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說戰國秦漢初期影響力最大的諸子百家，那麽還不到法家排上號，而是正式將中國帶進農耕製度社會的農家。[看本書最新章節請到$>>>棉_._.花_._.糖_._.小_._.說_._.網<<<$.]
農家，又稱“農家流，是先秦時期反映農業生產和農民思想的學術流派，奉神農為祖師，祖述神農，主張勸耕桑，以足衣食。”由於儒家輕商農漢朝中期以後農家迅速衰落。《漢書?藝文誌》列為“九流”之一。
五代詩人顏仁鬱《農家》：“時人不識農家苦，將謂田中穀自生。”宋代詩人陸遊的《嶽池農家》：“春深農家耕未足，原頭叱叱兩黃犢。”以上兩句詩詞，都是形容已經沒落的農家學派。
……
正式確立農家製度的，並不說傳說中的神農氏，而是戰國時期的農學家許行。
許行（約公元前372年～289年），東周戰國時期著名農學家、思想家。華夏族，楚國之隨人，生於楚宣王至楚懷王時期，約與孟子同一時代，在《孟子.滕文公上》記載有許行其人“為神農之言”，所以被歸為農家，後世也將許行視為先秦時代農家的代表人物，但因沒有著作流傳於世，詳細思想內容與其他事跡皆不可考。
許行生於楚宣王至楚懷王時期。依托遠古神農氏“教民農耕”之言，主張“種粟而後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饗而治”，帶領門徒數十人，穿粗麻短衣，在江漢間打草織席為生。
滕文公元年(公元前332年)，許行率門徒自楚抵滕國。滕文公根據許行的要求，劃給他一塊可以耕種的土地，經營效果甚好。大儒家陳良之徒陳相及弟、陳幸帶著農具從宋國來到滕國拜許行為師，摒棄了儒學觀點，成為農家學派的忠實信徒。同年孟軻遊滕，遇到陳相，展開了一場曆史上著名的“農”“儒”論戰(《孟子?滕文公》)。
許行農家思想的核心是反對不勞而食。他以農事為主業，同時也從事手工業生產，他還意識到市場貨物交換的重要作用，並對物價方麵有較深入的研究、認識。許行以其獨到的農家思想見解和實踐活動，對後世的農業社會和農業思想模式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許行主張“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賢德的國君應該要和百姓一同耕種獲得自己的糧食，自己做早晚餐並處理國事。“倉廩府庫，是厲民而以自養也”：反對國君設倉庫儲存米榖，有府庫積聚財貨，認為這就是傷害人民來供養自己，並否定國君擁有倉庫、府庫的物權。主張依據產品的長短、大小等數量、質量規定價格，不讚成商人居中剝削，反對抬高物價的欺詐行為。許行思想的核心是反對不勞而獲。
曆史記載：滕文公元年(公元前332年)，許行率門徒自楚抵滕國。滕文公根據許行的要求，給他劃定了一塊可以耕種的土地。(.$>>>棉、花‘糖’小‘說’)經營效果甚好。大儒家陳良之徒陳相及弟弟陳辛帶著農具從宋國來到滕國，拜許行為師，摒棄了儒學觀點，成為農家學派的忠實信徒。
許行的思想主要是君民並耕之說和“市賈不二“的價格論。
關於君民並耕之說，許行說：“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他認為，賢良的國君要老百姓一起參加耕種才能吃飯，自己做飯吃，還得為老百姓辦事。《呂氏春秋?愛類》說：“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
故男親耕，妻親織，所以見致民利也。“清人焦循《孟子正義》就認為上述“神農之教“，即是“神農之言“，與孟子說“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相合，其內容與許行君民並耕之說也是相符的。因此，可以認為《呂氏春秋?愛類》這條材料，應該就是許行的思想。
許行還認為，如果國君不與民並耕，而是像滕文公那樣，擁有儲藏糧食的倉廩和存放錢財的府庫，那就是損害民眾來供養自己，這樣的國君就不配說得上賢。這是許行對當時統治者的尖銳批評和控訴。許行君民並耕之說的提出，是由於戰國時代戰爭頻繁，嚴重影響農業生產，因此他強調國君必須重視農業並親自耕作，以救時弊。
屍子說，神農氏“並耕而王，以勸農也“。[3]屍子即屍佼，據說是商鞅的老師，魯人（也說是晉人）。許行君民並耕之說與屍佼相同，很可能在學術淵源上有關係。前麵所說《漢書?藝文誌》的《神農》二十篇，顏師古注認為，“劉向《別錄》雲，疑李悝及商君所說“。但此說恐不可信。李悝、商鞅是法家。他們主張耕戰，其重視農業是同戰爭緊密相連的，與許行君民並耕之說有所區別。商鞅雖然以屍佼為師，但是他把屍佼的學說發展為耕戰政策，而許行則忠實於屍佼的君民並耕之說。因此，我們認為，《神農》二十篇，很可能就是許行的著作。
“市賈不二“的價格論是許行提出的又一個重要主張。這是在他主張社會分工互助的基礎上，提出從事農業勞動的人可以用農產品直接去交換手工業品，如帽子、鍋甑和鐵製農具等等。這是一種以物易物的交換辦法。交換時的價格是如何規定的呢？許行認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4]即市場上布帛的長度相同，則出售的價格相等；麻縷與絲絮的重量相同，則出售的價格相等；糧食容量相同，則出售的價格相等；鞋的尺碼相同，則出售的價格相等。總之，同種商品數量相同，則價格相等，市場上的各種物品的價格都有了統一的規定。這樣，在市場上的同種商品隻有一種價格，沒有第二種價格。這就是“市賈不二“。許行認為，這樣一來就不會再有弄虛作假的現象，即使小孩子到市場上去買東西，也不會受欺騙。
許行的主張反映了戰國時期貧苦農民的利益和要求。君民並耕之說反映了當時貧苦農民的平均主義和共同勞動的思想，要求人人都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但這仲主張隻能是一種幻想，根本不可能實現。許行的這種主張與孟子所主張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的思想是針鋒相對的。許行的價格論反映了當時貧苦農民對商人利用市場高利盤剝，要求調整物價的願望。這種主張要比楊朱的“為我“、“貴己“而又不“縱欲“、“侵物“的觀點更激進一些，因為楊朱是小土地私有者的代表，他們隻要求保護其小私有者的財產；而許行則代表貧苦農民的利益，他們一無所有或者有也不多，僅靠雙手勞動維持生活。
許行有弟子幾十人，他們生活極為簡樸，穿著普通的粗布衣服，靠打草鞋、編席子為生。他們沒有土地，過著流浪的生活。他們從楚國來到滕國，不是追求高官厚祿，而是希望得到一塊土地、一間房子，以便定居下來從事耕種。許行的主張在當時社會上有一定的影響，以至使儒家的門徒陳相及其弟陳辛也拋棄儒家而拜許行為師。從孟子對許行的大肆攻擊也可以看出，許行代表著當時一股相當大的社會勢力，所以引起孟子的如此重視。
……
而也許是因為孟子的重視，農家一開始在稷下學宮當中得到很快的發展。
這一點從《管子》當中有著相當編幅的內容可見一斑。
在《管子》當中，《地員》一篇就是農家的著作，而《牧民》《權修》《五輔》《八觀》等篇重點記述了農家思想。
由於當時的平民絕大多數都從事農耕，所以“重農”就是“重民”，重農傾向必然會發展為民本思想。《管子》中有關農家的內容著重體現著農家的民本主義思想，成為農家思想中最重要的一環。
而農家的三個思想觀念，在秦朝時期正式影響著中國很長的一段曆史，而農家也在當其時進入了巔峰。
秦朝時期的耕戰製度，明顯就是法家與農家一起聯合製定，而被采用的國策。
農家有三個思想方針，可以算是農家的立派基調：
順民心，忠愛民：
農家看到，民心是不可違背的，“順民心”是一切統治的基礎，賢明的統治者能夠順應民心，以民心向背作為自己行為的指針。《管子?牧民篇》提到：“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由此可見，農家通過“民心”這個概念，初步感覺到了曆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比儒家的民本主義還要進了一步。
“忠愛民”是統治天下的基本方式，農家看到從事耕種的農民的辛苦，要求統治者要體恤百姓疾苦，不可巧取豪奪。《管子?權修篇》提出“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止”，要求統治者要約束自己的行為，不可巧取豪奪，不能對百姓剝削太重，也就是要減輕賦稅，輕徭薄役；同時要注意節約，不能窮奢極欲。這裏雖然已經改變了許行的人人平等勞動的主張，但這樣的改變無疑是統治者更易接受的。
修饑謹，救災荒：
在《管子》一書中，農家還非常關注農業災害問題，提出“修饑謹，救災荒”。農家將水災、旱災、風霧雪霜、疾病、蟲災合稱為“五害”，認為“五害”是危害百姓生活和生產的重大災害，因此，一個賢明的統治者要想鞏固自己的統治，當務之急在於掃除“五害”，隻有解決了這些災害問題，解除百姓的痛苦，百姓才會服從統治。在《管子》的作者看來，水災是最危險的自然災害，尤應引起統治者的重視。這樣，災害意識就成為農家民本主義的重要構成部分。
農本商末：
“農本商末”是中國傳統社會的一項基本國策，也是得到社會普遍認同的價值觀念。先秦農家力主“農本商末”，推動統治者確立這項基本國策，並促進社會認同這一價值觀念。農家認定，農業是一切財富的基礎和來源，一個國家要想安定富足，就必須大力發展農業。而商業則是破壞和損耗社會財富的根源。商人不會創造財富，隻不過是拿別人的產品，買賤賣貴，從中漁利，同時，商人還要吃飯和穿衣，要大量消費農民生產的糧食和布帛。不僅如此，農民勞動多而收獲少，商人卻付出少而收獲多，這種反差和對比會造成農業勞動力的流失。
首先，農業是保障百姓生存的基本手段。國家以百姓為根，百姓以穀為命。如果百姓無穀，國家就會失去根基，因此，必須將發展農業生產擺在重要的位置。而珠、玉、金、銀之類既不能當飯吃，也不能當衣穿，對於處於饑寒之中的百姓來說毫無價值。
其次，農家認為，強大的軍隊是國家穩定的根本保障。在先秦時期，對軍隊來說最重要的就是充足的軍糧和穩定的兵源，而這兩項都需要通過發展農業來提供。
再次，農家認為，農業是道德教化的前提和保證。勸民務農，會使百姓民風淳樸，也就容易供統治者利用和役使；勸民務農還會使百姓舉止持重，減少結黨營私、圖謀造反的機會，將老百姓束縛在土地上，防止他們隨意遷徙，從而保證政令的推行，減少社會不安定因素。
農家主張重農抑商，並不是否定工商活動存在的價值，而是要求從國家意誌的高度來縮小和控製工商活動的範圍，使其不會成為農事活動的障礙。
在包羅萬象的雜家著作《呂氏春秋》中，也有不少闡述農家思想和農業技術的篇章。其中，作者提出了統一度量衡，以避免商業投機行為。具體做法是，在每年的仲春和仲秋兩個月，由國家統一組織人力劃齊度量單位，統一衡稱，平整量器，修正溉具。這也開了秦朝“車同軌、書同文”的先河，與許行的主張相比又是一個進步。
農家，又稱“農家流，是先秦時期反映農業生產和農民思想的學術流派，奉神農為祖師，祖述神農，主張勸耕桑，以足衣食。”由於儒家輕商農漢朝中期以後農家迅速衰落。《漢書?藝文誌》列為“九流”之一。
五代詩人顏仁鬱《農家》：“時人不識農家苦，將謂田中穀自生。”宋代詩人陸遊的《嶽池農家》：“春深農家耕未足，原頭叱叱兩黃犢。”以上兩句詩詞，都是形容已經沒落的農家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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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確立農家製度的，並不說傳說中的神農氏，而是戰國時期的農學家許行。
許行（約公元前372年～289年），東周戰國時期著名農學家、思想家。華夏族，楚國之隨人，生於楚宣王至楚懷王時期，約與孟子同一時代，在《孟子.滕文公上》記載有許行其人“為神農之言”，所以被歸為農家，後世也將許行視為先秦時代農家的代表人物，但因沒有著作流傳於世，詳細思想內容與其他事跡皆不可考。
許行生於楚宣王至楚懷王時期。依托遠古神農氏“教民農耕”之言，主張“種粟而後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饗而治”，帶領門徒數十人，穿粗麻短衣，在江漢間打草織席為生。
滕文公元年(公元前332年)，許行率門徒自楚抵滕國。滕文公根據許行的要求，劃給他一塊可以耕種的土地，經營效果甚好。大儒家陳良之徒陳相及弟、陳幸帶著農具從宋國來到滕國拜許行為師，摒棄了儒學觀點，成為農家學派的忠實信徒。同年孟軻遊滕，遇到陳相，展開了一場曆史上著名的“農”“儒”論戰(《孟子?滕文公》)。
許行農家思想的核心是反對不勞而食。他以農事為主業，同時也從事手工業生產，他還意識到市場貨物交換的重要作用，並對物價方麵有較深入的研究、認識。許行以其獨到的農家思想見解和實踐活動，對後世的農業社會和農業思想模式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許行主張“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賢德的國君應該要和百姓一同耕種獲得自己的糧食，自己做早晚餐並處理國事。“倉廩府庫，是厲民而以自養也”：反對國君設倉庫儲存米榖，有府庫積聚財貨，認為這就是傷害人民來供養自己，並否定國君擁有倉庫、府庫的物權。主張依據產品的長短、大小等數量、質量規定價格，不讚成商人居中剝削，反對抬高物價的欺詐行為。許行思想的核心是反對不勞而獲。
曆史記載：滕文公元年(公元前332年)，許行率門徒自楚抵滕國。滕文公根據許行的要求，給他劃定了一塊可以耕種的土地。(.$>>>棉、花‘糖’小‘說’)經營效果甚好。大儒家陳良之徒陳相及弟弟陳辛帶著農具從宋國來到滕國，拜許行為師，摒棄了儒學觀點，成為農家學派的忠實信徒。
許行的思想主要是君民並耕之說和“市賈不二“的價格論。
關於君民並耕之說，許行說：“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他認為，賢良的國君要老百姓一起參加耕種才能吃飯，自己做飯吃，還得為老百姓辦事。《呂氏春秋?愛類》說：“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
故男親耕，妻親織，所以見致民利也。“清人焦循《孟子正義》就認為上述“神農之教“，即是“神農之言“，與孟子說“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相合，其內容與許行君民並耕之說也是相符的。因此，可以認為《呂氏春秋?愛類》這條材料，應該就是許行的思想。
許行還認為，如果國君不與民並耕，而是像滕文公那樣，擁有儲藏糧食的倉廩和存放錢財的府庫，那就是損害民眾來供養自己，這樣的國君就不配說得上賢。這是許行對當時統治者的尖銳批評和控訴。許行君民並耕之說的提出，是由於戰國時代戰爭頻繁，嚴重影響農業生產，因此他強調國君必須重視農業並親自耕作，以救時弊。
屍子說，神農氏“並耕而王，以勸農也“。[3]屍子即屍佼，據說是商鞅的老師，魯人（也說是晉人）。許行君民並耕之說與屍佼相同，很可能在學術淵源上有關係。前麵所說《漢書?藝文誌》的《神農》二十篇，顏師古注認為，“劉向《別錄》雲，疑李悝及商君所說“。但此說恐不可信。李悝、商鞅是法家。他們主張耕戰，其重視農業是同戰爭緊密相連的，與許行君民並耕之說有所區別。商鞅雖然以屍佼為師，但是他把屍佼的學說發展為耕戰政策，而許行則忠實於屍佼的君民並耕之說。因此，我們認為，《神農》二十篇，很可能就是許行的著作。
“市賈不二“的價格論是許行提出的又一個重要主張。這是在他主張社會分工互助的基礎上，提出從事農業勞動的人可以用農產品直接去交換手工業品，如帽子、鍋甑和鐵製農具等等。這是一種以物易物的交換辦法。交換時的價格是如何規定的呢？許行認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4]即市場上布帛的長度相同，則出售的價格相等；麻縷與絲絮的重量相同，則出售的價格相等；糧食容量相同，則出售的價格相等；鞋的尺碼相同，則出售的價格相等。總之，同種商品數量相同，則價格相等，市場上的各種物品的價格都有了統一的規定。這樣，在市場上的同種商品隻有一種價格，沒有第二種價格。這就是“市賈不二“。許行認為，這樣一來就不會再有弄虛作假的現象，即使小孩子到市場上去買東西，也不會受欺騙。
許行的主張反映了戰國時期貧苦農民的利益和要求。君民並耕之說反映了當時貧苦農民的平均主義和共同勞動的思想，要求人人都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但這仲主張隻能是一種幻想，根本不可能實現。許行的這種主張與孟子所主張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的思想是針鋒相對的。許行的價格論反映了當時貧苦農民對商人利用市場高利盤剝，要求調整物價的願望。這種主張要比楊朱的“為我“、“貴己“而又不“縱欲“、“侵物“的觀點更激進一些，因為楊朱是小土地私有者的代表，他們隻要求保護其小私有者的財產；而許行則代表貧苦農民的利益，他們一無所有或者有也不多，僅靠雙手勞動維持生活。
許行有弟子幾十人，他們生活極為簡樸，穿著普通的粗布衣服，靠打草鞋、編席子為生。他們沒有土地，過著流浪的生活。他們從楚國來到滕國，不是追求高官厚祿，而是希望得到一塊土地、一間房子，以便定居下來從事耕種。許行的主張在當時社會上有一定的影響，以至使儒家的門徒陳相及其弟陳辛也拋棄儒家而拜許行為師。從孟子對許行的大肆攻擊也可以看出，許行代表著當時一股相當大的社會勢力，所以引起孟子的如此重視。
……
而也許是因為孟子的重視，農家一開始在稷下學宮當中得到很快的發展。
這一點從《管子》當中有著相當編幅的內容可見一斑。
在《管子》當中，《地員》一篇就是農家的著作，而《牧民》《權修》《五輔》《八觀》等篇重點記述了農家思想。
由於當時的平民絕大多數都從事農耕，所以“重農”就是“重民”，重農傾向必然會發展為民本思想。《管子》中有關農家的內容著重體現著農家的民本主義思想，成為農家思想中最重要的一環。
而農家的三個思想觀念，在秦朝時期正式影響著中國很長的一段曆史，而農家也在當其時進入了巔峰。
秦朝時期的耕戰製度，明顯就是法家與農家一起聯合製定，而被采用的國策。
農家有三個思想方針，可以算是農家的立派基調：
順民心，忠愛民：
農家看到，民心是不可違背的，“順民心”是一切統治的基礎，賢明的統治者能夠順應民心，以民心向背作為自己行為的指針。《管子?牧民篇》提到：“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由此可見，農家通過“民心”這個概念，初步感覺到了曆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比儒家的民本主義還要進了一步。
“忠愛民”是統治天下的基本方式，農家看到從事耕種的農民的辛苦，要求統治者要體恤百姓疾苦，不可巧取豪奪。《管子?權修篇》提出“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止”，要求統治者要約束自己的行為，不可巧取豪奪，不能對百姓剝削太重，也就是要減輕賦稅，輕徭薄役；同時要注意節約，不能窮奢極欲。這裏雖然已經改變了許行的人人平等勞動的主張，但這樣的改變無疑是統治者更易接受的。
修饑謹，救災荒：
在《管子》一書中，農家還非常關注農業災害問題，提出“修饑謹，救災荒”。農家將水災、旱災、風霧雪霜、疾病、蟲災合稱為“五害”，認為“五害”是危害百姓生活和生產的重大災害，因此，一個賢明的統治者要想鞏固自己的統治，當務之急在於掃除“五害”，隻有解決了這些災害問題，解除百姓的痛苦，百姓才會服從統治。在《管子》的作者看來，水災是最危險的自然災害，尤應引起統治者的重視。這樣，災害意識就成為農家民本主義的重要構成部分。
農本商末：
“農本商末”是中國傳統社會的一項基本國策，也是得到社會普遍認同的價值觀念。先秦農家力主“農本商末”，推動統治者確立這項基本國策，並促進社會認同這一價值觀念。農家認定，農業是一切財富的基礎和來源，一個國家要想安定富足，就必須大力發展農業。而商業則是破壞和損耗社會財富的根源。商人不會創造財富，隻不過是拿別人的產品，買賤賣貴，從中漁利，同時，商人還要吃飯和穿衣，要大量消費農民生產的糧食和布帛。不僅如此，農民勞動多而收獲少，商人卻付出少而收獲多，這種反差和對比會造成農業勞動力的流失。
首先，農業是保障百姓生存的基本手段。國家以百姓為根，百姓以穀為命。如果百姓無穀，國家就會失去根基，因此，必須將發展農業生產擺在重要的位置。而珠、玉、金、銀之類既不能當飯吃，也不能當衣穿，對於處於饑寒之中的百姓來說毫無價值。
其次，農家認為，強大的軍隊是國家穩定的根本保障。在先秦時期，對軍隊來說最重要的就是充足的軍糧和穩定的兵源，而這兩項都需要通過發展農業來提供。
再次，農家認為，農業是道德教化的前提和保證。勸民務農，會使百姓民風淳樸，也就容易供統治者利用和役使；勸民務農還會使百姓舉止持重，減少結黨營私、圖謀造反的機會，將老百姓束縛在土地上，防止他們隨意遷徙，從而保證政令的推行，減少社會不安定因素。
農家主張重農抑商，並不是否定工商活動存在的價值，而是要求從國家意誌的高度來縮小和控製工商活動的範圍，使其不會成為農事活動的障礙。
在包羅萬象的雜家著作《呂氏春秋》中，也有不少闡述農家思想和農業技術的篇章。其中，作者提出了統一度量衡，以避免商業投機行為。具體做法是，在每年的仲春和仲秋兩個月，由國家統一組織人力劃齊度量單位，統一衡稱，平整量器，修正溉具。這也開了秦朝“車同軌、書同文”的先河，與許行的主張相比又是一個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