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達芬奇的哭泣(2)
我們的誠信與危機（財經郎眼06） 作者：郎鹹平 王牧笛 王今等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郎鹹平：隻是它這個定價權不是用自己的品牌，還是用國際品牌。王牧笛：我們不是一直在說抄襲是創新的基礎嗎？就跟我們小學生寫作文一樣，都要讀小學生作文的範文，先抄襲，再自己寫文章。我們以前經常說的“微笑曲線”，是說我們是在製造這個環節，人家是定價權、銷售權。我們倒過來了，我們是“哭泣曲線”，我們把製造看得特別重，其他兩頭比較低。所以為什麽說達芬奇“創新”呢，是因為達芬奇在努力地把這個“哭泣曲線”變過來，翻轉成“微笑曲線”。王福重：我覺得在中國創新的唯一表現就是山寨，山寨就是一種排列組合。而日本是真的有技術創新的，這個教授有研究。創新跟山寨的區別是什麽呢？創新就在於想做長遠，想注入它的靈魂，就是想把它真正新的東西加進去。比如說汽車的安全氣囊，這是日本人的貢獻；還有把東西做得小了，並不隻是數量上的東西。所以說，中國人的思維是一種量變的思維，到質變這一步的時候，他就害怕，比如《莊子》裏說“一尺之錘，日取其半，萬事不竭”，他隻知道萬世不竭。可能他也知道極限，可就是弄不出極限的概念。中國的道士們煉丹，其實這裏麵是有化學的，可是它就是產生不了化學。我們早就有鞭炮了，但就像魯迅說的，我們是拿它來敬鬼和人的，而西方卻在這個基礎上發明了真正的火藥。所以咱們就是不會那種真正的創造。其實創新的本質是一種創造。
郎鹹平：這個創造是很重要的。我們常常說日本是靠抄襲起家的，我們完全搞錯了。日本早在1957年就有《出口商品檢查法》，其中有一條就是“保證國內產品不是西方同類產品的完全複製”，就是說它要求創新，對於抄襲不吝打擊。比如說日本的尼康，它在1957年的主力單反照相機是sp3，看起來很像德國萊卡的n3，但是它有一個非常寬大的水平觀察窗，能更好地滿足經驗豐富的專業攝影師對高科技的追求，這就是創新。但像這種創新，我們國內都沒有的。王福重：我們的創新是這樣的，有一個飲料叫紅牛的，還有一個飲料叫紅午，中午的“午”，商場就把它們放在一塊兒了。我們都是這樣子的“創新”，這是一種欺騙。
郎鹹平：我覺得我們中國人也不笨，為什麽沒有創新呢？王福重：如果說是不笨的話，我說得好聽一點吧，也絕不聰明。好比我們現在生活中所用的東西，什麽電腦、筆記本、手機等等這些東西，有哪一個是我們發明的？基本沒有。這意味著什麽？意味著最近這幾百年來，甚至更長時間，我們沒有給人類做出任何有創造性的貢獻。如果沒有中國人，這個世界的生活方式恐怕還是這樣，但如果沒有美國人，沒有比爾·蓋茨，世界就不是這樣了。就是因為我們不保護知識產權，不尊重創造性勞動。
郎鹹平：我們寫的書大部分也都是在地攤上賣，我們基本是沒有版權的。搞笑的是很多人還說這個方法很好，可以解決就業問題，同時可以增加你的銷路，增加一點知名度。可是他們沒有看到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不保護知識產權，會給我們國家造成多少損失嗎？我們做了一個計算，一個價值一萬億的文化產業，現在隻剩兩千億了；一個價值一千億的電影市場，現在隻價值一百億。我們不尊重知識產權的結果，使得中國損失2000萬個高科技的職位。那如果我們尊重呢，中國的高科技文化創意產業的產值就會十倍百倍地增加，兩千萬的就業崗位就回來了，這可以讓多少的大學生就業！我們的大學生現在能夠去哪裏？到政府機關做事、到銀行做事，都是非常傳統的行業。我請問你，我們有多少學生能夠去文化創意產業？2000萬的就業崗位就這樣沒了。為什麽？因為我們容忍抄襲，我們不尊重創新，使得我們把中國這麽多年來的創造力全部毀滅掉。王牧笛：而且這種不尊重知識產權或者扼殺創造力的行為會導致我們中國的品牌越來越淪喪。意大利媒體說，這次達芬奇事件讓他們發現中國人對意大利品牌的追捧程度甚至超過了意大利人。而且這個反諷在於達芬奇本來是文藝複興的一個象征，意味著創造力，可是我們這個達芬奇是抄襲，或者說是做了一個假洋鬼子。而且現在的中國人還沒來得及反思呢，意大利先反思了，意大利有個主要的經濟媒體叫《24小時太陽報》，它說達芬奇這件事情應該成為意大利的重要新聞，因為達芬奇的質量已經被證明存在問題了，那我們真正的意大利出口商們就應該行動，共同維護對華出口產品的質量，如果意大利產品不能夠保證自己的質量，意大利的品牌價值就會崩盤。它先自危起來了。
郎鹹平：我們沒有這個危機意識，自我感覺還都挺好的。王福重：我說兩點，一個就是我們之所以認為中國人聰明，是因為過去我們有一些發明，但其實我們過去的發明沒有一個是科學發明，比如數學、物理學、化學，這些都不是我們的。我們的發明都是比較低層次的技術發明，四大發明，我們五千年發明四個。另外一點我要說的是私有產權製度，包括保護創造發明者的知識產權，這些是為什麽科學會比較早地昌明在西方的重要原因，正是因為它有這一套保護知識產權的製度，才有了源源不斷的發明。再看看我們，基本上每個人都在用盜版軟件，這是一種什麽心態？所以說我們恐怕都是要檢討的。
郎鹹平：一個容忍抄襲、不尊重創新的民族，它的產業升級一定會失敗。想想看，你往哪兒升，怎麽升？所以我很擔心。達芬奇事件告訴我們一個非常可怕的真相，那就是一個產業鏈的危機。什麽危機呢，就是我們中國這些傳統製造業可能沒有辦法更上一層樓，我們就到此停住了，這是我感到的最大最大的危機。王牧笛：因為知識產權構成了橫亙的一個大山。
“兔子”如何成為“駱駝”
中國的企業跟西方的企業有個區別，中國企業像兔子，西方企業像駱駝。駱駝是有目標的，它持之以恒地、腳踏實地地往前走。兔子叫狡兔三窟，而且現在越來越體現出一個特點，就是哪個地方近，它就在哪個地方建個窟。
郎鹹平：你注意到沒有，達芬奇家具能夠賣給這麽多有錢人，也就是說很多有錢人，包括一些企業家拿那麽多錢，花比歐美還要貴三到五倍的價格去買這種仿造的家具。還有最近瘋狂奢侈品、藝術品、古董，都是誰造成的？還是這批買達芬奇家具的人造成的。這些錢都流入樓市、股市、汽車、奢侈品、藝術品、古董、達芬奇家具，這是什麽模式？這不是我們這麽多年來所追求的日本、韓國、美國、中國台灣模式，而是中國香港模式。透過達芬奇事件我們發現我們所謂的有錢人，尤其是企業家淪喪到炒樓、炒股、玩古董、玩字畫這個地步了，這就是標準的香港模式。我們可以為之一哭，達芬奇事件所顯示的是中國製造業已經沒有轉型升級的可能了，更讓人擔心的是，我們不但不創新，還拿這些錢浪費在一些奢侈品上。王牧笛：這種製度的土壤和市場環境之下，對於製造業的企業家來講，既然假的這麽有市場，這麽賺錢，那誰還做真的呢？所以有學者評論說，中國跟西方的企業有個區別，中國企業像兔子，西方企業像駱駝。駱駝是有目標的，它持之以恒地、腳踏實地地往前走。兔子叫狡兔三窟，而且現在越來越體現出一個特點，就是哪個地方近，它就在哪個地方建個窟。
郎鹹平：這個就是我們講的香港模式，所以我們很遺憾的，我們已經不會走入日、韓、中國台灣模式了，我們走入了香港模式。王牧笛：而且這種兔子還特別多。因為媒體都在追問誰會是達芬奇第二，我就查了一下，這一查，了不得，還有挺多的達芬奇，比如說卡姿蘭，大眼睛卡姿蘭，它號稱是法國品牌，我查了一下，發現就是我們廣州的土特產；傑士邦的安全套，他說自己具有英倫的血統，後來發現也不是那麽回事。還有之前曝光的施恩奶粉，滿大街都是的加州牛肉麵。
郎鹹平：加州自己都沒有這種麵。王福重：所以現在它已經改名叫李先生了。王牧笛：因為有達芬奇在前了，這個加州牛肉麵的老板自己跑美國注冊了一個公司，然後再回來，也成了在美國留過洋的。
郎鹹平：也是“一日遊”，是美國“一日遊”，跟達芬奇一樣的水平，本質都是一樣的。王福重：其實我沒有郎教授那麽悲觀。為什麽呢？因為這個世界已經一體化了，創新很難，可能需要幾十年，甚至更長時間，在這幾十年裏是光投入，沒有產出。中國人可不喜歡這樣，中國人喜歡立竿見影，就像高鐵一樣，馬上就要開通。而且，現在是個技術很容易擴散的時代，你比如說新技術的手機今年剛出來，明年就全世界擴散，所以說所有的高科技產業最後都會變成勞動密集型產業。你看聯想把ibm都吃了，它是高科技，但它同時也是勞動密集型的，最後生產這個東西的主要成本就是勞動力，中國就是人多。而且中國人還有一點，雖然不擅於創造，但是擅於學習，什麽高科技的東西，一看我就看懂了，我就可以山寨了，這個是中國人很可怕的地方。
郎鹹平：但是利潤特低。你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這樣下去，我們就永遠沒有壟斷定價權，到最後就是剛剛王牧笛講的，走到製造業的最低端，僅僅成了一種成本的競爭。王福重：所以，正是在這個大環境下，達芬奇想出來這一招，我光在這個最低端不行，我得整點高端的。王牧笛：光抄襲不行。達芬奇隻是替郭美美扛了黑鍋，被《每日質量報告》曝出來了。其實之前有達芬奇前傳，比如說歐典地板，當時也炒得非常熱鬧，它說自己是德國血統，後來發現也不是。還有更早的，喬丹這個品牌，其實它就是福建晉江的一個小鞋廠，在國內注冊了喬丹商標，而後趕上喬丹退役，延續了喬丹的餘威，所以喬丹是比達芬奇老人家更早地進入國內的。
郎鹹平：我們剛才講的這種現象不但過去有、現在有，未來還會更多，因為問題根本就沒有解決，是我們的產業鏈危機，加上我們根本就不尊重知識產權。王牧笛：而且質監部門是缺位的，知識產權又是盲點，再加上您剛才說的產業鏈危機，很可怕的。王福重：我覺得達芬奇這個事情比起我們學術界的抄襲，要好多了。你想想看，不熱愛科學的人混在大學和科研院所裏，他們可能還不如達芬奇呢。
郎鹹平：大學還有規定說要幾篇論文才能評什麽職稱，你看那些教授都成了體力勞動。
王福重：對。如果你做一個論文，我就認為你得為人類認識世界增添新知識。如果你隻是說把別人的看懂，或者是看懂了一部分，然後自己改換頭麵地弄了一個，現在大部分人都這麽幹，那這就比達芬奇的危害大得多。王牧笛：沒錯，現在連我們主持人評個級別也要寫論文，我現在也搖身一變，成了“科研工作者”，我最近準備了一個選題，叫“論《財經郎眼》的王老師、郎教授和我本人的談話場”。王福重：我覺得我們要超越，做到像您說的產業鏈的高端的話，我們的整個係統都要變化，好比說大學就像個大學，你必須讓那些對科學精神有敬畏的人，有興趣的人，而不是那些對權力有興趣的人，到大學、科研院所裏工作。
郎鹹平：你講得很對，就是說大學就要像大學，幼兒園像幼兒園，教授要像教授，企業家像企業家。現在我們基本都不太像。政府像政府，政府應該做你政府的工作，我們現在搞成什麽樣了？政府像企業，企業倒搞得像政府。王福重：當各按其位的時候，我們一定能夠做出東西來。王牧笛：所以我們不妨做一句話的總結，就是各按其位，各幹其事，各事其事。
郎鹹平：這個創造是很重要的。我們常常說日本是靠抄襲起家的，我們完全搞錯了。日本早在1957年就有《出口商品檢查法》，其中有一條就是“保證國內產品不是西方同類產品的完全複製”，就是說它要求創新，對於抄襲不吝打擊。比如說日本的尼康，它在1957年的主力單反照相機是sp3，看起來很像德國萊卡的n3，但是它有一個非常寬大的水平觀察窗，能更好地滿足經驗豐富的專業攝影師對高科技的追求，這就是創新。但像這種創新，我們國內都沒有的。王福重：我們的創新是這樣的，有一個飲料叫紅牛的，還有一個飲料叫紅午，中午的“午”，商場就把它們放在一塊兒了。我們都是這樣子的“創新”，這是一種欺騙。
郎鹹平：我覺得我們中國人也不笨，為什麽沒有創新呢？王福重：如果說是不笨的話，我說得好聽一點吧，也絕不聰明。好比我們現在生活中所用的東西，什麽電腦、筆記本、手機等等這些東西，有哪一個是我們發明的？基本沒有。這意味著什麽？意味著最近這幾百年來，甚至更長時間，我們沒有給人類做出任何有創造性的貢獻。如果沒有中國人，這個世界的生活方式恐怕還是這樣，但如果沒有美國人，沒有比爾·蓋茨，世界就不是這樣了。就是因為我們不保護知識產權，不尊重創造性勞動。
郎鹹平：我們寫的書大部分也都是在地攤上賣，我們基本是沒有版權的。搞笑的是很多人還說這個方法很好，可以解決就業問題，同時可以增加你的銷路，增加一點知名度。可是他們沒有看到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不保護知識產權，會給我們國家造成多少損失嗎？我們做了一個計算，一個價值一萬億的文化產業，現在隻剩兩千億了；一個價值一千億的電影市場，現在隻價值一百億。我們不尊重知識產權的結果，使得中國損失2000萬個高科技的職位。那如果我們尊重呢，中國的高科技文化創意產業的產值就會十倍百倍地增加，兩千萬的就業崗位就回來了，這可以讓多少的大學生就業！我們的大學生現在能夠去哪裏？到政府機關做事、到銀行做事，都是非常傳統的行業。我請問你，我們有多少學生能夠去文化創意產業？2000萬的就業崗位就這樣沒了。為什麽？因為我們容忍抄襲，我們不尊重創新，使得我們把中國這麽多年來的創造力全部毀滅掉。王牧笛：而且這種不尊重知識產權或者扼殺創造力的行為會導致我們中國的品牌越來越淪喪。意大利媒體說，這次達芬奇事件讓他們發現中國人對意大利品牌的追捧程度甚至超過了意大利人。而且這個反諷在於達芬奇本來是文藝複興的一個象征，意味著創造力，可是我們這個達芬奇是抄襲，或者說是做了一個假洋鬼子。而且現在的中國人還沒來得及反思呢，意大利先反思了，意大利有個主要的經濟媒體叫《24小時太陽報》，它說達芬奇這件事情應該成為意大利的重要新聞，因為達芬奇的質量已經被證明存在問題了，那我們真正的意大利出口商們就應該行動，共同維護對華出口產品的質量，如果意大利產品不能夠保證自己的質量，意大利的品牌價值就會崩盤。它先自危起來了。
郎鹹平：我們沒有這個危機意識，自我感覺還都挺好的。王福重：我說兩點，一個就是我們之所以認為中國人聰明，是因為過去我們有一些發明，但其實我們過去的發明沒有一個是科學發明，比如數學、物理學、化學，這些都不是我們的。我們的發明都是比較低層次的技術發明，四大發明，我們五千年發明四個。另外一點我要說的是私有產權製度，包括保護創造發明者的知識產權，這些是為什麽科學會比較早地昌明在西方的重要原因，正是因為它有這一套保護知識產權的製度，才有了源源不斷的發明。再看看我們，基本上每個人都在用盜版軟件，這是一種什麽心態？所以說我們恐怕都是要檢討的。
郎鹹平：一個容忍抄襲、不尊重創新的民族，它的產業升級一定會失敗。想想看，你往哪兒升，怎麽升？所以我很擔心。達芬奇事件告訴我們一個非常可怕的真相，那就是一個產業鏈的危機。什麽危機呢，就是我們中國這些傳統製造業可能沒有辦法更上一層樓，我們就到此停住了，這是我感到的最大最大的危機。王牧笛：因為知識產權構成了橫亙的一個大山。
“兔子”如何成為“駱駝”
中國的企業跟西方的企業有個區別，中國企業像兔子，西方企業像駱駝。駱駝是有目標的，它持之以恒地、腳踏實地地往前走。兔子叫狡兔三窟，而且現在越來越體現出一個特點，就是哪個地方近，它就在哪個地方建個窟。
郎鹹平：你注意到沒有，達芬奇家具能夠賣給這麽多有錢人，也就是說很多有錢人，包括一些企業家拿那麽多錢，花比歐美還要貴三到五倍的價格去買這種仿造的家具。還有最近瘋狂奢侈品、藝術品、古董，都是誰造成的？還是這批買達芬奇家具的人造成的。這些錢都流入樓市、股市、汽車、奢侈品、藝術品、古董、達芬奇家具，這是什麽模式？這不是我們這麽多年來所追求的日本、韓國、美國、中國台灣模式，而是中國香港模式。透過達芬奇事件我們發現我們所謂的有錢人，尤其是企業家淪喪到炒樓、炒股、玩古董、玩字畫這個地步了，這就是標準的香港模式。我們可以為之一哭，達芬奇事件所顯示的是中國製造業已經沒有轉型升級的可能了，更讓人擔心的是，我們不但不創新，還拿這些錢浪費在一些奢侈品上。王牧笛：這種製度的土壤和市場環境之下，對於製造業的企業家來講，既然假的這麽有市場，這麽賺錢，那誰還做真的呢？所以有學者評論說，中國跟西方的企業有個區別，中國企業像兔子，西方企業像駱駝。駱駝是有目標的，它持之以恒地、腳踏實地地往前走。兔子叫狡兔三窟，而且現在越來越體現出一個特點，就是哪個地方近，它就在哪個地方建個窟。
郎鹹平：這個就是我們講的香港模式，所以我們很遺憾的，我們已經不會走入日、韓、中國台灣模式了，我們走入了香港模式。王牧笛：而且這種兔子還特別多。因為媒體都在追問誰會是達芬奇第二，我就查了一下，這一查，了不得，還有挺多的達芬奇，比如說卡姿蘭，大眼睛卡姿蘭，它號稱是法國品牌，我查了一下，發現就是我們廣州的土特產；傑士邦的安全套，他說自己具有英倫的血統，後來發現也不是那麽回事。還有之前曝光的施恩奶粉，滿大街都是的加州牛肉麵。
郎鹹平：加州自己都沒有這種麵。王福重：所以現在它已經改名叫李先生了。王牧笛：因為有達芬奇在前了，這個加州牛肉麵的老板自己跑美國注冊了一個公司，然後再回來，也成了在美國留過洋的。
郎鹹平：也是“一日遊”，是美國“一日遊”，跟達芬奇一樣的水平，本質都是一樣的。王福重：其實我沒有郎教授那麽悲觀。為什麽呢？因為這個世界已經一體化了，創新很難，可能需要幾十年，甚至更長時間，在這幾十年裏是光投入，沒有產出。中國人可不喜歡這樣，中國人喜歡立竿見影，就像高鐵一樣，馬上就要開通。而且，現在是個技術很容易擴散的時代，你比如說新技術的手機今年剛出來，明年就全世界擴散，所以說所有的高科技產業最後都會變成勞動密集型產業。你看聯想把ibm都吃了，它是高科技，但它同時也是勞動密集型的，最後生產這個東西的主要成本就是勞動力，中國就是人多。而且中國人還有一點，雖然不擅於創造，但是擅於學習，什麽高科技的東西，一看我就看懂了，我就可以山寨了，這個是中國人很可怕的地方。
郎鹹平：但是利潤特低。你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這樣下去，我們就永遠沒有壟斷定價權，到最後就是剛剛王牧笛講的，走到製造業的最低端，僅僅成了一種成本的競爭。王福重：所以，正是在這個大環境下，達芬奇想出來這一招，我光在這個最低端不行，我得整點高端的。王牧笛：光抄襲不行。達芬奇隻是替郭美美扛了黑鍋，被《每日質量報告》曝出來了。其實之前有達芬奇前傳，比如說歐典地板，當時也炒得非常熱鬧，它說自己是德國血統，後來發現也不是。還有更早的，喬丹這個品牌，其實它就是福建晉江的一個小鞋廠，在國內注冊了喬丹商標，而後趕上喬丹退役，延續了喬丹的餘威，所以喬丹是比達芬奇老人家更早地進入國內的。
郎鹹平：我們剛才講的這種現象不但過去有、現在有，未來還會更多，因為問題根本就沒有解決，是我們的產業鏈危機，加上我們根本就不尊重知識產權。王牧笛：而且質監部門是缺位的，知識產權又是盲點，再加上您剛才說的產業鏈危機，很可怕的。王福重：我覺得達芬奇這個事情比起我們學術界的抄襲，要好多了。你想想看，不熱愛科學的人混在大學和科研院所裏，他們可能還不如達芬奇呢。
郎鹹平：大學還有規定說要幾篇論文才能評什麽職稱，你看那些教授都成了體力勞動。
王福重：對。如果你做一個論文，我就認為你得為人類認識世界增添新知識。如果你隻是說把別人的看懂，或者是看懂了一部分，然後自己改換頭麵地弄了一個，現在大部分人都這麽幹，那這就比達芬奇的危害大得多。王牧笛：沒錯，現在連我們主持人評個級別也要寫論文，我現在也搖身一變，成了“科研工作者”，我最近準備了一個選題，叫“論《財經郎眼》的王老師、郎教授和我本人的談話場”。王福重：我覺得我們要超越，做到像您說的產業鏈的高端的話，我們的整個係統都要變化，好比說大學就像個大學，你必須讓那些對科學精神有敬畏的人，有興趣的人，而不是那些對權力有興趣的人，到大學、科研院所裏工作。
郎鹹平：你講得很對，就是說大學就要像大學，幼兒園像幼兒園，教授要像教授，企業家像企業家。現在我們基本都不太像。政府像政府，政府應該做你政府的工作，我們現在搞成什麽樣了？政府像企業，企業倒搞得像政府。王福重：當各按其位的時候，我們一定能夠做出東西來。王牧笛：所以我們不妨做一句話的總結，就是各按其位，各幹其事，各事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