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二十八章 “後黃巢時代”科舉製度
自建帳以來：羅馬汗國記 作者：正統大汗阿裏不鴿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對於這個問題，眾人都表示了重視。
在這個時代，人手不足是普遍現象，否則各國也沒必要在分封製下徘徊這麽多年了。尤其紫帳汗國所在的東歐，情況更加嚴重。
當初，朱文奎曾經問郭康，紫帳選拔管理人員時，為什麽不組織統一考試。郭康當時就告訴他，就現在，以這裏的情況，根本沒有開科舉的必要。
郭康認為，科舉的前提之一，是讀書人夠多，所以需要通過相對公平的方式進行選拔。而這邊，根本沒有這個條件。
中原的教育，在其他古代文明看來，是個相當嚇人的體係。在竹簡時代，就能通過教育，把貴族的邊界不斷向下層擴展，導致了“士”的擴散。
到使用紙張的年代，情況就更加明顯。教育的普及，已經明顯是一件無法阻止的事情——不僅貴族時代一去不複返，士族門閥維持的時間也不長。
實際上，後人就有認為，門閥政治僅僅存在於東晉。在其他時代和政權下，世家大族僅能保有一定的影響力。到後來，很多世家幹脆是依靠軍功來維持。而等到印刷術也出現之後，連這種脆弱的狀態也沒法存在了。
而科舉的出現和完善，是這種發展的結果，而非原因。至於為什麽它從宋朝開始，快速發展完善，黃巢的故事，就堪稱其中最典型的例子：由於一直考不上，黃巢憤恨於門閥把持考場，最終率眾造反，打下長安，大肆屠殺那裏的門閥世族。時人感慨“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這個群體從此一蹶不振。
所以，科舉考試的目標，其實並不完全是要選拔最優秀的人才——這種方式，確實可以篩選出合格的人，但它在篩選奇才異人方麵，顯然不怎麽擅長。
而另一方麵，科舉更注重的是公平性，或者說，至少要讓絕大部分讀書人感到公平。這樣，才能最大程度抑製“黃巢們”的出現。為此，哪怕犧牲一些靈活性和效率也在所不惜。因為官府其實也不需要這麽多奇才。對於朝廷來說，大量合格人員組成的穩定結構，才是最優的選擇，遠比冒險要強得多。
至於頂尖的管理人才，因為中原特有的極度人才過剩，和完善成熟的官僚製度，基本可以保證，能爬到頂層的都不會是庸人資質。這個任務，就不需要科舉來實現了。
所以，科舉可以說是特殊文明、特殊環境下，一個針對性非常強的製度。連帶著這個時代，中原的整套人才培養和選拔體係，也都是如此。對於其他地方來說，也就隻能看看，是真的不好學。
像紫帳汗國這裏，世族本身反而是教育的中心之一。各家族的地位，很大程度就是來源於他們不斷培育人才，給軍隊和行政係統輸送官員。這其實也是沒辦法，因為這邊的教育實在太落後，哪怕當年最有文化的希臘人，都被連綿不斷的入侵和內戰打殘了。
目前，這裏雖然也有內部的考核和選拔機製，比如在軍團內部進行定期考試，篩選文書能力合格的軍吏，作為提升和獎勵的參考標準。但這些也算不上科舉，和“後黃巢時代”的科舉製度，尤其相差甚遠。
而另一個教育的中心，就是教會。
作為歐洲本土最有效的教育體係，教會幾乎包攬了教育的方方麵麵。從鄉間神父教小孩識字、算術，到地方上的各類神學院，再到大都的教會大學，可以說從啟蒙到高等教育，都有教會的身影。至於歐洲其他地方，教會教育的比重隻會更大。
可以說，這套體係就是當今歐洲最合適的了。所以，教會才會這麽關心人才不足的問題——因為提供合格人員，也有他們的一份責任。
羅斯地區更加落後，這些教區不但要承擔宗教任務，也得幫忙承擔一部分管理職責。郭康估計，很長的時間裏，這些地方都會以教會為主導。因為世俗教育實在是個奢侈品，短期內怕是沒指望了。
當然，按紫帳汗國的理念，是否世俗其實也無所謂。
這裏其實有個概念的理解問題。
郭康那個時代，人們印象中的“世俗化”，是法國人提出的概念。而這個詞的法語意思，是“平信徒”。
教會把當時的信徒分為三種：平信徒，也就是普通的信教者；會士，也就是修士和修女；神職，也就是神父、主教之類有正式職務的人。所以，世俗化的含義，其實是“平信徒化”，也就是和教會爭奪權力，從而將教會把持的教育、思想等領域，奪回到由平信徒組成的世俗政府控製下。
這個概念，並不是“去基督教”，而隻是“去教會”。因為當時的歐洲人也想不出離開基督教的社會……
在最激進的大革命時代，法國人也做了一些嚐試。一些人試圖不再崇拜天父，而是崇拜“理性”等抽象概念，稱為“理性崇拜”。
理性崇拜信徒改造了包括巴黎聖母院在內的各地教堂，改名叫“理性聖殿”。在各地搗毀十字架，摧毀墓地雕像，以示和基督教決裂。還舉行節日和集會，進行宣傳、慶祝。最興盛的時候，幾乎成了新的國家宗教。
雖然看起來，不過就是把天父換成了一個抽象的“道”，但理性崇拜的推動者，堅持說它並不是一種普通的宗教。主導者之一的莫莫羅告誡追隨者，理性隻是個抽象概念，不是神靈，而是人自己的一部分。另一個領導者克魯茲則直言：隻有一個神，那就是人民。
而這種程度的改變，依然引起了巨大的混亂。很多人覺得它過於激進，無法接受，還有人指責這種改動引發了放蕩和墮落。
在打擊教會的過程中，還有人趁機中飽私囊，侵吞教產。城裏的有錢人爭相低價收購教會產業，卻拒絕承擔教會曾經負責的公益職責，又引發了鄉間的不滿。
連城市之間都爆發了衝突。第二大城市裏昂指責第一大城市巴黎的政策，拒絕服從，而巴黎則揚言要直接派兵屠殺反對者……大家打成了一鍋粥，造成了更嚴重的混亂。
最終，這些過激行為，招來溫和派的不滿。在溫和派代表人物羅伯斯庇爾的主導下，激進派遭到清洗，莫莫羅等人被送上斷頭台。理性崇拜隨之失勢，這個嚐試也基本宣告失敗。
這件事算是個很有價值的參考。如果啟蒙運動之後的法國，都無法經受這種變動，那麽這年頭的東歐，還是老實點為好。
韋莊的《秦婦吟》一詩，曆史上失傳了很久。雖然這詩當時很出名，韋莊也被時人稱為“秦婦吟秀才”，但在五代就失傳了。據五代人的記錄，是公卿們尤其不喜歡“天街踏盡公卿骨”等句，為了避免麻煩，韋莊自己要求不要繼續流傳的。
現代人所知的全詩來自敦煌，是近代才發現的。英國人斯坦因和法國人伯希和盜走的經卷裏，有這首詩的抄本，後來經過羅振玉、王國維的校勘後，得以重新為人所知。
(本章完)
在這個時代，人手不足是普遍現象，否則各國也沒必要在分封製下徘徊這麽多年了。尤其紫帳汗國所在的東歐，情況更加嚴重。
當初，朱文奎曾經問郭康，紫帳選拔管理人員時，為什麽不組織統一考試。郭康當時就告訴他，就現在，以這裏的情況，根本沒有開科舉的必要。
郭康認為，科舉的前提之一，是讀書人夠多，所以需要通過相對公平的方式進行選拔。而這邊，根本沒有這個條件。
中原的教育，在其他古代文明看來，是個相當嚇人的體係。在竹簡時代，就能通過教育，把貴族的邊界不斷向下層擴展，導致了“士”的擴散。
到使用紙張的年代，情況就更加明顯。教育的普及，已經明顯是一件無法阻止的事情——不僅貴族時代一去不複返，士族門閥維持的時間也不長。
實際上，後人就有認為，門閥政治僅僅存在於東晉。在其他時代和政權下，世家大族僅能保有一定的影響力。到後來，很多世家幹脆是依靠軍功來維持。而等到印刷術也出現之後，連這種脆弱的狀態也沒法存在了。
而科舉的出現和完善，是這種發展的結果，而非原因。至於為什麽它從宋朝開始，快速發展完善，黃巢的故事，就堪稱其中最典型的例子：由於一直考不上，黃巢憤恨於門閥把持考場，最終率眾造反，打下長安，大肆屠殺那裏的門閥世族。時人感慨“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這個群體從此一蹶不振。
所以，科舉考試的目標，其實並不完全是要選拔最優秀的人才——這種方式，確實可以篩選出合格的人，但它在篩選奇才異人方麵，顯然不怎麽擅長。
而另一方麵，科舉更注重的是公平性，或者說，至少要讓絕大部分讀書人感到公平。這樣，才能最大程度抑製“黃巢們”的出現。為此，哪怕犧牲一些靈活性和效率也在所不惜。因為官府其實也不需要這麽多奇才。對於朝廷來說，大量合格人員組成的穩定結構，才是最優的選擇，遠比冒險要強得多。
至於頂尖的管理人才，因為中原特有的極度人才過剩，和完善成熟的官僚製度，基本可以保證，能爬到頂層的都不會是庸人資質。這個任務，就不需要科舉來實現了。
所以，科舉可以說是特殊文明、特殊環境下，一個針對性非常強的製度。連帶著這個時代，中原的整套人才培養和選拔體係，也都是如此。對於其他地方來說，也就隻能看看，是真的不好學。
像紫帳汗國這裏，世族本身反而是教育的中心之一。各家族的地位，很大程度就是來源於他們不斷培育人才，給軍隊和行政係統輸送官員。這其實也是沒辦法，因為這邊的教育實在太落後，哪怕當年最有文化的希臘人，都被連綿不斷的入侵和內戰打殘了。
目前，這裏雖然也有內部的考核和選拔機製，比如在軍團內部進行定期考試，篩選文書能力合格的軍吏，作為提升和獎勵的參考標準。但這些也算不上科舉，和“後黃巢時代”的科舉製度，尤其相差甚遠。
而另一個教育的中心，就是教會。
作為歐洲本土最有效的教育體係，教會幾乎包攬了教育的方方麵麵。從鄉間神父教小孩識字、算術，到地方上的各類神學院，再到大都的教會大學，可以說從啟蒙到高等教育，都有教會的身影。至於歐洲其他地方，教會教育的比重隻會更大。
可以說，這套體係就是當今歐洲最合適的了。所以，教會才會這麽關心人才不足的問題——因為提供合格人員，也有他們的一份責任。
羅斯地區更加落後，這些教區不但要承擔宗教任務，也得幫忙承擔一部分管理職責。郭康估計，很長的時間裏，這些地方都會以教會為主導。因為世俗教育實在是個奢侈品，短期內怕是沒指望了。
當然，按紫帳汗國的理念，是否世俗其實也無所謂。
這裏其實有個概念的理解問題。
郭康那個時代，人們印象中的“世俗化”，是法國人提出的概念。而這個詞的法語意思，是“平信徒”。
教會把當時的信徒分為三種：平信徒，也就是普通的信教者；會士，也就是修士和修女；神職，也就是神父、主教之類有正式職務的人。所以，世俗化的含義，其實是“平信徒化”，也就是和教會爭奪權力，從而將教會把持的教育、思想等領域，奪回到由平信徒組成的世俗政府控製下。
這個概念，並不是“去基督教”，而隻是“去教會”。因為當時的歐洲人也想不出離開基督教的社會……
在最激進的大革命時代，法國人也做了一些嚐試。一些人試圖不再崇拜天父，而是崇拜“理性”等抽象概念，稱為“理性崇拜”。
理性崇拜信徒改造了包括巴黎聖母院在內的各地教堂，改名叫“理性聖殿”。在各地搗毀十字架，摧毀墓地雕像，以示和基督教決裂。還舉行節日和集會，進行宣傳、慶祝。最興盛的時候，幾乎成了新的國家宗教。
雖然看起來，不過就是把天父換成了一個抽象的“道”，但理性崇拜的推動者，堅持說它並不是一種普通的宗教。主導者之一的莫莫羅告誡追隨者，理性隻是個抽象概念，不是神靈，而是人自己的一部分。另一個領導者克魯茲則直言：隻有一個神，那就是人民。
而這種程度的改變，依然引起了巨大的混亂。很多人覺得它過於激進，無法接受，還有人指責這種改動引發了放蕩和墮落。
在打擊教會的過程中，還有人趁機中飽私囊，侵吞教產。城裏的有錢人爭相低價收購教會產業，卻拒絕承擔教會曾經負責的公益職責，又引發了鄉間的不滿。
連城市之間都爆發了衝突。第二大城市裏昂指責第一大城市巴黎的政策，拒絕服從，而巴黎則揚言要直接派兵屠殺反對者……大家打成了一鍋粥，造成了更嚴重的混亂。
最終，這些過激行為，招來溫和派的不滿。在溫和派代表人物羅伯斯庇爾的主導下，激進派遭到清洗，莫莫羅等人被送上斷頭台。理性崇拜隨之失勢，這個嚐試也基本宣告失敗。
這件事算是個很有價值的參考。如果啟蒙運動之後的法國，都無法經受這種變動，那麽這年頭的東歐，還是老實點為好。
韋莊的《秦婦吟》一詩，曆史上失傳了很久。雖然這詩當時很出名，韋莊也被時人稱為“秦婦吟秀才”，但在五代就失傳了。據五代人的記錄，是公卿們尤其不喜歡“天街踏盡公卿骨”等句，為了避免麻煩，韋莊自己要求不要繼續流傳的。
現代人所知的全詩來自敦煌，是近代才發現的。英國人斯坦因和法國人伯希和盜走的經卷裏，有這首詩的抄本，後來經過羅振玉、王國維的校勘後，得以重新為人所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