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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帝國雖然並沒有在漢化方麵有著很大的比例,但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以及統治的安定程度,元帝國對於文字獄方麵的行動,幾乎沒有相關的記載。


    這一點有可能是元帝國的統治者不屑於做文字獄這種事情,但是也有可能是因為元帝國在統治中國期間的暴政記錄相當多,並不算過於明顯或者是有影響力的文字獄被史家認為不值一提。


    不過不管出於哪方麵而言,元帝國在對待讀書人方麵確實是比較優待,因為這一點可以從一個人的待遇就能夠看到。


    這個人就是被稱之為宋末三傑之一的文天祥。


    ……


    在文天祥被押送到大都的路上,八天沒有吃飯,沒有死,才又吃飯。到達大都,館舍侍員殷勤、陳設奢豪,文天祥沒有入睡,坐待天亮。於是移送兵馬司,令士卒監守他。


    當時忽必烈多次搜求有才能的南宋官員,王積翁說:“南宋人中沒有誰比得上文天祥的。”於是派遣王積翁去傳達聖旨,文天祥說:“國家亡了,我隻能一死報國。倘若因為寬赦,能以道士回歸故鄉,他日以世俗之外的身份作為顧問,還可以。假如立即給以高官,不僅亡國的大夫不可以此求生存,而且把自己平生的全部抱負拋棄,那麽任用我有什麽用呢?”


    王積翁想與宋官謝昌元等十人一起請釋放文天祥為道士,留夢炎不同意,說:“文天祥放出後,又在江南號召抗元,置我十人於何地?”此事於是作罷。文天祥在燕京共三年,忽必烈知道文天祥始終不屈,同宰相議論放了他,遇上有人以文天祥起兵江南西路的事為借口,結果沒有被釋放。


    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福建有一僧人說土星冒犯帝坐星,懷疑有變亂。不久,中山有一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想救出文天祥。京城也有未署名的書信,說某日火燒蓑城葦,率領兩側翼的士兵作亂,丞相就沒有憂慮了。當時大盜剛剛暗殺了元朝左丞相阿合馬,於是命令撤除城葦,遷徙瀛國公及宋宗室到開平,元朝廷懷疑信上說的丞相就是文天祥。


    元廷召見文天祥告諭說:“你有什麽願望?”文天祥回答說:“天祥深受宋朝的恩德,身為宰相,哪能侍奉二姓,願賜我一死就滿足了。”


    然而忽必烈還不忍心,急忙揮手要他退去。有的說應該答應文天祥的要求,詔令可以。不一會兒又下詔加以阻止,文天祥已死了。文天祥臨上刑場時特別從容不迫,對獄中吏卒說:“我的事完了。”向南跪拜後被處死。


    幾天以後,他的妻子歐陽氏收拾他的屍體,麵部如活的一樣,終年四十七歲。他的衣服中有讚文說:“孔子說成仁,孟子說取義,隻有忠義至盡,仁也就做到了。讀聖賢的書,所學習的是什麽呢?自今以後,可算是問心無愧了。”


    從這一點來看,忽必烈對於有能力的文臣是相當寬容的,而即使是敵對的人員,隻要對方確實是有一定的才華,忽必烈自己也會盡可能的籠絡對方。


    但是除了文天祥之外,忽必烈對於南宋投降的文臣武將似乎有一種隻論才華,不論品德的感覺。


    在宋朝投降的諸多大臣當中,有著王積翁這樣的能吏,也有著如同留夢炎這樣的奸臣。


    王積翁據說曾經想救出文天祥,但是被留夢炎所阻擋。


    這一點先不說真偽,恐怕忽必烈寧可終生軟禁文天祥,都不會打算讓文天祥當一個平頭百姓。


    根據相應的記載:留夢炎為人奸詐,見風使舵。中狀元後,曆官宗正少卿,秘閣修撰,福建提舉,吏部右侍郎,累官宣奉大夫,端明殿學士。德祐元年(1275),任同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並拜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總督諸路軍馬。雖受命於危難之時,但臨事退縮,稱病於家不出,直至太後親臨其家,才始出任左丞相。不久,即於宋端宗景炎元年(1276)降元。


    對此,文天祥作《為或人賦》詩雲:


    悠悠成敗百年中,笑看柯山局未終。金馬勝遊成舊雨,銅駝遺恨付西風。黑頭爾自誇江總,冷齒人能說褚公。龍首黃扉真一夢,夢回何麵見江東。


    文天祥兵敗被俘後,元世祖忽必烈十分敬重文天祥的才學與為人,待為上賓,多次派人勸降不成後,遂用酷刑,但文天祥仍堅貞不屈。一些降元宋臣請求元帝釋放文天祥為道士,元帝亦有此心,留夢炎卻阻止道:“天祥出,複為號召江南義士抗元,吾輩將置於何地?”從而堅定了元帝殺害文天祥的想法。


    留夢炎後在元朝為禮部尚書,遷為翰林承旨,官至丞相。元成宗元貞元年(1295),留夢炎致仕,不久,病死家中。


    留夢炎的品德固然是為人所不齒,但是不得不說一句,留夢炎在勸阻忽必烈的諫言不無道理。


    隻不過也許也是因為這樣,留夢炎可以說“遺禍子孫”。


    留夢炎在宋亡之後,命是保住了,官也保住了,可賣國奸臣留夢炎的臭名卻永遠釘在了曆史的恥辱柱上。


    他家鄉人曾說:“兩浙有留夢炎,兩浙之羞也。”


    直至明代,凡留姓子孫參加科舉考試,均需先聲明非留夢炎後代,才有考試資格。


    留夢炎以宋朝狀元宰相的身份降元後,當了高官,成了一隻帶頭羊,幫助元朝統治者招降了一批宋臣,對新建立的大元帝國算得上有“功”之臣。


    可是,元朝官修《宋史》中卻沒有他的《傳》,相反,卻給文天祥立了《傳》,讚揚他是宋進士中的“偉人”。可見,就是敵人,對那些背叛祖國的人也是看不起的。


    而文天祥傳當中的記載對於文天祥在忠義方麵的描述評價很高:


    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不拜,弘範遂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為書招張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雲:“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厓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弘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將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至京師。


    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即複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以守之。時世祖皇帝多求才南官,王積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積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欲合宋官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祥為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複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已。天祥在燕凡三年,上知天祥終不屈也,與宰相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為言者,不果釋。


    至元十九年,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坐,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蓑城葦,率兩翼兵為亂,丞相可無憂者。時盜新殺左丞相阿合馬,命撤城葦,遷瀛國公及宋宗室開平,疑丞相者天祥也。召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對曰:“天祥受宋恩,為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然猶不忍,遽麾之退。言者力讚從天祥之請,從之。俄有詔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麵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讚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論曰:自古誌士,欲信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爾。商之衰,周有代德,盟津之師不期而會者八百國。伯夷、叔齊以兩男子欲扣馬而止之,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他日,孔子賢之,則曰:“求仁而得仁。”宋至德佑亡矣,文天祥往來兵間,初欲以口舌存之,事既無成,奉兩孱王崎嶇嶺海,以圖興複,兵敗身執。我世祖皇帝以天地有容之量,既壯其節,又惜其才,留之數年,如虎兕在柙,百計馴之,終不可得。觀其從容伏質,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可不謂之“仁”哉。宋三百餘年,取士之科,莫盛於進士,進士莫盛於倫魁。自天祥死,世之好為高論者,謂科目不足以得偉人,豈其然乎!


    以上是《文天祥傳》的下半段內容,最後的一句“宋三百餘年,取士之科,莫盛於進士,進士莫盛於倫魁。自天祥死,世之好為高論者,謂科目不足以得偉人,豈其然乎!”可以說是將文天祥的忠義稱之為偉人。


    ……


    從這一方麵的對比來看,元帝國自身對於文化人士相對較為重視的。所以他們對於文字獄這一點不注重也是情理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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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時期也多文字獄記載,但是相對於宋朝的記載而言,明朝時期的文字獄是比較有意思的,因為很多記載都沒有說殺死犯禁者,反而是更多地革去對方的官職:


    翰林編修高啟作詩:“小犬隔牆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被腰斬。


    禦史張尚禮作詩:“夢中正得君王寵,卻被黃鸝叫一聲!”下獄死。


    僉事陳養浩作詩:“城南有安婦,夜夜哭征夫”,被投入水中溺死。


    兗州知府盧熊把“兗”錯寫成“袞”,被明太祖視為不敬,斬。


    中書詹希原給太學寫匾額,“門”字少最後一勾,被視為阻礙納賢,斬。


    僧人一初作詩:“見說炎州進翠衣,羅網一日遍東西”“新築西園小草堂,熱時無處可乘涼”被懷疑抨擊明太祖刑法太苛,斬。


    僧人來複作詩:“金盤蘇合來殊域,...自慚無德頌陶唐”,“殊”字被視為“歹朱”並罵太祖“無德”,斬。


    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作《謝增俸表》中有“作則垂憲”,“則”與“賊”同,被視為罵太祖起兵當過賊,斬。


    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作《長壽表》中有“垂子孫而作則”,斬。


    福州府學訓導林伯璟作《賀冬表》中有“儀則天下”,斬。


    桂林府學訓導蔣質作《正旦賀表》中有“建中作則”,斬。


    常州府學訓導蔣鎮作《正旦賀表》中有“睿性生智”,“生”與“僧”同,被視為罵太祖當過和尚,斬。


    澧州學正孟清作《賀冬表》中有“聖德作則”,斬。


    懷慶府學訓導呂睿作《謝賜馬表》中有“遙瞻帝扉”,被視為“帝非”,斬。


    祥符縣教諭賈翥作《正旦賀表》中有“取法象魏”,斬。


    台州訓導林雲作《謝東宮賜宴箋》中有“體乾法坤,藻飾太平”,“法坤”與“發髡”同,“藻飾”與“早失”同,斬。


    德安府學訓導吳憲作《賀立太孫表》中有“天下有道”,“道”與“盜”同,斬。


    處州府學教授蘇伯衡,作表箋誤,下吏死。


    杭州教授徐一夔賀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太祖大怒,斬。


    以上的這些記載大部分出自《明史》,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徐一夔根據後世考證,居然活到建文二年:


    後世有一種說法,就是指朱元璋十分忌諱“光”、“禿”等字眼,就連“僧”也不喜歡,甚至連和“僧”讀音差不多的“生”也同樣厭惡;他曾參加過紅巾軍,因此不喜歡別人說“賊”、“寇”,連和賊讀音相近的“則”也厭惡。


    趙翼在《廿二史劄記?明初文字之禍》中摘引《閑中今古錄》說,杭州教授徐一夔在賀表裏,因為寫到“光”字和“則”字,朱元璋認為是諷刺他當過和尚當過“賊”,於是殺了徐一夔。


    但後世學者陳學霖研究稱徐一夔在“被殺”的第二年,居然還給人寫過墓誌銘,事實是,他平平安安地活到八十多歲,死於建文二年,在朱元璋去世之後。


    在《大明禦製皇陵碑》裏,朱元璋本人也沒有隱瞞自己出家和參加起義的舊事,倒是坦陳了這段在封建士大看來似乎很不堪的曆史。


    所以這種說法很明顯不靠譜。


    而根據《明史》部分內容的真實性而言,朱元璋對於文字獄的記錄,可信度怎麽著都得有不少水分。(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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