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第三次見麵，胡適翻閱了蔣介石的《力行叢書》，發現書中對孫中山知難行易的解釋參閱了胡自己的一些觀點，這對胡適是一個鼓舞。他期待這次會麵，希望能跟蔣介石談一點根本問題，就是自己的政治見解。
12月2日下午，蔣介石致函胡適，重申前約。同日下午，胡適通過王世傑轉告蔣介石，一定踐約。
12月2日晚六點多，胡適就從住所出來，直奔蔣的官邸，過了長江，受到蔣介石秘書黎婉的迎接。
胡適以為，這是最後的一次談話，準備與蔣談一點“根本問題”。但是，一進門就碰見一個叫雷孟強的人，吃飯時又添了個楊永泰。兩個人都不走，蔣介石也不準備請他們走，於是，胡適就不準備深談了。
席上，蔣介石要求胡適注意研究兩個問題：1. 中國教育製度應該如何改革？2. 學風應該如何整頓？蔣介石上台之後，不斷發生學.潮。11月29日，山東省會濟南發生學生罷課事件。次日，罷課學生萬餘人又集會遊行，向省政府請願。因此，蔣介石的興奮點是如何整頓學風，消弭學.潮。但是，蔣介石的興奮點不等於胡適的興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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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因為沒有深談機會，本已有點生氣，聽了蔣介石的問題後便不客氣地說：“教育製度並不壞，千萬不要輕易改動了。教育之壞，與製度無關，十一年的學製，十八年的學製，都是專家定的，都是很好的製度，可惜都不曾好好的試行。經費不足，政治波動，人才缺乏，辦學者不安定，無計畫之可能……此皆教育崩壞之真因，與製度無關。
“學風也是如此，學風之壞由於校長不得人，教員不能安心治學，政府不悅學，政治不清明，用人不由考試，不重學績，學生大都是好的；學風之壞決不能歸罪學生。
“今之詆毀學製者，正如不曾試行議會政治，就說議會政治決不可用。”
當時，胡適正企圖勸說國民黨在中國建立歐美式的民主政治，所以盡管蔣介石要他談教育和學風問題，但是，轉彎抹角，他還是談到了自認的“根本問題”上。
胡適對他和蔣介石的最初幾次見麵，不滿意，也很失望。兩人談話時間很短，胡適沒能暢所欲言，晚餐時胡適覺得食不甘味。
胡適在當天日記中寫道：“至今不明白他為什麽要我來，今日之事我確有點生氣。”
作為一個有思想的學者，胡適希望能夠跟蔣介石係統地談一談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思想。
蔣介石這次見麵卻對胡適印象不錯，不但自認胡適的話都聽進了，“甚以為然”，且對胡評價頗高，“此人似易交也”。 兩人感覺出現這麽大的落差，正如很多人所說，關鍵是對彼此定位的認知歧異。蔣隻把胡適當成“教育專家”，視胡為下屬。
而蔣介石所以熱衷於與胡適談教育，也有他的想法。很快他就重新組閣，想請胡適做教育部長。也就是前邊提到的，之後的行政院長汪精衛出麵擬請胡適出任教育部長。
隻是出乎蔣介石的意料，胡適婉拒了教育部長一職。說他要保存這一點獨立的地位，養成一個無黨不偏之身，為國家做一個諍臣，為政府做一個諍友。
這時候的胡適認為，蔣介石他不是不能改過的人，隻可惜他沒有諍友肯時時指摘他的過失。
在胡適看來，領導人身邊最需要的是諍臣，諍友。所謂兼聽則明，“一個好漢三人幫”。一個領導人身邊如果被一幫阿諛奉承之徒所圍繞，是很悲慘的。胡適不但自己要做蔣的“諍友”、“諍臣”，也希望他的朋友們也能這樣去做。
他在致《獨立評論》的三位朋友翁文灝、蔣廷黻、吳景超的一封信裏，曾引宋人楊萬裏的一首詠山泉的詩：“初疑夜雨忽朝晴，知是山泉終夜鳴。流到前溪無一語，在山作得許多聲!”
胡適希望三個在政府裏做官的朋友，不要像那山泉一樣，出山以後反而不聲不響，而要做“麵折廷爭”的諍友、諍臣。他說：“私意總覺得此時更需要的是一班“麵折廷爭”的諍友諍臣，故私意總期望諸兄要努力做educate the chief(教育領袖)的事業，鍥而不舍，終有效果。行政院的兩處應該變成一個“幕府”，兄等皆當以賓師自處，遇事要敢言，不得已時以去就爭之，莫令楊誠齋笑人也。”
胡適對蔣介石寄以厚望，希望蔣能夠在諍友、諍臣的輔佐下，做一個開明、豁達、胸懷若穀的領導人，帶領著中國逐步走上民主和憲政的道路上。
但是，胡適接下來看到的實際情況卻是，蔣介石集團正一步步加緊法西斯獨裁專政。繼“CC團”之後，又組織了“藍衣社”。這兩大特務組織，叫嚷“借法西斯之魂，還國民黨之屍”，在全國實行法西斯恐怖統治。
而另一方麵，包括蔣廷黻、吳景超、錢端升、丁文江等在內的那麽多著名的知識分子紛紛轉向，程度不同地讚同專製獨裁，放棄了自由民主憲政的要求。
胡適一生主張學術理性，對於自己刊物上的學術之爭，他一般不根據個人的意願取舍。隻是此次，胡適忍不住了，他一篇一篇地寫反駁文章。
胡適的朋友蔣廷黻，1933年12月，在八十號《獨立評論》上發表了一篇題為《革命與專製》的文章，被認為是“胡適的英美派知識分子朋友們第一個明確表態擁護‘專製’的宣言”。
蔣廷黻認為，當時中國之所以內戰頻仍，國家無法真正統一，其原因就在於未像能英國、法國、俄國等國那樣。英國經曆“十六世紀的都鐸王朝的專製”、 法國經曆“二百年布彭朝的專製”和俄國經曆“羅馬羅夫朝三百年的專製”，因此，惟有先經過一個“專製建國”階段，國家才能有效地走向近代化。蔣廷黻是一位曆史學教授，時任清華大學曆史係主任。他的政治言論頗為保守，首先無條件地擁護當時的南京國民政府，其次重視經濟問題而輕視民主憲政問題。1932年4月，他參加了在洛陽召開的國難會議，明確反對“取消黨治、實行憲政”的主張，甚至對未行憲之前由人民選舉國民代表會議的提案也不讚成。
蔣廷黻的文章引起胡適的強烈反應，胡適在他的《中國無獨裁的必要與可能》反駁說；“兩個月削平了桂係，六個月打倒了閻馮，然而中國至今還是不曾統一。這五年的教訓還不夠清楚嗎？”“滿清的顛覆，當然不是武力之功，當然是一種思想潮流的力量。袁世凱帝製的推翻，也不是武力之功，也是一種新‘意態''的力量。十七年張作霖的自動出關，也不是武力之功，也是某種‘意態''使他不能不走的。”
胡適在他的另一篇文章《政治統一的途徑》中言道：“幾十年來割據的局勢的造成是因為舊日維係統一的種種製度完全崩壞了，而我們至今還沒有建立起什麽可以替代他們的新製度。當日“以黨治國”的製度，確是一個新製度，如果行得通，也許可以維係一個統一的政權。但民國十六年國共的分裂，就早已顯示這個製度的自身無法維持下去了，因為黨已不能治黨了，也不能治軍了，如何還能治國呢？黨的自身已不能統一了，如何能維係一國的統一呢？”
上世紀三十年代，對中國知識分子來說，是一個“內憂外患”令人痛苦的時代。這種痛苦來自於大多數人對民主的一種幻滅感，於是選擇何種政製模式以救國就成了當時爭論的一個焦點。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侵略野心日益膨脹，全國上下沉浸在“國難時期”的悲憤之中，置身北方危城的知識分子更是憂心如焚。因此，不少人希望有不個特別強有力的政權。
蔣廷黻沒有正麵回答胡適，而是再次撰文闡述對“專製”的看法：“以個人專製來統一中國的可能比任何其他方式的可能性高，因為中國人的私忠既過於公忠，以個人為中心比較容易產生大武力……即使現在的專製隻是二千年來專製的延續，但是因為現在有了科學與機械這兩個東西，盡管政府完全無為，隻要它能維持治安，這兩個東西就要改造中國，給它一個新生命。”最早附合蔣廷黻的是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吳景超，他在《獨立評論》八十四號上，以《革命與建國》為題，聲稱從中國曆史上找到了一個治亂循環的法則，即一個周期的三個階段：自苛政至人民不安、至革命到現狀推翻；自群雄相爭至天下統一；自善政至和平恢複。進而斷言：當時中國二十多年仍未跳出第二個階段，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統一問題。而統一，中國曆史上幾乎沒有例外，都是以武力的方式而完成的。
於是，有意或無意，以《獨立評論》為中心，開始了一場民主與獨裁的論戰。
12月2日下午，蔣介石致函胡適，重申前約。同日下午，胡適通過王世傑轉告蔣介石，一定踐約。
12月2日晚六點多，胡適就從住所出來，直奔蔣的官邸，過了長江，受到蔣介石秘書黎婉的迎接。
胡適以為，這是最後的一次談話，準備與蔣談一點“根本問題”。但是，一進門就碰見一個叫雷孟強的人，吃飯時又添了個楊永泰。兩個人都不走，蔣介石也不準備請他們走，於是，胡適就不準備深談了。
席上，蔣介石要求胡適注意研究兩個問題：1. 中國教育製度應該如何改革？2. 學風應該如何整頓？蔣介石上台之後，不斷發生學.潮。11月29日，山東省會濟南發生學生罷課事件。次日，罷課學生萬餘人又集會遊行，向省政府請願。因此，蔣介石的興奮點是如何整頓學風，消弭學.潮。但是，蔣介石的興奮點不等於胡適的興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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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因為沒有深談機會，本已有點生氣，聽了蔣介石的問題後便不客氣地說：“教育製度並不壞，千萬不要輕易改動了。教育之壞，與製度無關，十一年的學製，十八年的學製，都是專家定的，都是很好的製度，可惜都不曾好好的試行。經費不足，政治波動，人才缺乏，辦學者不安定，無計畫之可能……此皆教育崩壞之真因，與製度無關。
“學風也是如此，學風之壞由於校長不得人，教員不能安心治學，政府不悅學，政治不清明，用人不由考試，不重學績，學生大都是好的；學風之壞決不能歸罪學生。
“今之詆毀學製者，正如不曾試行議會政治，就說議會政治決不可用。”
當時，胡適正企圖勸說國民黨在中國建立歐美式的民主政治，所以盡管蔣介石要他談教育和學風問題，但是，轉彎抹角，他還是談到了自認的“根本問題”上。
胡適對他和蔣介石的最初幾次見麵，不滿意，也很失望。兩人談話時間很短，胡適沒能暢所欲言，晚餐時胡適覺得食不甘味。
胡適在當天日記中寫道：“至今不明白他為什麽要我來，今日之事我確有點生氣。”
作為一個有思想的學者，胡適希望能夠跟蔣介石係統地談一談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思想。
蔣介石這次見麵卻對胡適印象不錯，不但自認胡適的話都聽進了，“甚以為然”，且對胡評價頗高，“此人似易交也”。 兩人感覺出現這麽大的落差，正如很多人所說，關鍵是對彼此定位的認知歧異。蔣隻把胡適當成“教育專家”，視胡為下屬。
而蔣介石所以熱衷於與胡適談教育，也有他的想法。很快他就重新組閣，想請胡適做教育部長。也就是前邊提到的，之後的行政院長汪精衛出麵擬請胡適出任教育部長。
隻是出乎蔣介石的意料，胡適婉拒了教育部長一職。說他要保存這一點獨立的地位，養成一個無黨不偏之身，為國家做一個諍臣，為政府做一個諍友。
這時候的胡適認為，蔣介石他不是不能改過的人，隻可惜他沒有諍友肯時時指摘他的過失。
在胡適看來，領導人身邊最需要的是諍臣，諍友。所謂兼聽則明，“一個好漢三人幫”。一個領導人身邊如果被一幫阿諛奉承之徒所圍繞，是很悲慘的。胡適不但自己要做蔣的“諍友”、“諍臣”，也希望他的朋友們也能這樣去做。
他在致《獨立評論》的三位朋友翁文灝、蔣廷黻、吳景超的一封信裏，曾引宋人楊萬裏的一首詠山泉的詩：“初疑夜雨忽朝晴，知是山泉終夜鳴。流到前溪無一語，在山作得許多聲!”
胡適希望三個在政府裏做官的朋友，不要像那山泉一樣，出山以後反而不聲不響，而要做“麵折廷爭”的諍友、諍臣。他說：“私意總覺得此時更需要的是一班“麵折廷爭”的諍友諍臣，故私意總期望諸兄要努力做educate the chief(教育領袖)的事業，鍥而不舍，終有效果。行政院的兩處應該變成一個“幕府”，兄等皆當以賓師自處，遇事要敢言，不得已時以去就爭之，莫令楊誠齋笑人也。”
胡適對蔣介石寄以厚望，希望蔣能夠在諍友、諍臣的輔佐下，做一個開明、豁達、胸懷若穀的領導人，帶領著中國逐步走上民主和憲政的道路上。
但是，胡適接下來看到的實際情況卻是，蔣介石集團正一步步加緊法西斯獨裁專政。繼“CC團”之後，又組織了“藍衣社”。這兩大特務組織，叫嚷“借法西斯之魂，還國民黨之屍”，在全國實行法西斯恐怖統治。
而另一方麵，包括蔣廷黻、吳景超、錢端升、丁文江等在內的那麽多著名的知識分子紛紛轉向，程度不同地讚同專製獨裁，放棄了自由民主憲政的要求。
胡適一生主張學術理性，對於自己刊物上的學術之爭，他一般不根據個人的意願取舍。隻是此次，胡適忍不住了，他一篇一篇地寫反駁文章。
胡適的朋友蔣廷黻，1933年12月，在八十號《獨立評論》上發表了一篇題為《革命與專製》的文章，被認為是“胡適的英美派知識分子朋友們第一個明確表態擁護‘專製’的宣言”。
蔣廷黻認為，當時中國之所以內戰頻仍，國家無法真正統一，其原因就在於未像能英國、法國、俄國等國那樣。英國經曆“十六世紀的都鐸王朝的專製”、 法國經曆“二百年布彭朝的專製”和俄國經曆“羅馬羅夫朝三百年的專製”，因此，惟有先經過一個“專製建國”階段，國家才能有效地走向近代化。蔣廷黻是一位曆史學教授，時任清華大學曆史係主任。他的政治言論頗為保守，首先無條件地擁護當時的南京國民政府，其次重視經濟問題而輕視民主憲政問題。1932年4月，他參加了在洛陽召開的國難會議，明確反對“取消黨治、實行憲政”的主張，甚至對未行憲之前由人民選舉國民代表會議的提案也不讚成。
蔣廷黻的文章引起胡適的強烈反應，胡適在他的《中國無獨裁的必要與可能》反駁說；“兩個月削平了桂係，六個月打倒了閻馮，然而中國至今還是不曾統一。這五年的教訓還不夠清楚嗎？”“滿清的顛覆，當然不是武力之功，當然是一種思想潮流的力量。袁世凱帝製的推翻，也不是武力之功，也是一種新‘意態''的力量。十七年張作霖的自動出關，也不是武力之功，也是某種‘意態''使他不能不走的。”
胡適在他的另一篇文章《政治統一的途徑》中言道：“幾十年來割據的局勢的造成是因為舊日維係統一的種種製度完全崩壞了，而我們至今還沒有建立起什麽可以替代他們的新製度。當日“以黨治國”的製度，確是一個新製度，如果行得通，也許可以維係一個統一的政權。但民國十六年國共的分裂，就早已顯示這個製度的自身無法維持下去了，因為黨已不能治黨了，也不能治軍了，如何還能治國呢？黨的自身已不能統一了，如何能維係一國的統一呢？”
上世紀三十年代，對中國知識分子來說，是一個“內憂外患”令人痛苦的時代。這種痛苦來自於大多數人對民主的一種幻滅感，於是選擇何種政製模式以救國就成了當時爭論的一個焦點。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侵略野心日益膨脹，全國上下沉浸在“國難時期”的悲憤之中，置身北方危城的知識分子更是憂心如焚。因此，不少人希望有不個特別強有力的政權。
蔣廷黻沒有正麵回答胡適，而是再次撰文闡述對“專製”的看法：“以個人專製來統一中國的可能比任何其他方式的可能性高，因為中國人的私忠既過於公忠，以個人為中心比較容易產生大武力……即使現在的專製隻是二千年來專製的延續，但是因為現在有了科學與機械這兩個東西，盡管政府完全無為，隻要它能維持治安，這兩個東西就要改造中國，給它一個新生命。”最早附合蔣廷黻的是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吳景超，他在《獨立評論》八十四號上，以《革命與建國》為題，聲稱從中國曆史上找到了一個治亂循環的法則，即一個周期的三個階段：自苛政至人民不安、至革命到現狀推翻；自群雄相爭至天下統一；自善政至和平恢複。進而斷言：當時中國二十多年仍未跳出第二個階段，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統一問題。而統一，中國曆史上幾乎沒有例外，都是以武力的方式而完成的。
於是，有意或無意，以《獨立評論》為中心，開始了一場民主與獨裁的論戰。