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統治中國的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朝在當其時是一個異族南下中原，最終定鼎的朝代。
而在某個意義上，不少張嘉師原來所在的世界的學者以及一些對當時曆史有一定研究的人，都認為清朝算是一個漢化相對徹底的國家。
但是這一個情況是分時候的。
作為清王朝的開創者皇太極（努爾哈赤建立的是金國），有一句比較流傳廣泛的話：
一部三國亡大明。
當然這麽一句話的可信度真的不高。因為這句話的描述，並不見於清史稿。
而出現這種說法的時間以及出處，即使是在張嘉師所在的後世，都沒有一個統一的說法。
而這個說法的因由，卻有著以下的觀點：
清太祖愛心覺羅努爾哈赤幼年時在明朝大將李成梁家中為奴，曾跟隨主人學習漢語漢文，愛讀漢人寫的，尤其喜歡看羅貫中寫的《三國演義》。他的才智謀略雖然一部分有天分的因素，而絕大一部分當是從這部明朝人的中學來的。
然而，熟讀《三國演義》的皇太極一眼就看穿了袁崇煥的這出“柴桑口臥龍吊喪”的計謀，便將計就計，於十一月派了兩名使者，與這位五台山的喇嘛一起來到寧遠，致書袁崇煥，表示了議和的意向。而且言詞十分懇切地說：你停息幹戈，派使者前來吊喪，並賀新君登位。你既以禮來，我也當以禮往，所以派事著道謝。至於和議一事，我阿瑪上次來寧遠時，曾有文書給明朝朝廷，請你轉呈，但迄今沒有答複。你的君主如果答應前書，願意議和的話，應當以誠信為先。”
皇太極一邊派人南下與大明王朝議和，一邊采用《三國演義》中諸葛亮“七擒孟獲”平定蠻夷、鞏固後方的策略，在自己的後方積極攻打朝鮮，以消除自己的後顧之憂。滿清鐵騎勢如破竹，朝鮮被迫宣布投降，訂立了對滿清十分有利的和約。滿清不僅每年從朝鮮得到糧食、錢款和物品的供應。而且還得到了朝鮮在明清交戰中保持中立的許諾。因此在以後的明清戰爭中，朝鮮不但在經濟上盡量滿足滿清的要求。而且一直保持中立國的姿態，使滿清去掉了後顧之憂。
滿清得到了朝鮮經濟上支援，皇太極便撕掉議和的麵具，親率八旗大軍再次與大明王朝開戰。《三國演義》中諸葛亮六出祁山，皇太極三伐寧遠，最後一舉取得了鬆錦戰役的全麵勝利。大明王朝山海關外的軍事據點，如今已僅剩寧遠孤城，所謂錦寧防線已不複存在，京師門戶山海關岌岌可危，滿清向大明王朝發動決定性的進攻時機眼看就要來臨。然而就在此時，皇太極突然病逝，這給了大明王朝一個難得的喘息機會。
皇太極英年早逝，滿清舉國哀悼，但是卻給了多爾袞展露非凡軍事才能的機會。公元1643年，既是大明的崇禎十六年，也是大清的崇德八年，愛新覺羅福臨登基繼位，是為順治皇帝。這個年近六歲的小皇帝無法執政，多爾袞便以皇叔父之尊登上了攝政王的寶座，成為了軍政大權獨攬的無冕之王。多爾袞掌權後在對明朝的軍隊的征戰中，便把《三國演義》中的兵法韜略運用爐火純青，遊刃有餘。細數最成功的範例，莫過於他采用《三國演義》中“群英會蔣幹中計”的計策，實施反間計，讓明朝崇禎皇帝殺了擋在滿清奪取大明萬裏江山征程上最大障礙的袁崇煥。一向多疑的崇禎皇帝果然中計，將袁崇煥淩遲處死，使大明王朝驟然失去了中流砥柱，結果大明的萬裏江山僅靠袁崇煥的部下、在山海關鎮守的吳三桂支撐。
誰知吳三桂“衝冠一怒為紅顏”，打開山海關的關門，引清兵入關。滿清的八旗大軍勢如洪水猛獸，迅速吞沒了大明王朝的萬裏江山。從此，縱橫萬裏的中原大地進入了滿清王朝統治的時期。
明朝人羅貫中為了實現國家統一的主張和弘揚大漢民族美德而寫了一部《三國演義》，然而令他始料不及的是，在他身後剛過了二百多年，滿清卻利用他的《三國演義》打下了明朝萬裏江山，羅貫中九泉之下若是有知，一定會感到無盡的遺憾！
嘛，這個說法的弊病很大，最明顯的弊病是吳三桂跟袁崇煥之間並沒有直接的關係，而將這種情況牽扯到兩人身上，很明顯就有一種張冠李戴的味道。
再說了，吳三桂成為手握重兵的一方大將，已經是公元1639年的事情了。
再者……滿清多次入寇中原，而因為很多方麵的因素影響，吳三桂並沒有發揮出相應的作用。所謂的“國之幹城”的說法，同樣也算是很牽強的。
所以在這一方麵而言，所謂的“半部三國打天下”的說法，根本經不起推敲。
……
但是這不代表後金或者是滿清在這個時期完全拒絕漢化。
處於統治國家方麵的因素，有部分史書就記載了努爾哈赤曾經推行漢學的事情：
努爾哈赤主持創製和頒行滿文使其治下部民相互交流、書寫公文、記載政事、翻譯漢籍等方麵更為便利。翻譯而成的大量漢籍也使努爾哈赤本人及其後世統治者在中原曆代王朝的曆史中吸取了大量經驗。
而在皇太極時期，則是大量官方刊印中華文化的相關典籍：
皇太極已認識到發展文教對治理國家的重要性，說不能認為不讀書不會誤事。規定從天聰六年（1632年）起，凡貝勒大臣子弟年十五以下，八歲以上，俱令讀書。
皇太極還非常重視吸收漢族的先進文化。至天聰六年（1632年）七月達海逝世時，經他手已翻譯成帙的漢籍有《刑部會典》、《素書》、《三略》、《萬寶全書》，及正在翻譯中的《資治通鑒》、《六韜》、《孟子》、《三國誌》等。後來又命達海之子繼續學習漢書。
天聰九年（1635年）後金的文館諸臣翻譯了遼金宋元四代史書。
而在某個意義上，清王朝真正的漢化步伐，始於親政後的福臨時期：
福臨親政之時社會很不安寧，內地反滿鬥爭連綿不斷。福臨親政的第二年，定南王孔有德失守桂林自殺，敬謹親王尼堪遇伏衡陽身死，當時各種矛盾錯綜複雜，而民族矛盾尤為激烈。
因而福臨感到鞏固統治的當務之急是收買，安撫漢人，鎮壓反抗。為此，他努力推行教化，以加強思想統治。他號召臣民尊孔讀經，提倡忠孝節義。遣官赴孔子故鄉闕裏祀孔子。順治九年（1652年）九月他親率諸王大臣等到太學隆重釋奠孔子，親行兩跪六叩禮。福臨還命內院諸臣翻譯五經。他主持編修《資政要覽》、《勸善要言》、《順治大訓》、《範行恒言》、《人臣儆心錄》等，均親自撰寫序言。
順治九年（1652年）敕封關羽為“忠義神武關聖大帝”，神化了關羽的忠義。他一再下令旌表各省的忠孝節烈之人，並注重實行滿漢一致。
順治十年（1653年）四月決定滿洲部院各官與漢人官員一樣實行離任丁憂製。他視盡忠盡節為人生最高的道德準則，表彰北京被李自成攻陷時故明朝臣之殉君死難者，讚揚其“幽忠難泯，大節可風”，下令禮部詳訪確察死節職名並實跡具奏，給諡賜祭。他還特為身殉社稷的崇禎帝朱由檢立碑，讚揚他勵精圖治，追諡為莊烈湣皇帝。對跟從君上殉節的明司禮監太監王承恩，更是讚揚備至。通過全麵倡導忠義，樹立了清朝是傳統道德捍衛者的形象，對消除廣大漢人對清朝統治者心理上的隔閡，對緩和民族矛盾，特別對安定漢人地主的人心，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順治十二年（1655年）春，他特命大學士馮銓為總裁官編《孝經衍義》。他為“考百代之是非”，特命大學士巴哈納、劉正宗等為總裁官編《通鑒全書》。他大力提倡忠孝節義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
而在康熙年間，清王朝逐漸進入到大幅度漢化的時期：
康熙強調興禮教，在康熙十八年（1679年）下詔說：“盛治之世，餘一餘三。蓋倉廩足而禮教興，水旱乃可無虞。比聞小民不知積蓄，一逢歉歲，率致流移。夫興儉化民，食時用禮，惟良有司是賴。”康熙自幼就對儒家學說充滿濃厚興趣，認為“殊覺義理無窮，樂此不倦”[28]。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二月，他在禦製《日講四書解義序》中，明確宣布他要將治統與道統合一，以儒家學說（尤其是程朱理學）為治國之本。
他曾舉辦博學鴻儒科，創建了南書房製度，並親臨曲阜拜謁孔廟。康熙還組織編輯與出版了《康熙字典》、《古今圖書集成》、《全唐詩》、《佩文韻府》、《駢字類編》、《子史精華》、《朱子全書》、《大清一統誌》、《曆象考成》、《數理精蘊》、《康熙永年曆法》、《康熙皇輿全覽圖》等圖書、曆法和地圖。
其中，舉辦博學鴻儒科可以說是讓中華文化得以喘息的一個重要舉措。
博學鴻儒是指學問豐富淵博的學者。而博學鴻儒科的意義如下：
清朝製科取士方式之一。清承唐宋舊製，於正常科舉考試之外，增設製科取士。有博學鴻儒、經濟特科、孝廉方正科等名目。博學鴻儒，又稱博學鴻詞，亦簡作詞科或鴻博。鴻始為宏，因避清高宗弘曆名諱，改作鴻。康熙十八年（1679）、乾隆元年（1736）曾兩度舉行。光緒三十四年（1908）雖有重開之議，旋因德宗死，遂告終止。
與試者，不論已仕未仕，皆由在京三品以上官員，在外總督、巡撫等大吏先行薦舉，然後匯集京城，統一進行殿廷考試，錄取者授翰林院官。
康熙十八年，與試一百四十三人（一說一百五十四人），取五十人。乾隆元年，與試一百九十三人，取十五人。次年補試二十六人，取四人。
無論就得人之盛，還是對一時政局的影響而言，應首推康熙詞科。當時天下名士，除顧炎武、黃宗羲等人拒不接受薦舉外，其他如朱彝尊、汪琬、毛奇齡、施潤章等都應選錄取，入翰林院纂修《明史》。這不僅保證了這部史書的編寫質量，而且對於消弭漢族士大夫的反滿思想，促進滿漢統治階級的進一步合流，都產生了較大影響。而乾隆詞科，旨在驅使士人為朝廷裝點門麵，無非鼓吹承平而已。兩科名一卻不可同日而語。
而康熙為何被後世學者認為是大力推行漢化的人，其最主要的就是修訂了《康熙字典》。
……
《康熙字典》是清代康熙年間出版的圖書，作者是張玉書、陳廷敬等，它是在明朝《字匯》、《正字通》兩書的基礎上加以增訂的。該書的編撰工作始於康熙四十九年即公元1710年，成書於康熙五十五年即公元1716年，曆時六年，因此書名叫《康熙字典》。
《康熙字典》由總纂官張玉書、陳廷敬主持，修纂官淩紹霄、史夔、周起渭、陳世儒等合力完成。字典采用部首分類法，按筆畫排列單字，字典全書分為十二集，以十二地支標識，每集又分為上、中、下三卷，並按韻母、聲調以及音節分類排列韻母表及其對應漢字，共收錄漢字四萬七千零三十五個，為漢字研究的主要參考文獻之一。
《康熙字典》是依據明朝《字匯》、《正字通》兩書加以增訂。對兩書錯誤之處，《康熙字典》還做過一番“辨疑訂訛”的功夫。《康熙字典》有這樣三個優點：
一、收字相當豐富，在很長一個時期內是我國字數最多的一部字典（直到一九一五年《中華大字典》出版，達四萬八千餘字，才超過了它）。
二、它以二百一十四個部首分類，並注有反切注音、出處、及參考等，差不多把每一個字的不同音切和不同意義都列舉進去，可以供使用者檢閱。
三、除了僻字僻義以外，它又差不多在每字每義下，都舉了例子；這些例子又幾乎全都是引用了“始見”的古書。
該字典的缺點有二：
一、全書反切和訓釋羅列現象，漫無標準，作者很少提出自己的見解，不利於初學者使用；
二、其中疏漏和錯誤實多，王引之《康熙字典考證》12卷，糾正其訛誤2588條，這還隻是其中的一部分錯誤。
史料記載，《康熙字典》成書100多年後的道光年間，乾嘉學派學者王引之等人奉旨勘訂《康熙字典》訛誤，撰成《字典考證》，共糾正引文、字頭、釋義以及例證與義項等錯誤2588條。
即使是康熙字典的缺點事實上要比起優點要明顯，但是作為一部漢字總綱之一，康熙修撰康熙字典就是對中華文化的根基之一——漢字的傳承鞏固的體現。(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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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某個意義上，不少張嘉師原來所在的世界的學者以及一些對當時曆史有一定研究的人，都認為清朝算是一個漢化相對徹底的國家。
但是這一個情況是分時候的。
作為清王朝的開創者皇太極（努爾哈赤建立的是金國），有一句比較流傳廣泛的話：
一部三國亡大明。
當然這麽一句話的可信度真的不高。因為這句話的描述，並不見於清史稿。
而出現這種說法的時間以及出處，即使是在張嘉師所在的後世，都沒有一個統一的說法。
而這個說法的因由，卻有著以下的觀點：
清太祖愛心覺羅努爾哈赤幼年時在明朝大將李成梁家中為奴，曾跟隨主人學習漢語漢文，愛讀漢人寫的，尤其喜歡看羅貫中寫的《三國演義》。他的才智謀略雖然一部分有天分的因素，而絕大一部分當是從這部明朝人的中學來的。
然而，熟讀《三國演義》的皇太極一眼就看穿了袁崇煥的這出“柴桑口臥龍吊喪”的計謀，便將計就計，於十一月派了兩名使者，與這位五台山的喇嘛一起來到寧遠，致書袁崇煥，表示了議和的意向。而且言詞十分懇切地說：你停息幹戈，派使者前來吊喪，並賀新君登位。你既以禮來，我也當以禮往，所以派事著道謝。至於和議一事，我阿瑪上次來寧遠時，曾有文書給明朝朝廷，請你轉呈，但迄今沒有答複。你的君主如果答應前書，願意議和的話，應當以誠信為先。”
皇太極一邊派人南下與大明王朝議和，一邊采用《三國演義》中諸葛亮“七擒孟獲”平定蠻夷、鞏固後方的策略，在自己的後方積極攻打朝鮮，以消除自己的後顧之憂。滿清鐵騎勢如破竹，朝鮮被迫宣布投降，訂立了對滿清十分有利的和約。滿清不僅每年從朝鮮得到糧食、錢款和物品的供應。而且還得到了朝鮮在明清交戰中保持中立的許諾。因此在以後的明清戰爭中，朝鮮不但在經濟上盡量滿足滿清的要求。而且一直保持中立國的姿態，使滿清去掉了後顧之憂。
滿清得到了朝鮮經濟上支援，皇太極便撕掉議和的麵具，親率八旗大軍再次與大明王朝開戰。《三國演義》中諸葛亮六出祁山，皇太極三伐寧遠，最後一舉取得了鬆錦戰役的全麵勝利。大明王朝山海關外的軍事據點，如今已僅剩寧遠孤城，所謂錦寧防線已不複存在，京師門戶山海關岌岌可危，滿清向大明王朝發動決定性的進攻時機眼看就要來臨。然而就在此時，皇太極突然病逝，這給了大明王朝一個難得的喘息機會。
皇太極英年早逝，滿清舉國哀悼，但是卻給了多爾袞展露非凡軍事才能的機會。公元1643年，既是大明的崇禎十六年，也是大清的崇德八年，愛新覺羅福臨登基繼位，是為順治皇帝。這個年近六歲的小皇帝無法執政，多爾袞便以皇叔父之尊登上了攝政王的寶座，成為了軍政大權獨攬的無冕之王。多爾袞掌權後在對明朝的軍隊的征戰中，便把《三國演義》中的兵法韜略運用爐火純青，遊刃有餘。細數最成功的範例，莫過於他采用《三國演義》中“群英會蔣幹中計”的計策，實施反間計，讓明朝崇禎皇帝殺了擋在滿清奪取大明萬裏江山征程上最大障礙的袁崇煥。一向多疑的崇禎皇帝果然中計，將袁崇煥淩遲處死，使大明王朝驟然失去了中流砥柱，結果大明的萬裏江山僅靠袁崇煥的部下、在山海關鎮守的吳三桂支撐。
誰知吳三桂“衝冠一怒為紅顏”，打開山海關的關門，引清兵入關。滿清的八旗大軍勢如洪水猛獸，迅速吞沒了大明王朝的萬裏江山。從此，縱橫萬裏的中原大地進入了滿清王朝統治的時期。
明朝人羅貫中為了實現國家統一的主張和弘揚大漢民族美德而寫了一部《三國演義》，然而令他始料不及的是，在他身後剛過了二百多年，滿清卻利用他的《三國演義》打下了明朝萬裏江山，羅貫中九泉之下若是有知，一定會感到無盡的遺憾！
嘛，這個說法的弊病很大，最明顯的弊病是吳三桂跟袁崇煥之間並沒有直接的關係，而將這種情況牽扯到兩人身上，很明顯就有一種張冠李戴的味道。
再說了，吳三桂成為手握重兵的一方大將，已經是公元1639年的事情了。
再者……滿清多次入寇中原，而因為很多方麵的因素影響，吳三桂並沒有發揮出相應的作用。所謂的“國之幹城”的說法，同樣也算是很牽強的。
所以在這一方麵而言，所謂的“半部三國打天下”的說法，根本經不起推敲。
……
但是這不代表後金或者是滿清在這個時期完全拒絕漢化。
處於統治國家方麵的因素，有部分史書就記載了努爾哈赤曾經推行漢學的事情：
努爾哈赤主持創製和頒行滿文使其治下部民相互交流、書寫公文、記載政事、翻譯漢籍等方麵更為便利。翻譯而成的大量漢籍也使努爾哈赤本人及其後世統治者在中原曆代王朝的曆史中吸取了大量經驗。
而在皇太極時期，則是大量官方刊印中華文化的相關典籍：
皇太極已認識到發展文教對治理國家的重要性，說不能認為不讀書不會誤事。規定從天聰六年（1632年）起，凡貝勒大臣子弟年十五以下，八歲以上，俱令讀書。
皇太極還非常重視吸收漢族的先進文化。至天聰六年（1632年）七月達海逝世時，經他手已翻譯成帙的漢籍有《刑部會典》、《素書》、《三略》、《萬寶全書》，及正在翻譯中的《資治通鑒》、《六韜》、《孟子》、《三國誌》等。後來又命達海之子繼續學習漢書。
天聰九年（1635年）後金的文館諸臣翻譯了遼金宋元四代史書。
而在某個意義上，清王朝真正的漢化步伐，始於親政後的福臨時期：
福臨親政之時社會很不安寧，內地反滿鬥爭連綿不斷。福臨親政的第二年，定南王孔有德失守桂林自殺，敬謹親王尼堪遇伏衡陽身死，當時各種矛盾錯綜複雜，而民族矛盾尤為激烈。
因而福臨感到鞏固統治的當務之急是收買，安撫漢人，鎮壓反抗。為此，他努力推行教化，以加強思想統治。他號召臣民尊孔讀經，提倡忠孝節義。遣官赴孔子故鄉闕裏祀孔子。順治九年（1652年）九月他親率諸王大臣等到太學隆重釋奠孔子，親行兩跪六叩禮。福臨還命內院諸臣翻譯五經。他主持編修《資政要覽》、《勸善要言》、《順治大訓》、《範行恒言》、《人臣儆心錄》等，均親自撰寫序言。
順治九年（1652年）敕封關羽為“忠義神武關聖大帝”，神化了關羽的忠義。他一再下令旌表各省的忠孝節烈之人，並注重實行滿漢一致。
順治十年（1653年）四月決定滿洲部院各官與漢人官員一樣實行離任丁憂製。他視盡忠盡節為人生最高的道德準則，表彰北京被李自成攻陷時故明朝臣之殉君死難者，讚揚其“幽忠難泯，大節可風”，下令禮部詳訪確察死節職名並實跡具奏，給諡賜祭。他還特為身殉社稷的崇禎帝朱由檢立碑，讚揚他勵精圖治，追諡為莊烈湣皇帝。對跟從君上殉節的明司禮監太監王承恩，更是讚揚備至。通過全麵倡導忠義，樹立了清朝是傳統道德捍衛者的形象，對消除廣大漢人對清朝統治者心理上的隔閡，對緩和民族矛盾，特別對安定漢人地主的人心，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順治十二年（1655年）春，他特命大學士馮銓為總裁官編《孝經衍義》。他為“考百代之是非”，特命大學士巴哈納、劉正宗等為總裁官編《通鑒全書》。他大力提倡忠孝節義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
而在康熙年間，清王朝逐漸進入到大幅度漢化的時期：
康熙強調興禮教，在康熙十八年（1679年）下詔說：“盛治之世，餘一餘三。蓋倉廩足而禮教興，水旱乃可無虞。比聞小民不知積蓄，一逢歉歲，率致流移。夫興儉化民，食時用禮，惟良有司是賴。”康熙自幼就對儒家學說充滿濃厚興趣，認為“殊覺義理無窮，樂此不倦”[28]。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二月，他在禦製《日講四書解義序》中，明確宣布他要將治統與道統合一，以儒家學說（尤其是程朱理學）為治國之本。
他曾舉辦博學鴻儒科，創建了南書房製度，並親臨曲阜拜謁孔廟。康熙還組織編輯與出版了《康熙字典》、《古今圖書集成》、《全唐詩》、《佩文韻府》、《駢字類編》、《子史精華》、《朱子全書》、《大清一統誌》、《曆象考成》、《數理精蘊》、《康熙永年曆法》、《康熙皇輿全覽圖》等圖書、曆法和地圖。
其中，舉辦博學鴻儒科可以說是讓中華文化得以喘息的一個重要舉措。
博學鴻儒是指學問豐富淵博的學者。而博學鴻儒科的意義如下：
清朝製科取士方式之一。清承唐宋舊製，於正常科舉考試之外，增設製科取士。有博學鴻儒、經濟特科、孝廉方正科等名目。博學鴻儒，又稱博學鴻詞，亦簡作詞科或鴻博。鴻始為宏，因避清高宗弘曆名諱，改作鴻。康熙十八年（1679）、乾隆元年（1736）曾兩度舉行。光緒三十四年（1908）雖有重開之議，旋因德宗死，遂告終止。
與試者，不論已仕未仕，皆由在京三品以上官員，在外總督、巡撫等大吏先行薦舉，然後匯集京城，統一進行殿廷考試，錄取者授翰林院官。
康熙十八年，與試一百四十三人（一說一百五十四人），取五十人。乾隆元年，與試一百九十三人，取十五人。次年補試二十六人，取四人。
無論就得人之盛，還是對一時政局的影響而言，應首推康熙詞科。當時天下名士，除顧炎武、黃宗羲等人拒不接受薦舉外，其他如朱彝尊、汪琬、毛奇齡、施潤章等都應選錄取，入翰林院纂修《明史》。這不僅保證了這部史書的編寫質量，而且對於消弭漢族士大夫的反滿思想，促進滿漢統治階級的進一步合流，都產生了較大影響。而乾隆詞科，旨在驅使士人為朝廷裝點門麵，無非鼓吹承平而已。兩科名一卻不可同日而語。
而康熙為何被後世學者認為是大力推行漢化的人，其最主要的就是修訂了《康熙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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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字典》是清代康熙年間出版的圖書，作者是張玉書、陳廷敬等，它是在明朝《字匯》、《正字通》兩書的基礎上加以增訂的。該書的編撰工作始於康熙四十九年即公元1710年，成書於康熙五十五年即公元1716年，曆時六年，因此書名叫《康熙字典》。
《康熙字典》由總纂官張玉書、陳廷敬主持，修纂官淩紹霄、史夔、周起渭、陳世儒等合力完成。字典采用部首分類法，按筆畫排列單字，字典全書分為十二集，以十二地支標識，每集又分為上、中、下三卷，並按韻母、聲調以及音節分類排列韻母表及其對應漢字，共收錄漢字四萬七千零三十五個，為漢字研究的主要參考文獻之一。
《康熙字典》是依據明朝《字匯》、《正字通》兩書加以增訂。對兩書錯誤之處，《康熙字典》還做過一番“辨疑訂訛”的功夫。《康熙字典》有這樣三個優點：
一、收字相當豐富，在很長一個時期內是我國字數最多的一部字典（直到一九一五年《中華大字典》出版，達四萬八千餘字，才超過了它）。
二、它以二百一十四個部首分類，並注有反切注音、出處、及參考等，差不多把每一個字的不同音切和不同意義都列舉進去，可以供使用者檢閱。
三、除了僻字僻義以外，它又差不多在每字每義下，都舉了例子；這些例子又幾乎全都是引用了“始見”的古書。
該字典的缺點有二：
一、全書反切和訓釋羅列現象，漫無標準，作者很少提出自己的見解，不利於初學者使用；
二、其中疏漏和錯誤實多，王引之《康熙字典考證》12卷，糾正其訛誤2588條，這還隻是其中的一部分錯誤。
史料記載，《康熙字典》成書100多年後的道光年間，乾嘉學派學者王引之等人奉旨勘訂《康熙字典》訛誤，撰成《字典考證》，共糾正引文、字頭、釋義以及例證與義項等錯誤2588條。
即使是康熙字典的缺點事實上要比起優點要明顯，但是作為一部漢字總綱之一，康熙修撰康熙字典就是對中華文化的根基之一——漢字的傳承鞏固的體現。(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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