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章 走出坑人的教育誤區(5)
好媽媽勝過好老師——一個教育專家16年的教子手記 作者：尹建莉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三是讓孩子學會自己管理自己。這是最關鍵，也是最難的。絕大多數網絡成癮的孩子，他們家長的共同特點就是經常去“管”孩子，對孩子不斷提出限製性要求。他們的目的也是想讓孩子學會自我管理，就經常告訴孩子你應該這樣，應該那樣。單看家長給孩子提出的安排，確實是很好，很合理。家長正是由於相信他做出的安排會變成孩子自己的安排，所以不厭其煩地提醒孩子該做這事了、該做那事了。事實是，你把所有的“管理”都擔負起來了，孩子哪裏還有機會去學習自我管理呢？
四是在具體言行中多運用逆向思維。例如前麵提到的，把上網作為“任務”或“懲罰手段”，而不是獎勵手段來運用。這算是一個小技巧。
這幾條很好理解。在具體操作中，家長們要注意和反思的是：
你的每句話、每個動作，對目的是成全的還是破壞的，在孩子內心強化的是哪一個效果。比如，你想讓孩子多讀課外書，就把孩子硬從電腦前拉開，塞給他一本書，告訴他要多讀書少玩遊戲——這樣做其實更破壞了他讀書的興趣，強化了他對遊戲的欲望。還有家長急於讓孩子學會自我管理，就給孩子規定嚴格的作息時間，特別是嚴格的遊戲時間，一旦孩子安排得不好，就批評他不善於管理自己——這樣，就奪走了孩子學會自我管理的機會。如果隻是為了“管住”孩子，你完全可以這樣做，做起來也很簡單；如果想要“教育”孩子，讓他學會自我管理，則要家長動許多腦筋。
至於有些遊戲充滿暴力與色情，家長應盡量阻止未成年孩子玩這類遊戲。同時要給孩子正麵引導，讓他選擇那些內容健康的遊戲。暴力與色情不是遊戲的本質屬性，如同有的書刊也充滿色情與暴力，可這並不是書刊的本質屬性。我們隻是不允許孩子看內容低下的書，但不能因此不讓他看書。
另外，建議孩子玩單機遊戲，不玩網絡遊戲。前一種玩到一定時間可以結束，後一種由於不斷升級，總也不能結束。
5 “兒童多動症”是個謊言
“多動症診斷量表”，如此粗製濫造、愚蠢做作的東西，竟然被當作主要檢查工具給兒童使用。它哪裏隻是張量表，簡直就是診斷圈套。“兒童多動症”的真正“致病原因”是成人犯了兩個錯誤：錯誤的兒童觀，錯誤的教育方法。
近年來，“兒童多動症”似乎成了流行病。僅僅在我周圍，就有不少孩子莫名其妙地患上了這個病，其中一部分孩子開始服藥治療。
可是，我明明清楚地看到了這些孩子“症狀”的出處——他們的家長或嚴厲或溺愛，教育方法都出現了明顯的錯誤。正是這些錯誤，給了孩子巨大的心理壓力。孩子身上的“症狀”，幾乎都是在反抗不得當的教育中被扭曲的表現。同時，我沒見到哪個孩子僅靠吃藥治好了“多動症”，相反，吃藥後越來越像病人，“病情”越來越嚴重的孩子倒不少。
“兒童多動症”這個詞越來越像根刺不時地刺痛著我，促使我去關注這件事。
我前幾年在一所小學接觸過一個男孩。當時這個男孩上小學二年級，被認為患有嚴重的“多動症”。
男孩以前在另一所小學上學，從上一年級開始就表現出不安分。上課滿教室亂跑，誰都管不住他，課堂秩序經常被攪亂，弄得老師無法上課。他總是無端地攻擊同學，惡劣到把同學的頭摁到小便池裏，用蚊香燙同學，至於把同學抓傷就更常見了。這遭到很多家長的抗議，原來的小學實在沒辦法，要求他轉學。他上二年級時就被轉到了現在的小學。
但轉學後情況絲毫沒變，新學校也沒辦法，隻好讓他的家人陪著他上學。他奶奶每天影子似的跟著他，寸步不離。上課時和他同坐一個桌子，摁著不讓他起來搗亂；下課了抓著他的雙手在走廊裏，不讓他和別的同學玩，怕他傷害別的同學。這個孩子在學校很出名，連校長都發愁，不知該拿他怎麽辦。
我第一次看見這個孩子是在教室走廊裏，下課後同學們都活蹦亂跳，三三兩兩地玩。隻有他，雙手被奶奶緊緊地鉗著，什麽都不能幹。看樣子他時刻想掙脫，但又掙不開，眼睛看著別的同學，似渴望又無奈也有敵意，像個小囚徒。
他的班主任很肯定地認為這個孩子有多動症，告訴我說，他家人帶他到醫院的精神科看過，這是醫生診斷出來的。醫生要求他吃藥，並說要至少服用三年。他吃了三個月，沒有一點效果，而藥又很貴，爺爺奶奶可能是出於經濟上的考慮，給他停藥了。老兩口隻有一人有退休金。
和這個孩子以及他奶奶簡單聊過幾句後，不知為什麽，直覺認為男孩應該是個正常孩子。後來了解了一下他的家庭，基本上肯定“病因”就在他的家庭教育上。
男孩父母是未婚同居，他出生後父母就分手了。男孩的媽媽是來自南方的一個打工的女孩，回了南方後，從此杳無音信；他父親不知在哪裏混日子，行蹤從不告訴家裏，半年或一年回家打個照麵，根本不管孩子。男孩的爺爺是個脾氣暴躁的人，當年對自己的兒子非打即罵，現在又用對待兒子的方法來“教育”孫子，尤其把對兒子的不滿經常發泄到孫子身上。他的奶奶則是整天包辦孩子的一切，又成龍心切，恨不得馬上把孫子培養成個人才，來彌補兒子給家庭帶來的羞愧，所以整天要求男孩要這樣要那樣的，還時常數落他。
在這樣“野蠻環境”下長大的孩子，怎麽可能不是個小野人？看到男孩這麽小，已像個壞蛋和囚犯似的活著，我非常心疼這個孩子，覺得如果不想辦法改善，他將來隻能有兩個去處——監獄或神經病院。於是，我對他進行了為期近一年的心理矯治工作。
但我並不是直接給孩子做“思想工作”，而是從消滅“病根”做起，把主要精力放在改善他的生存環境上。
男孩的真正監護人和撫養人是他的爺爺、奶奶，所以我的主要工作對象是這兩位老人。初期，我頻繁地和他爺爺奶奶談話，後來也定期和他們接觸。我的工作目的其實很簡單，就是要求他們不打罵孩子，尊重孩子，不要給孩子壓力。這一點要求看似簡單，實則兩位老人很難做到，他們已習慣了以前的教育方式。我就反複給他們講，讓他們明白粗暴的教育方式和孩子行為之間的因果關係，並以規則的形式確定一些基本的行為原則。同時從細節上輔導他們如何和孩子相處，如何和孩子說話。
改變成人比改變孩子困難得多，但不改變成人，孩子就不可能改變。整個過程中，我特別注意對他們情緒的把握，首先讓他們接受我，對我沒有情緒上的抵觸，繼而接受我的觀點。兩位老人慢慢開始信任我，再加上我不斷的工作，終於促使他們相信自己的教育方法和孩子的問題之間有必然的因果關係，他們逐漸改變教育觀念，放棄了原來粗暴的方法，不再打罵孩子，孩子隨之出現了很大的變化。
同時，我還經常找孩子的班主任，盡量改變班主任對孩子的看法，讓班主任相信他沒病，是個正常孩子。我和班主任一起想辦法，通過讓孩子為班裏做點事來製造孩子的成就感，對他形成肯定與激勵。當班主任不再用異樣的眼光看待孩子時，班裏的同學們也跟著改變了態度。
我也和這個孩子有過幾次交流，我和他的談話內容主要是動畫片和畫畫兒，因為他喜歡這兩樣事情，還互相講故事講笑話。我還邀請他和他奶奶到我家裏玩，並把他給我畫的畫兒貼到我家牆上。他隻要來到我這裏，我就讓他感到自己是個非常正常的孩子，讓他在情緒上愉快而放鬆。這樣，孩子和我相處幾次後，不僅沒有敵意，甚至產生了情感依賴。當我確信我和孩子間已建立起友好信任的關係時，適時地向他提出了不許打人、上課不許下座位的要求。他接受我的意見時，絲毫沒有勉強，他的眼睛裏閃現著愉快和幸福的光澤。
我的工作取得了非常明顯的效果。四個月後，男孩就不需要有人跟著上學了，他開始有了自我約束力，不再主動攻擊別人。一年以後，男孩就再也不打架了。論打架能力他應該還很強，但他似乎有比別的孩子更強烈的避免衝突的意識。有兩次別的同學打他，他居然能做到抱頭蹲在地上忍著。
我分析他的忍耐力可能來源於他非常珍惜自己“是個正常孩子，而不是有病兒童”這樣的改變，即使偶爾挨打，也比別人用異樣的眼光看他好。現在這個孩子馬上要升入小學五年級，學習成績中等，在遵守紀律等其他方麵都完全正常了。他的一雙小手再也不需要被大人鉗住，他獲得了自由，真正有了同學和朋友。
這個患有嚴重“多動症”的孩子就這樣痊愈了，這讓我對“多動症”有了更多的疑惑。
2007年夏天，國內權威報紙之一《北京青年報》發表署名記者趙新培的《多動症兒童，暑期就診增三成》一文。文中引用北京安定醫院兒童精神科主任鄭毅教授的話說“北京兒童注意缺陷多動障礙（多動症）的發病率已經高達4％—5％”。2007年10月7日，同一張報紙上又刊登一位叫朱珠的人寫的《兒童多動症，告別紅處方》，稱“據權威調查結果顯示，我國學齡兒童的多動症患病率為4.31%—5.83%”。按照這個比例算下來，估計全國共有患兒近兩千萬！我又從網上查了一下相關資料，資料顯示近年世界各國都有兒童多動症的發病統計，一般從4%—14％不等，例如美國的發病率為10％—20%，個別國家甚至統計為40％——什麽疾病的發病率能達到這麽高呢，傳染病也不至於如此吧！這麽大麵積發作的全球性公共疾病，它到底是一種什麽病？
這時我看到了兩本書：一本是德國自然科學家、最佳醫藥記者耶爾格·布勒希的《疾病發明者》；另一本是美國著名記者蘭德爾·菲茨傑拉德的《百年謊言》。這兩本書都用翔實的資料和和透徹的剖析，揭露了現代醫藥發展中出現的種種“陷阱”與“黑幕”。他們不約而同地對“兒童多動症”提出質疑，認為這是一種無端地被製造和擴大化的“疾病”。
看完這兩本書後，我又上網查閱了一些相關資料，同時重新翻閱了意大利著名教育家、神經病學博士蒙台梭利的教育論著，把所有的資料綜合起來，基本上可以得到一個清晰的認識——也許不能絕對地說“兒童多動症”這個病不存在，因為它到目前仍然是個懸而未決的事；但就目前的診斷概念來說，它是不真實的。當下對該疾病的診斷如同把所有咳嗽幾聲的人都斷定為肺癌患者一樣毫無道理——從這個意義上說，“兒童多動症”是個謊言。
一、從名稱的變遷，看疾病的無中生有
現代醫學的發展，使人們企圖用醫學解釋一切需要改善和矯治的現象。孩子“不乖”自古就令許多人頭痛，於是這個問題進入了醫生們的視野。早在一百六十多年前的1845年，法國精神科醫生霍夫曼寫了一本書《蓬頭彼得》，描寫了一個活動過度的兒童，這提醒人們對兒童躁動不安現象的關注。一個世紀後的1947年，有專家猜測少數兒童過度活動是由腦損傷引起的，故將該現象命名為“腦損傷綜合征”。由於這樣定義不足以解釋大腦從未受傷的孩子們好動的表現，腦損傷之說行不通，就有人提出這是“腦輕微損傷”的結果。可是，“腦輕微損傷”說在許多兒童的生理檢查中根本找不到，在成長過程中也無跡可尋，這樣命名也行不通。於是，就離開大腦，提出“行為功能障礙”——這個名稱回避了病因不清的尷尬，隻是以“表現”來命名。可這個名稱由於概念太模糊，被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禁止。但兒童行為不乖已被醫療界認定為一種需要治療的疾病。1962年，一個國際兒童神經科學工作會議決定在本病病因尚未搞清之前，暫時定名為“輕微腦功能失調”（minimal brain dysfunction，簡稱mbd）。1980年，美國公布的《精神障礙診斷和統計手冊》中，將此命名為“注意缺失障礙”（attentional deficit disorder，簡稱add）。最後，在1987年，美國精神科醫生發明出現在最廣泛的名稱“注意缺陷多動症”（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簡稱adhd）。[6]
從名稱的演變可以看到，病症名稱產生於猜測，又隨著人們對猜測的懷疑而調整。逐漸由硬性特征過渡到模糊特征，由可察性過渡到不可察性。它不是由於深入研究探索而使事情向真相靠近，隻是為了保留猜測的合理，讓名稱變得有更大的解釋空間。
名稱的演變實現了兩個目的：第一擺脫診斷學上的尷尬；第二成為普遍適用的病症。
由於疾病本身尚屬猜測，如何診斷就成了問題。但現實是，很多孩子被言之鑿鑿地確診為患了“注意缺陷多動症”（adhd）。那麽，我們看看這個病是怎樣被診斷出來的。
二、診斷上的輕率與簡單
從資料來看，“多動症”檢查基本是主觀判斷，很少有客觀依據。有的醫生也會做腦神經檢查和生物指標化驗，但這些對大多數體格無明顯缺陷的兒童無意義，且各項生化指標與病症的形成關係也屬於猜測，不具有切實的臨床診斷意義。
我問了幾個被診斷為有多動症兒童的家長，有國內的有國外的。接受的診斷手段都差不多，主要是醫生向家長詢問情況，和兒童談話，並對兒童行為進行觀察，另外使用“診斷量表”，根據量表得分，判斷孩子是不是多動症。
量表似乎是一種客觀診斷手段，它最能讓人相信醫生診斷的準確性。真是這樣嗎？
四是在具體言行中多運用逆向思維。例如前麵提到的，把上網作為“任務”或“懲罰手段”，而不是獎勵手段來運用。這算是一個小技巧。
這幾條很好理解。在具體操作中，家長們要注意和反思的是：
你的每句話、每個動作，對目的是成全的還是破壞的，在孩子內心強化的是哪一個效果。比如，你想讓孩子多讀課外書，就把孩子硬從電腦前拉開，塞給他一本書，告訴他要多讀書少玩遊戲——這樣做其實更破壞了他讀書的興趣，強化了他對遊戲的欲望。還有家長急於讓孩子學會自我管理，就給孩子規定嚴格的作息時間，特別是嚴格的遊戲時間，一旦孩子安排得不好，就批評他不善於管理自己——這樣，就奪走了孩子學會自我管理的機會。如果隻是為了“管住”孩子，你完全可以這樣做，做起來也很簡單；如果想要“教育”孩子，讓他學會自我管理，則要家長動許多腦筋。
至於有些遊戲充滿暴力與色情，家長應盡量阻止未成年孩子玩這類遊戲。同時要給孩子正麵引導，讓他選擇那些內容健康的遊戲。暴力與色情不是遊戲的本質屬性，如同有的書刊也充滿色情與暴力，可這並不是書刊的本質屬性。我們隻是不允許孩子看內容低下的書，但不能因此不讓他看書。
另外，建議孩子玩單機遊戲，不玩網絡遊戲。前一種玩到一定時間可以結束，後一種由於不斷升級，總也不能結束。
5 “兒童多動症”是個謊言
“多動症診斷量表”，如此粗製濫造、愚蠢做作的東西，竟然被當作主要檢查工具給兒童使用。它哪裏隻是張量表，簡直就是診斷圈套。“兒童多動症”的真正“致病原因”是成人犯了兩個錯誤：錯誤的兒童觀，錯誤的教育方法。
近年來，“兒童多動症”似乎成了流行病。僅僅在我周圍，就有不少孩子莫名其妙地患上了這個病，其中一部分孩子開始服藥治療。
可是，我明明清楚地看到了這些孩子“症狀”的出處——他們的家長或嚴厲或溺愛，教育方法都出現了明顯的錯誤。正是這些錯誤，給了孩子巨大的心理壓力。孩子身上的“症狀”，幾乎都是在反抗不得當的教育中被扭曲的表現。同時，我沒見到哪個孩子僅靠吃藥治好了“多動症”，相反，吃藥後越來越像病人，“病情”越來越嚴重的孩子倒不少。
“兒童多動症”這個詞越來越像根刺不時地刺痛著我，促使我去關注這件事。
我前幾年在一所小學接觸過一個男孩。當時這個男孩上小學二年級，被認為患有嚴重的“多動症”。
男孩以前在另一所小學上學，從上一年級開始就表現出不安分。上課滿教室亂跑，誰都管不住他，課堂秩序經常被攪亂，弄得老師無法上課。他總是無端地攻擊同學，惡劣到把同學的頭摁到小便池裏，用蚊香燙同學，至於把同學抓傷就更常見了。這遭到很多家長的抗議，原來的小學實在沒辦法，要求他轉學。他上二年級時就被轉到了現在的小學。
但轉學後情況絲毫沒變，新學校也沒辦法，隻好讓他的家人陪著他上學。他奶奶每天影子似的跟著他，寸步不離。上課時和他同坐一個桌子，摁著不讓他起來搗亂；下課了抓著他的雙手在走廊裏，不讓他和別的同學玩，怕他傷害別的同學。這個孩子在學校很出名，連校長都發愁，不知該拿他怎麽辦。
我第一次看見這個孩子是在教室走廊裏，下課後同學們都活蹦亂跳，三三兩兩地玩。隻有他，雙手被奶奶緊緊地鉗著，什麽都不能幹。看樣子他時刻想掙脫，但又掙不開，眼睛看著別的同學，似渴望又無奈也有敵意，像個小囚徒。
他的班主任很肯定地認為這個孩子有多動症，告訴我說，他家人帶他到醫院的精神科看過，這是醫生診斷出來的。醫生要求他吃藥，並說要至少服用三年。他吃了三個月，沒有一點效果，而藥又很貴，爺爺奶奶可能是出於經濟上的考慮，給他停藥了。老兩口隻有一人有退休金。
和這個孩子以及他奶奶簡單聊過幾句後，不知為什麽，直覺認為男孩應該是個正常孩子。後來了解了一下他的家庭，基本上肯定“病因”就在他的家庭教育上。
男孩父母是未婚同居，他出生後父母就分手了。男孩的媽媽是來自南方的一個打工的女孩，回了南方後，從此杳無音信；他父親不知在哪裏混日子，行蹤從不告訴家裏，半年或一年回家打個照麵，根本不管孩子。男孩的爺爺是個脾氣暴躁的人，當年對自己的兒子非打即罵，現在又用對待兒子的方法來“教育”孫子，尤其把對兒子的不滿經常發泄到孫子身上。他的奶奶則是整天包辦孩子的一切，又成龍心切，恨不得馬上把孫子培養成個人才，來彌補兒子給家庭帶來的羞愧，所以整天要求男孩要這樣要那樣的，還時常數落他。
在這樣“野蠻環境”下長大的孩子，怎麽可能不是個小野人？看到男孩這麽小，已像個壞蛋和囚犯似的活著，我非常心疼這個孩子，覺得如果不想辦法改善，他將來隻能有兩個去處——監獄或神經病院。於是，我對他進行了為期近一年的心理矯治工作。
但我並不是直接給孩子做“思想工作”，而是從消滅“病根”做起，把主要精力放在改善他的生存環境上。
男孩的真正監護人和撫養人是他的爺爺、奶奶，所以我的主要工作對象是這兩位老人。初期，我頻繁地和他爺爺奶奶談話，後來也定期和他們接觸。我的工作目的其實很簡單，就是要求他們不打罵孩子，尊重孩子，不要給孩子壓力。這一點要求看似簡單，實則兩位老人很難做到，他們已習慣了以前的教育方式。我就反複給他們講，讓他們明白粗暴的教育方式和孩子行為之間的因果關係，並以規則的形式確定一些基本的行為原則。同時從細節上輔導他們如何和孩子相處，如何和孩子說話。
改變成人比改變孩子困難得多，但不改變成人，孩子就不可能改變。整個過程中，我特別注意對他們情緒的把握，首先讓他們接受我，對我沒有情緒上的抵觸，繼而接受我的觀點。兩位老人慢慢開始信任我，再加上我不斷的工作，終於促使他們相信自己的教育方法和孩子的問題之間有必然的因果關係，他們逐漸改變教育觀念，放棄了原來粗暴的方法，不再打罵孩子，孩子隨之出現了很大的變化。
同時，我還經常找孩子的班主任，盡量改變班主任對孩子的看法，讓班主任相信他沒病，是個正常孩子。我和班主任一起想辦法，通過讓孩子為班裏做點事來製造孩子的成就感，對他形成肯定與激勵。當班主任不再用異樣的眼光看待孩子時，班裏的同學們也跟著改變了態度。
我也和這個孩子有過幾次交流，我和他的談話內容主要是動畫片和畫畫兒，因為他喜歡這兩樣事情，還互相講故事講笑話。我還邀請他和他奶奶到我家裏玩，並把他給我畫的畫兒貼到我家牆上。他隻要來到我這裏，我就讓他感到自己是個非常正常的孩子，讓他在情緒上愉快而放鬆。這樣，孩子和我相處幾次後，不僅沒有敵意，甚至產生了情感依賴。當我確信我和孩子間已建立起友好信任的關係時，適時地向他提出了不許打人、上課不許下座位的要求。他接受我的意見時，絲毫沒有勉強，他的眼睛裏閃現著愉快和幸福的光澤。
我的工作取得了非常明顯的效果。四個月後，男孩就不需要有人跟著上學了，他開始有了自我約束力，不再主動攻擊別人。一年以後，男孩就再也不打架了。論打架能力他應該還很強，但他似乎有比別的孩子更強烈的避免衝突的意識。有兩次別的同學打他，他居然能做到抱頭蹲在地上忍著。
我分析他的忍耐力可能來源於他非常珍惜自己“是個正常孩子，而不是有病兒童”這樣的改變，即使偶爾挨打，也比別人用異樣的眼光看他好。現在這個孩子馬上要升入小學五年級，學習成績中等，在遵守紀律等其他方麵都完全正常了。他的一雙小手再也不需要被大人鉗住，他獲得了自由，真正有了同學和朋友。
這個患有嚴重“多動症”的孩子就這樣痊愈了，這讓我對“多動症”有了更多的疑惑。
2007年夏天，國內權威報紙之一《北京青年報》發表署名記者趙新培的《多動症兒童，暑期就診增三成》一文。文中引用北京安定醫院兒童精神科主任鄭毅教授的話說“北京兒童注意缺陷多動障礙（多動症）的發病率已經高達4％—5％”。2007年10月7日，同一張報紙上又刊登一位叫朱珠的人寫的《兒童多動症，告別紅處方》，稱“據權威調查結果顯示，我國學齡兒童的多動症患病率為4.31%—5.83%”。按照這個比例算下來，估計全國共有患兒近兩千萬！我又從網上查了一下相關資料，資料顯示近年世界各國都有兒童多動症的發病統計，一般從4%—14％不等，例如美國的發病率為10％—20%，個別國家甚至統計為40％——什麽疾病的發病率能達到這麽高呢，傳染病也不至於如此吧！這麽大麵積發作的全球性公共疾病，它到底是一種什麽病？
這時我看到了兩本書：一本是德國自然科學家、最佳醫藥記者耶爾格·布勒希的《疾病發明者》；另一本是美國著名記者蘭德爾·菲茨傑拉德的《百年謊言》。這兩本書都用翔實的資料和和透徹的剖析，揭露了現代醫藥發展中出現的種種“陷阱”與“黑幕”。他們不約而同地對“兒童多動症”提出質疑，認為這是一種無端地被製造和擴大化的“疾病”。
看完這兩本書後，我又上網查閱了一些相關資料，同時重新翻閱了意大利著名教育家、神經病學博士蒙台梭利的教育論著，把所有的資料綜合起來，基本上可以得到一個清晰的認識——也許不能絕對地說“兒童多動症”這個病不存在，因為它到目前仍然是個懸而未決的事；但就目前的診斷概念來說，它是不真實的。當下對該疾病的診斷如同把所有咳嗽幾聲的人都斷定為肺癌患者一樣毫無道理——從這個意義上說，“兒童多動症”是個謊言。
一、從名稱的變遷，看疾病的無中生有
現代醫學的發展，使人們企圖用醫學解釋一切需要改善和矯治的現象。孩子“不乖”自古就令許多人頭痛，於是這個問題進入了醫生們的視野。早在一百六十多年前的1845年，法國精神科醫生霍夫曼寫了一本書《蓬頭彼得》，描寫了一個活動過度的兒童，這提醒人們對兒童躁動不安現象的關注。一個世紀後的1947年，有專家猜測少數兒童過度活動是由腦損傷引起的，故將該現象命名為“腦損傷綜合征”。由於這樣定義不足以解釋大腦從未受傷的孩子們好動的表現，腦損傷之說行不通，就有人提出這是“腦輕微損傷”的結果。可是，“腦輕微損傷”說在許多兒童的生理檢查中根本找不到，在成長過程中也無跡可尋，這樣命名也行不通。於是，就離開大腦，提出“行為功能障礙”——這個名稱回避了病因不清的尷尬，隻是以“表現”來命名。可這個名稱由於概念太模糊，被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禁止。但兒童行為不乖已被醫療界認定為一種需要治療的疾病。1962年，一個國際兒童神經科學工作會議決定在本病病因尚未搞清之前，暫時定名為“輕微腦功能失調”（minimal brain dysfunction，簡稱mbd）。1980年，美國公布的《精神障礙診斷和統計手冊》中，將此命名為“注意缺失障礙”（attentional deficit disorder，簡稱add）。最後，在1987年，美國精神科醫生發明出現在最廣泛的名稱“注意缺陷多動症”（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簡稱adhd）。[6]
從名稱的演變可以看到，病症名稱產生於猜測，又隨著人們對猜測的懷疑而調整。逐漸由硬性特征過渡到模糊特征，由可察性過渡到不可察性。它不是由於深入研究探索而使事情向真相靠近，隻是為了保留猜測的合理，讓名稱變得有更大的解釋空間。
名稱的演變實現了兩個目的：第一擺脫診斷學上的尷尬；第二成為普遍適用的病症。
由於疾病本身尚屬猜測，如何診斷就成了問題。但現實是，很多孩子被言之鑿鑿地確診為患了“注意缺陷多動症”（adhd）。那麽，我們看看這個病是怎樣被診斷出來的。
二、診斷上的輕率與簡單
從資料來看，“多動症”檢查基本是主觀判斷，很少有客觀依據。有的醫生也會做腦神經檢查和生物指標化驗，但這些對大多數體格無明顯缺陷的兒童無意義，且各項生化指標與病症的形成關係也屬於猜測，不具有切實的臨床診斷意義。
我問了幾個被診斷為有多動症兒童的家長，有國內的有國外的。接受的診斷手段都差不多，主要是醫生向家長詢問情況，和兒童談話，並對兒童行為進行觀察，另外使用“診斷量表”，根據量表得分，判斷孩子是不是多動症。
量表似乎是一種客觀診斷手段，它最能讓人相信醫生診斷的準確性。真是這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