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嘉師對於眼下的秦律以及相應的處罰方式已經進行部分調整，但是更多地律令，張嘉師隻有選擇繼續沿用。
一個不能與時俱進的律法固然是有害，甚至是可以說弊大於利，但是胡亂修改律法這種事情，無疑是危害更烈。
所以張嘉師自己選擇讓秦律的大部分律令沿用，更多是不希望帝國會陷入一部分的混亂。
固然，這種混亂是對於張嘉師而言，不算是太大的問題，隻不過眼下也不是能夠空出手來處理這些亂子的最佳時機。
而對於律法的變動，張嘉師傾向的是與時俱進，而非是打算製定更好的律法流傳萬世。
後麵一種律法製定方式，或者說是治國方針，在曆史上已經證明完全不可行。
而其中最為明顯的代表，就是一本《皇明祖訓》。
……
《皇明祖訓》在朱元璋去世之前一段時間正式編撰完成。
但是從其序章當中就可以看出這玩意到底多麽的“墨守成規”：
朕觀自古國家，建立法製，皆在始受命之君。當時法已定，人已守，是以恩威加於海內，民用平康。蓋其創業之初，備嚐艱苦，閱人旣多，曆事亦熟。比之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己長者，甚相遠矣。朕幼而孤貧，長值兵亂；年二十四，委身行伍，為人調用者三年。繼而收攬英俊，習練兵之方，謀與群雄並驅。勞心焦思，慮患防微，近二十載，乃能翦除強敵，統一海宇。人之情偽，亦頗知之。故以所見所行，與群臣定為國法，革元朝姑息之政，治舊俗汙染之徒。且群雄之強盛詭詐，至難服也，而朕已服之；民經世亂，欲度兵荒，務習奸猾，至難齊也，而朕已齊之。蓋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著律令，損益更改，不計遍數。經今十年，始得成就。頒而行之，民漸知禁。至於開導後人，複為《祖訓》一編，立為家法。大書揭於西廡，朝夕觀覽，以求至當，首尾六年，凡七謄槁，至今方定，豈非難哉？蓋俗儒多是古非今，奸吏常舞文弄法，自非博采眾長，即與果斷，則被其眩惑，莫能有所成也。今令翰林編輯成書，禮部刊印以傳永久。凡我子孫，欽承朕命，無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負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將孚佑於無窮矣！嗚呼，其敬戒之哉！
“凡我子孫，欽承朕命，無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負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將孚佑於無窮矣！”
咳咳，朱元璋的這一段話，很明顯讓朱家皇帝們的變法心態遭受到非常慘重的打擊。
因為從這一句話當中可以看到的是，朱元璋認為胡亂修改《皇明祖訓》，甚至是一件不容於天地，甚至是不容於祖宗的事情。
張嘉師很想問問，有這麽嚴重麽？
但是從皇明祖訓的內容中可以看到的是，朱元璋作為一個平民出身的皇帝，其思考的方麵確實是有著很多有利於平民方麵的法則。
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真偽，無不涉曆。其中奸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然此特權時處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以後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腓、劓、閹割之刑。雲何？蓋嗣君宮內生長，人情善惡，未能周知；恐一時所施不當，誤傷善良。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淩遲，全家處死。
朱元璋反對使用肉刑，這對於朱元璋而言，或者是說明朝的百姓，算是一種好事。
但是朱元璋對於關於官員的苛刻程度，也算是前無古人：
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淩遲，全家處死。
這一條律令的出現，與明初大案“胡惟庸案”有著很密切的關係。
洪武六年，淮西朋黨集團的領袖李善長推薦其同鄉兼姻親胡惟庸擔任右丞相。洪武十年九月，胡惟庸升任左丞相。他做了7年丞相，任期內在朝中遍植朋黨，不遺餘力地打擊異己，使得淮西朋黨集團的勢力不斷膨脹。譬如，浙江青田人劉基，曾輔佐朱元璋，立下過汗馬功勞，但由於他與淮西朋黨集團的矛盾，一直未受重用。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劉基僅封為誠意伯，歲祿隻有240石。而李善長則功封韓國公，歲祿4000石。翌年，劉基告老還鄉。然而，由於他曾對朱元璋說過胡惟庸不宜入相的話，故而深受後者的嫉恨，被解雇革去歲祿。洪武八年，劉基生病，胡惟庸派醫生前去看望，但劉基服藥後不久便一命歸西。
當然，排斥異己還不是胡惟庸案的關鍵所在。事實上，胡案的症結在於——他為人過於獨斷專行，許多生殺黜陟等重大案件，他往往不向朱元璋請示，就擅自加以處理。這自然讓權力欲極強的朱元璋，深感宰相專權、皇權旁落的危機。
洪武十三年正月，丞相胡惟庸稱其舊宅井裏湧出醴泉，此為祥瑞，並借此邀請朱元璋前來觀賞。朱元璋欣然前往，走到西華門時，太監雲奇緊拉住韁繩，急不能言，拚命指向胡家。朱元璋感覺事態嚴重，立即返回，登上宮城時，發現胡惟庸家上空塵土飛揚，牆道都藏有士兵。大怒，以“枉法誣賢”、“蠹害政治”等罪名，當天處死胡惟庸、陳寧等。同時藉辭窮追其友好，包括開國第一功臣韓國公李善長等大批元勳宿將皆受株連，牽連致死者三萬餘人，史稱胡惟庸案。胡惟庸案與藍玉案合稱胡藍之獄，誅滅直到洪武二十五年方告結束。
洪武十八年，有人告發李存義與其子李佑，曾同胡惟庸謀逆。洪武十九年明州衛指揮林賢通倭事發，經審訊得知，是受胡惟庸指使。李善長為了大興土木，向信國公湯和借用衛卒300名。湯和暗中向朱元璋報告。朱元璋頒敕李善長以“元勳國戚，知逆謀不舉，狐疑觀望懷兩端，大逆不道”，其妻等70餘人被殺。陸仲亨的家奴告發陸仲亨與唐勝宗、費聚、趙雄三名侯爵，曾串通胡惟庸“共謀不軌”。宋濂的孫子宋慎亦受牽連被殺，宋濂本人貶死四川茅州。朱元璋特地頒布《昭示奸黨錄》。
……
而在之後的內容當中，同樣也有《皇明祖訓》墨守成規的前提：
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
今將不征諸夷國名，開列於後：朝鮮國、日本國、大琉球國、小琉球國、安南國……
好吧，張嘉師表示：明神宗時期的萬曆朝鮮戰爭也算是應對了朱元璋對日本國的理解：實屬狡詐……
但是相比起這個，不征之國這個情況也算是坑了當時的明軍一把：
1592年5月8日朝鮮宣祖李昖倉皇出奔平壤，隨後日軍第一、第二、第三軍團追擊而至，突破臨津守備攻陷開城，李昖離開平壤，再繼續流亡至中朝邊境的義州，並遣使向宗主國明朝求援。
當時朝鮮全國八道已失，僅剩平安道以北，靠近遼東半島義州一帶尚未為日軍所陷，李昖認識到若沒有明朝的幫助，根本不可能光複朝鮮，因此便派幾批使臣去明朝求救。朝鮮的使臣們除了向萬曆帝遞交正式的國書外，分別去遊說明朝的閣臣、尚書、侍郎、禦史、宦官，甚至表示願意內附於明朝，力圖促使明朝盡快出兵援朝。
然而對於明朝而言，朝鮮的告急難以讓人相信，不斷地詢問朝鮮戰事如何，此舉讓朝鮮國王與諸臣一時驚懼，擔心明朝懷疑朝鮮與日本同謀，想要假借向明朝求援引誘明軍進入朝鮮來殲滅之。
當時也有福建海商，以到朝鮮經商時聽聞的消息，回報朝廷說，朝鮮與日本同謀。李昖在得知此消息後，為了讓明朝釋疑，除了反複派出使臣外，也將日本威脅朝鮮的書信轉呈給明朝，以表示朝鮮無二心。與此同時兵部尚書石星也秘密派遣曾經出訪過朝鮮，看過朝鮮國王者，來辨別朝鮮國王的真假，遼東也遣畫師前來，秘密畫下國王的相貌以資辨別。
最後明朝朝廷亦認為“倭寇之圖朝鮮，意實在中國，而我兵之救朝鮮實所以保中國”。因此，不久後便答應李昖渡過鴨綠江，居住在大明領土遼東半島的寬奠堡，正式受到明廷的保護，同時出兵援助朝鮮。
在明朝反複搜集情資與討論之際，遼東已經在1592年6月先派遣出寬奠堡副總兵都指揮佟養正率領8名飛騎傳信先渡江到朝鮮義州附近準備，分為5撥，每撥須奔馳百裏，遇到緊急軍情，迅速傳遞。恰巧倭將屯住在江沙，發數百名騎兵舉行操演，朝鮮大臣特地請明將前往偵查，有說：“若隻如此，天兵一來，可以剿滅。”
明朝與朝鮮開始磋商基本的事務，首要需要解決的就是軍糧問題，因為朝鮮無餉，所以明朝決定由中央直接撥餉給明軍，同時也先賞賜朝鮮國王2萬兩銀兩。隻是糧食轉運不便，所以在明軍的立場是希望朝鮮能夠提供。但是朝鮮政府對於地方的掌控已經完全失控。地方官員很多因為避難都逃亡無蹤，中央也不知道地方的詳情。
最終在1592年6月15日參將戴朝弁與遊擊史儒開始率軍渡江。
第一梯一渡江後朝鮮政府隨即一再催促出兵南下，並且還為了軍隊的指揮權，明軍將領與朝鮮大臣起了小小的口角，不過明軍將領相當堅持要等全軍到齊才出兵，可以看出明軍將領的確是老於戰陣，朝鮮的大臣則是因為缺少軍事經驗與一再的失利而喪失了判斷力。
在丁末日原任參將郭夢征與遊擊王守官率領500軍馬渡江回遼東，隔日17日，兩人又再度率軍渡河回朝鮮，共率領506名士兵與馬匹779匹，副總兵祖承訓也同時率軍到來，有軍隊1319名馬匹1529匹。相加之後就可以得知，遼東第一次發兵時共出兵2348人、馬匹2622匹，指揮官為副總兵祖承訓，後勤調度則是由駐防在九連城的遼東總兵楊紹勳總理其事。
6月間朝鮮使節李德馨屢次上書明朝遼東巡撫郝傑，並在巡撫帳下日夜痛哭不走，遼東巡撫受其感動，遣副總兵祖承訓率騎兵兩千餘人渡鴨綠江救援朝鮮。
1592年7月17日黎明，祖副總兵長途奔襲以遊擊史儒、王守官等為先鋒統軍進迫平壤城，史儒率領千總馬世龍、張國忠兩官先入城，手斬敵首10級，由於連夜大雨導致遼東軍火器失效，加上祖承訓不熟悉日軍戰法導致軍潰將亡，史儒遭到鐵炮命中而亡。軍隊潰散，祖副總兵僅以身免，一日之內敗退過大定江，朝鮮急派兵曹參知沈喜壽往九連城，希望楊紹勳總兵能命令祖承訓副總兵暫時留守在朝鮮境內，但祖副總兵撤退過速，已經渡過鴨綠江。
祖承訓副總兵在其後上呈給楊紹勳總兵的報告裏麵，提及了數個問題：
糧草不繼，朝鮮無法提供足夠的糧草夠軍隊食用。軍情不實，朝鮮情報指出平壤隻有1000多名倭軍，實際交戰後估計倭軍有上萬人。指揮權不專，朝鮮群臣一直希望明軍能由朝鮮將領指揮，並且壓迫明軍在天時不利的情況下出兵。
明軍對朝鮮軍缺乏信賴，祖承訓副總兵指出同時去平壤的也有500名的朝鮮軍，結果臨交戰時，400名朝鮮軍先潰逃，剩下的100名則是與對方有所交談。同時，明軍多有遭弓箭射傷與射死，根據朝鮮的情報，倭軍隻有鐵炮與長劍，所以懷疑射箭的是朝鮮人。經過朝鮮使臣的反複申辯，楊紹勳總兵後來接受了朝鮮的解釋，也就是軍情是由朝鮮的節度使提供的，可能偵查有誤，關於射箭一事可能是因為朝鮮兵器落入倭軍手中，或者是因為有朝鮮人遭到俘虜，才受到倭軍指使。
明軍第二波增援而自從平壤兵敗後，遼東軍就等同是移交了此戰爭的主導權到中央兵部手裏，在其後朝鮮使臣雖然數度拜見楊紹勳，或是其他遊擊、參將等等，請求再派兵進入朝鮮以壯士氣，甚至說出派幾百人聲援都可以。不過，明朝已經另有戰略規劃。
明廷和遼東軍已知倭軍絕非朝鮮以為的數千兵馬，而且也已經規劃要以中國內地後勤補給來支援作戰，並期望能以優勢兵力盡速擊倒倭軍。至於後來為何成為梯次增兵，還是不脫補給不繼與情報缺乏兩原因。
明軍自7月起多次派遣遊擊沈惟敬到朝鮮，甚至遠赴平壤與倭軍談判，其目的在於拖延時日以待大軍集結。
同時先派出先鋒，不過因為考量到朝鮮的軍糧缺乏，所以暫時駐兵在遼東境內，根據《宣祖實錄》紀載，所派先鋒人數為6000人，其中有副總兵祖承訓的薊州鎮兵2400人，和本來要派往建州衛的南軍炮手600人，遊擊張奇功麾下3000人。至於總兵力則是號稱10萬人，實際派發在7萬人。9月己未，敕使薛潘渡江到朝鮮見朝鮮國王做最後的協調，朝鮮國王還表示明朝大軍必須要自帶糧食，朝鮮的農業基本上是已經破產了。
關於日軍人數與明軍數目的討論。9月，朝鮮宣祖召見尹根壽與韓應寅討論，沈惟敬隻看到平壤的敵軍人少，鹹鏡道的敵軍更數倍於平壤，尹根壽轉述說沈遊擊表示平壤光是看到的敵軍就有1000人，其他分駐的人應當更多，尹根壽說偵探回報平壤軍隊隻有900人，沈惟敬則說，此偵探所言不實應該斬首，預估需要7萬人才可以攻陷平壤…。事後以此觀之，7萬人的確是首次出兵的估計人數。至於朝鮮全境的日軍人數討論，可以見實錄再10月庚寅，宣祖召見多位備邊司官員討論，其中有問說“…賊數幾何？尹鬥壽曰：“…賊自言32萬雲矣…”，這時尹根壽接著說，賊自己這樣說，如果有8萬人就可以迅速攻陷朝鮮，因為隻有5萬人，所以無法迅速戰勝。李恒福回答，“我軍殺死倭軍幾乎有10萬人矣，如果倭軍隻剩下40萬人，為何到處都有倭軍呢？…”所以，雖然已經經過4個多月，朝鮮還是無法確定日本軍到底是登陸了多少人，這也為後來的明軍所需要派出的兵力估算增加了不少的困擾。
明軍的軍略。在10月庚辰，朝鮮禮曹判書尹根壽等見明朝葛總兵，葛總兵私底下告訴他們說：“這次動員有關內薊州、宣府、大同等處鎮兵及南兵10萬人共7萬人，廣寧、遼東等地鎮兵60萬人共70萬人，……聖旨以為直殺到王京，如果讓倭軍今年逃走，則明年必當再次入侵，當使倭軍片甲不還。”
這就是明軍一開始的用兵規劃，希望能集結大軍一次殲滅入侵的日本軍，隻是事後才發現計劃與實際有所出入。朝鮮大臣又問糧餉，葛總兵說：“鴨綠江以西車運，以東馬運，並不需要使用貴國的錢糧。使臣又問說，那麽沈遊擊的和談之說，如何？如果真的和談，小邦的痛就沒有辦法申張了。葛總兵回答：如果倭軍束手哀求請降，那我們也隻能默默接受。如果頑強抵抗，就將倭軍一次殺光。”
……
明朝對日本放鬆警惕，事實上與這個不征之國的記載有著很大的關係。
(本章完)
一個不能與時俱進的律法固然是有害，甚至是可以說弊大於利，但是胡亂修改律法這種事情，無疑是危害更烈。
所以張嘉師自己選擇讓秦律的大部分律令沿用，更多是不希望帝國會陷入一部分的混亂。
固然，這種混亂是對於張嘉師而言，不算是太大的問題，隻不過眼下也不是能夠空出手來處理這些亂子的最佳時機。
而對於律法的變動，張嘉師傾向的是與時俱進，而非是打算製定更好的律法流傳萬世。
後麵一種律法製定方式，或者說是治國方針，在曆史上已經證明完全不可行。
而其中最為明顯的代表，就是一本《皇明祖訓》。
……
《皇明祖訓》在朱元璋去世之前一段時間正式編撰完成。
但是從其序章當中就可以看出這玩意到底多麽的“墨守成規”：
朕觀自古國家，建立法製，皆在始受命之君。當時法已定，人已守，是以恩威加於海內，民用平康。蓋其創業之初，備嚐艱苦，閱人旣多，曆事亦熟。比之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己長者，甚相遠矣。朕幼而孤貧，長值兵亂；年二十四，委身行伍，為人調用者三年。繼而收攬英俊，習練兵之方，謀與群雄並驅。勞心焦思，慮患防微，近二十載，乃能翦除強敵，統一海宇。人之情偽，亦頗知之。故以所見所行，與群臣定為國法，革元朝姑息之政，治舊俗汙染之徒。且群雄之強盛詭詐，至難服也，而朕已服之；民經世亂，欲度兵荒，務習奸猾，至難齊也，而朕已齊之。蓋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著律令，損益更改，不計遍數。經今十年，始得成就。頒而行之，民漸知禁。至於開導後人，複為《祖訓》一編，立為家法。大書揭於西廡，朝夕觀覽，以求至當，首尾六年，凡七謄槁，至今方定，豈非難哉？蓋俗儒多是古非今，奸吏常舞文弄法，自非博采眾長，即與果斷，則被其眩惑，莫能有所成也。今令翰林編輯成書，禮部刊印以傳永久。凡我子孫，欽承朕命，無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負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將孚佑於無窮矣！嗚呼，其敬戒之哉！
“凡我子孫，欽承朕命，無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負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將孚佑於無窮矣！”
咳咳，朱元璋的這一段話，很明顯讓朱家皇帝們的變法心態遭受到非常慘重的打擊。
因為從這一句話當中可以看到的是，朱元璋認為胡亂修改《皇明祖訓》，甚至是一件不容於天地，甚至是不容於祖宗的事情。
張嘉師很想問問，有這麽嚴重麽？
但是從皇明祖訓的內容中可以看到的是，朱元璋作為一個平民出身的皇帝，其思考的方麵確實是有著很多有利於平民方麵的法則。
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真偽，無不涉曆。其中奸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然此特權時處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以後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腓、劓、閹割之刑。雲何？蓋嗣君宮內生長，人情善惡，未能周知；恐一時所施不當，誤傷善良。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淩遲，全家處死。
朱元璋反對使用肉刑，這對於朱元璋而言，或者是說明朝的百姓，算是一種好事。
但是朱元璋對於關於官員的苛刻程度，也算是前無古人：
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淩遲，全家處死。
這一條律令的出現，與明初大案“胡惟庸案”有著很密切的關係。
洪武六年，淮西朋黨集團的領袖李善長推薦其同鄉兼姻親胡惟庸擔任右丞相。洪武十年九月，胡惟庸升任左丞相。他做了7年丞相，任期內在朝中遍植朋黨，不遺餘力地打擊異己，使得淮西朋黨集團的勢力不斷膨脹。譬如，浙江青田人劉基，曾輔佐朱元璋，立下過汗馬功勞，但由於他與淮西朋黨集團的矛盾，一直未受重用。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劉基僅封為誠意伯，歲祿隻有240石。而李善長則功封韓國公，歲祿4000石。翌年，劉基告老還鄉。然而，由於他曾對朱元璋說過胡惟庸不宜入相的話，故而深受後者的嫉恨，被解雇革去歲祿。洪武八年，劉基生病，胡惟庸派醫生前去看望，但劉基服藥後不久便一命歸西。
當然，排斥異己還不是胡惟庸案的關鍵所在。事實上，胡案的症結在於——他為人過於獨斷專行，許多生殺黜陟等重大案件，他往往不向朱元璋請示，就擅自加以處理。這自然讓權力欲極強的朱元璋，深感宰相專權、皇權旁落的危機。
洪武十三年正月，丞相胡惟庸稱其舊宅井裏湧出醴泉，此為祥瑞，並借此邀請朱元璋前來觀賞。朱元璋欣然前往，走到西華門時，太監雲奇緊拉住韁繩，急不能言，拚命指向胡家。朱元璋感覺事態嚴重，立即返回，登上宮城時，發現胡惟庸家上空塵土飛揚，牆道都藏有士兵。大怒，以“枉法誣賢”、“蠹害政治”等罪名，當天處死胡惟庸、陳寧等。同時藉辭窮追其友好，包括開國第一功臣韓國公李善長等大批元勳宿將皆受株連，牽連致死者三萬餘人，史稱胡惟庸案。胡惟庸案與藍玉案合稱胡藍之獄，誅滅直到洪武二十五年方告結束。
洪武十八年，有人告發李存義與其子李佑，曾同胡惟庸謀逆。洪武十九年明州衛指揮林賢通倭事發，經審訊得知，是受胡惟庸指使。李善長為了大興土木，向信國公湯和借用衛卒300名。湯和暗中向朱元璋報告。朱元璋頒敕李善長以“元勳國戚，知逆謀不舉，狐疑觀望懷兩端，大逆不道”，其妻等70餘人被殺。陸仲亨的家奴告發陸仲亨與唐勝宗、費聚、趙雄三名侯爵，曾串通胡惟庸“共謀不軌”。宋濂的孫子宋慎亦受牽連被殺，宋濂本人貶死四川茅州。朱元璋特地頒布《昭示奸黨錄》。
……
而在之後的內容當中，同樣也有《皇明祖訓》墨守成規的前提：
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
今將不征諸夷國名，開列於後：朝鮮國、日本國、大琉球國、小琉球國、安南國……
好吧，張嘉師表示：明神宗時期的萬曆朝鮮戰爭也算是應對了朱元璋對日本國的理解：實屬狡詐……
但是相比起這個，不征之國這個情況也算是坑了當時的明軍一把：
1592年5月8日朝鮮宣祖李昖倉皇出奔平壤，隨後日軍第一、第二、第三軍團追擊而至，突破臨津守備攻陷開城，李昖離開平壤，再繼續流亡至中朝邊境的義州，並遣使向宗主國明朝求援。
當時朝鮮全國八道已失，僅剩平安道以北，靠近遼東半島義州一帶尚未為日軍所陷，李昖認識到若沒有明朝的幫助，根本不可能光複朝鮮，因此便派幾批使臣去明朝求救。朝鮮的使臣們除了向萬曆帝遞交正式的國書外，分別去遊說明朝的閣臣、尚書、侍郎、禦史、宦官，甚至表示願意內附於明朝，力圖促使明朝盡快出兵援朝。
然而對於明朝而言，朝鮮的告急難以讓人相信，不斷地詢問朝鮮戰事如何，此舉讓朝鮮國王與諸臣一時驚懼，擔心明朝懷疑朝鮮與日本同謀，想要假借向明朝求援引誘明軍進入朝鮮來殲滅之。
當時也有福建海商，以到朝鮮經商時聽聞的消息，回報朝廷說，朝鮮與日本同謀。李昖在得知此消息後，為了讓明朝釋疑，除了反複派出使臣外，也將日本威脅朝鮮的書信轉呈給明朝，以表示朝鮮無二心。與此同時兵部尚書石星也秘密派遣曾經出訪過朝鮮，看過朝鮮國王者，來辨別朝鮮國王的真假，遼東也遣畫師前來，秘密畫下國王的相貌以資辨別。
最後明朝朝廷亦認為“倭寇之圖朝鮮，意實在中國，而我兵之救朝鮮實所以保中國”。因此，不久後便答應李昖渡過鴨綠江，居住在大明領土遼東半島的寬奠堡，正式受到明廷的保護，同時出兵援助朝鮮。
在明朝反複搜集情資與討論之際，遼東已經在1592年6月先派遣出寬奠堡副總兵都指揮佟養正率領8名飛騎傳信先渡江到朝鮮義州附近準備，分為5撥，每撥須奔馳百裏，遇到緊急軍情，迅速傳遞。恰巧倭將屯住在江沙，發數百名騎兵舉行操演，朝鮮大臣特地請明將前往偵查，有說：“若隻如此，天兵一來，可以剿滅。”
明朝與朝鮮開始磋商基本的事務，首要需要解決的就是軍糧問題，因為朝鮮無餉，所以明朝決定由中央直接撥餉給明軍，同時也先賞賜朝鮮國王2萬兩銀兩。隻是糧食轉運不便，所以在明軍的立場是希望朝鮮能夠提供。但是朝鮮政府對於地方的掌控已經完全失控。地方官員很多因為避難都逃亡無蹤，中央也不知道地方的詳情。
最終在1592年6月15日參將戴朝弁與遊擊史儒開始率軍渡江。
第一梯一渡江後朝鮮政府隨即一再催促出兵南下，並且還為了軍隊的指揮權，明軍將領與朝鮮大臣起了小小的口角，不過明軍將領相當堅持要等全軍到齊才出兵，可以看出明軍將領的確是老於戰陣，朝鮮的大臣則是因為缺少軍事經驗與一再的失利而喪失了判斷力。
在丁末日原任參將郭夢征與遊擊王守官率領500軍馬渡江回遼東，隔日17日，兩人又再度率軍渡河回朝鮮，共率領506名士兵與馬匹779匹，副總兵祖承訓也同時率軍到來，有軍隊1319名馬匹1529匹。相加之後就可以得知，遼東第一次發兵時共出兵2348人、馬匹2622匹，指揮官為副總兵祖承訓，後勤調度則是由駐防在九連城的遼東總兵楊紹勳總理其事。
6月間朝鮮使節李德馨屢次上書明朝遼東巡撫郝傑，並在巡撫帳下日夜痛哭不走，遼東巡撫受其感動，遣副總兵祖承訓率騎兵兩千餘人渡鴨綠江救援朝鮮。
1592年7月17日黎明，祖副總兵長途奔襲以遊擊史儒、王守官等為先鋒統軍進迫平壤城，史儒率領千總馬世龍、張國忠兩官先入城，手斬敵首10級，由於連夜大雨導致遼東軍火器失效，加上祖承訓不熟悉日軍戰法導致軍潰將亡，史儒遭到鐵炮命中而亡。軍隊潰散，祖副總兵僅以身免，一日之內敗退過大定江，朝鮮急派兵曹參知沈喜壽往九連城，希望楊紹勳總兵能命令祖承訓副總兵暫時留守在朝鮮境內，但祖副總兵撤退過速，已經渡過鴨綠江。
祖承訓副總兵在其後上呈給楊紹勳總兵的報告裏麵，提及了數個問題：
糧草不繼，朝鮮無法提供足夠的糧草夠軍隊食用。軍情不實，朝鮮情報指出平壤隻有1000多名倭軍，實際交戰後估計倭軍有上萬人。指揮權不專，朝鮮群臣一直希望明軍能由朝鮮將領指揮，並且壓迫明軍在天時不利的情況下出兵。
明軍對朝鮮軍缺乏信賴，祖承訓副總兵指出同時去平壤的也有500名的朝鮮軍，結果臨交戰時，400名朝鮮軍先潰逃，剩下的100名則是與對方有所交談。同時，明軍多有遭弓箭射傷與射死，根據朝鮮的情報，倭軍隻有鐵炮與長劍，所以懷疑射箭的是朝鮮人。經過朝鮮使臣的反複申辯，楊紹勳總兵後來接受了朝鮮的解釋，也就是軍情是由朝鮮的節度使提供的，可能偵查有誤，關於射箭一事可能是因為朝鮮兵器落入倭軍手中，或者是因為有朝鮮人遭到俘虜，才受到倭軍指使。
明軍第二波增援而自從平壤兵敗後，遼東軍就等同是移交了此戰爭的主導權到中央兵部手裏，在其後朝鮮使臣雖然數度拜見楊紹勳，或是其他遊擊、參將等等，請求再派兵進入朝鮮以壯士氣，甚至說出派幾百人聲援都可以。不過，明朝已經另有戰略規劃。
明廷和遼東軍已知倭軍絕非朝鮮以為的數千兵馬，而且也已經規劃要以中國內地後勤補給來支援作戰，並期望能以優勢兵力盡速擊倒倭軍。至於後來為何成為梯次增兵，還是不脫補給不繼與情報缺乏兩原因。
明軍自7月起多次派遣遊擊沈惟敬到朝鮮，甚至遠赴平壤與倭軍談判，其目的在於拖延時日以待大軍集結。
同時先派出先鋒，不過因為考量到朝鮮的軍糧缺乏，所以暫時駐兵在遼東境內，根據《宣祖實錄》紀載，所派先鋒人數為6000人，其中有副總兵祖承訓的薊州鎮兵2400人，和本來要派往建州衛的南軍炮手600人，遊擊張奇功麾下3000人。至於總兵力則是號稱10萬人，實際派發在7萬人。9月己未，敕使薛潘渡江到朝鮮見朝鮮國王做最後的協調，朝鮮國王還表示明朝大軍必須要自帶糧食，朝鮮的農業基本上是已經破產了。
關於日軍人數與明軍數目的討論。9月，朝鮮宣祖召見尹根壽與韓應寅討論，沈惟敬隻看到平壤的敵軍人少，鹹鏡道的敵軍更數倍於平壤，尹根壽轉述說沈遊擊表示平壤光是看到的敵軍就有1000人，其他分駐的人應當更多，尹根壽說偵探回報平壤軍隊隻有900人，沈惟敬則說，此偵探所言不實應該斬首，預估需要7萬人才可以攻陷平壤…。事後以此觀之，7萬人的確是首次出兵的估計人數。至於朝鮮全境的日軍人數討論，可以見實錄再10月庚寅，宣祖召見多位備邊司官員討論，其中有問說“…賊數幾何？尹鬥壽曰：“…賊自言32萬雲矣…”，這時尹根壽接著說，賊自己這樣說，如果有8萬人就可以迅速攻陷朝鮮，因為隻有5萬人，所以無法迅速戰勝。李恒福回答，“我軍殺死倭軍幾乎有10萬人矣，如果倭軍隻剩下40萬人，為何到處都有倭軍呢？…”所以，雖然已經經過4個多月，朝鮮還是無法確定日本軍到底是登陸了多少人，這也為後來的明軍所需要派出的兵力估算增加了不少的困擾。
明軍的軍略。在10月庚辰，朝鮮禮曹判書尹根壽等見明朝葛總兵，葛總兵私底下告訴他們說：“這次動員有關內薊州、宣府、大同等處鎮兵及南兵10萬人共7萬人，廣寧、遼東等地鎮兵60萬人共70萬人，……聖旨以為直殺到王京，如果讓倭軍今年逃走，則明年必當再次入侵，當使倭軍片甲不還。”
這就是明軍一開始的用兵規劃，希望能集結大軍一次殲滅入侵的日本軍，隻是事後才發現計劃與實際有所出入。朝鮮大臣又問糧餉，葛總兵說：“鴨綠江以西車運，以東馬運，並不需要使用貴國的錢糧。使臣又問說，那麽沈遊擊的和談之說，如何？如果真的和談，小邦的痛就沒有辦法申張了。葛總兵回答：如果倭軍束手哀求請降，那我們也隻能默默接受。如果頑強抵抗，就將倭軍一次殺光。”
……
明朝對日本放鬆警惕，事實上與這個不征之國的記載有著很大的關係。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