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7月20日，胡適正在巴黎遊說時，收到紐約轉來的電報，蔣介石敦請胡適出任駐美大使，以取代將要卸任的王正廷。胡適做“國民外交”義不容辭，責無旁貸，而做食俸祿的官——駐美大使，那可是件承顏候色的差事。這對他這個無黨無派、自由自在慣的人來說，實在是勉為其難。況且，他曾許諾士林，不入政界，不願為官。
然而，這是什麽時候呀！國家和民族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作為一個熱血知識分子，總不能將清名虛譽置於國家利益之上吧？
他的好友、駐法大使顧維鈞和駐英大使郭泰祺相繼來電，勸說他就任駐美大使。行政院長孔祥熙也打來電報說：“介公及弟甚願借重長才，大使一職，擬由吾兄見屈。”
不過，他還在猶豫之中，理由是：“二十餘年疏懶已慣，決不能任此外交要職”，他將準備的回電交於朋友們看。
真是奇了怪了，過去，無論什麽事，征求朋友意見，總是有讚成有反對的。但這一次一邊倒，遭到大家的一致反對，都認為國難當前，不應“推卸此事”。
胡適自然是個有責任、有擔當之人，也很看重朋友們的意見。在一個星期裏，他都是心緒煩亂，整夜整夜的失眠。直至7月26日，他終於下定了最後決心，艱難地作出了選擇。
他在日記中寫道：“半夜後始決定，此時恐無法辭卸；既不能辭，不如‘伸頭一刀’為爽快。故最後修改電文為接受此事。”
修改後的電文是：“國家際此危難，有所驅策，我何敢辭。惟自審二十餘年閑懶已慣，又素無外交經驗，深恐不能擔負如此重任，貽誤國家，故遲疑至今，始敢決心受命。”
此時，胡適清楚，還需要做一個人的工作，就是夫人江冬秀。因為，夫人一直不願他涉身官場。
在很多人眼裏，胡適與江冬秀，一個是大才子，學者、教授，一個是大字不識的鄉下小腳老太太，從外形到知識到思想境界，他們都很不般配。世人甚至把“胡適的小腳夫人”，列入民國史上的“七大奇事之一”。
民國曆史上，有許多“名人”的包辦婚姻，大多過得不幸。
比如，徐誌摩和他的前妻張幼儀，一個是留學國外的風流才子，一個是他口中的“小腳女人”，徐誌摩因為文化水平、思想差距的不可調和，在張幼儀懷著身孕時，提出離婚。
比如魯迅與朱安，朱安雖未“被離婚”，卻也一輩子隻能做周家的女兒，寂寞孤苦終身。
但胡適與江冬秀，這一段本來由命運促成的可能會釀成悲劇的婚姻，卻在兩位有愛有智慧的人的共通努力下，成為張愛玲筆下的，“舊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
必須指出，胡適和江冬秀的夫妻關係，絕對不是靠江冬秀耍狠來維係的，而是他對她有真實的依賴和欣賞。
夫妻之間，很重要的方麵是一起生活，一起生兒育女。
實際上，在生活中，胡適越來越離不開江冬秀。江冬秀對他的照顧可謂十分體貼周全，細致入微。
比如，胡適在美國當大使期間，有一天穿上江冬秀寄來的衣服，發現口袋裏竟裝著7副象牙耳挖，他回信說：“隻有冬秀才會想到這些。”
還是在美國的時候，江冬秀在胡適的領帶下縫了一個小拉鏈，裏麵藏著一張5元的美鈔。她的考慮是，萬一錢包被人搶了，還有這5元錢可以搭一輛計程車平安回家。
江冬秀雖然識字不多，但是生活能力卻很好。她廚藝很好，尤其擅長安徽菜。經常做了好吃的菜，請胡適的學生、朋友來家裏吃飯。而且麵對胡適的那些文人學者朋友，江冬秀的態度從來不卑不亢，為人爽朗、親切。她給居住在家裏的學生縫厚棉褲，把胡適的皮衣送給學生禦寒，曾在胡適家中住過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羅爾綱回憶說，“江冬秀師母是個體恤人情的人”。
遇到大事，江冬秀是很有原則的，而且她很理解胡適，能站在胡適的角度考慮問題。比如，她深知書籍對胡適的重要。抗日戰爭期間，胡適在美國擔任大使，江冬秀一人在國內的，帶著三個孩子逃離北平。兵荒馬亂之中，也始終帶著丈夫的幾十箱書，正由於她的努力，使胡適的藏書在戰亂中得以保全。
後來，胡適在給她的信中感激說道：“北平出來的教書先生，都沒有帶書。隻有我的七十箱書全出來了。這都是你一個人的大功勞。”
也就是在帶著孩子從北平逃出，到外地避難。這時，江冬秀還不忘以胡適的名義給家鄉學校捐款，且數目不小；這實在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現在的胡適，遇事可是越來越重視夫人江冬秀的意見。
他去信對夫人說：“我在這十幾天，遇見了一件‘逼上梁山’的事。……我二十一年做自由的人，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現在國家到這地步，調兵調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沒有法子逃，所以不能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
江冬秀對此大加反對，寫信勸胡適，不要答應，還自責說：“我恨自己不能幫你助一點力，害你走上這條路上去的。”胡適跟她保證“戰爭完結時，我一定回到我的學術生活去”，才理解了胡適。
當然，這為後話。
胡適不止一次對朋友們說，別人的妻子哪個不希望自己的丈夫當官，自己做個官太太，但我的老妻卻始終鼓勵我回到學術上去，真心覺得敬佩她。
傅斯年是極力主張胡適接受美國大使任命的，也特別關注這件事。有了決定後胡適趕緊給他去信告之：“我自己受逼上梁山”，現在，國家生死攸關，再也不能推卸國家的委任，隻能“犧牲一兩年的學術生涯，勉力為之。至戰事一了，仍回到學校去”。
9月17日，民國政府正式發布任命令：“駐美利堅國特命全權大使王正廷呈請辭職，王正廷準免本職。此令胡適為中華民國駐美利堅特命全權大使。”
是夜，看著如此沉甸甸的任命令，胡適感慨良多，在日記中寫道：“二十一年的獨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為國家犧牲了。”
當時，國人對胡適任駐美大使寄予厚望，孔祥熙所致的電報，便傳達了國民政府的殷切期待：“此次使美，國家前途利賴實深。列強唯美馬首是瞻，舉足輕重，動關全局，與我關係尤切。吾兄長才，自能應付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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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輿論界也是反應強烈，《大公報》的社論說，美國人應當相信，胡適是位最冷靜、最公平的學者兼外交家。“他最了解美國，也最了解祖國，我們政府與人民十分期待他此次能達到更增進中美友誼的使命之成功”。
胡適上任之初正是國內抗戰局勢最為糟糕、最為危急的時候，日軍鐵蹄已蹂躪大半個中國。10月21日廣州淪陷，25日武漢失守，胡適可謂是“受命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時”。
10月23日，胡適勉勵使館人員“不要灰心”，他說:“我們是最遠的一支軍隊，是國家的最後希望，決不可放棄責守。我是明知國家危急才來的。國家越倒黴，越用得著我們。我們到國家太平時，才可以歇手。”
他還在贈送友人的照片上，自題小詩，以表明自己的心誌：
偶有幾莖白發，心情微近中年。
做了過河卒子，隻能拚命向前。
胡適以學者膺大使之任，是中國有外交史以來所罕有的事情。他臨危受命，大有為國前驅的氣慨，在給孔祥熙的電文中表示：“外交至重要，當以全副精神應付。”
他說到做到，立即進入角色，馬上開始繼續他的抗日演說。12月4日，他應邀在紐約摩尼俱樂部演講，主題是：北美獨立與中國抗日戰爭。在這裏，他把中國的抗日戰爭與美國的獨立戰爭並列相比，無非是說，美國的勝利曾得益於法國的援助和支持，今日中國的抗日戰爭，應同當年美國一樣，也需要得到美國等友邦的支持和援助。
演說後，因過度勞頓，竟使心髒病複發，險喪生命。夫人知道後，既擔憂又害怕，書信、電話、電報，忙得連軸轉，甚至舊話重提，代夫要求辭去大使職。
胡適理解夫人的好意，去信開導說：“我是為國家的事來的，吃點苦不要緊。我屢次對你說過：‘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國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們的子子孫孫都得做奴隸。”
在胡適擔任大使的絕大部分時間內，他一麵必須正視中國敵強我弱的抗戰形勢和國民政府對美國日益迫切的待援需求，一麵必須努力化解彌漫在美國社會的孤立主義情緒，以大的誠意爭取美國決策層和民眾對中國抗戰的理解和支持。無論是麵對國內過高過急的工作要求和部分人士的無端責難，還是麵對美國社會對中國抗戰的冷漠和國務院某些官員的搪塞敷衍，胡適始終抱著對中國抗戰事業的堅定信心，鍥而不舍地開展各項具體外交工作。 如果說忠於祖國、為國效力是駐外大使的基本義務，而胡適即使是在受到排擠的情況下，仍然盡職盡責做好工作，則實屬難能可貴。
胡適在給夫人的信中談到擔任大使的感受時說，“我現在過的日子，也是苦日子。身體上的辛苦，精神上的痛苦，都不是好過的。”
物質上和身體上的苦，正如他在1938年給夫人的信中所言：“我到此已50日，沒有領到一個錢的薪俸，全館10餘人還須我墊借錢應用。”
但對於胡適來說，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苦。在國內當教授時，胡適“從不拜客，從不回拜客，從不請客” ，更不用屈躬求人，上下解釋，但現在為了苦難深重的祖國，身負國民政府的殷切期盼，不得不頂著國內政客的冷嘲熱諷，麵對美國政府和民間的淡漠而多方應酬。盡管自己心力交瘁，但很難得到急功近利的蔣介石政府的理解，還不時受到宋子文等人的處處排擠，這種精神上的痛苦是常人難以想象的。
胡適曾經自嘲“做了過河卒子，隻能拚命向前”，既表明了自己在工作困境中的無奈心情，也反映了他服從大局、義無返顧的責任意識
不過，這個“過河卒子”，很得美國輿情的支持。《紐約時報》發表社論，表示歡迎胡適擔任駐美大使，說：“他是言行一致的哲學家。他的外交必定是誠實而又公開的。他將有很大的貢獻，使中美兩國人民既有的和好關係更能增進。”
而日本對此卻表現出驚駭的態度，以至迅速作出反應，調整外交人員，派出鶴見祜輔、石井菊次郎、鬆岡洋右，以共同對付胡適。三人都是日本有名的外交家，其中的鬆岡洋右的英語，可謂一流，其演說可與胡適匹敵。
然而，這是什麽時候呀！國家和民族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作為一個熱血知識分子，總不能將清名虛譽置於國家利益之上吧？
他的好友、駐法大使顧維鈞和駐英大使郭泰祺相繼來電，勸說他就任駐美大使。行政院長孔祥熙也打來電報說：“介公及弟甚願借重長才，大使一職，擬由吾兄見屈。”
不過，他還在猶豫之中，理由是：“二十餘年疏懶已慣，決不能任此外交要職”，他將準備的回電交於朋友們看。
真是奇了怪了，過去，無論什麽事，征求朋友意見，總是有讚成有反對的。但這一次一邊倒，遭到大家的一致反對，都認為國難當前，不應“推卸此事”。
胡適自然是個有責任、有擔當之人，也很看重朋友們的意見。在一個星期裏，他都是心緒煩亂，整夜整夜的失眠。直至7月26日，他終於下定了最後決心，艱難地作出了選擇。
他在日記中寫道：“半夜後始決定，此時恐無法辭卸；既不能辭，不如‘伸頭一刀’為爽快。故最後修改電文為接受此事。”
修改後的電文是：“國家際此危難，有所驅策，我何敢辭。惟自審二十餘年閑懶已慣，又素無外交經驗，深恐不能擔負如此重任，貽誤國家，故遲疑至今，始敢決心受命。”
此時，胡適清楚，還需要做一個人的工作，就是夫人江冬秀。因為，夫人一直不願他涉身官場。
在很多人眼裏，胡適與江冬秀，一個是大才子，學者、教授，一個是大字不識的鄉下小腳老太太，從外形到知識到思想境界，他們都很不般配。世人甚至把“胡適的小腳夫人”，列入民國史上的“七大奇事之一”。
民國曆史上，有許多“名人”的包辦婚姻，大多過得不幸。
比如，徐誌摩和他的前妻張幼儀，一個是留學國外的風流才子，一個是他口中的“小腳女人”，徐誌摩因為文化水平、思想差距的不可調和，在張幼儀懷著身孕時，提出離婚。
比如魯迅與朱安，朱安雖未“被離婚”，卻也一輩子隻能做周家的女兒，寂寞孤苦終身。
但胡適與江冬秀，這一段本來由命運促成的可能會釀成悲劇的婚姻，卻在兩位有愛有智慧的人的共通努力下，成為張愛玲筆下的，“舊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
必須指出，胡適和江冬秀的夫妻關係，絕對不是靠江冬秀耍狠來維係的，而是他對她有真實的依賴和欣賞。
夫妻之間，很重要的方麵是一起生活，一起生兒育女。
實際上，在生活中，胡適越來越離不開江冬秀。江冬秀對他的照顧可謂十分體貼周全，細致入微。
比如，胡適在美國當大使期間，有一天穿上江冬秀寄來的衣服，發現口袋裏竟裝著7副象牙耳挖，他回信說：“隻有冬秀才會想到這些。”
還是在美國的時候，江冬秀在胡適的領帶下縫了一個小拉鏈，裏麵藏著一張5元的美鈔。她的考慮是，萬一錢包被人搶了，還有這5元錢可以搭一輛計程車平安回家。
江冬秀雖然識字不多，但是生活能力卻很好。她廚藝很好，尤其擅長安徽菜。經常做了好吃的菜，請胡適的學生、朋友來家裏吃飯。而且麵對胡適的那些文人學者朋友，江冬秀的態度從來不卑不亢，為人爽朗、親切。她給居住在家裏的學生縫厚棉褲，把胡適的皮衣送給學生禦寒，曾在胡適家中住過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羅爾綱回憶說，“江冬秀師母是個體恤人情的人”。
遇到大事，江冬秀是很有原則的，而且她很理解胡適，能站在胡適的角度考慮問題。比如，她深知書籍對胡適的重要。抗日戰爭期間，胡適在美國擔任大使，江冬秀一人在國內的，帶著三個孩子逃離北平。兵荒馬亂之中，也始終帶著丈夫的幾十箱書，正由於她的努力，使胡適的藏書在戰亂中得以保全。
後來，胡適在給她的信中感激說道：“北平出來的教書先生，都沒有帶書。隻有我的七十箱書全出來了。這都是你一個人的大功勞。”
也就是在帶著孩子從北平逃出，到外地避難。這時，江冬秀還不忘以胡適的名義給家鄉學校捐款，且數目不小；這實在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現在的胡適，遇事可是越來越重視夫人江冬秀的意見。
他去信對夫人說：“我在這十幾天，遇見了一件‘逼上梁山’的事。……我二十一年做自由的人，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現在國家到這地步，調兵調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沒有法子逃，所以不能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
江冬秀對此大加反對，寫信勸胡適，不要答應，還自責說：“我恨自己不能幫你助一點力，害你走上這條路上去的。”胡適跟她保證“戰爭完結時，我一定回到我的學術生活去”，才理解了胡適。
當然，這為後話。
胡適不止一次對朋友們說，別人的妻子哪個不希望自己的丈夫當官，自己做個官太太，但我的老妻卻始終鼓勵我回到學術上去，真心覺得敬佩她。
傅斯年是極力主張胡適接受美國大使任命的，也特別關注這件事。有了決定後胡適趕緊給他去信告之：“我自己受逼上梁山”，現在，國家生死攸關，再也不能推卸國家的委任，隻能“犧牲一兩年的學術生涯，勉力為之。至戰事一了，仍回到學校去”。
9月17日，民國政府正式發布任命令：“駐美利堅國特命全權大使王正廷呈請辭職，王正廷準免本職。此令胡適為中華民國駐美利堅特命全權大使。”
是夜，看著如此沉甸甸的任命令，胡適感慨良多，在日記中寫道：“二十一年的獨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為國家犧牲了。”
當時，國人對胡適任駐美大使寄予厚望，孔祥熙所致的電報，便傳達了國民政府的殷切期待：“此次使美，國家前途利賴實深。列強唯美馬首是瞻，舉足輕重，動關全局，與我關係尤切。吾兄長才，自能應付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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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輿論界也是反應強烈，《大公報》的社論說，美國人應當相信，胡適是位最冷靜、最公平的學者兼外交家。“他最了解美國，也最了解祖國，我們政府與人民十分期待他此次能達到更增進中美友誼的使命之成功”。
胡適上任之初正是國內抗戰局勢最為糟糕、最為危急的時候，日軍鐵蹄已蹂躪大半個中國。10月21日廣州淪陷，25日武漢失守，胡適可謂是“受命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時”。
10月23日，胡適勉勵使館人員“不要灰心”，他說:“我們是最遠的一支軍隊，是國家的最後希望，決不可放棄責守。我是明知國家危急才來的。國家越倒黴，越用得著我們。我們到國家太平時，才可以歇手。”
他還在贈送友人的照片上，自題小詩，以表明自己的心誌：
偶有幾莖白發，心情微近中年。
做了過河卒子，隻能拚命向前。
胡適以學者膺大使之任，是中國有外交史以來所罕有的事情。他臨危受命，大有為國前驅的氣慨，在給孔祥熙的電文中表示：“外交至重要，當以全副精神應付。”
他說到做到，立即進入角色，馬上開始繼續他的抗日演說。12月4日，他應邀在紐約摩尼俱樂部演講，主題是：北美獨立與中國抗日戰爭。在這裏，他把中國的抗日戰爭與美國的獨立戰爭並列相比，無非是說，美國的勝利曾得益於法國的援助和支持，今日中國的抗日戰爭，應同當年美國一樣，也需要得到美國等友邦的支持和援助。
演說後，因過度勞頓，竟使心髒病複發，險喪生命。夫人知道後，既擔憂又害怕，書信、電話、電報，忙得連軸轉，甚至舊話重提，代夫要求辭去大使職。
胡適理解夫人的好意，去信開導說：“我是為國家的事來的，吃點苦不要緊。我屢次對你說過：‘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國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們的子子孫孫都得做奴隸。”
在胡適擔任大使的絕大部分時間內，他一麵必須正視中國敵強我弱的抗戰形勢和國民政府對美國日益迫切的待援需求，一麵必須努力化解彌漫在美國社會的孤立主義情緒，以大的誠意爭取美國決策層和民眾對中國抗戰的理解和支持。無論是麵對國內過高過急的工作要求和部分人士的無端責難，還是麵對美國社會對中國抗戰的冷漠和國務院某些官員的搪塞敷衍，胡適始終抱著對中國抗戰事業的堅定信心，鍥而不舍地開展各項具體外交工作。 如果說忠於祖國、為國效力是駐外大使的基本義務，而胡適即使是在受到排擠的情況下，仍然盡職盡責做好工作，則實屬難能可貴。
胡適在給夫人的信中談到擔任大使的感受時說，“我現在過的日子，也是苦日子。身體上的辛苦，精神上的痛苦，都不是好過的。”
物質上和身體上的苦，正如他在1938年給夫人的信中所言：“我到此已50日，沒有領到一個錢的薪俸，全館10餘人還須我墊借錢應用。”
但對於胡適來說，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苦。在國內當教授時，胡適“從不拜客，從不回拜客，從不請客” ，更不用屈躬求人，上下解釋，但現在為了苦難深重的祖國，身負國民政府的殷切期盼，不得不頂著國內政客的冷嘲熱諷，麵對美國政府和民間的淡漠而多方應酬。盡管自己心力交瘁，但很難得到急功近利的蔣介石政府的理解，還不時受到宋子文等人的處處排擠，這種精神上的痛苦是常人難以想象的。
胡適曾經自嘲“做了過河卒子，隻能拚命向前”，既表明了自己在工作困境中的無奈心情，也反映了他服從大局、義無返顧的責任意識
不過，這個“過河卒子”，很得美國輿情的支持。《紐約時報》發表社論，表示歡迎胡適擔任駐美大使，說：“他是言行一致的哲學家。他的外交必定是誠實而又公開的。他將有很大的貢獻，使中美兩國人民既有的和好關係更能增進。”
而日本對此卻表現出驚駭的態度，以至迅速作出反應，調整外交人員，派出鶴見祜輔、石井菊次郎、鬆岡洋右，以共同對付胡適。三人都是日本有名的外交家，其中的鬆岡洋右的英語，可謂一流，其演說可與胡適匹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