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8日，胡適到華盛頓，先拜會中國駐美大使王正廷。王正廷告訴胡適，聽了他的演說《中國處在目前危機中對美國的期望》（在哥倫比亞廣播電台，向全美聽眾作廣播演講），他一直很激動。
10月20日，在王正廷大使的陪同下，胡適到白宮拜訪了美國總統羅斯福。這是胡適首次拜見羅斯福。羅斯福很關心中國戰局，一開始就問胡適中國軍隊能否支持這個冬天，因為當時日本狂妄叫囂三個月滅中國。胡適回答得很肯定，在介紹了中國軍隊頑強抗戰精神之後，表示一定能堅持。
和那些使用官方語言和外交辭令的政客相比，胡適這樣實話實說的學者的話顯然更可信。羅斯福也被胡適講話所營造的氣氛感染，他很誠懇地囑咐胡適和王正廷，不要悲觀，相信中國抗戰會獲得很多國家的支持，會取得一個滿意的結局。
胡適感覺到了，羅斯福總統“態度甚誠懇”，其基本立場是傾向於中國的。告別白宮後，胡適立即發一份電報，將他與羅斯福總統交談的情況匯報給蔣介石。
接下來的日子，胡適繼續揮舞他的“講演”武器。
11月13日，胡適在紐約外交政策協會，又作了一次非常精彩的演說——《遠東衝突後麵的問題》。胡適強調，日寇侵略中國，不僅與中國國家、民族的合法生存發生巨大衝突，而且與新世界的秩序契約、道德限製發生嚴重神突。中國奮起抵抗與遏製日本軍國主義的擴張，“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為整個世界作戰”，是“為了維持國際間的法律與秩序，挺身作戰”。因此，目前中國的抗日，應該受到整個民主世界的同情與支持。支持中國抗日，也正是在保衛自己生存的權利、道義準則以及維護和平。
如果查閱一下資料，看一看當時所發表的關於抗日戰爭分析的文章， 像胡適這樣對中國抗日戰爭與世界和平間的相互關係進行如此透徹分析的，恐怕很難見到。而在文化界，能發出這樣有獨立思想的政論聲音的書生，更是鳳毛麟角了。
2月19日，在細約外交政策協會舉辦的“關於遠東戰爭討論會”上，胡適發言宣告麵對日本無止境的侵略，中國是為自己的生存權利而戰。他指出，日本侵占的中國領土麵積相當於歐洲的五分之一，侵略者犯下許多殘害中國人民的陰謀罪行，激起了中國人民的仇恨。此次發言，贏得了與會者的普遍同情和支持。
1938年1月3日，胡適在弗拉基米爾?G.希蒙克維奇教授和夫人辦的格林飯店演講。4日，胡適和一群銀行家聚餐後演講，並回答大家提出的有關中日戰爭的問題。8日，胡適冒雪趕到克利夫蘭，10日中午，在克利夫蘭飯店，對“對外關係學會”的會員做了《中國為自由而鬥爭》的演講，並回答提問。共有五百多人參加。11日中午12點在奧伯林禮拜堂演講；下午4點半來到奧伯林大學，做了長篇演講《中國的戰爭及其問題》。14日，胡適前往華盛頓，在“循序漸進教育聯合會”年會演講《教育：麵向和平還是戰爭》。24日晚10點半，胡適從紐約出發，開始了他為期53天，橫跨美國東西部，縱橫美國和加拿大兩國，行程11000多英裏，麵向美、加兩國廣大民眾的大演講。
在做上層和知識界、工商界的工作的同時，胡適也很注重與底層民眾接觸，宣傳中國抗戰性質。比如1938年2月4、5、6日三天，他在斯波肯共演講了７場，演講對象基本上都是美國普通民眾。3日晚上9點多到達，4日上午在東華盛頓教育學院講演《中國形勢》。中午在劉易斯及克拉克中學，麵對2200多名學生及教職員做了中國抗戰的演講。晚7點50分又到西維克大廳，麵對1000多名市民做了《陷入戰爭的衝突》的演講，演講持續一個多小時，無一人離去。5日中午與斯波肯商學界領袖聚餐時回答他們關於中國抗戰的提問。晚上到電台發表廣播講話。之後，又應僑胞的邀請前去演講。6日晚上，到衛理公會中心教堂麵對1200多名信眾發表演講……
胡適的演講、遊說，一直沒有中斷，他已走遍美國、加拿大各大城市，會見各方知名人士，揭露日本的侵華暴行，表明中國抗戰的決心。
結束美國、加拿大之行，胡適又去英國、瑞士等地巡回演說，讓世界人民了解中國人民為何要進行艱苦卓絕的抗日，爭取各國人民與政府的同情和支持。
胡適講演的大體內容是；
一是堅信中國一定能打贏這場反侵略戰爭。一到舊金山，胡適就做了題為《中國能贏麽？》（a Win? ）的演講，他用兩個月來中國抗戰所取得的戰績來說明隻要堅持下去，中國的抗戰一定能取得勝利。
二是申說中國抗戰的性質與國際意義。胡適在演講中反複申說，今日遠東衝突後麵的問題有兩個：日本帝國主義與中國國家主義合法渴望的衝突、日本軍國主義與新世界秩序道德限製之間的衝突。中國需要和平，但自“九一八”以來的6年中日本發動了7次戰爭；中國需要統一，可是日本卻偏要把中國分裂，並成立由日本控製的偽政府；中國需要外來的經濟與工業援助，但是日本卻在1934年4月7日公開宣布反對外國對中國提供此等援助。
關於中國的抗戰對全世界的意義，胡適分析道，自20世紀初，各民主國家起而發動和平運動，國際間為尋求產生一個新的理想主義世界秩序，而出現了一個新的國際理想主義理論。不幸的是德、意、日軍國主義集團認為世界新秩序，有害於他們的侵略野心與毀滅他們所能利用的機會，進而毀壞創建新秩序的努力，這種對新秩序的毀壞也使世界包括美國等大國受到屈辱與威脅。因此，中國的抗戰，也是為了維持國際間的法律與秩序而挺身作戰。
三是呼籲美國人放棄消極的綏靖主義。胡適在哥倫比亞廣播電台演講的是《中國處在目前危機中對美國的期望》（erts ofAmeri the Present Crisis ）。胡適告誡美國，在這個擁有無線電與越洋機船的現代世界中不會有所謂孤立的國家，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美國最終參戰為例，分析了美國在這場看似僅為中日戰爭中麵對日本一步步無賴挑釁所必然出現的“前途”。最後胡適提出了對美國的“期望”：“一個國際和平與正義實際與積極的領導者”。
中立、孤立政策在此時的美國是絕大多數美國人的意願，連美國政府及美國總統都不敢輕易拂逆，胡適敢從這個問題入手來發表演講，確實夠大膽；胡適用嚴密的邏輯，同樣情境下的曆史事實以及高超的演講技巧，無可辯駁地說明了美國式消極中立，隨著戰爭的發展，將麵臨無可挽救的破產與失敗的命運。
四是反對和議。胡適堅持認為此時主和，必須要中國大犧牲，對這場戰爭，中國除了戰鬥，別無出路。針對所謂和平主義提出的“不抵抗”也能達到和平的主張，胡適在《武力與世界秩序》等演講中指出：要想不抵抗也能達到和平成立，必須假定一個更高更有力的秩序的存在，否則是空談。
至於每一場講演講什麽，要看他所麵對的聽眾，他們最關心什麽，最想知道什麽。由於講演準備的充分，演講技藝的高超，加之胡適的威望與影響，人們不僅樂意掏錢買票來聽（收入往往捐給中國），常常連會場過道也站滿了人，人們一站一兩個小時不動，有的實在站不住了就席地而坐。聽完了有的人會為中國的抗戰感動得流下眼淚，並根據自己的能力為中國捐款。有的政要聽了胡適的演講，感慨地說，原來中國是在打“我們的戰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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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戰爭形勢的發展，美國逐漸修正了中立法，改變了中立的態度，轉而支持中國。這固然是形勢的逼迫與喚醒，但也不能否認胡適通過宣傳為此付出的努力以及由此打下的一定的民眾與輿論基礎。
胡適在美國的演說和活動，對外也產生很大影響。
據那時住在日本的楊鴻烈致胡適信中說：“在日本人眼中，先生(按，指胡適)是他們的‘侵略主’的大對頭，……先生在美的一言一動，日本的報紙都詳為揭載。日本人或以為先生故意誣蔑他們的皇軍在我國施行武力的假“王道政治”；或以為先生們善於為有組織的宣傳，而同時政府又肯撥給巨萬的宣傳費，不似日本代表宣傳技術既已拙劣，政府又過於小氣(器)，故使美國排日的空氣甚為濃厚，雲雲。
胡適為國家辦差，自然有經費開支，但是，他從不亂花一分錢。據同行的張忠紱回憶，他們到美國後，凡事節儉，住最便宜的旅館房間，胡適還主動提出自己不拿月薪。他謝絕英、美幾家大學的高薪聘請，放棄許多娛樂活動，日夜奔波，“為國效勞”。他告訴夫人：“到紐約六個月，隻看一回戲，看一回電影，連老朋友過紐約，都顧不上照應。”他為水深火熱中的祖國椎心泣血，憂心忡忡，“心裏時時想著國家的危急，人民的遭殃，不知何日得了”。
正是由於胡適這段公共外交活動所做出的突出貢獻，當年7月國民政府動議讓這位從未有正式外交經驗的學者，代替老牌外交家王正廷出任抗戰期間最為重要的駐美大使。在這段時期，胡適告誡國人“和比戰難”，他提出的“苦撐待變”成為這一時期的外交方針。他通過公共外交喚起了美國乃至世界民眾對中國抗戰的認識、同情與支持，打開了美國對中國抗戰進行實質性援助的大門。
10月20日，在王正廷大使的陪同下，胡適到白宮拜訪了美國總統羅斯福。這是胡適首次拜見羅斯福。羅斯福很關心中國戰局，一開始就問胡適中國軍隊能否支持這個冬天，因為當時日本狂妄叫囂三個月滅中國。胡適回答得很肯定，在介紹了中國軍隊頑強抗戰精神之後，表示一定能堅持。
和那些使用官方語言和外交辭令的政客相比，胡適這樣實話實說的學者的話顯然更可信。羅斯福也被胡適講話所營造的氣氛感染，他很誠懇地囑咐胡適和王正廷，不要悲觀，相信中國抗戰會獲得很多國家的支持，會取得一個滿意的結局。
胡適感覺到了，羅斯福總統“態度甚誠懇”，其基本立場是傾向於中國的。告別白宮後，胡適立即發一份電報，將他與羅斯福總統交談的情況匯報給蔣介石。
接下來的日子，胡適繼續揮舞他的“講演”武器。
11月13日，胡適在紐約外交政策協會，又作了一次非常精彩的演說——《遠東衝突後麵的問題》。胡適強調，日寇侵略中國，不僅與中國國家、民族的合法生存發生巨大衝突，而且與新世界的秩序契約、道德限製發生嚴重神突。中國奮起抵抗與遏製日本軍國主義的擴張，“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為整個世界作戰”，是“為了維持國際間的法律與秩序，挺身作戰”。因此，目前中國的抗日，應該受到整個民主世界的同情與支持。支持中國抗日，也正是在保衛自己生存的權利、道義準則以及維護和平。
如果查閱一下資料，看一看當時所發表的關於抗日戰爭分析的文章， 像胡適這樣對中國抗日戰爭與世界和平間的相互關係進行如此透徹分析的，恐怕很難見到。而在文化界，能發出這樣有獨立思想的政論聲音的書生，更是鳳毛麟角了。
2月19日，在細約外交政策協會舉辦的“關於遠東戰爭討論會”上，胡適發言宣告麵對日本無止境的侵略，中國是為自己的生存權利而戰。他指出，日本侵占的中國領土麵積相當於歐洲的五分之一，侵略者犯下許多殘害中國人民的陰謀罪行，激起了中國人民的仇恨。此次發言，贏得了與會者的普遍同情和支持。
1938年1月3日，胡適在弗拉基米爾?G.希蒙克維奇教授和夫人辦的格林飯店演講。4日，胡適和一群銀行家聚餐後演講，並回答大家提出的有關中日戰爭的問題。8日，胡適冒雪趕到克利夫蘭，10日中午，在克利夫蘭飯店，對“對外關係學會”的會員做了《中國為自由而鬥爭》的演講，並回答提問。共有五百多人參加。11日中午12點在奧伯林禮拜堂演講；下午4點半來到奧伯林大學，做了長篇演講《中國的戰爭及其問題》。14日，胡適前往華盛頓，在“循序漸進教育聯合會”年會演講《教育：麵向和平還是戰爭》。24日晚10點半，胡適從紐約出發，開始了他為期53天，橫跨美國東西部，縱橫美國和加拿大兩國，行程11000多英裏，麵向美、加兩國廣大民眾的大演講。
在做上層和知識界、工商界的工作的同時，胡適也很注重與底層民眾接觸，宣傳中國抗戰性質。比如1938年2月4、5、6日三天，他在斯波肯共演講了７場，演講對象基本上都是美國普通民眾。3日晚上9點多到達，4日上午在東華盛頓教育學院講演《中國形勢》。中午在劉易斯及克拉克中學，麵對2200多名學生及教職員做了中國抗戰的演講。晚7點50分又到西維克大廳，麵對1000多名市民做了《陷入戰爭的衝突》的演講，演講持續一個多小時，無一人離去。5日中午與斯波肯商學界領袖聚餐時回答他們關於中國抗戰的提問。晚上到電台發表廣播講話。之後，又應僑胞的邀請前去演講。6日晚上，到衛理公會中心教堂麵對1200多名信眾發表演講……
胡適的演講、遊說，一直沒有中斷，他已走遍美國、加拿大各大城市，會見各方知名人士，揭露日本的侵華暴行，表明中國抗戰的決心。
結束美國、加拿大之行，胡適又去英國、瑞士等地巡回演說，讓世界人民了解中國人民為何要進行艱苦卓絕的抗日，爭取各國人民與政府的同情和支持。
胡適講演的大體內容是；
一是堅信中國一定能打贏這場反侵略戰爭。一到舊金山，胡適就做了題為《中國能贏麽？》（a Win? ）的演講，他用兩個月來中國抗戰所取得的戰績來說明隻要堅持下去，中國的抗戰一定能取得勝利。
二是申說中國抗戰的性質與國際意義。胡適在演講中反複申說，今日遠東衝突後麵的問題有兩個：日本帝國主義與中國國家主義合法渴望的衝突、日本軍國主義與新世界秩序道德限製之間的衝突。中國需要和平，但自“九一八”以來的6年中日本發動了7次戰爭；中國需要統一，可是日本卻偏要把中國分裂，並成立由日本控製的偽政府；中國需要外來的經濟與工業援助，但是日本卻在1934年4月7日公開宣布反對外國對中國提供此等援助。
關於中國的抗戰對全世界的意義，胡適分析道，自20世紀初，各民主國家起而發動和平運動，國際間為尋求產生一個新的理想主義世界秩序，而出現了一個新的國際理想主義理論。不幸的是德、意、日軍國主義集團認為世界新秩序，有害於他們的侵略野心與毀滅他們所能利用的機會，進而毀壞創建新秩序的努力，這種對新秩序的毀壞也使世界包括美國等大國受到屈辱與威脅。因此，中國的抗戰，也是為了維持國際間的法律與秩序而挺身作戰。
三是呼籲美國人放棄消極的綏靖主義。胡適在哥倫比亞廣播電台演講的是《中國處在目前危機中對美國的期望》（erts ofAmeri the Present Crisis ）。胡適告誡美國，在這個擁有無線電與越洋機船的現代世界中不會有所謂孤立的國家，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美國最終參戰為例，分析了美國在這場看似僅為中日戰爭中麵對日本一步步無賴挑釁所必然出現的“前途”。最後胡適提出了對美國的“期望”：“一個國際和平與正義實際與積極的領導者”。
中立、孤立政策在此時的美國是絕大多數美國人的意願，連美國政府及美國總統都不敢輕易拂逆，胡適敢從這個問題入手來發表演講，確實夠大膽；胡適用嚴密的邏輯，同樣情境下的曆史事實以及高超的演講技巧，無可辯駁地說明了美國式消極中立，隨著戰爭的發展，將麵臨無可挽救的破產與失敗的命運。
四是反對和議。胡適堅持認為此時主和，必須要中國大犧牲，對這場戰爭，中國除了戰鬥，別無出路。針對所謂和平主義提出的“不抵抗”也能達到和平的主張，胡適在《武力與世界秩序》等演講中指出：要想不抵抗也能達到和平成立，必須假定一個更高更有力的秩序的存在，否則是空談。
至於每一場講演講什麽，要看他所麵對的聽眾，他們最關心什麽，最想知道什麽。由於講演準備的充分，演講技藝的高超，加之胡適的威望與影響，人們不僅樂意掏錢買票來聽（收入往往捐給中國），常常連會場過道也站滿了人，人們一站一兩個小時不動，有的實在站不住了就席地而坐。聽完了有的人會為中國的抗戰感動得流下眼淚，並根據自己的能力為中國捐款。有的政要聽了胡適的演講，感慨地說，原來中國是在打“我們的戰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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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戰爭形勢的發展，美國逐漸修正了中立法，改變了中立的態度，轉而支持中國。這固然是形勢的逼迫與喚醒，但也不能否認胡適通過宣傳為此付出的努力以及由此打下的一定的民眾與輿論基礎。
胡適在美國的演說和活動，對外也產生很大影響。
據那時住在日本的楊鴻烈致胡適信中說：“在日本人眼中，先生(按，指胡適)是他們的‘侵略主’的大對頭，……先生在美的一言一動，日本的報紙都詳為揭載。日本人或以為先生故意誣蔑他們的皇軍在我國施行武力的假“王道政治”；或以為先生們善於為有組織的宣傳，而同時政府又肯撥給巨萬的宣傳費，不似日本代表宣傳技術既已拙劣，政府又過於小氣(器)，故使美國排日的空氣甚為濃厚，雲雲。
胡適為國家辦差，自然有經費開支，但是，他從不亂花一分錢。據同行的張忠紱回憶，他們到美國後，凡事節儉，住最便宜的旅館房間，胡適還主動提出自己不拿月薪。他謝絕英、美幾家大學的高薪聘請，放棄許多娛樂活動，日夜奔波，“為國效勞”。他告訴夫人：“到紐約六個月，隻看一回戲，看一回電影，連老朋友過紐約，都顧不上照應。”他為水深火熱中的祖國椎心泣血，憂心忡忡，“心裏時時想著國家的危急，人民的遭殃，不知何日得了”。
正是由於胡適這段公共外交活動所做出的突出貢獻，當年7月國民政府動議讓這位從未有正式外交經驗的學者，代替老牌外交家王正廷出任抗戰期間最為重要的駐美大使。在這段時期，胡適告誡國人“和比戰難”，他提出的“苦撐待變”成為這一時期的外交方針。他通過公共外交喚起了美國乃至世界民眾對中國抗戰的認識、同情與支持，打開了美國對中國抗戰進行實質性援助的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