的兒子問其父：“你和劉惔誰勝了？”王蒙說：“韻音令辭不如我，往輒破的勝我。”韻音令辭是語言優美動聽，“往輒破的”是說理論上一發即中。前者包括聲調抑揚頓挫，和暢悅耳和詞語準確犀利，精當有力，是講“清談”的形式；後者說的是清談的內容。由此可見，王蒙是把“清談”的內容和形式並列起來看待的。
“清談”中，氣氛一般很隨便，在激動的時候，往往助以手勢，身體擺動，甚至起舞，引吭；談到酣醉地步時，便無所顧忌了，口出粗言也是有的。
“清談”也有詭辯者。當然，詭辯者需有敏捷的思維和善辯的口才。王苟子和許洵辯論，王苟子不得勝，而反過來，“許複執王理，王執許理”，王苟子還是告敗。可見許洵的詭辯何其機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