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商的發展，很大程度是依賴著大明帝國的相應政策作為基礎。[想看的書幾乎都有啊，比一般的小說網站要穩定很多更新還快，全文字的沒有廣告。]
而有一點，是晉商的商人逐利的最大體現，那就是在很大程度上，滿清在軍事科技水平以及相應作戰物資的影響，有著晉商的莫大功勞。
後世認為晉商有著4個很明顯的特點：
第一點：明清晉商是封建統治階級的附庸。
明初晉商藉明朝統治者為北方邊鎮籌集軍餉而崛起，入清後又充當皇商而獲得商業特權，清代又因為清政府代墊和匯兌軍協餉等而執金融界牛耳。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終靠結托封建政府，為封建政府服務而興盛。但當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時，山西商人也必然禍及自身。如誌成信票號，庚子事變後，曾將資本運往南省放貸，但辛亥革命中運往南省資金大多散失。而清廷提銀刻不容緩，結果賬麵上有應收銀400萬兩，有應付銀200萬兩，但實際上已無法周轉，被迫倒閉。民國初年，債權人大多在山西太穀、平遙、祁縣坐索欠款，財東因票號損失慘重，已無力償還，隻能賣房賣地，甚至逃匿他鄉，有的還淪為乞丐。
從這裏可以看到，晉商能夠迅速作為滿清皇家商人，是有著很大的前提的。
而這種前提主要包含兩個方麵：
第一個：
入清後，清政府則把山西視作“商賈之途”，是“財賦有出”之地，另眼看待。清王朝在為鞏固其政權所進行的平定三藩之亂、平定準噶爾部噶爾丹叛亂、平定大小金川叛亂，及在鎮壓川楚陝白蓮教大起義、太平天國、撚軍起義等的軍事行動中，都得到了山西商人在財政上的支持。在清代的皇商中，最著名、資本最雄厚的是山西介休範氏。範氏除了為內務府來辦宮廷用品外，從康熙到乾隆年間又為清政府運送軍糧，建立了功勳。當清廷製錢用銅奇缺時，範氏又作為最大的洋銅商，往返於東土與東瀛間。
山西票號創立後，山西商人又為清廷代墊代辦匯兌軍協餉、籌借匯兌抵還外債、代理部分省關的財政金庫等。光緒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變發生，西太後、光緒帝西逃，途經山西時，又由山西商人借銀40萬兩，以解皇室經濟開支燃眉之急。事後，清廷令各省解京餉款，改匯山西票號老莊――平遙、祁縣、太穀，頓時山西平、祁、太票號總號成了清廷總出納。次年，西太後、光緒帝由陝返京，仍由山西票號繼辦“回鑾差款”匯兌。（.mianhuaang好看的小說所以有人說：“山西票號是清廷的財政部”，此話是有一定道理的。
山西商人與封建政府之間的結托關係，表現形式很多，如明代揚州鹽商，商籍有山西而無安徽，正是山西商人與政府有著特殊關係，政府優待山西商人而歧視徽商之明證。入清後，借著前期對後金叛亂政權輸送物資，甚至傳遞文書情報的關係，山西商人在政治方麵的優勢更加強大，徽商為了爭取上風，不得不采取交際方式籠絡政府官員。（參見******《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內在超越之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版）山西商人也與清政府達到了如膠似漆的地步。以山西票號來說，他們先從經濟上幫助窮儒寒士入都應試和走馬上任。儒士一旦考中，票號便利用其關係代為運動，放任外官。這些靠票號從經濟上幫助走上官場的儒士，以後便成為與票號有著特殊關係的官員。
山西票號還為一些人代辦代墊捐納官職。鹹豐時，清政府為籌集軍餉，大開捐納鬻官之門，規定文官可至道台，武官可至遊擊、京堂二品、各部郎中，鬻實官和虛銜。山西票號乘機居間攬辦，對捐官者票號予以保守秘密，而票號也得到了官僚的庇護。對於在任的王公大臣，山西票號更是施盡手段交結。陳其田《山西票莊考略》稱：“票莊與官僚的私下交結，更多趣聞。……在京的幾個大的票莊，拉攏王公大臣，在外省的碼頭，不啻為督撫的司庫。”最著名者，如蔚盛長交好******，百川通交好張之洞，協同慶交好董福祥，誌成信交好粵海關監督某氏，大德通交結趙爾巽和******，三晉源交結岑春煊，日升昌交結曆任粵海關監督、******、倫貝子、振貝子和趙舒翹等。據說張之洞因母守製三年後，從原籍赴京想謀取更高官位。為了訂通關節，張曾拜訪日升昌票號，想借銀十萬兩，日升昌因數目大未能爽快答複。張又改去協同慶票號，該號經理早已派人打聽到張去日升昌之用意，對張的要求滿口允承，並聲稱：十萬銀不算什麽，但不可能一下用完，不如立個折子，用多少，取多少，不必限定數字。張聞言大喜。而經理的打算是，既拉攏住張，又看張究竟能出任什麽官，借銀也可隨機應變。
後來張放任兩廣總督，張便把兩廣財糧國稅均交協同慶解交，協同慶因此三四年就盈利百萬銀兩。山西票號還為封建官吏窩藏贓款。如安徽蕪湖道童謠圃，在卸任還鄉時，將搜刮來的十萬兩贓銀，交蔚豐厚票號匯回重慶，每年支取一萬兩，十年交完，而不計利息。重瑤圃放棄利息，表麵看來有些損失，實際上他是因為從數千裏外運回重慶銀十萬兩，不僅運費浩大，而且有風險，贓銀一旦被人發覺或被禦史彈劾，不但銀子保不住，本人也會身陷囹圄，甚至遭殺身之禍，但與票號勾結起來，采取匯兌辦法，則可保無虞。
山西票號利用其與封建官吏的交結，對擴大業務和謀取利潤帶來了好處。如各省解部款項，原來是由各省直接向中央戶部解款。但是手續繁雜，戶部財庫人員常常挑剔、刁難。山西票號卻不同，他們上結尚書、郎中，下交門房、庫兵，手續嫻熟，關係甚廣，交款毫無阻擋。所以各省皆把通過山西票號解款，視為捷徑。山西票號解款，自庫兵以至郎中，皆有分例，每逢年節也必贈款，年關時節，自舊曆12月20日起至30日止，每日二三輛轎車，專門送禮，自管事至老媽子，都有名單，按名奉送。票號交結王公大人也有講究，多請王公大人到名為“相公”的地方會麵，這裏酒席講究，招待殷勤，屋內布置精致、雅靜。他們絕對不到妓館等下流交際場，因為這些地方高位者不敢涉足。由上可見，山西商人極盡其交結封建官吏之能事，與封建官吏建立了互相勾結、互相利用的關係。
由此，晉商成為商人中最保守落後的一群代表，他們的全部商業行為也基本是靠著官商勾結、搞壟斷和特權交易，所取得的利益也不是用於投資或再生產，而是運回老家修宅買地。
第二個前提是：
這個情況與明朝政策的改變，而導致在明朝中後期出現一個能夠與晉商比較，甚至是逐漸打壓晉商的又一個地方性商人集團組織――徽商。
徽商，即徽州商人、新安商人，俗稱“徽幫”，指徽州（府）籍商人的總稱，而不是安徽商人。
徽商來自徽州，包括歙、休寧、婺源、祁門、黟、績溪六縣，即古代的新安郡。六縣之中，歙和休寧的商人特別著名。徽商在宋代開始活躍，全盛期則在明代後期到清代初期。中國曆史上的著名商幫，徽商皆處於貧困山區，種地無以生存。明代《安徽地誌》所說的“徽人多商買，其勢然也。”《徽州府誌》載：“徽州保界山穀，山地依原麓，田瘠確，所產至薄，大都一歲所入，不能支什一。小民多執技藝，或販負就食他郡者，常十九。”顧炎武說：徽州“中家以下皆無田可業。徽人多商賈，蓋勢其然也”。潮商與徽商、晉商，是中國曆史“三大商幫”。
唐代，祁門茶市十分興盛。南唐，休寧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紙已遠銷四川。南宋開始出現擁有巨資的徽商，祁門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經商致富，分別被人們稱為“十萬大公”、“十萬二公”，合稱“程十萬”。朱熹的外祖父祝確經營的商店、客棧占徽州府（歙縣）的一半，人稱“祝半州”。一些資本雄厚的大商人還在徽州境內發行“會子”。
元末，歙縣商人江嘉在徽州發放高利貸，牟取暴利。元末明初的徽商資本，較之宋代大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餉，歙人江元一次助餉銀10萬兩。成化年間，由於開中折色製度的出現，徽商相繼打入鹽業領域，一向以經營鹽業為主的山西、陝西商人集團受到嚴重打擊，於是徽商以經營鹽業為中心，雄飛於中國商界。
明代中葉以後至清乾隆末年的300餘年，是徽商發展的黃金時代，無論營業人數、活動範圍、經營行業與資本，都居全國各商人集團的首位。當時，經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業”，成人男子中，經商占70%，極盛時還要超過。徽商的活動範圍遍及城鄉，東抵淮南，西達滇、黔、關、隴，北至幽燕、遼東、南到閩、粵。徽商的足跡還遠至日本、暹羅、東南亞各國以及葡萄牙等地。
而這個還不是晉商迅速成為滿清皇商的主要一點，而是在徽商崛起之後，對於朝堂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尤其是張居正等明朝著名首輔，據說與徽商有著很密切的關係，從而導致政策上對晉商的嚴重打壓。
這種說法更多是一種猜想，但是毫無疑問的是，在張居正之後，擔任明朝首輔時間算是最長的申時行，毫無疑問與南方的商人團體，比如說揚州鹽商或者是徽商，有著很密切的關係。
這一點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晉商在政策上落入到不利的地位，從而失去了一些對於他們而言必要的保護。
而在明末的明朝對後金戰爭當中，據說當其時的袁崇煥殺死毛文龍，據說也有商幫之間的對抗影子存在。
……
晉商的特點還有以下三個：
“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傳統觀念，束縛了晉商的發展。晉商資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屢見不鮮。入清後，晉商購置土地者很是普遍。有民謠稱：“山西人大褥套，發財還家蓋房置地養老少”。此謂“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騎坐。這句民謠反映了晉商外出經商致富後還家蓋房置地養老少的傳統觀念，在這一傳統觀念支配下，其商業資本是不利於向近代資本發展的。
墨守成規，思想保守。如前所述，隨著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舊有的商業模式被打破，加快改革，適應潮流，是求得自身發展的途徑。但是，由於晉商中一些有勢力的財東和總經理思想頑固，墨守成規，以致四次失去票號改革機會。
近代企業的投資見效周期過長。20世紀初，晉商中一些有識之士以高度熱情投資民族資本近代工業，但由於當時保礦運動的影響，其資本主要投入了投資額大、見效周期長、管理要求高、並受運輸條件製約的煤礦業，而不是投資少、周轉快、利潤高的棉紡、麵粉、卷煙等輕紡工業，致使資金大量積壓，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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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嘉師對於大商人甚至是皇商的出現，雖然有著警惕的想法，但是毫無疑問的一點，那就是假如真的是大力推行商業發展的道路，這種情況的出現是無可避免的。
就以皇商的情況來看，皇商顧名思義就是受到皇家雇傭甚至是讓其代購代辦的一個商人層麵。
這種商人層麵的出現，確實是節省了不少功夫，甚至是能夠讓皇室成員減少相應方麵的投入，就能夠得到相對客觀的利潤。
但是這種情況很大一方麵卻有著極大的弊端。
因為這毫無疑問是將皇家的財政收入來源的一部分，捆綁在事實上無法完全放心的人身上。
若是一個影響力巨大的皇商想要做點什麽，那麽對於皇室而言，毫無疑問會帶來很大的震動。
而有一點，是晉商的商人逐利的最大體現，那就是在很大程度上，滿清在軍事科技水平以及相應作戰物資的影響，有著晉商的莫大功勞。
後世認為晉商有著4個很明顯的特點：
第一點：明清晉商是封建統治階級的附庸。
明初晉商藉明朝統治者為北方邊鎮籌集軍餉而崛起，入清後又充當皇商而獲得商業特權，清代又因為清政府代墊和匯兌軍協餉等而執金融界牛耳。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終靠結托封建政府，為封建政府服務而興盛。但當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時，山西商人也必然禍及自身。如誌成信票號，庚子事變後，曾將資本運往南省放貸，但辛亥革命中運往南省資金大多散失。而清廷提銀刻不容緩，結果賬麵上有應收銀400萬兩，有應付銀200萬兩，但實際上已無法周轉，被迫倒閉。民國初年，債權人大多在山西太穀、平遙、祁縣坐索欠款，財東因票號損失慘重，已無力償還，隻能賣房賣地，甚至逃匿他鄉，有的還淪為乞丐。
從這裏可以看到，晉商能夠迅速作為滿清皇家商人，是有著很大的前提的。
而這種前提主要包含兩個方麵：
第一個：
入清後，清政府則把山西視作“商賈之途”，是“財賦有出”之地，另眼看待。清王朝在為鞏固其政權所進行的平定三藩之亂、平定準噶爾部噶爾丹叛亂、平定大小金川叛亂，及在鎮壓川楚陝白蓮教大起義、太平天國、撚軍起義等的軍事行動中，都得到了山西商人在財政上的支持。在清代的皇商中，最著名、資本最雄厚的是山西介休範氏。範氏除了為內務府來辦宮廷用品外，從康熙到乾隆年間又為清政府運送軍糧，建立了功勳。當清廷製錢用銅奇缺時，範氏又作為最大的洋銅商，往返於東土與東瀛間。
山西票號創立後，山西商人又為清廷代墊代辦匯兌軍協餉、籌借匯兌抵還外債、代理部分省關的財政金庫等。光緒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變發生，西太後、光緒帝西逃，途經山西時，又由山西商人借銀40萬兩，以解皇室經濟開支燃眉之急。事後，清廷令各省解京餉款，改匯山西票號老莊――平遙、祁縣、太穀，頓時山西平、祁、太票號總號成了清廷總出納。次年，西太後、光緒帝由陝返京，仍由山西票號繼辦“回鑾差款”匯兌。（.mianhuaang好看的小說所以有人說：“山西票號是清廷的財政部”，此話是有一定道理的。
山西商人與封建政府之間的結托關係，表現形式很多，如明代揚州鹽商，商籍有山西而無安徽，正是山西商人與政府有著特殊關係，政府優待山西商人而歧視徽商之明證。入清後，借著前期對後金叛亂政權輸送物資，甚至傳遞文書情報的關係，山西商人在政治方麵的優勢更加強大，徽商為了爭取上風，不得不采取交際方式籠絡政府官員。（參見******《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內在超越之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版）山西商人也與清政府達到了如膠似漆的地步。以山西票號來說，他們先從經濟上幫助窮儒寒士入都應試和走馬上任。儒士一旦考中，票號便利用其關係代為運動，放任外官。這些靠票號從經濟上幫助走上官場的儒士，以後便成為與票號有著特殊關係的官員。
山西票號還為一些人代辦代墊捐納官職。鹹豐時，清政府為籌集軍餉，大開捐納鬻官之門，規定文官可至道台，武官可至遊擊、京堂二品、各部郎中，鬻實官和虛銜。山西票號乘機居間攬辦，對捐官者票號予以保守秘密，而票號也得到了官僚的庇護。對於在任的王公大臣，山西票號更是施盡手段交結。陳其田《山西票莊考略》稱：“票莊與官僚的私下交結，更多趣聞。……在京的幾個大的票莊，拉攏王公大臣，在外省的碼頭，不啻為督撫的司庫。”最著名者，如蔚盛長交好******，百川通交好張之洞，協同慶交好董福祥，誌成信交好粵海關監督某氏，大德通交結趙爾巽和******，三晉源交結岑春煊，日升昌交結曆任粵海關監督、******、倫貝子、振貝子和趙舒翹等。據說張之洞因母守製三年後，從原籍赴京想謀取更高官位。為了訂通關節，張曾拜訪日升昌票號，想借銀十萬兩，日升昌因數目大未能爽快答複。張又改去協同慶票號，該號經理早已派人打聽到張去日升昌之用意，對張的要求滿口允承，並聲稱：十萬銀不算什麽，但不可能一下用完，不如立個折子，用多少，取多少，不必限定數字。張聞言大喜。而經理的打算是，既拉攏住張，又看張究竟能出任什麽官，借銀也可隨機應變。
後來張放任兩廣總督，張便把兩廣財糧國稅均交協同慶解交，協同慶因此三四年就盈利百萬銀兩。山西票號還為封建官吏窩藏贓款。如安徽蕪湖道童謠圃，在卸任還鄉時，將搜刮來的十萬兩贓銀，交蔚豐厚票號匯回重慶，每年支取一萬兩，十年交完，而不計利息。重瑤圃放棄利息，表麵看來有些損失，實際上他是因為從數千裏外運回重慶銀十萬兩，不僅運費浩大，而且有風險，贓銀一旦被人發覺或被禦史彈劾，不但銀子保不住，本人也會身陷囹圄，甚至遭殺身之禍，但與票號勾結起來，采取匯兌辦法，則可保無虞。
山西票號利用其與封建官吏的交結，對擴大業務和謀取利潤帶來了好處。如各省解部款項，原來是由各省直接向中央戶部解款。但是手續繁雜，戶部財庫人員常常挑剔、刁難。山西票號卻不同，他們上結尚書、郎中，下交門房、庫兵，手續嫻熟，關係甚廣，交款毫無阻擋。所以各省皆把通過山西票號解款，視為捷徑。山西票號解款，自庫兵以至郎中，皆有分例，每逢年節也必贈款，年關時節，自舊曆12月20日起至30日止，每日二三輛轎車，專門送禮，自管事至老媽子，都有名單，按名奉送。票號交結王公大人也有講究，多請王公大人到名為“相公”的地方會麵，這裏酒席講究，招待殷勤，屋內布置精致、雅靜。他們絕對不到妓館等下流交際場，因為這些地方高位者不敢涉足。由上可見，山西商人極盡其交結封建官吏之能事，與封建官吏建立了互相勾結、互相利用的關係。
由此，晉商成為商人中最保守落後的一群代表，他們的全部商業行為也基本是靠著官商勾結、搞壟斷和特權交易，所取得的利益也不是用於投資或再生產，而是運回老家修宅買地。
第二個前提是：
這個情況與明朝政策的改變，而導致在明朝中後期出現一個能夠與晉商比較，甚至是逐漸打壓晉商的又一個地方性商人集團組織――徽商。
徽商，即徽州商人、新安商人，俗稱“徽幫”，指徽州（府）籍商人的總稱，而不是安徽商人。
徽商來自徽州，包括歙、休寧、婺源、祁門、黟、績溪六縣，即古代的新安郡。六縣之中，歙和休寧的商人特別著名。徽商在宋代開始活躍，全盛期則在明代後期到清代初期。中國曆史上的著名商幫，徽商皆處於貧困山區，種地無以生存。明代《安徽地誌》所說的“徽人多商買，其勢然也。”《徽州府誌》載：“徽州保界山穀，山地依原麓，田瘠確，所產至薄，大都一歲所入，不能支什一。小民多執技藝，或販負就食他郡者，常十九。”顧炎武說：徽州“中家以下皆無田可業。徽人多商賈，蓋勢其然也”。潮商與徽商、晉商，是中國曆史“三大商幫”。
唐代，祁門茶市十分興盛。南唐，休寧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紙已遠銷四川。南宋開始出現擁有巨資的徽商，祁門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經商致富，分別被人們稱為“十萬大公”、“十萬二公”，合稱“程十萬”。朱熹的外祖父祝確經營的商店、客棧占徽州府（歙縣）的一半，人稱“祝半州”。一些資本雄厚的大商人還在徽州境內發行“會子”。
元末，歙縣商人江嘉在徽州發放高利貸，牟取暴利。元末明初的徽商資本，較之宋代大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餉，歙人江元一次助餉銀10萬兩。成化年間，由於開中折色製度的出現，徽商相繼打入鹽業領域，一向以經營鹽業為主的山西、陝西商人集團受到嚴重打擊，於是徽商以經營鹽業為中心，雄飛於中國商界。
明代中葉以後至清乾隆末年的300餘年，是徽商發展的黃金時代，無論營業人數、活動範圍、經營行業與資本，都居全國各商人集團的首位。當時，經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業”，成人男子中，經商占70%，極盛時還要超過。徽商的活動範圍遍及城鄉，東抵淮南，西達滇、黔、關、隴，北至幽燕、遼東、南到閩、粵。徽商的足跡還遠至日本、暹羅、東南亞各國以及葡萄牙等地。
而這個還不是晉商迅速成為滿清皇商的主要一點，而是在徽商崛起之後，對於朝堂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尤其是張居正等明朝著名首輔，據說與徽商有著很密切的關係，從而導致政策上對晉商的嚴重打壓。
這種說法更多是一種猜想，但是毫無疑問的是，在張居正之後，擔任明朝首輔時間算是最長的申時行，毫無疑問與南方的商人團體，比如說揚州鹽商或者是徽商，有著很密切的關係。
這一點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晉商在政策上落入到不利的地位，從而失去了一些對於他們而言必要的保護。
而在明末的明朝對後金戰爭當中，據說當其時的袁崇煥殺死毛文龍，據說也有商幫之間的對抗影子存在。
……
晉商的特點還有以下三個：
“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傳統觀念，束縛了晉商的發展。晉商資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屢見不鮮。入清後，晉商購置土地者很是普遍。有民謠稱：“山西人大褥套，發財還家蓋房置地養老少”。此謂“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騎坐。這句民謠反映了晉商外出經商致富後還家蓋房置地養老少的傳統觀念，在這一傳統觀念支配下，其商業資本是不利於向近代資本發展的。
墨守成規，思想保守。如前所述，隨著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舊有的商業模式被打破，加快改革，適應潮流，是求得自身發展的途徑。但是，由於晉商中一些有勢力的財東和總經理思想頑固，墨守成規，以致四次失去票號改革機會。
近代企業的投資見效周期過長。20世紀初，晉商中一些有識之士以高度熱情投資民族資本近代工業，但由於當時保礦運動的影響，其資本主要投入了投資額大、見效周期長、管理要求高、並受運輸條件製約的煤礦業，而不是投資少、周轉快、利潤高的棉紡、麵粉、卷煙等輕紡工業，致使資金大量積壓，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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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嘉師對於大商人甚至是皇商的出現，雖然有著警惕的想法，但是毫無疑問的一點，那就是假如真的是大力推行商業發展的道路，這種情況的出現是無可避免的。
就以皇商的情況來看，皇商顧名思義就是受到皇家雇傭甚至是讓其代購代辦的一個商人層麵。
這種商人層麵的出現，確實是節省了不少功夫，甚至是能夠讓皇室成員減少相應方麵的投入，就能夠得到相對客觀的利潤。
但是這種情況很大一方麵卻有著極大的弊端。
因為這毫無疑問是將皇家的財政收入來源的一部分，捆綁在事實上無法完全放心的人身上。
若是一個影響力巨大的皇商想要做點什麽，那麽對於皇室而言，毫無疑問會帶來很大的震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