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當“城市化”遭遇“逆城市化”（上）(1)
危機中的憂與思（財經郎眼07） 作者：郎鹹平 王牧笛 王今等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從2010年8月1日起，西部重鎮重慶將開啟一個當下中國規模最大的城市化運動。按照重慶市人民政府《關於統籌城鄉戶籍製度改革的意見》，到2020年，重慶將形成在主城區聚集1000萬城鎮居民，非農戶籍人口比重升至60%，城鄉一體的戶籍製度體係。農民可以充分享受城鎮的住房、教育、醫療等優惠政策。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東部沿海的浙江出現了不願意進城落戶，或把戶口從城市中反遷回農村的“逆城市化”現象，部分城鎮甚至出現公務員把戶口遷入農村，願意回村裏“當農民”的怪事。一時間“進城”、“出城”成為了各大媒體爭相報道的熱點話題。
土地的誘惑
根據2010年8月15日新華網的報道，浙江全省“農轉非”數量從2004年的57.7萬人降到2009年的18.9萬人，降幅高達67%。更有意思的是，杭州、義烏、桐鄉等地有200多名公務員把戶口回遷到了農村。這些詭異現象的背後其實就是土地的利益。
（嘉賓介紹：李銀，資深媒體人）
王牧笛：咱們今天的話題跟城市相關，叫“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網友調侃說，城市讓我們的生活更煩惱，而不是更美好，從美好到煩惱。我們看看現在中國的兩個地方，兩個截然不同的故事。重慶，可能是當下中國最浩浩蕩蕩的“城市化”潮流，農民成為市民。而在東部沿海，尤其是浙江，現在也是浩浩蕩蕩、暗潮湧動，叫“逆城市化”潮流。咱們先看看這兩個故事：從2010年8月1日起，西部重鎮重慶將開啟一個當下中國規模最大的城市化運動。按照重慶市人民政府《關於統籌城鄉戶籍製度改革的意見》，到2020年，重慶將形成在主城區聚集1000萬城鎮居民，非農戶籍人口比重升至60%，城鄉一體的戶籍製度體係。農民可以充分享受城鎮的住房、教育、醫療等優惠政策。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東部沿海的浙江出現了不願意進城落戶，或把戶口從城市中反遷回農村的“逆城市化”現象，部分城鎮甚至出現公務員把戶口遷入農村，願意回村裏“當農民”的怪事。一時間“進城”、“出城”成為了各大媒體爭相報道的熱點話題。
王牧笛：這是現代版的《圍城》，城裏的人想出來，城外的人想進去。其實“逆城市化”這個概念是美國地理學家波恩在1976年提出來的。它指的是西方國家的“城市化”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人口增多、交通擁擠、環境汙染等“城市病”越來越嚴重之後，大量城市人口開始往郊區或者農村流動。
李銀：你還忘了一個條件，就是富裕程度，足夠支撐他們向外遷移。但就現在的中國來說，我個人覺得還不是“逆城市化”。你們注意到沒有，其實浙江、江蘇那一帶的富裕程度非常高的。如果不是因為那裏農村的土地具有增值潛能的話，人們會願意回去嗎？
王牧笛：所以這是土地的誘惑。
郎鹹平：我們跟美國是完全不一樣的。什麽叫“逆城市化”？就是社會富裕了，老百姓更有錢了。美國“逆城市化”的時候，第一步，富人先搬出去，因為他們很有能力，有錢，可以把自己照顧得很好。他們搬出去之後，附近的一些基礎設施就建起來了。第二步，中產階級搬出去，因為富人搬出去之後，相關配套設施也慢慢出來了。
李銀：它能帶動，有輻射的。
郎鹹平：對，更多配套設施出來了後，一些工廠也搬出去了，到最後形成一個具有多項功能的小城鎮。這小城鎮交通不擁擠，環境優雅，治安良好，工廠、公司又都在附近，慢慢就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依附於大城市的小城鎮，這就是一個富裕社會發展到最後的必然結果。
王牧笛：西方發達國家的“逆城市化”是因為中產階級這幫富裕的人群搬到了郊區。他們是怎麽想的呢？他們覺得在節奏繁忙的城市裏麵，沒有野營燒烤、沒有休閑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
李銀：他們需要家庭生活。
郎鹹平：所以中國的烤肉架在美國賣得特別好。
王牧笛：是中國製造吧？
郎鹹平：中國製造。他們後院裏都放一個中國製造的烤肉架，下了班在家烤烤肉，再一起遊遊泳，一家人和和睦睦的，生活過得非常愉快。跟我們是完全不一樣的。我舉個例子，根據2010年8月15日新華網的報道，浙江全省“農轉非”數量從2004年的57.7萬人降到2009年的18.9萬人，降幅高達67%。這種現象太有意思了，難道這代表說我們的“逆城市化”是我們富裕的開始嗎？
王牧笛：我們平常說的是“農轉非”，現在這個詞叫“非轉農”。為什麽會出現“非轉農”？其實就是土地的利益。
郎鹹平：我這還有一個數據，杭州、義烏、桐鄉等地有200多名公務員把戶口遷到農村了，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爭奪補償分紅。你看在我們“城市化”快的地區，農民即使什麽都不幹，靠租土地一年坐收幾十萬。
李銀：我們的“逆城市化”其實就是基於嚴重的分配失衡，但這個並不是真正的“逆城市化”。我跟您舉個例子，廣州新塘那邊的很多村民就不願意把戶口遷到城市來，為什麽？就是因為他們也等著分紅。
王牧笛：因為這個戶口不單單是一張紙，戶口的背後有好多配套的福利，所以這次這個“逆城市化”被媒體解讀為一個“偽命題”。就是說它是一個由利益或者是土地誘惑所催生出的“逆城市化”。就像我們剛剛講的，土地現在越來越值錢了，透過土地可以拿到很多高額的回報。
李銀：對，尤其是郊區的土地。
王牧笛：這也是中國城市化的另一個注腳，就是由於城市的不斷擴張，需要不斷地征用土地，所以你有農村戶口，就能夠享受土地增值的紅利。
李銀：日本有一個學者叫大江守之，他把都市圈的成長曆程劃分為四個階段，第一個是“城市化”，“郊區化”是第二階段，第三個就是“逆城市化”，最後才是“再城市化”，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都市圈，像日本的東京、美國的紐約，還有英國的倫敦，都是輻射影響。對目前的中國來說，我們剛剛到“郊區化”這個階段。
王牧笛：其實美國也經曆過“郊區化”。剛才我們講的是美國的中產階級、有錢階層跑到郊區買房子，形成一種舒適的生活。但是我們的“郊區化”可能更多看中的是郊區的土地。
李銀：對，我們現在還在建設郊區。
郎鹹平：我們現在能“郊區化”嗎？萬科不是在北京的順義開發一項地產嘛，還自備到城區的巴士，為什麽？因為當時沒有配套。請你想想，如果你住到那個鬼地方去，早上8點鍾出門，再碰上塞車，中午才能到市區。有錢人敢搬到郊區去嗎？不敢，隻敢待在市區裏麵，最好住在三環以內。
王牧笛：但是二套房的概念在郊區就很明顯，最近幾年，很多北京有錢人願意到郊區買二套房，我這裏有個數據，54.5%的人有意到郊區投資，70%的人想在郊區買二套房。北京“逆城市化”趨勢越來越明顯。
李銀：我們首先要解決郊區的交通問題，如果不堵塞，也用不了那麽長時間，還有就是郊區的房子便宜。
郎鹹平：一樣的土地問題，就是等它升值。
李銀：對，等它升值。
郎鹹平：這和義烏公務員遷農村去的結果是一樣的。
李銀：和“非轉農”的目的是一樣的，隻不過他們搶先了一步。
郎鹹平：所以現在是怎麽樣？是公務員去搶，有錢有權的人去搶。這個所謂的“逆城市化”太有意思了。
中國土地製度需要二次改革？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一直是農村在反哺城市。走到今天，“城市化”不斷擴張，不斷地征用土地，已經擴張到了農村這個地方。那麽是否能夠通過一種有效的製度運作，讓城市來反哺農村？
李銀：其實像江蘇張家港市的寒山村、浙江紹興縣的新未莊村，還有上海閔行區馬橋鎮的旗忠村，它們都是因為在城市的邊緣，基礎設施建設得較好，然後整個土地被征用，被大規模開發，就出現了所謂的新農村現象。那個地方的人們生活非常好，他們開著高級轎車去城市裏麵上班，回農村住，可能來回不到一個小時的路程。
王牧笛：順著李銀的話，我們從另一個角度切入，這些城裏人跑到農村去是不是能夠帶動農村的發展？比如說德國，德國就有很多這種中小的城鎮。還有當年韓國的“新村運動”。當然還有日本，美國前總統卡特去日本訪問的時候，說你們日本為什麽沒有農村呢？陪同的人告訴他，沿途許多景觀都是農村啊。後來他才明白，原來日本的農村跟城市沒有什麽區別。
李銀：這個我體驗過，坐新幹線，一路過去，你以為就是一個大城市，坐了很久了還是一個大城市。其實不是的，因為日本農村的建築跟城市的建築外觀是沒有區別的。
郎鹹平：穿的衣服也差不多，長得也差不多，你看不出來。
李銀：日本的農民很富裕，他們的收入是城市人的幾倍。如果你在農村住的話，你就是一個有錢人，你可以蓋那種很好的小別墅，然後自己種花養草。但是我們不一樣，我們的公務員拿的是農村的戶口，不是為農村帶來就業機會。他不在農村務農，也不在那兒搞開發，他還是在城市裏麵上班。
王牧笛：所以我們今天是在整個大的城鄉二元結構之下思考這個問題的，其實現在有兩個製度是亟待突破的，一個是我們之前說的戶籍製度，其實戶籍製度要解決的不是戶籍本身，而是戶籍背後龐大的利益集群。另一個就是剛才說的土地製度，因為土地能生錢，而且越來越值錢，土地就是財富，在這個情況之下，拆遷、征地過程中就出現越來越多的跟土地相關的案件。
郎鹹平：沒錯。最近有一些可恨的學者提出要搞土地私有化，一旦搞土地私有化，你曉得是什麽結果嗎？土地迅速增值，它的漲幅不是百分之幾，而是百分之幾千。
李銀：中國的“城市化”自古以來就是征地的開始，比如說早期北宋的開封，人口近百萬，是當時最大的一個城市，它就是征地來的。還有清朝的京城北京，人口過百萬，也是征地來的。問題是現在中國的“城市化”是在土地公有製基礎上的，它怎麽私有化呀？
王牧笛：所以我們剛才聊的東部沿海地區，包括浙江，它們的“逆城市化”是因為土地的誘惑。現在重慶的城市化模式被媒體解讀為土地換戶籍，也是跟土地相關。這是否意味著在這個背後，中國農村土地製度需要一場二次改革啊？
李銀：其實“城市化”就是在做土地改革。很多人在說“城市化”帶來的影響，那你想想看，農民工這個詞怎麽來的？就是因為“城市化”把農民趕到城裏麵去，成為工人，成為農民工。這就是改革的一個切麵。但是如果說“重慶模式”是很成功的話，那它也不可能複製到其他地方。
郎鹹平：重慶模式跟廣東模式各有一點，我覺得可以提出來做個簡單討論。重慶推出一個地票製度，就是說為了避免侵占耕地，因此開發商也好，政府也好，你隻要建房子，就必須先買地票。那地票是什麽意思呢？就是說不管你是在城郊，還是在更偏遠的農村，都無所謂，如果你想拿重慶戶口，就必須放棄宅基地，你要把它複耕為農地，複耕一畝農地給你一畝地票。開發商想開發地產，就必須先買地票，而這個地票一律公開競價。2010年4月份，一畝地票賣到14.4萬塊，全部歸農民。因此偏遠地區的農民也有動力了。就是說這個“城市化”的好處不是隻讓城郊區的農民享有，而是透過地票製度可以讓更偏遠農村的農民也能夠享受到。這在很大程度上能夠化解社會矛盾。廣東呢，也有一個叫深圳模式，它是2009年12月份推出的一個新辦法，就是城中村就地改造，村民選出自己的代表，選出自己的董事長和總經理搞股份有限公司，直接跟開發商談判。
李銀：企業化運作。
郎鹹平：對，集體化運作。
王牧笛：他們的村長一般都是董事長。
郎鹹平：對，村民當股東。除了跟開發商談判，村裏還可以自己蓋，蓋了以後，透過一種比較好的方式分給村民，這樣農民也能夠享受到“城市化”的好處。但是我覺得我們未來應該推動的既不是重慶模式，也不是深圳模式，因為我們很清楚，我們大部分城市既不像重慶那樣是個大農村，也不像深圳那樣缺乏土地。我覺得應該是一種綜合，就是說考慮透過某種形式，把深圳這樣的股份有限公司和像重慶這樣的地票製度綜合起來，結合當地的情況，摸索出一條適合自己的路子。總之，不能再像以前那樣了。
李銀：單打獨鬥不如組合起來。
土地的誘惑
根據2010年8月15日新華網的報道，浙江全省“農轉非”數量從2004年的57.7萬人降到2009年的18.9萬人，降幅高達67%。更有意思的是，杭州、義烏、桐鄉等地有200多名公務員把戶口回遷到了農村。這些詭異現象的背後其實就是土地的利益。
（嘉賓介紹：李銀，資深媒體人）
王牧笛：咱們今天的話題跟城市相關，叫“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網友調侃說，城市讓我們的生活更煩惱，而不是更美好，從美好到煩惱。我們看看現在中國的兩個地方，兩個截然不同的故事。重慶，可能是當下中國最浩浩蕩蕩的“城市化”潮流，農民成為市民。而在東部沿海，尤其是浙江，現在也是浩浩蕩蕩、暗潮湧動，叫“逆城市化”潮流。咱們先看看這兩個故事：從2010年8月1日起，西部重鎮重慶將開啟一個當下中國規模最大的城市化運動。按照重慶市人民政府《關於統籌城鄉戶籍製度改革的意見》，到2020年，重慶將形成在主城區聚集1000萬城鎮居民，非農戶籍人口比重升至60%，城鄉一體的戶籍製度體係。農民可以充分享受城鎮的住房、教育、醫療等優惠政策。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東部沿海的浙江出現了不願意進城落戶，或把戶口從城市中反遷回農村的“逆城市化”現象，部分城鎮甚至出現公務員把戶口遷入農村，願意回村裏“當農民”的怪事。一時間“進城”、“出城”成為了各大媒體爭相報道的熱點話題。
王牧笛：這是現代版的《圍城》，城裏的人想出來，城外的人想進去。其實“逆城市化”這個概念是美國地理學家波恩在1976年提出來的。它指的是西方國家的“城市化”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人口增多、交通擁擠、環境汙染等“城市病”越來越嚴重之後，大量城市人口開始往郊區或者農村流動。
李銀：你還忘了一個條件，就是富裕程度，足夠支撐他們向外遷移。但就現在的中國來說，我個人覺得還不是“逆城市化”。你們注意到沒有，其實浙江、江蘇那一帶的富裕程度非常高的。如果不是因為那裏農村的土地具有增值潛能的話，人們會願意回去嗎？
王牧笛：所以這是土地的誘惑。
郎鹹平：我們跟美國是完全不一樣的。什麽叫“逆城市化”？就是社會富裕了，老百姓更有錢了。美國“逆城市化”的時候，第一步，富人先搬出去，因為他們很有能力，有錢，可以把自己照顧得很好。他們搬出去之後，附近的一些基礎設施就建起來了。第二步，中產階級搬出去，因為富人搬出去之後，相關配套設施也慢慢出來了。
李銀：它能帶動，有輻射的。
郎鹹平：對，更多配套設施出來了後，一些工廠也搬出去了，到最後形成一個具有多項功能的小城鎮。這小城鎮交通不擁擠，環境優雅，治安良好，工廠、公司又都在附近，慢慢就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依附於大城市的小城鎮，這就是一個富裕社會發展到最後的必然結果。
王牧笛：西方發達國家的“逆城市化”是因為中產階級這幫富裕的人群搬到了郊區。他們是怎麽想的呢？他們覺得在節奏繁忙的城市裏麵，沒有野營燒烤、沒有休閑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
李銀：他們需要家庭生活。
郎鹹平：所以中國的烤肉架在美國賣得特別好。
王牧笛：是中國製造吧？
郎鹹平：中國製造。他們後院裏都放一個中國製造的烤肉架，下了班在家烤烤肉，再一起遊遊泳，一家人和和睦睦的，生活過得非常愉快。跟我們是完全不一樣的。我舉個例子，根據2010年8月15日新華網的報道，浙江全省“農轉非”數量從2004年的57.7萬人降到2009年的18.9萬人，降幅高達67%。這種現象太有意思了，難道這代表說我們的“逆城市化”是我們富裕的開始嗎？
王牧笛：我們平常說的是“農轉非”，現在這個詞叫“非轉農”。為什麽會出現“非轉農”？其實就是土地的利益。
郎鹹平：我這還有一個數據，杭州、義烏、桐鄉等地有200多名公務員把戶口遷到農村了，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爭奪補償分紅。你看在我們“城市化”快的地區，農民即使什麽都不幹，靠租土地一年坐收幾十萬。
李銀：我們的“逆城市化”其實就是基於嚴重的分配失衡，但這個並不是真正的“逆城市化”。我跟您舉個例子，廣州新塘那邊的很多村民就不願意把戶口遷到城市來，為什麽？就是因為他們也等著分紅。
王牧笛：因為這個戶口不單單是一張紙，戶口的背後有好多配套的福利，所以這次這個“逆城市化”被媒體解讀為一個“偽命題”。就是說它是一個由利益或者是土地誘惑所催生出的“逆城市化”。就像我們剛剛講的，土地現在越來越值錢了，透過土地可以拿到很多高額的回報。
李銀：對，尤其是郊區的土地。
王牧笛：這也是中國城市化的另一個注腳，就是由於城市的不斷擴張，需要不斷地征用土地，所以你有農村戶口，就能夠享受土地增值的紅利。
李銀：日本有一個學者叫大江守之，他把都市圈的成長曆程劃分為四個階段，第一個是“城市化”，“郊區化”是第二階段，第三個就是“逆城市化”，最後才是“再城市化”，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都市圈，像日本的東京、美國的紐約，還有英國的倫敦，都是輻射影響。對目前的中國來說，我們剛剛到“郊區化”這個階段。
王牧笛：其實美國也經曆過“郊區化”。剛才我們講的是美國的中產階級、有錢階層跑到郊區買房子，形成一種舒適的生活。但是我們的“郊區化”可能更多看中的是郊區的土地。
李銀：對，我們現在還在建設郊區。
郎鹹平：我們現在能“郊區化”嗎？萬科不是在北京的順義開發一項地產嘛，還自備到城區的巴士，為什麽？因為當時沒有配套。請你想想，如果你住到那個鬼地方去，早上8點鍾出門，再碰上塞車，中午才能到市區。有錢人敢搬到郊區去嗎？不敢，隻敢待在市區裏麵，最好住在三環以內。
王牧笛：但是二套房的概念在郊區就很明顯，最近幾年，很多北京有錢人願意到郊區買二套房，我這裏有個數據，54.5%的人有意到郊區投資，70%的人想在郊區買二套房。北京“逆城市化”趨勢越來越明顯。
李銀：我們首先要解決郊區的交通問題，如果不堵塞，也用不了那麽長時間，還有就是郊區的房子便宜。
郎鹹平：一樣的土地問題，就是等它升值。
李銀：對，等它升值。
郎鹹平：這和義烏公務員遷農村去的結果是一樣的。
李銀：和“非轉農”的目的是一樣的，隻不過他們搶先了一步。
郎鹹平：所以現在是怎麽樣？是公務員去搶，有錢有權的人去搶。這個所謂的“逆城市化”太有意思了。
中國土地製度需要二次改革？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一直是農村在反哺城市。走到今天，“城市化”不斷擴張，不斷地征用土地，已經擴張到了農村這個地方。那麽是否能夠通過一種有效的製度運作，讓城市來反哺農村？
李銀：其實像江蘇張家港市的寒山村、浙江紹興縣的新未莊村，還有上海閔行區馬橋鎮的旗忠村，它們都是因為在城市的邊緣，基礎設施建設得較好，然後整個土地被征用，被大規模開發，就出現了所謂的新農村現象。那個地方的人們生活非常好，他們開著高級轎車去城市裏麵上班，回農村住，可能來回不到一個小時的路程。
王牧笛：順著李銀的話，我們從另一個角度切入，這些城裏人跑到農村去是不是能夠帶動農村的發展？比如說德國，德國就有很多這種中小的城鎮。還有當年韓國的“新村運動”。當然還有日本，美國前總統卡特去日本訪問的時候，說你們日本為什麽沒有農村呢？陪同的人告訴他，沿途許多景觀都是農村啊。後來他才明白，原來日本的農村跟城市沒有什麽區別。
李銀：這個我體驗過，坐新幹線，一路過去，你以為就是一個大城市，坐了很久了還是一個大城市。其實不是的，因為日本農村的建築跟城市的建築外觀是沒有區別的。
郎鹹平：穿的衣服也差不多，長得也差不多，你看不出來。
李銀：日本的農民很富裕，他們的收入是城市人的幾倍。如果你在農村住的話，你就是一個有錢人，你可以蓋那種很好的小別墅，然後自己種花養草。但是我們不一樣，我們的公務員拿的是農村的戶口，不是為農村帶來就業機會。他不在農村務農，也不在那兒搞開發，他還是在城市裏麵上班。
王牧笛：所以我們今天是在整個大的城鄉二元結構之下思考這個問題的，其實現在有兩個製度是亟待突破的，一個是我們之前說的戶籍製度，其實戶籍製度要解決的不是戶籍本身，而是戶籍背後龐大的利益集群。另一個就是剛才說的土地製度，因為土地能生錢，而且越來越值錢，土地就是財富，在這個情況之下，拆遷、征地過程中就出現越來越多的跟土地相關的案件。
郎鹹平：沒錯。最近有一些可恨的學者提出要搞土地私有化，一旦搞土地私有化，你曉得是什麽結果嗎？土地迅速增值，它的漲幅不是百分之幾，而是百分之幾千。
李銀：中國的“城市化”自古以來就是征地的開始，比如說早期北宋的開封，人口近百萬，是當時最大的一個城市，它就是征地來的。還有清朝的京城北京，人口過百萬，也是征地來的。問題是現在中國的“城市化”是在土地公有製基礎上的，它怎麽私有化呀？
王牧笛：所以我們剛才聊的東部沿海地區，包括浙江，它們的“逆城市化”是因為土地的誘惑。現在重慶的城市化模式被媒體解讀為土地換戶籍，也是跟土地相關。這是否意味著在這個背後，中國農村土地製度需要一場二次改革啊？
李銀：其實“城市化”就是在做土地改革。很多人在說“城市化”帶來的影響，那你想想看，農民工這個詞怎麽來的？就是因為“城市化”把農民趕到城裏麵去，成為工人，成為農民工。這就是改革的一個切麵。但是如果說“重慶模式”是很成功的話，那它也不可能複製到其他地方。
郎鹹平：重慶模式跟廣東模式各有一點，我覺得可以提出來做個簡單討論。重慶推出一個地票製度，就是說為了避免侵占耕地，因此開發商也好，政府也好，你隻要建房子，就必須先買地票。那地票是什麽意思呢？就是說不管你是在城郊，還是在更偏遠的農村，都無所謂，如果你想拿重慶戶口，就必須放棄宅基地，你要把它複耕為農地，複耕一畝農地給你一畝地票。開發商想開發地產，就必須先買地票，而這個地票一律公開競價。2010年4月份，一畝地票賣到14.4萬塊，全部歸農民。因此偏遠地區的農民也有動力了。就是說這個“城市化”的好處不是隻讓城郊區的農民享有，而是透過地票製度可以讓更偏遠農村的農民也能夠享受到。這在很大程度上能夠化解社會矛盾。廣東呢，也有一個叫深圳模式，它是2009年12月份推出的一個新辦法，就是城中村就地改造，村民選出自己的代表，選出自己的董事長和總經理搞股份有限公司，直接跟開發商談判。
李銀：企業化運作。
郎鹹平：對，集體化運作。
王牧笛：他們的村長一般都是董事長。
郎鹹平：對，村民當股東。除了跟開發商談判，村裏還可以自己蓋，蓋了以後，透過一種比較好的方式分給村民，這樣農民也能夠享受到“城市化”的好處。但是我覺得我們未來應該推動的既不是重慶模式，也不是深圳模式，因為我們很清楚，我們大部分城市既不像重慶那樣是個大農村，也不像深圳那樣缺乏土地。我覺得應該是一種綜合，就是說考慮透過某種形式，把深圳這樣的股份有限公司和像重慶這樣的地票製度綜合起來，結合當地的情況，摸索出一條適合自己的路子。總之，不能再像以前那樣了。
李銀：單打獨鬥不如組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