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嘉師無法理解的是在清朝時期為何要對旗人進行這麽龐大的金額支撐。
後世有一種觀點雖然是比較籠統，但是毫無疑問的是卻有著一定的道理。那就是曆史上最大規模的白吃群體就是清代時期的旗人。
當然，滿人這個範疇在當時而言並不能夠指代旗人，旗人主要是指八旗製度當中的滿人。這也就是換句話說，其他並不算是在八旗製度的滿人，自然是無法享受這種優待。
至於為何會演變成八旗兵在清朝中後期不堪大用的這個局麵，主要是有兩個方麵的因素：
一個是八旗兵製度所帶來的必然問題，另外一個則是在清朝中葉之後，清帝國事實上已經無力支撐旗人供養這個情況的出現。
……
八旗兵以滿洲八旗為基幹，采取世襲兵製，在年十六歲以上的八旗子弟中挑補旗兵。旗人無需經營即可坐領清廷餉銀米糧，加重了百姓負擔。
旗人從此在閑事上花盡心思，於是，食王祿，唱快書，養靛頦兒，提籠架鳥，種花弄草，養鴿子鬥蟋蟀，聽書唱曲，泡茶館捧戲園……等等，等等，圍繞著吃喝玩樂，排遣閑暇，忙活得有型兒有派兒。
旗人是京城休閑娛樂的重要群體。八旗子弟從詞麵上講，本應是個中性詞，無非是指八旗的後代，但實際上卻成為具有專指涵義的貶義詞，指的是八旗後代中遊手好閑，好逸惡勞，整日耽於嬉戲的紈絝之徒、浮浪之子，好吃懶做、酒囊飯袋之輩。
曾經的八旗驍勇，在二百六十多年的安逸中，不少變成了整日提籠架鳥，鬥雞走狗的玩家，這是個曆史的嘲弄。對於八旗將士實行優容政策的初衷，卻導致了許多八旗後代難以自拔的荒廢喪誌。
八旗在清朝軍隊中的作用是逐漸減弱的，至清朝末期八旗已經不是主力軍隊，清廷依靠地方部隊與列強作戰和鎮壓農民起義。
清代八旗子弟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從八旗創立以來，在中國曆史的大舞台上活躍了三百多年。他們輝煌過、成功過，也衰落過。但是，在三百多年間，中國的白山黑水、長城內外、大河上下、天山南北、西南邊陲、閩粵海疆都曾留下他們的足跡。他們不單單是後來被人們所稱的“紈絝子弟”。
八旗子弟不等於滿族，簡單意義上說八旗子弟是為清朝打下江山的那20萬人的後裔，是由不同民族共同組成的，除了滿族、漢族和蒙古族外，還有鄂溫克、達斡爾、錫伯、朝鮮族及一些維吾爾族、俄羅斯族人等。
清朝初期及中葉，當時其他民族及八旗子弟為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遼闊的中國版圖許多是由其他民族和八旗子弟共同鞏固的。清代鼎盛時期，統一多民族的大中國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和發展。當時的疆域，繼承了明朝鼎盛時期的領土，東自台灣及所屬的******，西至巴爾喀什湖和蔥嶺；南起南海諸島，北抵恰克圖，東北到外興安嶺和庫頁島，但也丟失了貝加爾湖、尼布楚等大片領土。
清朝後期，中國喪失了近400萬平方公裏的領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清朝統治者八旗子弟的腐朽無能。
為這一“大一統”盛世的實現，其他民族和八旗子弟進行了長期、艱苦的奮鬥。諸如順治年間逐鹿中原、北擊羅刹；康熙年間平定“三藩”、征服台灣、收複雅克薩、三征噶爾丹、安定西藏；雍正年間平定青海、平定西藏阿爾布巴之亂、西北用兵；乾隆年間平定準噶爾、平定回部、兩征廓爾喀、強征錫伯兵西遷伊犁戍邊、南征緬甸叛亂；道光年間平定張格爾之亂等等。
鴉片戰爭以後，在反抗列強入侵的鬥爭中，許多八旗子弟也同仇敵愾，無奈戰鬥力太弱，導致屢戰屢敗，與列強簽訂大量不平等條約，喪權辱國。
八旗子弟不僅以武功傳於後世，他們崇尚先進文化善於學習的精神，也留下許多佳話。入關以前，整個滿族的民族文化都比較落後，從努爾哈赤、皇太極開始，就特別重視八旗子弟的教育。皇太極曾下令：“自今凡子弟十五歲以下八歲以上者俱令讀書。”
於是整個愛新覺羅家族，乃至部分八旗子弟，表現出了對漢文化的愛好和崇拜，開始有係統地學習和汲取。
如皇太極之兄阿巴泰，本是一介武夫，率兵打仗路過蘇州，他沒有像其他八旗子弟屠城殺戮搶掠金銀財寶，卻搶來一大批文人，留在府中教子弟讀書。清統一中國後，皇族教育在製度上更加完善、正規。宮中設立上書房，選擇學問和品德最好的大臣教皇子讀書。
上書房的製度極嚴，曾於軍機處任職的趙翼在其所著的《簷曝雜記》中寫到：“本朝家法之嚴，既皇子讀書一事，以炯絕千古。餘內值時，屆早班之期，率以五鼓入，時部院百官未有至者，惟內府蘇喇數人往來。黑暗中殘睡未醒，時複依柱假寐，然已隱隱望見有白紗燈一點入隆宗門，則皇子進書房也。吾輩窮措大專恃讀書為衣食者，尚不能早起，而天家金玉之體乃****如是。既入書房，作詩文，每日皆有課程，未刻畢，則又有滿洲師傅教國書、習國語、騎射等事，薄暮始休，然則文學安得不深，武事安得不嫻熟！宜乎皇子孫不惟詩文書畫無一不擅其妙，而上下千古成敗理亂已了然於胸中。”
不僅皇子皇孫如此，閑散宗室和覺羅也分別安排在八旗官學、左右翼宗學、八旗覺羅學、八旗義學中學習。
正是由於滿族如此抓緊八旗子弟的教育，崇尚漢文化，三百年來，人才輩出，成就斐然。古今中外也不多見的康熙皇帝，他精通經、史、文、算術、幾何、天文、物理、騎馬、射箭、遊泳、火器、鍾表、書畫、音樂等，內心崇尚漢文化。其孫乾隆皇帝也大有祖父遺風，不但多才多藝，在國家治理上也是大有作為。
但是漢化過於嚴重的下場，就如同他們的先祖金國的滿人一樣生活逐漸變得墮落腐化。
在這一點而言，隨著時間的演變，就出現了清朝中後期八旗子弟不堪大用的局麵出現。
更有甚者，在清朝滅亡之前，八旗子弟最為出色的人，居然是一個原本在八旗當中不起眼的家族出身的鐵良……
……
而在另外一方麵而言，清朝的財政收入惡化，也導致了八旗製度的迅速敗壞。
中國曆史上有一個很著名的觀念，那就是窮文富武。
但是在清朝中後期的旗人供養的投入大幅度下降，以及旗人的總體基數急劇增加，八旗製度的戰鬥力儲備自然是一落千丈。
在清朝中期，隨著家族繁衍，旗人人口日繁，而能當兵的數額是有限的，增加兵額的速度遠遠跟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
“舊製，八旗每旗設十五缺，為十五善射，清語謂之托佛霍托。無論王公、文武大臣、侍衛官員、拜唐阿、兵丁、閑散宗室，概行揀選引見，而拜唐阿、兵丁列班在後，挑取極難。”因為“護軍、馬甲皆有定額”。
八旗為常備兵製，在八旗各佐領人丁中“挑補”旗兵，“擇其能騎射，可供驅使者，額設兵丁之外，添設若幹名”。但這仍然解決不了問題，“進關前夕大約是三丁一兵，康熙年間是五丁一兵，乾隆年間是八丁一兵，以後兵的比例更小。”
每家“老大老二也許補上缺，吃上糧錢，而老三老四就隻好賦閑”。靠著一名士兵每月一兩銀子、五鬥米贍養一家十幾口人的情況相當普遍，如果僅靠“領俸祿，隻能是坐吃山空，維持不了多少時候”。再加上清代中期的物價上漲、通貨膨脹等因素，旗人的生活更加的艱難。
“開國以至中興，武功之盛冠冕區夏，而俸餉所支，尚循初製。百年以來貨昂銀賤益形微薄，除例扣外，實領不及五成。此外地租俸米，更屬無幾，且有無俸米者。”
《履園叢話》中亦記載了物價上升，土地日貴的情況:“崇禎末年，盜賊四起，年穀屢荒，鹹以無田為幸，每畝隻值一二兩……本朝順治初，良田不過二三兩。康熙年間，長至四五兩不等……至乾隆初年，田價漸長，然餘五六歲時，亦不過七八兩，上者十餘兩。今閱五十年，竟亦長至五十餘兩矣。”
挑甲當兵是普通旗人的主要出路。
額兵成為吃糧當差的現役軍人，餘丁則是無餉無差的旗下平民。進關初期，八旗兵都有糧餉，可以維持一家數口的生活。以後，“各省綠旗兵餉日增，故所入者漸少。是兵餉一項，居國用十分之六、七。”
盡管所費巨大，但是，“國家之經費有定，戶口之滋息無涯。於此而欲博施濟眾，雖堯舜猶有所不能也。”
旗人長期以來，衣食住行，基本上被國家“包”了下來，所以導致了“國初勳裔環衛京師，體製、餉糈較綠營為優。而營運資生之策，則較綠營為絀。綠營兵丁，餉糧雖薄，應名差操之暇，可傭雇謀食，手藝營生。辭糧退休，尚能自食其力。八旗之聰明俊達者，為士勇敢強壯者為兵。惟在致身仕途，博廉優俸為仰事俯畜之計。”
旗人的自我生存能力很差，除了當兵、從政之外，一無所長。“我朝以武功定天下，從前各省分設駐防，原為綏靖疆域起見。迨承平既久，習為遊惰，耗口糧而生齒滋繁。衣食艱窘，徒恃累代豢養之恩，不習四民謀生之業。”
可以說，由於清的禁錮政策，導致了旗人謀生能力的下降，乃至於喪失。“夫旗人之所賴以為生者，惟有房地，別無他項。”“皆袖手而仰食”。
如此一來，他們坐吃山空，依靠典賣土地為生。京畿附近，“五百裏之地，雖盡膏腴，而土則不能加辟。八旗之人，雖皆食祿，而丁則逐代增添。”到乾隆十年，畿輔“旗地之在民者，十之五六矣”。
乾隆帝為了保護旗人的利益，曾進行四次大規模的“回贖”旗地的舉動，並定《典賣旗地追價之例》，然而收效甚微，乾隆帝自己都說:“贖地一事，恐未必於貧乏之旗人有益”。
旗人出現嚴重的生計問題，即使是待遇頗高的禁旅八旗生計也日見窘迫。
當時在北京的法國傳教士白晉寫道:“在北京為數眾多的八旗兵中，有一大部分由於債台高築而陷於極度貧困，他們軍餉的大部分都付了債款的利息”，連皇帝的“禁衛軍中有一批低級軍官，大約七、八百人，以及皇室一些其他軍官，也是債台高築。”
更有甚者，有些旗人竟然淪落為乞丐。“乾隆中，有某製軍者，八旗人也。其盛時，姬侍僮仆服飾飲食玩好之屬，窮奢極侈，日費不資。及罷官歸京師，數年成窮窶子。又數年，成乞丐。”
在這種情況下，清朝統治者決定讓旗人從事農業生產，認為是解決“八旗生計”問題的有效辦法。“邊外積穀甚屬緊要，達爾河地方著交與內務府，派各莊壯丁耕種，呼兒河地方，令五旗王等莊屯人前往耕種。
其子粒、耒耜、耕牛皆令預備，著派諳練農事官員前往監管。”
但是因為相當多的旗人長期脫離了生產勞動，身受城市腐化的生活，他們“不使自為養而常欲官養之”。對於種地已經產生了輕視和不習慣的思想和情緒，“八旗騎射成俗，語以為兵，則萬裏不辭。語以為農，則故鄉裹足。”
許多大臣建議:“除為官、披甲當差之人，在京居住外，其餘閑散人等，如有情願在屯居住，自行耕種者，俱各聽其自便。”在這種情況下，清統治者決定:“移駐京旗人三千戶，酌議自道光四年為始，第年稱駐二百戶，分為四起”，到雙城堡開墾土地。但是，“查雙城堡移駐京旗，自將軍富俊條奏，經理數年，糜帑數十萬兩。良非易易，原定每年移駐二百戶。查上年移駐五十三戶。本年移駐七十六戶。總未及一百戶。”但清統治者對駐京八旗的移墾政策，也並不把它放在首要地位。許多大臣天真地認為:“旗人不過一遷徙之勞，永可豐衣足食，較之株守在京饑寒無策、告貸無門，相去遠矣。”
大學士法式善曾經建議將八旗閑散人丁，移往口外西北一帶耕墾。就遭到嘉慶皇帝的斥責:“旗人生長輦下，一日遷到邊地，必多以為不便。”“若如所奏，豈非令京城一空，尤為荒謬之極!”不久，批駁羅家彥的上奏又說:“若如該禦史所奏，八旗男婦皆以紡織為務，則騎射將置之不講……於國家贍養八旗勁旅，屯往京師本計，豈不大相刺謬乎?”
既不能無限製地增餉、兵額，又不能放鬆正身旗人參加生產勞動的限製。於是就出現了這一現象:“計八旗丁冊，乾隆初已數十萬，今則數百萬，而所圈近京五百裏之旗地，大半盡典於民。聚數百萬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不兵、不民之人於京師，而莫為之所，雖竭海內之正供，不足以贍。”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大清帝國沒落。
後世有一種觀點雖然是比較籠統，但是毫無疑問的是卻有著一定的道理。那就是曆史上最大規模的白吃群體就是清代時期的旗人。
當然，滿人這個範疇在當時而言並不能夠指代旗人，旗人主要是指八旗製度當中的滿人。這也就是換句話說，其他並不算是在八旗製度的滿人，自然是無法享受這種優待。
至於為何會演變成八旗兵在清朝中後期不堪大用的這個局麵，主要是有兩個方麵的因素：
一個是八旗兵製度所帶來的必然問題，另外一個則是在清朝中葉之後，清帝國事實上已經無力支撐旗人供養這個情況的出現。
……
八旗兵以滿洲八旗為基幹，采取世襲兵製，在年十六歲以上的八旗子弟中挑補旗兵。旗人無需經營即可坐領清廷餉銀米糧，加重了百姓負擔。
旗人從此在閑事上花盡心思，於是，食王祿，唱快書，養靛頦兒，提籠架鳥，種花弄草，養鴿子鬥蟋蟀，聽書唱曲，泡茶館捧戲園……等等，等等，圍繞著吃喝玩樂，排遣閑暇，忙活得有型兒有派兒。
旗人是京城休閑娛樂的重要群體。八旗子弟從詞麵上講，本應是個中性詞，無非是指八旗的後代，但實際上卻成為具有專指涵義的貶義詞，指的是八旗後代中遊手好閑，好逸惡勞，整日耽於嬉戲的紈絝之徒、浮浪之子，好吃懶做、酒囊飯袋之輩。
曾經的八旗驍勇，在二百六十多年的安逸中，不少變成了整日提籠架鳥，鬥雞走狗的玩家，這是個曆史的嘲弄。對於八旗將士實行優容政策的初衷，卻導致了許多八旗後代難以自拔的荒廢喪誌。
八旗在清朝軍隊中的作用是逐漸減弱的，至清朝末期八旗已經不是主力軍隊，清廷依靠地方部隊與列強作戰和鎮壓農民起義。
清代八旗子弟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從八旗創立以來，在中國曆史的大舞台上活躍了三百多年。他們輝煌過、成功過，也衰落過。但是，在三百多年間，中國的白山黑水、長城內外、大河上下、天山南北、西南邊陲、閩粵海疆都曾留下他們的足跡。他們不單單是後來被人們所稱的“紈絝子弟”。
八旗子弟不等於滿族，簡單意義上說八旗子弟是為清朝打下江山的那20萬人的後裔，是由不同民族共同組成的，除了滿族、漢族和蒙古族外，還有鄂溫克、達斡爾、錫伯、朝鮮族及一些維吾爾族、俄羅斯族人等。
清朝初期及中葉，當時其他民族及八旗子弟為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遼闊的中國版圖許多是由其他民族和八旗子弟共同鞏固的。清代鼎盛時期，統一多民族的大中國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和發展。當時的疆域，繼承了明朝鼎盛時期的領土，東自台灣及所屬的******，西至巴爾喀什湖和蔥嶺；南起南海諸島，北抵恰克圖，東北到外興安嶺和庫頁島，但也丟失了貝加爾湖、尼布楚等大片領土。
清朝後期，中國喪失了近400萬平方公裏的領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清朝統治者八旗子弟的腐朽無能。
為這一“大一統”盛世的實現，其他民族和八旗子弟進行了長期、艱苦的奮鬥。諸如順治年間逐鹿中原、北擊羅刹；康熙年間平定“三藩”、征服台灣、收複雅克薩、三征噶爾丹、安定西藏；雍正年間平定青海、平定西藏阿爾布巴之亂、西北用兵；乾隆年間平定準噶爾、平定回部、兩征廓爾喀、強征錫伯兵西遷伊犁戍邊、南征緬甸叛亂；道光年間平定張格爾之亂等等。
鴉片戰爭以後，在反抗列強入侵的鬥爭中，許多八旗子弟也同仇敵愾，無奈戰鬥力太弱，導致屢戰屢敗，與列強簽訂大量不平等條約，喪權辱國。
八旗子弟不僅以武功傳於後世，他們崇尚先進文化善於學習的精神，也留下許多佳話。入關以前，整個滿族的民族文化都比較落後，從努爾哈赤、皇太極開始，就特別重視八旗子弟的教育。皇太極曾下令：“自今凡子弟十五歲以下八歲以上者俱令讀書。”
於是整個愛新覺羅家族，乃至部分八旗子弟，表現出了對漢文化的愛好和崇拜，開始有係統地學習和汲取。
如皇太極之兄阿巴泰，本是一介武夫，率兵打仗路過蘇州，他沒有像其他八旗子弟屠城殺戮搶掠金銀財寶，卻搶來一大批文人，留在府中教子弟讀書。清統一中國後，皇族教育在製度上更加完善、正規。宮中設立上書房，選擇學問和品德最好的大臣教皇子讀書。
上書房的製度極嚴，曾於軍機處任職的趙翼在其所著的《簷曝雜記》中寫到：“本朝家法之嚴，既皇子讀書一事，以炯絕千古。餘內值時，屆早班之期，率以五鼓入，時部院百官未有至者，惟內府蘇喇數人往來。黑暗中殘睡未醒，時複依柱假寐，然已隱隱望見有白紗燈一點入隆宗門，則皇子進書房也。吾輩窮措大專恃讀書為衣食者，尚不能早起，而天家金玉之體乃****如是。既入書房，作詩文，每日皆有課程，未刻畢，則又有滿洲師傅教國書、習國語、騎射等事，薄暮始休，然則文學安得不深，武事安得不嫻熟！宜乎皇子孫不惟詩文書畫無一不擅其妙，而上下千古成敗理亂已了然於胸中。”
不僅皇子皇孫如此，閑散宗室和覺羅也分別安排在八旗官學、左右翼宗學、八旗覺羅學、八旗義學中學習。
正是由於滿族如此抓緊八旗子弟的教育，崇尚漢文化，三百年來，人才輩出，成就斐然。古今中外也不多見的康熙皇帝，他精通經、史、文、算術、幾何、天文、物理、騎馬、射箭、遊泳、火器、鍾表、書畫、音樂等，內心崇尚漢文化。其孫乾隆皇帝也大有祖父遺風，不但多才多藝，在國家治理上也是大有作為。
但是漢化過於嚴重的下場，就如同他們的先祖金國的滿人一樣生活逐漸變得墮落腐化。
在這一點而言，隨著時間的演變，就出現了清朝中後期八旗子弟不堪大用的局麵出現。
更有甚者，在清朝滅亡之前，八旗子弟最為出色的人，居然是一個原本在八旗當中不起眼的家族出身的鐵良……
……
而在另外一方麵而言，清朝的財政收入惡化，也導致了八旗製度的迅速敗壞。
中國曆史上有一個很著名的觀念，那就是窮文富武。
但是在清朝中後期的旗人供養的投入大幅度下降，以及旗人的總體基數急劇增加，八旗製度的戰鬥力儲備自然是一落千丈。
在清朝中期，隨著家族繁衍，旗人人口日繁，而能當兵的數額是有限的，增加兵額的速度遠遠跟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
“舊製，八旗每旗設十五缺，為十五善射，清語謂之托佛霍托。無論王公、文武大臣、侍衛官員、拜唐阿、兵丁、閑散宗室，概行揀選引見，而拜唐阿、兵丁列班在後，挑取極難。”因為“護軍、馬甲皆有定額”。
八旗為常備兵製，在八旗各佐領人丁中“挑補”旗兵，“擇其能騎射，可供驅使者，額設兵丁之外，添設若幹名”。但這仍然解決不了問題，“進關前夕大約是三丁一兵，康熙年間是五丁一兵，乾隆年間是八丁一兵，以後兵的比例更小。”
每家“老大老二也許補上缺，吃上糧錢，而老三老四就隻好賦閑”。靠著一名士兵每月一兩銀子、五鬥米贍養一家十幾口人的情況相當普遍，如果僅靠“領俸祿，隻能是坐吃山空，維持不了多少時候”。再加上清代中期的物價上漲、通貨膨脹等因素，旗人的生活更加的艱難。
“開國以至中興，武功之盛冠冕區夏，而俸餉所支，尚循初製。百年以來貨昂銀賤益形微薄，除例扣外，實領不及五成。此外地租俸米，更屬無幾，且有無俸米者。”
《履園叢話》中亦記載了物價上升，土地日貴的情況:“崇禎末年，盜賊四起，年穀屢荒，鹹以無田為幸，每畝隻值一二兩……本朝順治初，良田不過二三兩。康熙年間，長至四五兩不等……至乾隆初年，田價漸長，然餘五六歲時，亦不過七八兩，上者十餘兩。今閱五十年，竟亦長至五十餘兩矣。”
挑甲當兵是普通旗人的主要出路。
額兵成為吃糧當差的現役軍人，餘丁則是無餉無差的旗下平民。進關初期，八旗兵都有糧餉，可以維持一家數口的生活。以後，“各省綠旗兵餉日增，故所入者漸少。是兵餉一項，居國用十分之六、七。”
盡管所費巨大，但是，“國家之經費有定，戶口之滋息無涯。於此而欲博施濟眾，雖堯舜猶有所不能也。”
旗人長期以來，衣食住行，基本上被國家“包”了下來，所以導致了“國初勳裔環衛京師，體製、餉糈較綠營為優。而營運資生之策，則較綠營為絀。綠營兵丁，餉糧雖薄，應名差操之暇，可傭雇謀食，手藝營生。辭糧退休，尚能自食其力。八旗之聰明俊達者，為士勇敢強壯者為兵。惟在致身仕途，博廉優俸為仰事俯畜之計。”
旗人的自我生存能力很差，除了當兵、從政之外，一無所長。“我朝以武功定天下，從前各省分設駐防，原為綏靖疆域起見。迨承平既久，習為遊惰，耗口糧而生齒滋繁。衣食艱窘，徒恃累代豢養之恩，不習四民謀生之業。”
可以說，由於清的禁錮政策，導致了旗人謀生能力的下降，乃至於喪失。“夫旗人之所賴以為生者，惟有房地，別無他項。”“皆袖手而仰食”。
如此一來，他們坐吃山空，依靠典賣土地為生。京畿附近，“五百裏之地，雖盡膏腴，而土則不能加辟。八旗之人，雖皆食祿，而丁則逐代增添。”到乾隆十年，畿輔“旗地之在民者，十之五六矣”。
乾隆帝為了保護旗人的利益，曾進行四次大規模的“回贖”旗地的舉動，並定《典賣旗地追價之例》，然而收效甚微，乾隆帝自己都說:“贖地一事，恐未必於貧乏之旗人有益”。
旗人出現嚴重的生計問題，即使是待遇頗高的禁旅八旗生計也日見窘迫。
當時在北京的法國傳教士白晉寫道:“在北京為數眾多的八旗兵中，有一大部分由於債台高築而陷於極度貧困，他們軍餉的大部分都付了債款的利息”，連皇帝的“禁衛軍中有一批低級軍官，大約七、八百人，以及皇室一些其他軍官，也是債台高築。”
更有甚者，有些旗人竟然淪落為乞丐。“乾隆中，有某製軍者，八旗人也。其盛時，姬侍僮仆服飾飲食玩好之屬，窮奢極侈，日費不資。及罷官歸京師，數年成窮窶子。又數年，成乞丐。”
在這種情況下，清朝統治者決定讓旗人從事農業生產，認為是解決“八旗生計”問題的有效辦法。“邊外積穀甚屬緊要，達爾河地方著交與內務府，派各莊壯丁耕種，呼兒河地方，令五旗王等莊屯人前往耕種。
其子粒、耒耜、耕牛皆令預備，著派諳練農事官員前往監管。”
但是因為相當多的旗人長期脫離了生產勞動，身受城市腐化的生活，他們“不使自為養而常欲官養之”。對於種地已經產生了輕視和不習慣的思想和情緒，“八旗騎射成俗，語以為兵，則萬裏不辭。語以為農，則故鄉裹足。”
許多大臣建議:“除為官、披甲當差之人，在京居住外，其餘閑散人等，如有情願在屯居住，自行耕種者，俱各聽其自便。”在這種情況下，清統治者決定:“移駐京旗人三千戶，酌議自道光四年為始，第年稱駐二百戶，分為四起”，到雙城堡開墾土地。但是，“查雙城堡移駐京旗，自將軍富俊條奏，經理數年，糜帑數十萬兩。良非易易，原定每年移駐二百戶。查上年移駐五十三戶。本年移駐七十六戶。總未及一百戶。”但清統治者對駐京八旗的移墾政策，也並不把它放在首要地位。許多大臣天真地認為:“旗人不過一遷徙之勞，永可豐衣足食，較之株守在京饑寒無策、告貸無門，相去遠矣。”
大學士法式善曾經建議將八旗閑散人丁，移往口外西北一帶耕墾。就遭到嘉慶皇帝的斥責:“旗人生長輦下，一日遷到邊地，必多以為不便。”“若如所奏，豈非令京城一空，尤為荒謬之極!”不久，批駁羅家彥的上奏又說:“若如該禦史所奏，八旗男婦皆以紡織為務，則騎射將置之不講……於國家贍養八旗勁旅，屯往京師本計，豈不大相刺謬乎?”
既不能無限製地增餉、兵額，又不能放鬆正身旗人參加生產勞動的限製。於是就出現了這一現象:“計八旗丁冊，乾隆初已數十萬，今則數百萬，而所圈近京五百裏之旗地，大半盡典於民。聚數百萬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不兵、不民之人於京師，而莫為之所，雖竭海內之正供，不足以贍。”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大清帝國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