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在張居正死後，迅速廢除了他給予張居正的褒榮，對其家人進行追究的同時，廢除了張居正在明穆宗繼位之初，就對大明帝國進行的相應改革。（.無彈窗廣告）
而這一點，可以說為明朝的滅亡，埋下了最大的伏筆。
但是對於戚繼光，明神宗更多的隻是不希望看到戚繼光繼續留在北京城，而非對其采取殺手。
當然，明神宗在張居正的教導下，自然也很清楚明朝軍隊的衰退情況，這也是《紀效新書》以及《練兵紀實》兩本出自戚繼光之手的兵書，得以繼續保留的同時，繼續作為明朝軍官必修典籍的原因。
若是沒有明神宗的默許，《練兵紀實》以及《紀效新書》會不會遭到明神宗“焚琴煮鶴”的手段對付，恐怕是一個未知之數。
………………………………………………分割線…………………………………………
中國曆史上的兵家，最後一本有一定影響力的，則是由蔡鍔在清朝末期開始編纂，在公元1917年正式成書刊印的《曾胡治兵語錄》。
蔡鍔（1882年12月18日－1916年11月8日），原名艮寅，字鬆坡，漢族，湖南寶慶（即今邵陽市洞口縣，一說蔡鍔故居位於大祥區蔡鍔鄉蔡鍔村）人，是中華民國初年的傑出軍事領袖。
蔡鍔一生中，做了兩件大事：一件是辛亥革命時期在雲南領導了推翻清朝統治的新軍起義；另一件是四年後積極參加了反對袁世凱稱帝、維護民主共和國政體的護****起義。其遺著被編為《蔡鬆坡集》。
蔡鍔在1887年隨家人遷至武岡山門黃家橋（今洞口縣山門鎮）。幼年在私塾讀書。12歲考中秀才。16歲考入長沙時務學堂，師從梁啟超、譚嗣同，並受到該學堂中文總教習梁啟超的賞識，並建立起深厚的師生友誼。後入上海南洋公學（後更名為“國立交通大學”即今天“上海交通大學”與“西安交通大學”的前身）。
1899年赴日本，就讀於東京大同高等學校、橫濱東亞商業學校。這時，中國在腐敗的清王朝統治下，山河破碎，國力孱弱，帝國主義虎視鷹瞵，民族危機空前嚴重。蔡鍔像許多熱血青年一樣，懷著急迫的心情，尋求救國救民的道路。他在一首詩中寫道：“流血救民吾輩事，千秋肝膽自輪菌”，傾吐了滿腔的愛國抱負。
1900年隨唐才常回國參加自立軍起義。失敗後改名“鍔”，立誌“流血救民”。複去日本。先入成城學校，繼入陸軍士官學校，學習軍事，曾參與組織“拒俄義勇隊”。
在日本，蔡鍔一麵如饑似渴地學習軍事知識，一麵苦苦地思索拯救中華的途徑。1902年2月，他在梁啟超創辦的《新民叢報》上，發表了題為《軍國民篇》的文章，闡述了他的救國救民主張。他認為中國之所以“國力孱弱，生氣銷沉”，主要由於教育落後，思想陳舊，體魄羸弱，武器窳劣等原因造成的。若要改變上述弊病，必須實行“軍國民族主義”。<strong>最新章節全文閱讀.</strong>
1902年11月，蔡鍔又考入東京陸軍士官學校。他思想活躍，成績突出，與同學蔣方震、張孝準，同被稱為“中國士官三傑”。當時，他雖然熱切地希望變中國為世界第一等強國，但是還沒有確立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思想，仍然抱著從改革軍事入手，幫助清廷革除弊政，借以實現富國強兵的理想。
1904年畢業回國，先後在湖南、廣西、雲南等省教練新軍。
1904年初，蔡鍔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歸國。先後應聘任江西隨軍學堂監督、湖南教練處幫辦、廣西新軍總參謀官兼總教練官、廣西測繪學堂堂長、陸軍小學總辦等職。年輕英俊的蔡鍔，腳穿長統靴，腰挎指揮刀，每天揚鞭躍馬，威風凜凜，指揮練兵。他講解精辟，技藝嫻熟，要求嚴格，深受官兵敬佩，被讚譽為“人中呂布，馬中赤兔”。不久，雲南總督李經羲聘請他到雲南擔任軍職。
當時，雲南和全國一樣，********和階級矛盾都十分尖銳，以推翻清王朝為宗旨的民主革命運動正在醞釀之中。大批同盟會會員和從日本回國的思想激進的青年軍官，分布在雲南陸軍講武堂和新軍第19鎮中。他們活動頻繁，積極策劃和組織反清革命鬥爭。蔡鍔雖未參加同盟會，卻受到日益高漲的革命形勢的影響，暗中與同盟會保持聯係，對革命黨的活動給予同情和協助。他向同盟會員保證：一旦發生革命，一定給予“絕對同情支持。”
1911年（宣統三年）初調雲南，任新軍第十九鎮第三十七協協統。蔡鍔在就任雲南都督後，積極更新人事，革除弊政，整頓財政，裁減軍隊，興辦教育，開發實業，使雲南呈現出一派生氣勃勃的景象。
1911年10月30日，與革命黨人李根源等在昆明領導新軍響應武昌起義，蔡被推為臨時革命總司令。旋成立雲南軍政府，任都督。蔡鍔於宣統三年（1911年）二月抵達昆明，這年的農曆九月初五日武昌起義，起義成功的消息傳到雲南後的第三天，蔡秘密約集同誌劉雲峰、劉存厚、唐繼堯、韓鳳樓、沈汪度、殷承瓛、雷飆、黃永社等計劃響應，預定於十二日發動，推蔡為總指揮，以新軍為骨幹。不料事機泄漏，初九日雲南總督衙門的總文案熊範輿、劉顯冶把新軍不穩的消息密告李經羲和統製鍾麟，李、鍾會商後擬下令解散新軍以杜絕亂源。蔡等知道事機迫切，千鈞一發，遂約同李根源率講武堂學生自西北攻城，蔡鍔自己率三十七協一部分攻東南門，而最終，因為蔡鍔的臨機應變，起義最終成功。之後，蔡鍔被推舉為雲南都督。
而在這之後，到蔡鍔在1913年再次前往北京，是《曾胡練兵語錄》前期編纂的主要時間。
……
《曾胡治兵語錄》的兩個主角，分別是清朝後期對抗太平天國的兩大名將：曾國藩以及胡林翼。
而在《曾胡治兵語錄》的蔡鍔題序內容當中，說出了他為何要寫這一本書：
辛亥之春，餘應合肥李公之召，謬參戎職。時片馬問題糾葛方殷，瓜分之謠諑忽起，風鶴頻驚，海內騷然。吾儕武夫，惟厲兵秣馬，赴機待死耳，複何暇從事文墨，以自溺喪?乃者統製鍾公有囑編精神講話之命，餘不得不有以應。竊意論今不如述古；然古代渺矣，述之或不適於今。曾、胡兩公，中興名臣中鋒佼者也。其人其事，距今僅半世紀，遺型不遠，口碑猶存。景仰想象，尚屬匪難。其所論列，多洞中竅要，深切時弊。爰就其治兵言論，分類湊輯，附以按語，以代精神講話。我同袍列校，果能細加演繹，身體力行，則懿行嘉言，皆足為我師資，豐功偉烈，寧獨讓之先賢?
宣統三年季夏，邵陽蔡鍔識於昆明。
“合肥李公”一般是指李鴻章或是其曾經作為地方督撫的兄弟，而這個時候的“合肥李公”則是指李經羲，這一點從蔡鍔前往雲南的前因有所說明。
而從這一點來看，當其時的清朝不少地方新軍部隊，很有可能已經步入清朝八旗兵的後塵，而雲南的新軍部隊則是蔡鍔認為需要改變的情況之一。
……
《曾胡治兵語錄》嚴格來說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兵書，但是對於民國亂世而言，這一本書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力，而且更加是作為黃埔軍校的教材之一。
當然，作為黃埔軍校教材的《曾胡治兵語錄》，多了一卷由******編纂的內容，其名字為《治心》篇：
治心治身，理不必太多，知不可太雜，切身日夕用得著的，有過一兩句，所謂守約也。
凡沉屙在身，而人力可以自為主持者，約有二端：一曰以誌帥氣，一曰以靜製動。人之疲憊不振，由於氣弱。而誌之強者，氣亦為之稍變。如貪早睡，則強起以興之；無聊賴，則端坐以凝之。此以誌帥氣之說也。久病虛怯，則時時有一畏死之見憧擾於胸中，即夢魂亦不甚安恬，須將生前之名，身後之事，與一切妄念，掃除淨盡，自然有一種恬淡意昧，而寂定之餘，真陽自生。此以靜製動之法也。
外境之迕，未可滯濾，置而遣之，終履夷塗。
心欲其定，氣欲其定，神欲其定，體欲其定。
古之成大事者，規模遠大與綜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
兄自問近年得力，惟有悔字訣。兄昔年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人家不是，自從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見得人家有幾分是處，故自戊午至令九載，與四十歲以前，迥不相同。
大約以能立能達為體，以不怨不尤為用。立者發奮自強，站得住也；達者辦事圓融，行得通也。
不為聖賢，便為禽獸。莫問收獲，但問耕耘。
古人辦事，掣肘之處，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惡其拂逆，而必欲順從，設法以誅鋤異己者，權奸之行徑也。聽其拂逆，而動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無敵國外患而亡為慮者，聖賢之用心也。借人之拂逆，以磨礪我之德性，其庶幾乎！
與胡中丞商江南軍事，胡言凡事皆須精神貫注，心有二用則必不能有成。
餘亦言軍事不日進則日退，二人互許為知言。
研幾工夫最要緊。顏子之有不善，未嚐不知，是研幾也。周子曰：幾善惡。中庸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劉念台曰：卜動念以知幾。皆謂此也。
失此不察，則心放而維收矣。
誦養氣章，似有所會，願終身私淑孟子，雖造次顛沛，皆有孟夫子在前，須臾不離，或到死之日，可以仰希萬一。
神明則如日之升，身體則如鼎之鎮，此二語可守者也。惟心到靜極時，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畢竟未體驗出真境意來者，隻是閉藏之極，逗出一點生意來。如冬至一陽初動，貞之固也，乃所以為元也；蟄之壞也，乃所以為啟也；穀之堅實也，乃所以為始播之種子也。然則不可以為種子者，不可謂之堅實之穀也。此中無滿腔生意，若萬物皆資始於我心者，不可謂之至靜之境也。然則靜極生陽，蓋一點生物之仁心也，息息靜極，仁心之不息，其參天兩地之至誠乎。顏子三月不違，亦可謂洗心退藏、極靜中之真樂者矣。
我輩求靜，欲異乎禪氏入定，冥然罔覺之旨，其必驗之此心，有所謂一陽初動，萬物資始者，庶可謂之靜極，可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也。不然，深閉固拒，心如死灰，自以為靜，而生理或幾乎息矣，況乎其不能靜也？有或擾之，不且憧憧往來乎？深觀道體，蓋陰先於陽信矣，然非實由體驗得來，終掠影之談也。
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雖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此綿綿者，由動以之靜也。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此穆穆者，由靜以之動也。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福。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損，君子以懲忿窒欲；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鼎，君子以正位凝命。此六卦之大象，最切於人。頤以養身養德，鼎以養心養腎，尤為切要。
讀書之道，朝聞道而夕死，殊不易易。聞道者必真知而篤信之，吾輩自己不能自信，心中已無把握，焉能聞道。
餘生平略述先儒之書，見聖賢教人修身，千言萬語，而要以不忮不求為重。忮者，嫉賢害能，妒功爭寵，所謂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類也。求者，貪利貪名，懷土懷惠，所謂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類也。忮不常見，每發露於名業相侔勢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見，每發露於貨財相接，仕進相妨之際。
將欲求造福，先去忮心，所謂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
將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謂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忮不去，滿懷皆是荊棘；求不去，滿腔日即卑汙。餘於此二者，常加克治，恨尚未能掃除淨盡。爾等欲心地幹淨，宜於此二者，痛下工夫，並願子孫世世戒之。
以上則是《治心》篇的主要內容。
而這一點，可以說為明朝的滅亡，埋下了最大的伏筆。
但是對於戚繼光，明神宗更多的隻是不希望看到戚繼光繼續留在北京城，而非對其采取殺手。
當然，明神宗在張居正的教導下，自然也很清楚明朝軍隊的衰退情況，這也是《紀效新書》以及《練兵紀實》兩本出自戚繼光之手的兵書，得以繼續保留的同時，繼續作為明朝軍官必修典籍的原因。
若是沒有明神宗的默許，《練兵紀實》以及《紀效新書》會不會遭到明神宗“焚琴煮鶴”的手段對付，恐怕是一個未知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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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曆史上的兵家，最後一本有一定影響力的，則是由蔡鍔在清朝末期開始編纂，在公元1917年正式成書刊印的《曾胡治兵語錄》。
蔡鍔（1882年12月18日－1916年11月8日），原名艮寅，字鬆坡，漢族，湖南寶慶（即今邵陽市洞口縣，一說蔡鍔故居位於大祥區蔡鍔鄉蔡鍔村）人，是中華民國初年的傑出軍事領袖。
蔡鍔一生中，做了兩件大事：一件是辛亥革命時期在雲南領導了推翻清朝統治的新軍起義；另一件是四年後積極參加了反對袁世凱稱帝、維護民主共和國政體的護****起義。其遺著被編為《蔡鬆坡集》。
蔡鍔在1887年隨家人遷至武岡山門黃家橋（今洞口縣山門鎮）。幼年在私塾讀書。12歲考中秀才。16歲考入長沙時務學堂，師從梁啟超、譚嗣同，並受到該學堂中文總教習梁啟超的賞識，並建立起深厚的師生友誼。後入上海南洋公學（後更名為“國立交通大學”即今天“上海交通大學”與“西安交通大學”的前身）。
1899年赴日本，就讀於東京大同高等學校、橫濱東亞商業學校。這時，中國在腐敗的清王朝統治下，山河破碎，國力孱弱，帝國主義虎視鷹瞵，民族危機空前嚴重。蔡鍔像許多熱血青年一樣，懷著急迫的心情，尋求救國救民的道路。他在一首詩中寫道：“流血救民吾輩事，千秋肝膽自輪菌”，傾吐了滿腔的愛國抱負。
1900年隨唐才常回國參加自立軍起義。失敗後改名“鍔”，立誌“流血救民”。複去日本。先入成城學校，繼入陸軍士官學校，學習軍事，曾參與組織“拒俄義勇隊”。
在日本，蔡鍔一麵如饑似渴地學習軍事知識，一麵苦苦地思索拯救中華的途徑。1902年2月，他在梁啟超創辦的《新民叢報》上，發表了題為《軍國民篇》的文章，闡述了他的救國救民主張。他認為中國之所以“國力孱弱，生氣銷沉”，主要由於教育落後，思想陳舊，體魄羸弱，武器窳劣等原因造成的。若要改變上述弊病，必須實行“軍國民族主義”。<strong>最新章節全文閱讀.</strong>
1902年11月，蔡鍔又考入東京陸軍士官學校。他思想活躍，成績突出，與同學蔣方震、張孝準，同被稱為“中國士官三傑”。當時，他雖然熱切地希望變中國為世界第一等強國，但是還沒有確立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思想，仍然抱著從改革軍事入手，幫助清廷革除弊政，借以實現富國強兵的理想。
1904年畢業回國，先後在湖南、廣西、雲南等省教練新軍。
1904年初，蔡鍔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歸國。先後應聘任江西隨軍學堂監督、湖南教練處幫辦、廣西新軍總參謀官兼總教練官、廣西測繪學堂堂長、陸軍小學總辦等職。年輕英俊的蔡鍔，腳穿長統靴，腰挎指揮刀，每天揚鞭躍馬，威風凜凜，指揮練兵。他講解精辟，技藝嫻熟，要求嚴格，深受官兵敬佩，被讚譽為“人中呂布，馬中赤兔”。不久，雲南總督李經羲聘請他到雲南擔任軍職。
當時，雲南和全國一樣，********和階級矛盾都十分尖銳，以推翻清王朝為宗旨的民主革命運動正在醞釀之中。大批同盟會會員和從日本回國的思想激進的青年軍官，分布在雲南陸軍講武堂和新軍第19鎮中。他們活動頻繁，積極策劃和組織反清革命鬥爭。蔡鍔雖未參加同盟會，卻受到日益高漲的革命形勢的影響，暗中與同盟會保持聯係，對革命黨的活動給予同情和協助。他向同盟會員保證：一旦發生革命，一定給予“絕對同情支持。”
1911年（宣統三年）初調雲南，任新軍第十九鎮第三十七協協統。蔡鍔在就任雲南都督後，積極更新人事，革除弊政，整頓財政，裁減軍隊，興辦教育，開發實業，使雲南呈現出一派生氣勃勃的景象。
1911年10月30日，與革命黨人李根源等在昆明領導新軍響應武昌起義，蔡被推為臨時革命總司令。旋成立雲南軍政府，任都督。蔡鍔於宣統三年（1911年）二月抵達昆明，這年的農曆九月初五日武昌起義，起義成功的消息傳到雲南後的第三天，蔡秘密約集同誌劉雲峰、劉存厚、唐繼堯、韓鳳樓、沈汪度、殷承瓛、雷飆、黃永社等計劃響應，預定於十二日發動，推蔡為總指揮，以新軍為骨幹。不料事機泄漏，初九日雲南總督衙門的總文案熊範輿、劉顯冶把新軍不穩的消息密告李經羲和統製鍾麟，李、鍾會商後擬下令解散新軍以杜絕亂源。蔡等知道事機迫切，千鈞一發，遂約同李根源率講武堂學生自西北攻城，蔡鍔自己率三十七協一部分攻東南門，而最終，因為蔡鍔的臨機應變，起義最終成功。之後，蔡鍔被推舉為雲南都督。
而在這之後，到蔡鍔在1913年再次前往北京，是《曾胡練兵語錄》前期編纂的主要時間。
……
《曾胡治兵語錄》的兩個主角，分別是清朝後期對抗太平天國的兩大名將：曾國藩以及胡林翼。
而在《曾胡治兵語錄》的蔡鍔題序內容當中，說出了他為何要寫這一本書：
辛亥之春，餘應合肥李公之召，謬參戎職。時片馬問題糾葛方殷，瓜分之謠諑忽起，風鶴頻驚，海內騷然。吾儕武夫，惟厲兵秣馬，赴機待死耳，複何暇從事文墨，以自溺喪?乃者統製鍾公有囑編精神講話之命，餘不得不有以應。竊意論今不如述古；然古代渺矣，述之或不適於今。曾、胡兩公，中興名臣中鋒佼者也。其人其事，距今僅半世紀，遺型不遠，口碑猶存。景仰想象，尚屬匪難。其所論列，多洞中竅要，深切時弊。爰就其治兵言論，分類湊輯，附以按語，以代精神講話。我同袍列校，果能細加演繹，身體力行，則懿行嘉言，皆足為我師資，豐功偉烈，寧獨讓之先賢?
宣統三年季夏，邵陽蔡鍔識於昆明。
“合肥李公”一般是指李鴻章或是其曾經作為地方督撫的兄弟，而這個時候的“合肥李公”則是指李經羲，這一點從蔡鍔前往雲南的前因有所說明。
而從這一點來看，當其時的清朝不少地方新軍部隊，很有可能已經步入清朝八旗兵的後塵，而雲南的新軍部隊則是蔡鍔認為需要改變的情況之一。
……
《曾胡治兵語錄》嚴格來說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兵書，但是對於民國亂世而言，這一本書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力，而且更加是作為黃埔軍校的教材之一。
當然，作為黃埔軍校教材的《曾胡治兵語錄》，多了一卷由******編纂的內容，其名字為《治心》篇：
治心治身，理不必太多，知不可太雜，切身日夕用得著的，有過一兩句，所謂守約也。
凡沉屙在身，而人力可以自為主持者，約有二端：一曰以誌帥氣，一曰以靜製動。人之疲憊不振，由於氣弱。而誌之強者，氣亦為之稍變。如貪早睡，則強起以興之；無聊賴，則端坐以凝之。此以誌帥氣之說也。久病虛怯，則時時有一畏死之見憧擾於胸中，即夢魂亦不甚安恬，須將生前之名，身後之事，與一切妄念，掃除淨盡，自然有一種恬淡意昧，而寂定之餘，真陽自生。此以靜製動之法也。
外境之迕，未可滯濾，置而遣之，終履夷塗。
心欲其定，氣欲其定，神欲其定，體欲其定。
古之成大事者，規模遠大與綜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
兄自問近年得力，惟有悔字訣。兄昔年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人家不是，自從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見得人家有幾分是處，故自戊午至令九載，與四十歲以前，迥不相同。
大約以能立能達為體，以不怨不尤為用。立者發奮自強，站得住也；達者辦事圓融，行得通也。
不為聖賢，便為禽獸。莫問收獲，但問耕耘。
古人辦事，掣肘之處，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惡其拂逆，而必欲順從，設法以誅鋤異己者，權奸之行徑也。聽其拂逆，而動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無敵國外患而亡為慮者，聖賢之用心也。借人之拂逆，以磨礪我之德性，其庶幾乎！
與胡中丞商江南軍事，胡言凡事皆須精神貫注，心有二用則必不能有成。
餘亦言軍事不日進則日退，二人互許為知言。
研幾工夫最要緊。顏子之有不善，未嚐不知，是研幾也。周子曰：幾善惡。中庸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劉念台曰：卜動念以知幾。皆謂此也。
失此不察，則心放而維收矣。
誦養氣章，似有所會，願終身私淑孟子，雖造次顛沛，皆有孟夫子在前，須臾不離，或到死之日，可以仰希萬一。
神明則如日之升，身體則如鼎之鎮，此二語可守者也。惟心到靜極時，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畢竟未體驗出真境意來者，隻是閉藏之極，逗出一點生意來。如冬至一陽初動，貞之固也，乃所以為元也；蟄之壞也，乃所以為啟也；穀之堅實也，乃所以為始播之種子也。然則不可以為種子者，不可謂之堅實之穀也。此中無滿腔生意，若萬物皆資始於我心者，不可謂之至靜之境也。然則靜極生陽，蓋一點生物之仁心也，息息靜極，仁心之不息，其參天兩地之至誠乎。顏子三月不違，亦可謂洗心退藏、極靜中之真樂者矣。
我輩求靜，欲異乎禪氏入定，冥然罔覺之旨，其必驗之此心，有所謂一陽初動，萬物資始者，庶可謂之靜極，可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也。不然，深閉固拒，心如死灰，自以為靜，而生理或幾乎息矣，況乎其不能靜也？有或擾之，不且憧憧往來乎？深觀道體，蓋陰先於陽信矣，然非實由體驗得來，終掠影之談也。
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雖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此綿綿者，由動以之靜也。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此穆穆者，由靜以之動也。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福。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損，君子以懲忿窒欲；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鼎，君子以正位凝命。此六卦之大象，最切於人。頤以養身養德，鼎以養心養腎，尤為切要。
讀書之道，朝聞道而夕死，殊不易易。聞道者必真知而篤信之，吾輩自己不能自信，心中已無把握，焉能聞道。
餘生平略述先儒之書，見聖賢教人修身，千言萬語，而要以不忮不求為重。忮者，嫉賢害能，妒功爭寵，所謂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類也。求者，貪利貪名，懷土懷惠，所謂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類也。忮不常見，每發露於名業相侔勢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見，每發露於貨財相接，仕進相妨之際。
將欲求造福，先去忮心，所謂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
將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謂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忮不去，滿懷皆是荊棘；求不去，滿腔日即卑汙。餘於此二者，常加克治，恨尚未能掃除淨盡。爾等欲心地幹淨，宜於此二者，痛下工夫，並願子孫世世戒之。
以上則是《治心》篇的主要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