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劣幣驅逐良幣”，在曆史上是一種來源悠久的現象。(.)
以後世的相應說法而言，劣幣驅逐良幣是經濟學中一個古老的原理，它說的是鑄幣流通時代，在銀和金同為本位貨幣的情況下，一國要為金幣和銀幣之間規定價值比率，並按照這一比率無限製地自由買賣金銀，金幣和銀幣可以同時流通。
由於金和銀本身的價值是變動的，這種金屬貨幣本身價值的變動與兩者兌換比率相對保持不變產生了“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使複本位製無法實現。比如說當金和銀的兌換比率是1:15，當銀由於銀的開采成本降低而最後其價值降低時，人們就按上述比率用銀兌換金，將其貯藏，最後使銀充斥於貨幣流通，排斥了金。如果相反即銀的價值上升而金的價值降低，人們就會用金按上述比例兌換銀，將銀貯藏，流通中就隻會是金幣。這就是說，實際價值較高的“良幣”漸漸為人們所貯存離開流通市場，使得實際價值較低的“劣幣”充斥市場。
這一現象最早被英國的財政大臣格雷欣（1533-1603）所發現，故稱之為“格雷欣現象”。
但是麽，在中國古代的幣製曆史當中，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主要來源於敵對勢力或者是民間私自鑄造的錢幣在該國家控製區大量流通，而國家大量發行成色不足的錢幣，而市場卻不得不接受這一種情況，同樣也是一種“劣幣驅逐良幣”的典型體現。
格雷欣法則實現要具備如下條件：劣幣和良幣同時都為法定貨幣；兩種貨幣有一定法定比率；兩種貨幣的總和必須超過社會所需的貨幣量。
這一種情況，在很多情況下都會成立，尤其是古代，民間私自鑄造的劣質錢幣一旦有大量流通的基礎或者是以及大量流通，那麽就不是一個國家所能夠輕易控製這種影響了。
在西漢時期，劣幣驅逐良幣的情況事實上已經出現端倪，其中以鄧通以及吳王劉濞的相應記載可見一斑。
鄧通，蜀郡南安人，漢文帝男寵，憑借與漢文帝的親密關係，依靠當時鑄錢業，廣開銅礦，富甲天下。
有一天，文帝命令許負為鄧通相麵。許負說：“鄧通的命會窮困餓死。”文帝說：“能使鄧通富有的在於我，怎麽說他會貧困呢？”於是將鄧通家鄉附近的大小銅山都賞賜給他，準許他鑄錢。
鄧通被文帝賞賜了家鄉的大小銅山用來鑄錢的消息傳到老家後，親朋鄰裏奔走相告。年已古稀的父親十分感念皇上的恩德，帶領幾個女兒和女婿雇工匠在銅山一帶采銅、燒炭、鑄錢，嚴格遵照鄧通的囑咐，每一個錢都要精工細作，又從不在鑄錢時摻雜鉛、鐵而取巧謀利，因而製作出的鄧通錢光澤亮，分量足，厚薄勻，質地純。上自王公大臣，中至豪商巨賈，下到販夫走卒，無不喜愛鄧通錢。吳國錢以發行量大占優勢，鄧通錢以質地優良取勝。這一時期，吳國與鄧通所鑄的錢幣流遍全國。
從這樣的記載當中可以看到的是，鄧通所鑄造的貨幣，居然是比起西漢政權官方發行的銅錢更加讓人接受。
但是從記載的一些細節當中可以看到，當其時的銅錢已經出現了在在鑄錢時摻雜鉛、鐵而取巧謀利的現象。
這一個情況也就是說，也就是當其時流通的貨幣當中已經出現了大量的劣幣，所以鄧通錢才能夠如此受到歡迎。
而吳王劉濞的記載，則是也可以看見劣幣的相應蹤跡：
劉濞（前216年－前154年），沛郡豐邑（今徐州豐縣）人，漢高祖劉邦之侄，西漢諸侯王。
吳國的豫章郡有出產銅的礦山。劉濞就招募天下亡命之徒來此偷偷鑄錢，並在東邊煮海水為鹽。<strong>.</strong>因為不納稅，吳國的資財非常富有。
劉濞的鑄造銅錢性質如何，史書並沒有明確的記載，但是其財產是私自鑄造錢幣以及販賣私鹽所得，其在錢幣方麵的用工，必然遠遠不如鄧通錢甚至是西漢政權官方發行的銅錢。
若非如此，吳王劉濞其財富收斂速度，必然會下降一個層次。
而由此可見，吳王劉濞的“劣幣”，在其控製區很有可能已經成功驅逐西漢政權發布的較為混亂的貨幣。
……
而對於“劣幣驅逐良幣”方麵的對應措施，同樣也成為國家的一個重大難題。
有可能鄧通錢的流通並且受到歡迎，就是漢文帝對當其時流通的劣幣進行的一次打擊措施。
而在漢武帝時期，更加是不得不進行多達六次的幣製改革，來更進一步解決這個問題。
西漢時期的古錢幣，鑒於幣製混亂和鑄幣失控後引起的吳楚叛亂等嚴重後果，同時在漢武帝在位初期，百姓因私鑄而死亡的近萬人，而私鬥殞命的、畏罪自殺的都無法計算，可見問題非常嚴重。
為解決這個問題，漢武帝在統治期間先後進行了六次幣製改革，才使漢初以來一直未能解決的貨幣問題得到了比較徹底的解決，最終確定了五銖錢的地位。
公元前140年，漢武帝命令朝廷發行三銖錢，重如其文。這是恢複銅鑄幣名義價值與法定重量相一致的一個措施。
但是這一個改變可以說相當失敗，因為三銖錢與四錢重的半兩錢等價使用，於是又導致盜鑄盛行，因此到了建元五年春“廢三銖錢，行用半兩錢”。
漢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又從新鑄造三銖錢並造皮幣和白金（銀）幣，還頒布了盜鑄金錢者死罪令。
在公元前118年，漢武帝又進行了第四次幣製改革。這次改革僅是“廢三銖錢，改鑄五銖錢”。五銖錢的形製都有一定的規定，錢文“五銖”從此啟用。
隨後不久，漢武帝詔令各郡國鑄行五銖錢，稱為郡國五銖，又叫元狩五銖。
五銖錢輕重適中，合乎古代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與價格水平對貨幣單位的要求，因而在漢武帝以後的西漢、東漢、蜀、魏、晉、南齊、梁、陳、北魏、隋均有過鑄造，曆時長達739年，是我國曆史上鑄行數量最多、時間最長最為成功的長壽錢。西漢時的五銖錢有郡國五銖、赤（側）仄五銖、三官五銖、宣帝五銖以及小五銖，金五銖等等。
五銖錢誕生前夕，因半兩錢瀕臨崩潰，市場一片混亂，各級政府與商民爭利，都拚命鑄錢，使得通貨過度膨脹，錢幣的購買力急速下降，物價飛漲。民眾無法生存，相繼放棄生產，流亡他鄉，靠出賣勞動力來糊口；或者是鋌而走險，加入私鑄行列，企圖賺取厚利。
錢文為“五銖”，小篆書，光背，正麵有輪無郭，背麵則輪郭俱備。錢直徑2。5厘米左右，重約3。5-4克。“五”字交筆斜直或有彎曲；“銖”字的“朱”頭呈方折型，“金”字頭較小，仿佛如一箭鏃。少數錢上有一橫劃。其材料改用紫銅，因而有紫紺錢之稱。但各地技術水平不同，銅礦的成分有差別，官吏了解命令的程度與奉行的態度很難一致，所以鑄出的錢差別很大，有的與舊漢半兩一樣，背平無輪郭，有的穿孔大，肉薄，也有肉厚的。
一般地說，都具有偷工減料不夠五銖重的現象，而且越鑄越輕，越晚越粗劣，有重蹈半兩、三銖錢覆轍的現象。政府改鑄五銖錢，主要目的是樹立信譽，穩定金融，使私鑄者無利可圖，自行放棄犯法的勾當，以徹底解決私鑄問題。各郡國官吏，因舊的習慣難改，依舊上下聯手，以謀中飽私囊。漢武帝采納了公卿們的建議，於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收回了各郡國的鑄幣權，由中央政府統一鑄造，統一貨幣發行，從而防止了另一次惡幣的泛濫。
漢武帝收回鑄幣權以後，由漢武帝中央政府統一鑄錢。三官五銖就是這個時候鑄造的。該錢製作精美，邊郭工整，重量準確，錢文秀麗，為錢中楷模。三官指鍾官、辨銅、均輸（技巧），統指政府鑄錢的機構。中央為推廣均輸法，新設水衙都尉一官，在長安上林苑辦公。
而在這之前，賈誼同樣也提出了民間劣幣泛濫的情況：“奸錢日繁，正錢日亡”。
可以說，在大漢帝國建立之後，民間私自鑄造劣質錢幣的情況愈演愈烈。
………………………………………………分割線…………………………………………
王莽的這個提議，確實是說中了嬴秀對於眼下大秦帝國社會的“劣幣驅逐良幣”情況越發嚴重的擔憂。
但是這並不代表嬴秀會在這方麵為王莽做嫁衣。畢竟若是這樣的情況處理得好，那麽王莽的聲望必然是不減反增，甚至是超過兩三年前王莽的第一次作死之前的聲望。
若是真的出現這一種情況，對於嬴秀以及大秦帝國而言，必然不是一種好事情。
可以說，嬴秀下達的詔書，明擺著是打算坑王莽一把，這也是王莽傻眼的原因。
因為王莽就算是再瘋狂，都能夠想到他這樣做會死的很慘。
畢竟王莽雖然是一個瘋子，但是毫無疑問的是，在王氏家族控製的地區當中，其對私自鑄造錢幣的人打擊力度很強大，而且由於在張嘉師當政期間，已經確立了一點，那就是私自鑄造銅錢者，處以重罰，而刻意流通劣幣者，則是處以一定程度的懲處。
可以說，王莽在反應過來之後，就明白到他眼下的這種情況，明顯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但是王莽的瘋狂再次展現，因為他在迅速思考一番之後，還是決定一意孤行，那就是決定在王氏家族的控製區當中，正式發行所謂的寶貨。
……
不得不說，王莽在趙郡所鑄造或者是製作出來的寶貨，其成色以及質量確實是相當不錯。但是因為寶貨的種類繁多，讓人根本難以理解寶貨的對應價值。
僅憑這樣，王莽就讓王氏家族損失慘重。
而不僅如此，王莽打算讓其他黨羽一起對寶貨的流通進行相應安排。但是在臨淄城的齊郡郡守推行一段時間，發現自己老本都虧進去之後，其他觀望的王莽黨羽，自然是對這些寶貨的發行敬謝不敏。
王莽對於這樣的情況可以說心急如焚，但是他很清楚，眼下對於他而言已經算是騎虎難下，畢竟王氏家族若是在這一段時期放棄的話，必然是前功盡棄，甚至是會失去幾十年積累的家族基礎。這一種情況已經不是王莽所能夠自己決斷的了。
所以王莽最後還是打算孤注一擲，下令王氏家族以及其黨羽必須讓這些寶貨發行到相應區域當中。
……
若是張嘉師知道了這一個情況，就會認為王莽這樣死撐下去，明顯是做錯了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自然是寶貨的混亂程度，是寶貨發行失敗的最主要原因。
第二個事情，則是王莽高估了王氏家族的相應實力。畢竟王莽的這種做法，在北宋時期的曆史上，也有相應的對比。
北宋時期有一種有商業價值的東西，叫做“交子”。
在一開始的時候，交子專為攜帶巨款的商人經營現錢保管業務的“交子鋪戶”。約1008年，成都16家官商聯合用楮樹皮紙印刷憑證，上有圖案、密碼、劃押、圖章等印記，麵額依領用人所交現款臨時填寫，作為支付憑證流通。
這種“交子”，又名“楮幣”。這時的“交子”，隻是一種存款和取款憑據，而非貨幣。後因發現發行商拮據或破產不能兌現被禁止發行。
宋仁宗天聖元年（1023年），政府在成都設益州交子務，由京朝官一二人擔任監官主持交子發行，並“置抄紙院，以革偽造之弊”，嚴格其印製過程。這便是我國最早由政府正式發行的紙幣――“官交子”。它比美國（1692年）、法國（1716年）等西方國家發行紙幣要早六七百年，因此也是世界上發行最早的紙幣。
“官交子”發行初期，其形製是仿照民間“私交”，麵額依然是臨時填寫，加蓋本州州印，隻是分了一定等級，從1貫到10貫。並規定了流通的範圍。宋仁宗時（1039年起），一律改為五貫和十貫兩種。到宋神宗時（1068年起），又改為一貫和五百文兩種。發行額也有限製，規定分界發行，每界三年（實足二年），界滿兌換新交子。首屆交子發行1256340貫，備本錢360000貫（以四川的鐵錢為鈔本），準備金相當於發行量的28%。後來因供應軍需超額發行，交子嚴重貶值。1105年遂停止發行，改用“錢引”。
“交子”的流通範圍也基本上限於在四川境內，後來雖在陝西、河東有所流行，但不久就廢止了。
宋徽宗大觀元年（1107年），宋朝政府改“交子”為“錢引”，改“交子務”為“錢引務”。除四川、福建、浙江、湖廣等地仍沿用“交子”外，其它諸路均改用“錢引”。後四川也於大觀三年(1109年)改交子為錢引。“錢引”與“交子”的最大區別，是它以“緡”為單位。“錢引”的紙張、印刷、圖畫和印鑒都很精良。但“錢引”不置鈔本，不許兌換，隨意增發，因此紙券價值大跌，到南宋嘉定時期，每緡隻值現錢一百文。
……
張嘉師雖然對經濟學什麽的兩眼一抹黑，但是他同樣很清楚交子的失敗經曆，更多的就是一種錢幣發行的惡性循環。
因為北宋以及南宋在這一方麵根本沒有足夠的錢幣儲備，大量發行超過儲備價值的交子，必然會導致交子的迅速以及大幅度的貶值。
這種貶值是對一個國家的很嚴重的危害，尤其是對於普通人而言，他們所持有的交子一旦大幅度貶值，對於他們的資產而言，就是一種嚴重的虧空。
可以說，這也是交子以及後來的錢引沒有得到預期效果，甚至是帶來一個惡性循環的最根本原因。
而王莽以及王氏家族眼下所經曆的情況也就是如同交子的失敗那樣，完全是由於發行各種寶貨的王氏家族根本沒有足夠的相應價值財產作為後盾，最後導致了寶貨的價值大幅度貶低。
這樣的情況一旦是有了一個開端，那麽就很有可能會因為一連串的惡性循環。
王莽以及王氏家族寄予厚望的寶貨，其成色以及價值確實是相對較高。但是同樣也是因為王氏家族以及王莽自己的問題，導致了“寶貨維持良幣地位”的解決辦法，最終成為了美好的鏡花水月。
不僅僅是如此，王氏家族在這一次的展現當中，可以說讓其家族多年以來的積累幾乎是揮霍幹淨，而其相當一部分的黨羽，也是越發不滿王氏家族的強硬以及王氏家族越發虛弱的現實，最終脫離了王氏家族這一艘越發殘舊的船隻。
但是對於王氏家族而言，最要命的地方還不是這些實力的損失，而是王莽以及王氏家族的強硬推行寶貨，居然導致了趙郡以及齊郡的農民，不堪自己越發窮困，最終爆發了起義。
而曆史車輪的慣性，卻在這一次再次展現出相應的威力。
因為這一次起義，很快就愈演愈烈，而且有一支起義軍的首領，則是曆史上同時期相當有名的樊崇……
以後世的相應說法而言，劣幣驅逐良幣是經濟學中一個古老的原理，它說的是鑄幣流通時代，在銀和金同為本位貨幣的情況下，一國要為金幣和銀幣之間規定價值比率，並按照這一比率無限製地自由買賣金銀，金幣和銀幣可以同時流通。
由於金和銀本身的價值是變動的，這種金屬貨幣本身價值的變動與兩者兌換比率相對保持不變產生了“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使複本位製無法實現。比如說當金和銀的兌換比率是1:15，當銀由於銀的開采成本降低而最後其價值降低時，人們就按上述比率用銀兌換金，將其貯藏，最後使銀充斥於貨幣流通，排斥了金。如果相反即銀的價值上升而金的價值降低，人們就會用金按上述比例兌換銀，將銀貯藏，流通中就隻會是金幣。這就是說，實際價值較高的“良幣”漸漸為人們所貯存離開流通市場，使得實際價值較低的“劣幣”充斥市場。
這一現象最早被英國的財政大臣格雷欣（1533-1603）所發現，故稱之為“格雷欣現象”。
但是麽，在中國古代的幣製曆史當中，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主要來源於敵對勢力或者是民間私自鑄造的錢幣在該國家控製區大量流通，而國家大量發行成色不足的錢幣，而市場卻不得不接受這一種情況，同樣也是一種“劣幣驅逐良幣”的典型體現。
格雷欣法則實現要具備如下條件：劣幣和良幣同時都為法定貨幣；兩種貨幣有一定法定比率；兩種貨幣的總和必須超過社會所需的貨幣量。
這一種情況，在很多情況下都會成立，尤其是古代，民間私自鑄造的劣質錢幣一旦有大量流通的基礎或者是以及大量流通，那麽就不是一個國家所能夠輕易控製這種影響了。
在西漢時期，劣幣驅逐良幣的情況事實上已經出現端倪，其中以鄧通以及吳王劉濞的相應記載可見一斑。
鄧通，蜀郡南安人，漢文帝男寵，憑借與漢文帝的親密關係，依靠當時鑄錢業，廣開銅礦，富甲天下。
有一天，文帝命令許負為鄧通相麵。許負說：“鄧通的命會窮困餓死。”文帝說：“能使鄧通富有的在於我，怎麽說他會貧困呢？”於是將鄧通家鄉附近的大小銅山都賞賜給他，準許他鑄錢。
鄧通被文帝賞賜了家鄉的大小銅山用來鑄錢的消息傳到老家後，親朋鄰裏奔走相告。年已古稀的父親十分感念皇上的恩德，帶領幾個女兒和女婿雇工匠在銅山一帶采銅、燒炭、鑄錢，嚴格遵照鄧通的囑咐，每一個錢都要精工細作，又從不在鑄錢時摻雜鉛、鐵而取巧謀利，因而製作出的鄧通錢光澤亮，分量足，厚薄勻，質地純。上自王公大臣，中至豪商巨賈，下到販夫走卒，無不喜愛鄧通錢。吳國錢以發行量大占優勢，鄧通錢以質地優良取勝。這一時期，吳國與鄧通所鑄的錢幣流遍全國。
從這樣的記載當中可以看到的是，鄧通所鑄造的貨幣，居然是比起西漢政權官方發行的銅錢更加讓人接受。
但是從記載的一些細節當中可以看到，當其時的銅錢已經出現了在在鑄錢時摻雜鉛、鐵而取巧謀利的現象。
這一個情況也就是說，也就是當其時流通的貨幣當中已經出現了大量的劣幣，所以鄧通錢才能夠如此受到歡迎。
而吳王劉濞的記載，則是也可以看見劣幣的相應蹤跡：
劉濞（前216年－前154年），沛郡豐邑（今徐州豐縣）人，漢高祖劉邦之侄，西漢諸侯王。
吳國的豫章郡有出產銅的礦山。劉濞就招募天下亡命之徒來此偷偷鑄錢，並在東邊煮海水為鹽。<strong>.</strong>因為不納稅，吳國的資財非常富有。
劉濞的鑄造銅錢性質如何，史書並沒有明確的記載，但是其財產是私自鑄造錢幣以及販賣私鹽所得，其在錢幣方麵的用工，必然遠遠不如鄧通錢甚至是西漢政權官方發行的銅錢。
若非如此，吳王劉濞其財富收斂速度，必然會下降一個層次。
而由此可見，吳王劉濞的“劣幣”，在其控製區很有可能已經成功驅逐西漢政權發布的較為混亂的貨幣。
……
而對於“劣幣驅逐良幣”方麵的對應措施，同樣也成為國家的一個重大難題。
有可能鄧通錢的流通並且受到歡迎，就是漢文帝對當其時流通的劣幣進行的一次打擊措施。
而在漢武帝時期，更加是不得不進行多達六次的幣製改革，來更進一步解決這個問題。
西漢時期的古錢幣，鑒於幣製混亂和鑄幣失控後引起的吳楚叛亂等嚴重後果，同時在漢武帝在位初期，百姓因私鑄而死亡的近萬人，而私鬥殞命的、畏罪自殺的都無法計算，可見問題非常嚴重。
為解決這個問題，漢武帝在統治期間先後進行了六次幣製改革，才使漢初以來一直未能解決的貨幣問題得到了比較徹底的解決，最終確定了五銖錢的地位。
公元前140年，漢武帝命令朝廷發行三銖錢，重如其文。這是恢複銅鑄幣名義價值與法定重量相一致的一個措施。
但是這一個改變可以說相當失敗，因為三銖錢與四錢重的半兩錢等價使用，於是又導致盜鑄盛行，因此到了建元五年春“廢三銖錢，行用半兩錢”。
漢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又從新鑄造三銖錢並造皮幣和白金（銀）幣，還頒布了盜鑄金錢者死罪令。
在公元前118年，漢武帝又進行了第四次幣製改革。這次改革僅是“廢三銖錢，改鑄五銖錢”。五銖錢的形製都有一定的規定，錢文“五銖”從此啟用。
隨後不久，漢武帝詔令各郡國鑄行五銖錢，稱為郡國五銖，又叫元狩五銖。
五銖錢輕重適中，合乎古代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與價格水平對貨幣單位的要求，因而在漢武帝以後的西漢、東漢、蜀、魏、晉、南齊、梁、陳、北魏、隋均有過鑄造，曆時長達739年，是我國曆史上鑄行數量最多、時間最長最為成功的長壽錢。西漢時的五銖錢有郡國五銖、赤（側）仄五銖、三官五銖、宣帝五銖以及小五銖，金五銖等等。
五銖錢誕生前夕，因半兩錢瀕臨崩潰，市場一片混亂，各級政府與商民爭利，都拚命鑄錢，使得通貨過度膨脹，錢幣的購買力急速下降，物價飛漲。民眾無法生存，相繼放棄生產，流亡他鄉，靠出賣勞動力來糊口；或者是鋌而走險，加入私鑄行列，企圖賺取厚利。
錢文為“五銖”，小篆書，光背，正麵有輪無郭，背麵則輪郭俱備。錢直徑2。5厘米左右，重約3。5-4克。“五”字交筆斜直或有彎曲；“銖”字的“朱”頭呈方折型，“金”字頭較小，仿佛如一箭鏃。少數錢上有一橫劃。其材料改用紫銅，因而有紫紺錢之稱。但各地技術水平不同，銅礦的成分有差別，官吏了解命令的程度與奉行的態度很難一致，所以鑄出的錢差別很大，有的與舊漢半兩一樣，背平無輪郭，有的穿孔大，肉薄，也有肉厚的。
一般地說，都具有偷工減料不夠五銖重的現象，而且越鑄越輕，越晚越粗劣，有重蹈半兩、三銖錢覆轍的現象。政府改鑄五銖錢，主要目的是樹立信譽，穩定金融，使私鑄者無利可圖，自行放棄犯法的勾當，以徹底解決私鑄問題。各郡國官吏，因舊的習慣難改，依舊上下聯手，以謀中飽私囊。漢武帝采納了公卿們的建議，於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收回了各郡國的鑄幣權，由中央政府統一鑄造，統一貨幣發行，從而防止了另一次惡幣的泛濫。
漢武帝收回鑄幣權以後，由漢武帝中央政府統一鑄錢。三官五銖就是這個時候鑄造的。該錢製作精美，邊郭工整，重量準確，錢文秀麗，為錢中楷模。三官指鍾官、辨銅、均輸（技巧），統指政府鑄錢的機構。中央為推廣均輸法，新設水衙都尉一官，在長安上林苑辦公。
而在這之前，賈誼同樣也提出了民間劣幣泛濫的情況：“奸錢日繁，正錢日亡”。
可以說，在大漢帝國建立之後，民間私自鑄造劣質錢幣的情況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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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的這個提議，確實是說中了嬴秀對於眼下大秦帝國社會的“劣幣驅逐良幣”情況越發嚴重的擔憂。
但是這並不代表嬴秀會在這方麵為王莽做嫁衣。畢竟若是這樣的情況處理得好，那麽王莽的聲望必然是不減反增，甚至是超過兩三年前王莽的第一次作死之前的聲望。
若是真的出現這一種情況，對於嬴秀以及大秦帝國而言，必然不是一種好事情。
可以說，嬴秀下達的詔書，明擺著是打算坑王莽一把，這也是王莽傻眼的原因。
因為王莽就算是再瘋狂，都能夠想到他這樣做會死的很慘。
畢竟王莽雖然是一個瘋子，但是毫無疑問的是，在王氏家族控製的地區當中，其對私自鑄造錢幣的人打擊力度很強大，而且由於在張嘉師當政期間，已經確立了一點，那就是私自鑄造銅錢者，處以重罰，而刻意流通劣幣者，則是處以一定程度的懲處。
可以說，王莽在反應過來之後，就明白到他眼下的這種情況，明顯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但是王莽的瘋狂再次展現，因為他在迅速思考一番之後，還是決定一意孤行，那就是決定在王氏家族的控製區當中，正式發行所謂的寶貨。
……
不得不說，王莽在趙郡所鑄造或者是製作出來的寶貨，其成色以及質量確實是相當不錯。但是因為寶貨的種類繁多，讓人根本難以理解寶貨的對應價值。
僅憑這樣，王莽就讓王氏家族損失慘重。
而不僅如此，王莽打算讓其他黨羽一起對寶貨的流通進行相應安排。但是在臨淄城的齊郡郡守推行一段時間，發現自己老本都虧進去之後，其他觀望的王莽黨羽，自然是對這些寶貨的發行敬謝不敏。
王莽對於這樣的情況可以說心急如焚，但是他很清楚，眼下對於他而言已經算是騎虎難下，畢竟王氏家族若是在這一段時期放棄的話，必然是前功盡棄，甚至是會失去幾十年積累的家族基礎。這一種情況已經不是王莽所能夠自己決斷的了。
所以王莽最後還是打算孤注一擲，下令王氏家族以及其黨羽必須讓這些寶貨發行到相應區域當中。
……
若是張嘉師知道了這一個情況，就會認為王莽這樣死撐下去，明顯是做錯了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自然是寶貨的混亂程度，是寶貨發行失敗的最主要原因。
第二個事情，則是王莽高估了王氏家族的相應實力。畢竟王莽的這種做法，在北宋時期的曆史上，也有相應的對比。
北宋時期有一種有商業價值的東西，叫做“交子”。
在一開始的時候，交子專為攜帶巨款的商人經營現錢保管業務的“交子鋪戶”。約1008年，成都16家官商聯合用楮樹皮紙印刷憑證，上有圖案、密碼、劃押、圖章等印記，麵額依領用人所交現款臨時填寫，作為支付憑證流通。
這種“交子”，又名“楮幣”。這時的“交子”，隻是一種存款和取款憑據，而非貨幣。後因發現發行商拮據或破產不能兌現被禁止發行。
宋仁宗天聖元年（1023年），政府在成都設益州交子務，由京朝官一二人擔任監官主持交子發行，並“置抄紙院，以革偽造之弊”，嚴格其印製過程。這便是我國最早由政府正式發行的紙幣――“官交子”。它比美國（1692年）、法國（1716年）等西方國家發行紙幣要早六七百年，因此也是世界上發行最早的紙幣。
“官交子”發行初期，其形製是仿照民間“私交”，麵額依然是臨時填寫，加蓋本州州印，隻是分了一定等級，從1貫到10貫。並規定了流通的範圍。宋仁宗時（1039年起），一律改為五貫和十貫兩種。到宋神宗時（1068年起），又改為一貫和五百文兩種。發行額也有限製，規定分界發行，每界三年（實足二年），界滿兌換新交子。首屆交子發行1256340貫，備本錢360000貫（以四川的鐵錢為鈔本），準備金相當於發行量的28%。後來因供應軍需超額發行，交子嚴重貶值。1105年遂停止發行，改用“錢引”。
“交子”的流通範圍也基本上限於在四川境內，後來雖在陝西、河東有所流行，但不久就廢止了。
宋徽宗大觀元年（1107年），宋朝政府改“交子”為“錢引”，改“交子務”為“錢引務”。除四川、福建、浙江、湖廣等地仍沿用“交子”外，其它諸路均改用“錢引”。後四川也於大觀三年(1109年)改交子為錢引。“錢引”與“交子”的最大區別，是它以“緡”為單位。“錢引”的紙張、印刷、圖畫和印鑒都很精良。但“錢引”不置鈔本，不許兌換，隨意增發，因此紙券價值大跌，到南宋嘉定時期，每緡隻值現錢一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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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嘉師雖然對經濟學什麽的兩眼一抹黑，但是他同樣很清楚交子的失敗經曆，更多的就是一種錢幣發行的惡性循環。
因為北宋以及南宋在這一方麵根本沒有足夠的錢幣儲備，大量發行超過儲備價值的交子，必然會導致交子的迅速以及大幅度的貶值。
這種貶值是對一個國家的很嚴重的危害，尤其是對於普通人而言，他們所持有的交子一旦大幅度貶值，對於他們的資產而言，就是一種嚴重的虧空。
可以說，這也是交子以及後來的錢引沒有得到預期效果，甚至是帶來一個惡性循環的最根本原因。
而王莽以及王氏家族眼下所經曆的情況也就是如同交子的失敗那樣，完全是由於發行各種寶貨的王氏家族根本沒有足夠的相應價值財產作為後盾，最後導致了寶貨的價值大幅度貶低。
這樣的情況一旦是有了一個開端，那麽就很有可能會因為一連串的惡性循環。
王莽以及王氏家族寄予厚望的寶貨，其成色以及價值確實是相對較高。但是同樣也是因為王氏家族以及王莽自己的問題，導致了“寶貨維持良幣地位”的解決辦法，最終成為了美好的鏡花水月。
不僅僅是如此，王氏家族在這一次的展現當中，可以說讓其家族多年以來的積累幾乎是揮霍幹淨，而其相當一部分的黨羽，也是越發不滿王氏家族的強硬以及王氏家族越發虛弱的現實，最終脫離了王氏家族這一艘越發殘舊的船隻。
但是對於王氏家族而言，最要命的地方還不是這些實力的損失，而是王莽以及王氏家族的強硬推行寶貨，居然導致了趙郡以及齊郡的農民，不堪自己越發窮困，最終爆發了起義。
而曆史車輪的慣性，卻在這一次再次展現出相應的威力。
因為這一次起義，很快就愈演愈烈，而且有一支起義軍的首領，則是曆史上同時期相當有名的樊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